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药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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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兴奋剂引起的争论不同，增强人大脑功能的药物尚未激起类似的愤慨。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要求在诺贝尔奖、普利策奖或布克奖获得者的名字后面加注星号（加注星号，代表奖项获得者使用违禁药品）。政府特工人员也没有突袭人类学部门，乱翻书包，或者检验教授的尿液。在意大利，如果校园里有行为诡秘的老师，或地下实验室里导师戴着全罩式墨镜、打着领带，形迹可疑，也没有人会去揭发他们。



　　然而，近日，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剑桥大学的芭芭拉·萨哈克雅和沙荣·摩瑞扎姆坦言，大约有12个同事承认经常使用像Adderall和Provigil一类的处方药提神，以保持大脑的清醒，改善他们的学术业绩表现。Adderall是治疗注意力缺乏性过度活动病的通用名药，而Provigil是提神含片，专门医治嗜眠病、睡眠窒息和睡眠时间不协调。



　　“假设你正准备学术水平测验（SAT）考试，或者要去参加工作面试——在这些情况下，你必须在特定的这天表现出色，此时，药物将具有很大吸引力。”萨哈克雅说。这两位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指出，“渴望提升认知的欲望是很强烈的，可能比追求美丽、运动体能要强烈得多。”  



　　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4％至16％的人表示他们已经使用兴奋剂或其他处方药，以改善他们的学业表现。杰弗里·怀特是主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生，参加了多个协会，他表示：“你很容易辨别出谁服用了药物，因为他们易怒、暴躁、高度专注、不想被人打扰。”  



　　怀特说他自己不服用任何药物。他认为这些药是一种人为的捷径，最终会带来问题，比如药物依赖。他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什么药物，而需要做一个外科手术以达到目的，你该怎么办呢？你还会去选择做这个外科手术以实现超常表现吗？”



　　由于这篇论文，飞向《自然》杂志的信件泛滥成灾，网上争论也立即沸沸扬扬。于是杂志开始进行自己更为严谨的调查。据该杂志主编菲利普·凯姆贝尔介绍，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0位被调查人承认自己出于非医疗目的服用提神药物。这场争论也在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网站上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网站上，大学教师和学生们互相指责。



　　但这种为了提高考试成绩、做出色演讲而服用提神处方药的行为，真的和球员为了追逐下一个全垒打纪录或者赢得环法自行车赛而注射荷尔蒙激素是一回事吗？



　　服用提神处方药引发争端



　　有人指出，服用此类处方药物用以提升大脑智能会给社会造成潜在的、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作为智力领袖的大学学者的这种行为，会给他人起到不良的示范作用。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我们的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影响》（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中提出了“提升表现”这个宽泛的议题。他写道：“药物本来是治病救人的，不是把健全的人变成神。”他和其他人指出，持续服用提神药物能够提高人正常表现的标准，赋予他们不公平的优势，拉开了服用药物和不服用药物的人之间的差距，甚至会对自我奋斗等性格塑造形成负面影响。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诺拉·沃尔克伍博士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詹姆斯·斯万森在一封致《自然》的信中写道：“即使兴奋剂和其他认知增强剂作为合法的临床使用，历史将证明供货的充足性将导致此类药物更多地被转用、误用和滥用。在高中生中，处方药的滥用仅次于大麻。”



　　但其他人坚持认为，其伦理界限并非如此清晰。使用合法处方药物，让精神处于最佳状态使学习或工作取得预期成就，和参加棒球比赛或自行车赛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我认为把服用脑部药物和体育活动中使用兴奋剂相提并论实在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体育活动的真谛在于竞争，最终结果是确认谁是冠军或是本垒打球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玛莎·法拉如是说， “在学术界，不管你是学生还是研究者，的确存在着一种竞争，但这种竞争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做学术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获得经验、写论文和做实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服用点药物，就可以取得比预期更大的成就，那就是额外的收获。”  



　　她和其他中等年资的科学家在采访时表示，据他们所知，只有极少数同事经常性地服用安神补脑药。很多人服用Provigil来避免时差反应，或者为了保持夜间精力。但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的科学家，即现在在校研究生和大学生，更可能把药物当成学习助手，并且在沿着科学道路拾级而上的时候一直保留这种习惯。



　　赢家通吃的文化使然



　　一个在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网站上匿名发帖的人表示，每天服用20毫克剂量的Adderall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该帖子表示：“我并不是指延长工作时间，减少睡眠，而是指能够承担双倍的责任，工作速度提高了一倍，更有效写作和管理，更专注，能够更好地修改和制定富有创意的策略。”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学副教授安简·柴特吉博士在2004年的论文中就预见了这场争论。他指出，脑力提升药物的成长与整形外科手术的演化具有相似性。从整形术的历史可以预测“神经整形”（如他所称）发展的轨迹——开始会受到指责，被认为是虚荣和违反自然的表现，发展到现在却是一种主流，是自我修饰和提升的表现。



　　安简·柴特吉进一步指出：“我们崇拜进步，推崇成为神话中的半仙。而两者都是文化中的潜流，迟早人们会接受这样的思路：‘看，我们需要干练的人尽可能产出更多，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美好。我们希望人们发挥最大潜能，如果那意味着要借助脑力提升药物，那我们应该有自由选择我们想要的东西，只要不对别人构成伤害就可以。’我不赞成也不采取这一立场，但在这个赢家通吃的文化中，这就将是发展之路。”



　　他说，人们早已经开始服用合法的表现增强剂，如音乐家服用β-阻滞剂来缓解怯场情绪，服用抗抑郁剂以改善心情。“所以，和这些事情相关的问题是，这是提升，还是只是消除遮盖在我们头上的阴云，以利于在精神表现处于最佳状态时工作，超常发挥自己原有水平？”



　　公众激烈反对利用脑力提升药物增强大脑。在这个永不停歇而又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服用此类药品也许将会从一种边缘性的行为变成普遍行为而成为主流，这时，潜在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击中要害。博士安简·柴特吉说：“你可以想象未来这样一个情景，你申请一份工作，雇主回应说‘好的，你有从事这份工作的能力，但是我们要求你服用Adderall进行工作’。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真正考虑大脑增强的伦理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