读《地主之觞》有感

白虎山人

读《地主之觞》有感

蒙网友zhuce2003兄推荐，笔者得以拜读《地主之觞》一文。作者学术视野开阔，文笔典雅，兼具对“地主”这一曾经广泛存在的社会群体的命运地不懈关注，不得不使人由生景仰之情!然而，文章中也有一些观点和提法疑似存在商榷之必要，如鱼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士绅”分析范式及其局限
士绅这一阶层存在于中国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然而真正将其引入中国社会研究的研究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他便以绅士阶层作为研究对象，从功能主义立场出发详细分析了士绅对中国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文章先以英文在西方国家陆续出版，后结集为《中国绅士》一书在国内出版（但这已经十很晚近的事了）。从此，“绅士”或“士绅”阶层开始受到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经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及欧美学者的大力发展，“官员——士绅”或者“政府——社会”这一模式业已成为当代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范式之一。这一范式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政府权力向下只到达县，县以下即为地方自治。这种自治的核心力量为乡居的耆老、解甲回乡的官员及获得功名的读书人等，这一干人等被统称为“绅士”。他们在乡约、族规和俗例的帮助下管理基层社会的事物。但伴随社会历史研究的推进，这一模式也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士绅”模式的来源主要是对明清江南社会的历史总结，中国是一个地域差异很大的国家，用从某一个地区提炼出来的理论分析另一个不相关的地区是否合适是一个必须商榷的问题；其次，在“士绅”模式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简单化为官员与士绅的关系，在这里下层人民的形象是模糊的，他们被描述为一群群氓，昏昏噩噩地生活在绅士权威的笼罩之下，自己毫无思想与追求。但如果我们详细阅读一下一手材料会发现这种对基层社会日常秩序的总结和历史实际是有很大出入的。然而，我们发现《地主之觞》的作者似乎对“士绅”所领导的自治具有一种田园牧歌似的美好幻想，在文章一开始便将这一范式嵌入其中，并将其作为统领全篇的主要思想之一。我们认为这种范式是否符合于故事所发生的鄂西南地区是值得论证的。

二、“士绅”与劣绅
所谓“士绅”，他的定义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今学术界都必须具有一个基本要件——功名。有财产并不就成其为士绅，因为士绅身份的成立首先需要在道德上的优势地位，而这种道德优势的取得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得来的。所以，是否读过书并且参加考试取得政府对学术水平的某种认可是一个人成为士绅的先决条件。其次，自从晚清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可以说士绅阶层的产生从制度上已经被取消了。因为传统读书人已经无从取得成为士绅的要件——功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开始直至民国终结大批农村的读书人进城学习，寻找新的出路并最终城居。这导致了绅士这一阶层在载体上的缺失，从而完成了士绅这一阶层在农村社会消失的最主要的一步。这样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农村社会极大的权力真空，在加上国事日趋败坏，很多正直的人纷纷选择独善其身，所以使得很多原本不具备道德优势的人填补了绅士缺失以后的权力真空。这些人往往将这一权力演变为攫取个人经济利益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所谓土豪劣绅充斥农村的一个现象。这既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种结果，也是后来中共革命的一个起因及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关于农村权力的真空及其填补问题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此处不再赘述。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在《地主之觞》一文首先是将绅士对于农村的治理想象得过于美好，而忽略了一旦劣绅攫取了农村的权力可能带来的灾难；其次，作者混淆了地主与士绅的概念，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地主之治就是绅士之治。我们不怀疑作者的祖父是一个称职的乡村领导。然而，作者将一个地主的操守、品行和命运作为整个群体的缩影，显然是有违科学研究原则的。

未完待续！

白虎山人

三、关于“土改”的研究方式与评价
“土改”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过往的历史研究中已经被大书特书过不知多少次了。但是，由于大批档案资料的解密，近几年来土改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纵观这些土改运动的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从正面肯定土改运动。这类作品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将农村社会划分为反动阶级和人民两大阵营。在这种模式中，研究者用“人民”概念将党和群众融为一体，而对于党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分歧则采取回避的态度。为证明土改运动合法性的存在，作者往往会夸大农村所谓的阶级矛盾，但对于土改所带来的问题与弊端讳莫如深；另一类多为近几年的新作品，作者往往标榜自己在研究之中使用了大量解密档案，发现了许多前人所没有发现或者是刻意回避的问题，而实际上往往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刻意夸大党在土改过程中所采取的暴力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最终论证发生在上实际中期的那场社会变革是没有合法性的。前者多为歌功颂德之作，而后者则偏爱揭秘暴料。这两种研究方式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夸大党在土改运动中的作用，而忽略了这一社会运动的另一个参与主体——广大农民。无论是在正面的还是在负面的作品中，我们都很难看清楚农民的面貌。在正面的作品中，他们往往被描写为衷心拥护党拥护土改的一群积极分子；而在负面作品中，我们又往往可以发现农民被描写为一群被党的干部所操控的木偶。（这种“农民裹挟论”在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相当盛行）至于在这场改天换地的运动中，农民内心世界所得真实想法和对土改运动的价值判断往往是阙如的。这一点在《地主之觞》一文中也是存在的。在作者描写土改经过时，我们似乎只看到了一场独角戏，唯一的主角就是那个南下干部，而广大农民则似乎是一群毫不相关的旁观者。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变革运动，所以毫无疑问，农民才是当之无愧的研究对象。在这里我们又必须强调，农民这个阶层还需要进行划分，一类人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另一类人则是普通农民，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多为被解放被“翻身”的利益获得者。第一类人尤其值得研究。因为这类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党所提拔的新干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他们既是党的政策执行者，又是当地的农民。对上他们代表着广大被压迫者，而对下他们又变成了党的化身。他们与被斗争者往往具有某种亲属，或者具有某种仇恨。所以，这些关系直接左右着他们对于政策的实施。同时他们的利益往往又和党的利益又冲突，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政策会为他们修改而走样。但是在“党”这个抽象的政治符号的笼罩下，一个个政策执行的个体，是很难为人们所注意的，所以对他们所做出的过火行为，人们往往只会把帐算在党的头上。在这种不断问责的过程中在土改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该发生的问题最终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的责任。

帆帆

不错，请继续。现在为刘文采、周扒皮之类翻案很时髦啊。

wifi

以前上易纲的大课，他几乎每堂都要说一遍刘文采地主好，课上一点趣味也没有，教学水平不敢恭维。

白虎山人

四、如何看待“土改”运动
前面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必须回到讨论的根本问题，即如何看待土改运动，否则便是言之无物，空发议论了。
如何看待和评价土改，大概是当下土改研究者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现实生活的经历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往往会左右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评判。比如，某些人祖上就是地主，而在土改中被无偿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具有这种家族历史的人，要想让他们从根本上认同土改是比较困难的。其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对土改有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看法，这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所造成的。还有一些人由于生活经验的原因，比如在农村受到过不法党政干部的欺压。而使他们将现实的经历与过去的历史比附起来。基于以上原因，研究者很难使人们在如何评价土改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随着近几年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关于土改运动有越来越多的负面信息浮出水面，许多研究者与时俱进，一改过去只讲好话不说问题的研究方法，开始从根本上从新建构土改运动的历史叙事，进而对土改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做出重估。此风一开，各种对土改的指责非议纷至沓来。在这里我们只选择两个最为时人追捧的话题进行探讨：即土改是否有必要？和土改是否存在和平的方式？
第一个问题其实在土改之初就已经被讨论得热火朝天了（彼时中共对言论的态度还比较自由）。当时潘光旦教授便提出“江南无封建”论，反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展华北式的土地改革。（他本人也因此而倒霉）和现在一样，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将土地均分，每户的生产规模势必缩小，这样不仅不能改善农家的生活，反而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济学的背景或常识。他们的看法不能说不对，但是却过于书生气。如果土改真是一个纯经济问题，从经济学理论当中就可以找到现成的答案，那它大概就不会困扰中国社会达几千年之久了。效率固然重要，但公平也不可偏废，否则社会必将失衡。要了解土改到底有无必要，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分析。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应该非住房没属。一方面中国楼价之高已经远远超出大多数国人的购买能力，许多人注定终身都难以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另一方面，开发商为谋取暴利大量囤积空余住房。这与当年的土地占有状况大致相符，我认为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当年的土地问题，应该相去不会太远。假设现在再来一次“土改”，将全国所有的住房全部平均分配，从西方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角度来看，绝对是非法的。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也未必是理性的。然而大多数国人却会对此持赞成态度。因为他们实在太需要这种稀缺资源。效率固然重要，但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增进全体人类的福利。如果经济的发展的成果仅仅为少数人所占有，那这种效率的提高是很难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这就无怪乎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看法都会产生一种规律式的转相，一般他们在到达中国之初，往往都反对改变生产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而强调增加投入和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使用可以改变中国农业的状况。但在经过一番艰难的而有收获的田野调查之后，他们无不转向另一对立面，支持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土地占有制度，中国农业才可能有发展的希望。关于效率与公平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我想以后也不会有定论出现。我们只想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接近于土改时期历史背景的例子，使每一个人去得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的兴起大概得益于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扩大。由于五十年的对抗，台湾的一切对于大陆学者来说都是新鲜的。通过交流，许多大陆学者惊奇地发现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居然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来土改，而且是如此的温和与理性。在他们看来相形之下的中共土改是如此的激烈、暴力和血腥。对于这类学者，我们只能说他对中国近代历史是无知的。他们对于国民党土地改革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了解。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大多数人往往只知道共产党的土改，而对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土改一无所知。其实国民党的土改并不比共产党晚多少，甚至可以认为是同时开始的。无怪乎万国鼎教授认为在初期国共的土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来自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遗教，只是后来中共迫于形势的需要，走上了暴力土改的道路。其实早在北伐军占领江浙后，蒋介石、陈立夫便指派萧诤主持土改工作，萧的家乡浙江被选择作为试点对象。结果土改遭到党内外大地主的一致抵抗而只能作罢，萧诤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二五减阻”，即使是这样的妥协，也没有成功。萧本人因此得罪党内大佬险些丧命，不得不被迫下野远走德国，师从德国土地专家达马克西教授研究土改问题。后来，国民党又多次在湖北、四川等地组织减租土改运动，但都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地主对于土改，无论时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都存有很强的排斥感，所以赎买这种政策在大陆获得成功。（这里面有恨多需要论述的问题，此处省去）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土改的失败一无所知，另一方面论者在大树特树台湾和平土改的大获成功时，又对台湾所以获得成功的特殊条件避而不谈，如国民党手握重兵、没收的都是台湾地主和日伪残渣余孽的土地，美国人的支持等。总之，台湾的和平土改成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对于中共来说是不具备的。
  推荐书目：韩丁《翻身》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

s78yl932q

很多地主是人为的，一个小村的地主要是放在一个大村或许还是贫农呢！解放后的成分划分是一直人为的制度性不平等。

laomao8704

地主手里握着土地资源，而辛苦劳动的农民却没有土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劳作换取生存，而在民国期间，地主劣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农民的死活，从而为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打下了群众基础。地主由于没有人监督其行为，靠着自觉来约束其行为，是不可能的，靠幻想来实现社会的民主是可笑的。

项半仙

殇还是觞

启信

很不错的

lsxyxwys

划分本身就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