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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对社会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的积极回应，同时又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1902年梁启超力倡的“新小说”之论就表达了这层关系：“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 此新者即使之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使之现代化。然而何者为“新”，如何使之“新”，虽然改良派也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正内涵和文学转型的路径则是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中逐步明确起来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提出的“文学八事”、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以及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共同推进的白话文运动，为文学的现代转型确立了最初的方向和目标。在这里，文学的现代化内涵主要是通过与传统的对照和对立而彰明的，进一步说，文学的现代转型是通过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路径来实现的。因此毫不奇怪，在新文学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中，随处可见“现代／传统”这一二元对立模式的种种变形，如“新文学／旧文学”、“活的文字／死的文字”、“白话／文言”、“人的文学／非人的文学”、“推倒……／建设”等等。从文学的精神上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 从文学的形式上说，“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3]总而言之，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涵最初就是由“反传统”来揭橥的。虽然若细细清理，也可以发现“五四”同人对于传统也有难以割舍弃绝的一面，如胡适等从文学史中寻绎出白话文运动的根据就是一例。但是不论是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出发（亦即胡适所说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还是基于“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都很自然地会引出“反传统”的结论，并经由这一路径来塑造中国文学的现代面貌和品格。
以反传统来确立现代，自然有诸多偏颇之处，故到了30年代势头有所削弱，但其影响颇深，直至40－50年代初尚有五四传人如胡风者于传统仍持凌厉激切之攻势。至于国内外有人（如阿城、林毓生）把“文革”溯源于五四的“反传统”，则恐怕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80年代以来，以反传统而诉求于现代者也不在少数，反传统也确系新时期文学转型之一途，只是此时的“传统”已愈益模糊起来，因而“现代”终不似五四新文学那么明了。
几乎就在五四先驱者力倡“反传统”的同时，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也辟出来了，这就是“西化”。其实，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反传统和西化是相辅相成的：反传统是“破”，西化是“立”；西化启发了反传统，反传统为西化扫清了道路。西化与反传统既成一体，当然也就取了激进的变革姿态。如陈独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了，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4] 西化所遭的非议也多由这激进的姿态引来。然而究其实质，西化的要义不外有二：其一是取西方之有裨补中国之无，即如鲁迅所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若再留心看着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因此在五四一代人看来，非西化而无它途，“现在外来的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5] 其二是取西方之优革除中国之劣，如周氏兄弟每每数落中国“非人的文学”之罪愆，慨叹“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6] ，而极力夸赞西方的人文精神，因此“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具体到文学方面西化的“化”之所在，一是汲取现代人文精神，如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等等，一言以蔽之，即所谓“‘人化’的境界”。因而傅斯年说：“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7] 二是取法于现代文学方法，如创作方法、结构方法、描写方法、直至文体方法如文法、句法和词法等等，因为“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又因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之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所以“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8] 这就是西化为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的路径。无论是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还是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是“新月派”推崇的新古典主义，还是《现代》杂志热衷的新浪漫主义，一直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经历了西化的阶段。因此可以断言，倘无西化的具体引导，五四新文学以至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倘不以西化予以概括，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特征和特有内涵便不会那么醒豁。所以冯雪峰在40年代后期还坚持认为“‘欧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这是不用说的。如果不经过文化和思想上的‘欧化’（包括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及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文化），中国就不会有新的民族文化的诞生。”[9]
抓住五四文人的偏激之论和某些生吞活剥之举来批评西化是不足为道的，西化真正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随之形成的思维定势，即如：西新／中旧、西优／中劣、西上／中下等等。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优劣论争时就有人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10] 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度也取这类定势论中西。但随着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超越了西化阶段之后，再视西化为现代化唯一的或主要的路径，就不免显得有些狭促，新时期有些效颦于西方文学者新虽新但终缺少大气象，便与此不无关系。
自2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外两条路径也逐渐明朗起来，这就是：革命化与政治化、大众化与民族化。这二者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入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革命化和政治化是文学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作出的积极回应，是将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提升到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高度来推进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即如左联成立时通过的纲领所说：“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工具，便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唤喊它的明耀的光芒。”“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就是当然的结论。”[11]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明晰性和典型性（这丝毫也不奇怪，“现代化”最初就是依照着西方社会发展进程而慨括出来的，或者说是对这一进程的理论描述），由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至深影响，因而中国现代史上民族革命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的现代性及它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未能得到全面的评价。颇有代表的看法，就是以为“救亡压倒启蒙”造成了五四以来现代化进程的中断[12] 。其实这是对现代化内涵和现代化进程的片面理解。自6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已针对“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模式初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现代化内涵除了以各种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指标予以揭示外，还尤其应当考虑到各国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研究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其中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土尔其、墨西哥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革命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它们的特征是“先前软弱的或传统的中心被较为具有现代性的新中心的革命运动所代替。”[13] 而中国的“救亡”就兼具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特征，即一方面它以民族的和大众的取向实现“社会动员” ，另一方面，“它以革命的意识形态原则为基础，使社会认同的各种象征全面变革，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14] 这一过程决不是现代化的中断，而恰恰发生在现代化可能要遇到“中断”的时侯。日本学者富永健一举例说：中断“其意义指的是如在20世纪前半叶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所见到的那样，一度开始出现的现代化改革停留在初期阶段而未能持续发展，甚至出现倒退现象。”[15] 军阀混战，经济凋蔽，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国民党后来的血腥专制等等，都是现代化“中断”的迹象，是继之而起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有力地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因此，费正清在论及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时得出这一结论：“不仅历史趋向（中共）接管，而且20世纪出现的新的现代化因素也有助于（中共）接管。”[16] 所以关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确切理解，应当是指在现代化主题下的双重变奏，而这一现代化主题的内涵决不仅仅局限于个性和民主，仅以它们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和终极内涵无论如何也是狭隘和片面的。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取革命化和政治化的路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就其激进的革命姿态来说，革命化和政治化继承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对封建主义采取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对抗态度，而且把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奴役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就文学的发展方式来说，革命化和政治化又是五四以来西化的扩展和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文化及文学理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俄国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那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那诚挚的‘俄罗斯心灵’结晶演绎而成的俄国文学”[17] ，就如当年的西方文学一样，从文学精神和文学方法上继续给中国文学以引导，不论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来说，这种西化在其普遍性、深刻性和持续性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欧美文学，不同的是左翼作家们后来用“世界化”或“国际化”这类更宽泛的概念取代了日益显得狭促了的西化概念，以标示其革命性内涵。
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既是对革命化和政治化的策应，又是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延伸，因此瞿秋白说：“新的文学革命纲领是要继续五四的文学革命，而彻底的完成它的任务。”[18] 粗粗看来，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由于有面向通俗和传统择取的一面，因此似乎很难将它们与文学的现代转型联系起来。其实不然，20年代后期革命文艺的兴起正是为了继续推进文学的现代化，才辟出了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路径，并通过这一路径把文学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方法灌输到五四新文学尚未触动的文化圈层。如果说“社会动员”的普遍和深入程度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么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就在“社会动员”方面起到了五四新文学所未能起到的作用。瞿秋白和大众文艺的鼓吹者几乎都相当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野蛮戏’和‘文明戏’……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这些恶劣的大众文艺，不论是书面的，口头的，都有几百年的根底，不知不觉的深入到群众里去，和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着。劳动民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总之，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差不多极大部分是从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里得来的。这些恶劣的大众文艺，自然充分的表演着封建意识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这里，吃人的礼教还在张牙舞爪，阎王地狱的恐吓，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以及通俗化了的所谓东方文化主义的宣传，恶劣泛滥的残忍对于妇女的态度，以及混杂在这些封建思想之中的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意识，还在笼罩一切，－－所有这些东西无形中对于革命意识的生长，发生着极顽固的抵抗力。”[19] 看到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现状而不欲触动、不欲改变，所谓现代化不啻是种空谈，至少是不彻底的。这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及周扬等大众文艺运动的倡导者的共识，“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于此时受到他们的批评或激烈的抨击也多系这一原因。所以由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来推动的大众化在促使社会和文学的现代转型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它把现代化引向中国社会最落后、最封闭的文化区域和文化阶层，触动了封建文化最深厚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大众化不仅仅是批评、创作，而且还是识字、读书、宣传、鼓动，是动员广大民众对中国社会革命的直接参与，因此它起到的“社会动员”的作用又远非五四新文学运动所能比拟。所以费正清也以为，自五四以来，“再进一步的发展是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关注农民的解放”，它连同一系列社会变革对农村的影响和冲击，使“20世纪的新世界为农民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参与活动提供了手段”[20] 。
与大众化联袂而来的民族化从直接的功利目的来说是为着大众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则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谋求自己的“形式”，用胡风的话说，“实际上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能够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21] 。因此，民族化既关涉到语言形式问题，又关涉到精神“形式”的问题；既须以民族为本位，对外来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方法实行整合，又须以世界为前瞻，对民族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方法给予清理。由此看来，在民族化、民族形式讨论中，一些争论得很热闹的问题，如旧形式可否利用、民间形式如何改造等等，还只是表层，触及到的深层次问题是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用周扬的话说，就是“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份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22] ；用向林冰的话说，就是“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通过了旧质的自己否定过程而成为独立的存在，因此，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以先行存在的文艺形式的自己否定为地质”[23] 。这些表述并不完整，也有缺陷，但可以看出，对传统的态度同五四时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相比，则有了很大的改变。于是，坚持五四激进立场的胡风开始被指责为“民族虚无主义”；同样视民间形式为“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落后的文艺形式”的茅盾，在强调继承五四传统的同时，对“旧形式”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至于周扬已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向旧形式学习，对旧形式的轻视态度应当完全改变”[24] 。民族化的提出和付诸实践自然有极强的政治功利目的－－为着民族的解放斗争，然而又正是这一功利所在，却为文学的民族化提供了契机。艾森斯塔德指出，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和民族国家是作为最普遍的、独立自主的新型政治单位和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的焦点而出现的。”[25] 民族化正是回应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辟出的一条文学现代化的路径，它又是针对着中国文化现状对西化倾向做出的反拨。由此，民族化和大众化便构成中国化的主要内涵。郭沫若说得很是明白：“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26] 。这一转变促使传统和现代、西化和中国化由脱节进而衔接、由对立趋于融合，建立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新的目标，即如毛泽东所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7] 。当然，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决非坦途。亨廷顿说：“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28] 要把具有不同价值内涵的文化形态整合在一起，冲突是难免的。自40年代以来，民族化和西化、传统和现代不断地发生着愈益剧烈的冲撞，对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倾向”的批判就是这种冲撞的形式之一。但也如日本学者富永健一试图说明的那样：对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来说，传统和现代之类的二重结构的对立虽然难免，但又必须逐渐消除，因为“只要这种对立的二重结构不消除，就不可能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现代化。”[29] 实际情况也是，中国现当代的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消除这些对立，但是真正要消除这些对立，必须是在一个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中。
经过“五四”以来一二代人的勇猛突进和曲折摸索，中国文学实现了它由古典向现代的第一次转型，形成了它有别于古典的现代品格。这种现代性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精神取向上，以批判封建主义，高扬人的解放为特征。
根据学术界通常的看法，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大致说来是循着三个层次步步推进的：由器用之变（学习西方船坚炮利）而制度之变（力倡“变法维新”）而思想之变（“非圣反孔”）[30]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就始发于这个思想之变，其精神取向就定位在批判封建主义，高扬人的解放之上，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和启蒙精神是它的内核，不论是反传统、西化、批判国民性，还是倡导革命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都是这一精神取向的实践方式，它象流布周身的血脉给新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
其二，在艺术形态上，建立起了现代的文学形态。
作为文学的整体转型，精神变革和艺术形态的变革几乎是同时启动的这也就是“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互依互促关系。正如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推进了现实主义，对理想个性的渴求激起了浪漫主义，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建构起的现代的文学形态从总体上说，意欲表达的就是现代的精神取向。现代的文学形态涵容了现代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如易卜生之于田汉，波德莱尔之于闻一多，印象派之于艾青等，象征主义之于戴望舒等等。现代的文学形态又指现代文学样式的建立，如现代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的定型，以及杂文、特写、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现代文学样式还指现代话语构型，这是一套由白话文运动发轫，在其发展中吸收了欧化书面语和大众口头语融合作而成的现代文学话语。以上三者共同建构起了于今人们看到的现代文学形态。
其三，在文学的发展方式上，以多元并举、兼受并蓄的开放性为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社会的前景之一就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1] 马克思还认为，封闭性是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帝国长期以来停滞不变的原因之一，因此，变封闭为开放，这是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明显标志。陈独秀剀切地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32] 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是如此，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汉唐气魄”是力倡开放，偏激的西化之论更不待言，至于前述文学转型的两个方面，若不取开放且兼收并蓄的发展方式则根本不可能成立。若取开放的发展方式，多元并举的格局也就是题中之义，这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所昭明了的。
中国当代文学，就承继着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来－－它的优长，它的弱点，它的疑惑和问题，以及它内在的文化冲突。中国当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完成性的阶段上开始它的新的起点，因此，它既有对既往的反省，又有对未来的前瞻。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起伏波澜和千回百折就是夹杂着自省和企盼，纠缠着跌落和超越而展开的。
[1]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2]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3]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4]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5]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
[6]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7] •《怎样做白话文》，1919年2月《新潮》第一卷第二号。
[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9] •《论通俗》，1948年5月《中国作家》第一卷第三期。
[10] •汪叔潜《新旧问题》，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11] •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1930年3月《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
[12] • 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3]• 参见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第115、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4] •美国学者Ｋ．道易治用“社会动员”这个术语“表示社会－人口层面的现代化”，其定义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的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参见《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第2页、第123页。
[15] •参见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 •瞿秋白《〈灰色马〉序》
[18] •《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1932年10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19] •《大众文艺问题》，1932年6月《文学月报》创刊号。
[2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 •《论民族形式问题》。
[22] •《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1940年2月《中国文化》创刊号。
[23] •《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1940年3月24日《大公报》。
[24] •《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
[25]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第18页。
[26] •《“民族形式”商兑》，1940年6月9－10日《大公报》。
[27]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28] •《发展的目标》，《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4页。
[29] •《“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同上书第122页。
[30] •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440－457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第8－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1] •《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32] •《敬告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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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28 23:10:00
发表于 2008-5-30 08: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