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鲁迅《灯下漫笔》-----兼谈我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pingfan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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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改。


既然说是漫笔，亦可以说成是一篇散文,正文的内容通篇得侃侃而谈，把本国得历史，文化都大大得奚落了一番，很显然，这是一篇激情四射之文章，读后定然能使人血脉喷张，觉之痛快淋漓，宁人着实痛快，加上作者又是鲁迅这个大名，也为这篇文章得可信度增加了不少得筹码。然而对于鲁迅先生此文之观点，本人有不尽苟同之处。


作者开始便谈到了所说的“钦定《二十四史》”，鲁迅先生对他深恶痛绝，他认为其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皇帝”钦定的历史。其实马克思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在阶级还未消除的时期内，在其统治下的历史必然会打上阶级的烙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点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论是中国，西方的历史亦是在当代统治者认为不危害他们统治下而写的历史，只是程度，角度方面跟中国有所差异，并无本质上的异同。鲁迅先生却对此“睁一直眼，闭一直眼”，独独把本国的历史奚落了一番，不知为何？总之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在历史“阶级性”已成既定事实且阶级在可预见的长时间内都无法消除的前提下是无意义的。

中间的一大堆论述，鲁迅先生无非就是在向我们分析他心中的中国历史的本质罢了，看似条条在理，好像已经把中国历史的本质都看透了一般。让人真的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人心之不振就是中国历史文化所导致。但是按照作者在文章中所论述的那些“奴隶”，还有什么“奴隶”规则的那样，那么这些“规则”可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在西方，乃至于全世界经历过于中国相似社会形态的国家都可以符合这一“规则”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等国确无或者很少出现社会之黑暗；人心之不振？并且，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几乎没有看到过在本国陷入困境的时候会出现某些思想家把本国历史文化如此批判的体无完肤的，就算有过亦很快销声匿迹。但是在中国，这种极力否定中国历史，攻击传统文化的行为却能开支散叶，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鲁迅先生在后来文章后段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特别是最后一句威力惊人。它首先就已经先入为主的让你赞同作者的观点了，鲁迅先生深谙国人爱面子之道，这篇文章看到这里说不懂是极少的，因为鲁迅先生已经帮你下了一个结论了，若说看不懂，按照作者的意思便是无知，但是作者是认为无知是可恕的，所以极少人会说看不懂的；若是有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就应该得“永远的诅咒”。所以看得出来，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功底还是十分之深厚的，加上他的大名，会反对这篇文章观点的人就更少了。

在后面，鲁迅先生又说：“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或许，鲁迅先生欲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这样的社会就算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的这一理想固然是崇高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如果轿夫对坐轿的人不含笑，恐怕这个轿夫也要另谋生路了。这句话作为鲁迅先生论证国民性弱点所举的一个事例是合理的，但是用此来论证中国历史对轿夫的思想侵毒又是不严密的。
关于国民性的问题，尤其是鲁迅先生所认为的国民性的弱点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所谓的“弱点”大多是由于社会所造成。也就是说，这不是由于自身历史文化本身沉淀下来的思想，而是经过社会上的经历所形成。社会因素对于国民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点从毛时期民风之淳朴到进入人心之不古形成的鲜明对照已经十分之明，不需另外的废话。但新文化运动者们却很少关注这一个联系，他们把问题的重点转入中国历史文化对人性的压迫，将国民性弱点一并委以古人（这篇文章写作时间亦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鲁迅亦属之，故不另述），但他们并没有在国民性弱点与传统历史文化之间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而大多都是一种结论性的叙述。新文化运动者认为当时社会之不逮是由于民智之不开，而民智之不开则是由于传统文化之禁锢，故他们认为欲改造社会就必须开民智，开民智则必须攻击传统文化。他们在民智之不开推论至因为传统思想之禁锢时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故他们的这一连串的推导正确性存疑，这场运动的成功性亦难以预知。

新文化运动者在思想上寻求突破亦非突发之奇想。近代多灾多难的中国在经历过维新变法这一改良运动以及从政体上变革的辛亥革命后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在这两次运动中都是在政体上的一种尝试，并未涉及到中国历史文化上。按照新文化运动者们认为的那般，故而他们迫不及待的对中国历史文化动刀，亦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结果。

亡国先亡其史。当新文化运动者们在猛烈的抨击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的时候，他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不论他们的本意如何，显然他们某些人已经逐渐走向“卖国贼”这一他们绝对想不到的名词形容之中。前期新文化运动者的主将陈独秀，鲁迅等随后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行为性质上与新文化运动划清界限，而某些人仍然坚持着他们心中的新文化运动，乃至于出现了要废除汉字，重新建立一套字体的痴人呓语，这是可悲的。

我在否定鲁迅此文观点并不代表我否定鲁迅本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对当权者投以锋利匕首的人少之又少，或明哲保身，或有心无力。但鲁迅一直在做这件事。凭借着这一点，再加上他在文学上的极高造诣，他就无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的称号。对于新文化运动者来说，他们的历史方面的造诣显然不足，并且在文学本身的造诣上远逊于他们的前辈，但亦不可否定他们在新文学体裁上的开创之功。不满，是他们共有的一个特点，他们不满于社会的黑暗，不满于人性的麻木，一股强烈的爱国之豪情猛烈地撞击着他们地心灵，他们有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勇气。鲁迅先生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只有不满于现状，才会去思考，才会去探索，才会去拼搏。小至人生，大曰国家之发展都需要有一种奋发之拼搏志气，无畏之精神。我们要向新文化运动学习的，正在于此。
2007-11-22

pingfanren

顶上去～希望大家评评～

醉乡常客

我觉得当时的他，已经有些“凡是敌人……”的思维惯性了。

zhener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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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子小，题目大，懒评之，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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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鲁迅）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祜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１６〕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１９〕（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２０〕，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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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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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觉非

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是我认为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贡献是很大的~

bulunuo

个人以为，楼主讲鲁迅的论调绝对化了。呵呵。譬如吃药，要对症。如果拿药当饭吃，就要死掉了。
鲁迅有股煽动劲，但也不是无中生有。绝对的公正自然哪里都没有，可从鲁迅这里也推论不出他要绝对的公正来着。注意他反抗的，乃是由级差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是讲级差绝对化的心理依据。我们内心深处要藏着公平的理念，也要为这个理想而努力。但不是说，表现的就要同吃同劳动这样的表象。呵呵。

borhes

鲁迅不是完人，有时甚至有荒谬之处，但他始终是现代作家中最有魅力、成就最高、最令人敬佩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