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合作

裁判

分工与合作，是客观存在的有机体系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属性，只是我们为了方便分析才将其概括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概念。
   合作是与分工同时产生的。合作本身，就是分工的结果。如果没有分工，那么，合作的存在就无法想象了。分工本身也不是为了自身的，而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于是，合作就自然与分工密不可分了，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比如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是因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剩余粮食，对手工业产品有了需求，于是，后者便独立成为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出现，显然是为了满足前者需要的。自然从事手工业者也是依赖农业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试想，如果没有人需要他的产品，或者农业产品还没有剩余的时候，手工业的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见，分工和合作正如一对孪生子，同时孕育，同时产生。
   因此，我们对与这样的认识，持有反对的态度。一是合作是建立分工基础之上的。表面上看似乎如此，有了分工，才好谈合作的事情。其实不然。因为这样的观点，是将合作当成了外在的东西，附属于分工之上。那么，依照如此逻辑，就可以说，没有合作，分工也是可以成立的。而我们知道，这样的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假如分工没有合作同时产生，分工也就是不可思议的事物了。二是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合作。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分工与合作本质上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社会属性，这里面并没有手段和目的之别的。如果说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合作，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论证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分工。因为有了合作需求，分工才具备了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本身具有追求分工目标的必然性。如此互为目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伪命题了。科学的提法，我以为是，分工与合作，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整体，它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与合作具有历史性。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分工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些截然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就表现为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就是从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五个不同的阶段。这是从本质意义上的分析。从形式意义上来看，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的论述，也是十分正确的。他概括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我们从历史中看到，原始社会时期，是以血缘部落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不具有人格意义，而纯粹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在封建社会佃农虽然具有了一定的人格权，但是依然生活在人身依附关系之中。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彻底破除了以前剥削社会中的一切等级关系，建立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如果说，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剥削，平等的契约具有虚假性，那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才真正争取到了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可见，社会进步到今天，表现在社会中真正具有平等属性的契约的出现。
   在当代社会，分工和合作的契约性，必然需要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契约本身，就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性质。因此，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自然就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来加以固定化。因为，法律具有普适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正是契约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法律对于社会复杂的分工与合作的调整，社会就极其容易出现不稳定状态，导致分工与合作的紊乱，比如我们现在建设市场经济，是一个分工与合作高度发达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当然是用契约作为存在方式的，没有契约的市场经济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为了使市场经济保持正常的秩序，就一定要维护契约应有的执行力。于是，人们就必然通过权力机关，用立法的方式将契约的一般要求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从而确保了契约的严肃性，达到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市场经济乃是法治经济。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市民社会已经初步形成，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已经出现。国家已经不可能像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用行政的手段来管理社会。因为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成为一体，任何人都是单位人，没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工与合作。这就必然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来管理社会，维系正常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我们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的缺失，将会造成一个怎样的局面。
   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比作是一个人的胚胎细胞的分裂过程。在初始阶段，分工与合作是处在萌芽状态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与合作必将愈来愈复杂。而维护这个复杂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不能没有一个完美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司法制度的。
欢迎到“尔心贵正”法律博客指导！（http://miao11yong.fyfz.cn/blog/miao11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