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上的灯火－－漫话苏联小说

数帆老人

　　
    1， 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小说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基本没有间断，其中经历了三次高峰期――民国时期、50年代和80年代。我原来一直以为50年代是苏联文学中译本出版的第一个高峰，后来才知道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民国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达一千余种，其中苏联作品六百余种，就数量而言，与50年代相比不遑多让，何况50年代高峰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依据民国时期的译本再版重印的，民国时期的译者们在50年代仍然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可以说，50年代的高潮是在民国时期的基础上实现的。
　　
　　民国时期苏联文学兴盛的背后有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原因，既有现实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在时代的大潮里，阅读苏联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为满足广大读者特别青年读者的迫切需求，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异军突起，出版界趋之若骛，文化界的菁英也投身其中，以鲁迅为首，茅盾、巴金、林语堂、郑振铎、周扬、夏衍、蒋光慈、叶灵风、楼适夷、周立波、徐懋庸、袁水拍、邵荃麟、徐迟、戴望舒这些风云人物纷纷在苏联文学的译者名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名人以化名发表译作，身份有待查证），曹靖华、金人、水夫、林淡秋、汝龙、耿济之、韩侍桁等专业翻译家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他们中很多人不谙俄语，即从英译本、法医本、日译本转译，不分好坏，不辨良莠，逮着啥译啥，经典的作品和不那么入流的作品都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些菁英人物如此热衷苏联文学的译介，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隐隐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看看民国时期的成绩单，以作家而言，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阿.托尔斯泰、富尔曼诺夫、诺维科夫-普里波依、普里什文、爱伦堡、卡达耶夫、巴别尔、左琴科、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萧洛霍夫、列昂诺夫、盖达尔、潘菲洛夫、别克、巴甫连柯、瓦西列夫斯卡娅、格罗斯曼、克雷莫夫、埃马.格林、卡扎凯维奇、涅克拉索夫、奥维奇金、潘诺娃、戈尔巴托夫、波列伏依、冈察尔、西蒙诺夫……囊括了从十九世纪的资深老作家到刚出道的新秀，苏联文坛的主力部队都在中国读者的视线之内。
　　
　　再看看作品，《母亲》、《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苦难的历程》、《第四十一》、《对马》、《水泥》、《一周间》、《恰巴耶夫》、《巴黎的陷落》、《城与年》、《索溪》、《磨刀石农庄》、《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油船德宾特号》、《恐惧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虹》、《旅伴》、《南来的风》、《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星》、《日日夜夜》……这些建国后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早在建国前就摆在中国的书店里了。除各式各样的小说以外，在民国时期苏联文学书目里还包括相当数量的诗歌、戏剧、散文、文艺理论以及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读者各取所需，从不同侧面充分领略了苏联文学的魅力。
　　
　　整理民国前出版的苏联小说，引起我兴致的倒不是那些建国后反复再版的经典名著，而是从此消失的一些作品，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再也无缘见到这些作品，比如道列林可的《生活的路》（熊绍均译，人文书店，1933）、涅维洛夫的《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著，北新书局，1930）、奥格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林语堂、张友松译，春潮书局，1929）和《新俄大学生日记》（江绍原译，春潮书局，1929）、塞门诺夫的《饥饿》（张采真译，北新书局，1929）、马拉西金的《异样的恋》（杨骚译，北新书局，1936）、法度罗娃的《乱世之家》（汪德余译，言行社，1946）、罗蒂洛夫的《巧克力》（林淡秋译，熔炉书屋，1934）、罗曼诺夫的《爱的分野》（蒋光慈、陈情译，亚东图书馆，1929）和《没有樱花》（蓬子译，现代书局，1932）、雷斯的《阴影与曙光》（荃麟译，开明书店，1947）、顾米列夫斯基的《大学生私生活》（周起应、立波译，现代书局，1932），这些作品大多发表于斯大林时代之前的相对自由时期，背景也大多是20年代的苏联社会，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苏联政权建立初期的社会风貌和当年各阶层人民的心态，对了解斯大林掌权之前的苏联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些苏联小说中，下面几部作品值得稍微提一下。
　　
　　谢夫林娜的《维里尼亚》（穆木天译，现代书局，1931）。谢夫林娜（1889～1954）是苏联第一代职业女作家，擅长描写女性在大时代里的命运。《维里尼亚》是她的代表作，描写国内战争时期农村妇女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变化，曾经被改编成歌剧和电影。谢夫林娜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上海大东书局在1949年出了一套“苏联名作家专集”，编选了五位名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谢夫林娜，其他四位是高尔基、格罗斯曼、卡达耶夫和萧洛霍夫。
　　
　　柯伦泰的《赤恋》（杨骚译，北新书局，1929）、《伟大的恋爱》（李兰译，现代书局，1930），《恋爱之路》（沈端先译，作新书社，1928）。柯伦泰（1872～1952）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女性，一生多姿多彩，波折不断。她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9世纪末投身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政府要职，1922年转入外交界，担任驻外使节多年。柯伦泰以倡导女性解放著称，对于性观念持开放态度，是苏联早期革命队伍中流行的“一杯水主义”的鼓吹者。柯伦泰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宣扬了其女性解放思想，曾经轰动一时，由于太过激进而被斯大林封杀后但却在中国找到了读者，她的几部作品在中国出了好几个不同的译本，很受当年那些向往“革命加恋爱”生活方式的青年读者欢迎。
　　
　　西蒙诺夫的《祖国炊烟》（高亚天译，东北书店，1949）。《祖国炊烟》是西蒙诺夫战后煞费苦心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他早期的杰作，比成名作《日日夜夜》还要出色。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于西蒙诺夫率团访问美国的见闻，描写一位苏联驻外人员战后回到苏联后的经历，在被法西斯摧残的苏联土地，如何耳闻目睹苏联人民的艰苦生活，如何回想起美国生活的富庶，对比之下如何激发起深沉的爱国主义情绪。西蒙诺夫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详细叙述了创作《祖国炊烟》的经过以及这部作品的遭际，小说发表后，很多人很喜欢，也有人很不喜欢，不喜欢的人中包括斯大林，差点因此影响了西蒙诺夫的仕途。这部小说在中国似只出过东北书店这一版，建国后没有出过，原因不详。
　　
　　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勤宣译，民治出版社，1947）。严格说，《我选择了自由》是一部回忆录，不过可当作小说来看。作者克拉夫琴科为苏联赴美贸易采购团官员，1944年叛逃之后创作了这本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的生活和叛逃的经过，渲染了所谓苏共的内幕以及苏联人民的苦难，出版后轰动一时，成为全球性的畅销书。在中国，正好是战火正炽的1947年，这本书自然受到交战一方的高度重视，一口气出了至少三个译本，如获至宝，广为宣传，把此书作为攻击另一方的工具。在法国，由于这本书内容太过离奇，文笔又流畅严谨，颇有高人代笔的嫌疑，引起左翼文化人的不满，《法兰西文学》杂志发表了严词抨击克拉夫琴科的文章，招致克拉夫琴科的控告，打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关于这场官司的详情，米歇尔.维洛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萨特时代》（译林出版社，2009）作了生动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内容丰富，数量多，版本庞杂，作者译者的身份背景也有很多疑点，完全梳理清楚并非易事。要说明的是，坊间流行的民国书目苏联文学部分并不完整，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推出的书籍和我国各解放区、根据地和野战军部队印制的书籍并未包括在内，这两部分苏联文学书籍曾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中风行一时，特别是卫国战争题材的《虹》、《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等经典作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明】本文摘自拙稿《伏尔加河上的灯火－－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命运》，首发处为读书中文网：http://www.rbook.net/thread-57314-1-1.html，希望各位朋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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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草折

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亦然，俄国文学也常处于等待挖掘的状态。俄国本身一直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东方人眼里的西方。

1999年《发现契诃夫》一书，以收入四十三篇鲜为人知的契可夫（1860~1904）小说，获得美国文学协会国家翻译优胜奖，给英美人士一个前所未知的“契诃夫”。契可夫是短篇小说之王，认识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他，又读过他作品的就更少了。契可夫被归为伟大的写实主义者，他笔下的一些人物，总让我们觉得是在讲我们自己，或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一些怪现状。书中最卑躬屈膝的一幕，人性无可避免的尴尬与无奈，有时反躬自省，我们何尝不也奴颜过，也因为现实需要奉承过一些人。午夜醒来思及，感觉真是哀伤。见《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名篇。

我读的这本契可夫短篇小说集《复雠者》，没有译者，篇前编者何怀硕先生一篇不算长的导读。紧接其后的《契诃夫的生平及其作品》内容丰盛厚实，没有标作者，文后日期记为1955年3月。直到“编后记”中，方揭露谜底，这部《契诃夫短篇杰作选集》来自《柴霍甫短篇杰作选集》八卷逾百万字中的精选，得出二十六篇二十万字。译者是赵景深先生，民十九年三月~五月，上海开明书店版。早期台译本的译者常常是隐形人，戴着面纱。这本还算好，何怀硕先生在书后大力介绍译者及其译文的精确与优美，这本《复雠者》是我拥有的极少数俄国文学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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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套中人》，中学时读过

至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小说嘛

中美百万上倒是挺多

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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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帆老人

　　2， 特里丰诺夫的作品
　　
　　最早注意到特里丰诺夫，大概是1975年或者1976年读到他的中篇小说《交换》，如果记得不错的华，应该是在《摘译》上看到的（《摘译》是四人帮时期上海出的期刊，从1974年出到1976年，分为外国自然科学哲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外国文艺三种，每期发表一些苏联和西方的新作品加上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当时颇为风行，大家都是冲着那一点供批判用的外国文字去的）。《交换》描写一对夫妻趁母亲病危之机，费尽心机利用一切关系和手段试图扩大住房面积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作为苏联变修、苏联人民也变修的反面活教材提供给中国读者的，但中国读者却从中发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诸如走后门，拉关系，利用权力谋点小私小利等不正之风。当时这类苏修小说出了不少，《交换》在其中并不算特别突出。过了几年，当我得到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品读再三，不仅叹为观止，大为折服，从此把特里丰诺夫封为偶像，景仰至今。
　　
　　在前线一代作家中，特里丰诺夫是最早在中国出名的一位。1952年，他的成名作《大学生》中译本问世，在中国青年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时洛阳纸贵。蓝英年先生这样回忆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有谁没读过苏联小说《大学生》？我是1953年读的，那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读得如醉如痴，在教室里读，在宿舍里读，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一次我从西直门乘公共汽车返校，车上两名北大女大学生热烈谈论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瓦吉木和谢尔盖，批判谢尔盖的个人英雄主义，称赞瓦吉木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大学生”到“滨河街公寓”》从蓝先生的叙述可见，《大学生》在当年是如何受到欢迎，以多么强劲的力道震撼了中国的大学生们。
　　
　　《大学生》的中译本出自汝龙先生，作者名译作特里佛诺夫，书里附有费定、叶尔米诺夫等四位名家的书评以及“关于作者的生平”，“作者生平”把特里丰诺夫说成是“莫斯科的一个办公室工作者的儿子”，这是不确的。尤里.特里丰诺夫生于1925年，1981年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红军的高级将领，1937年大清洗时被捕，1938年蒙难。那一年特里丰诺夫才13岁，之后他带着人民敌人的出身标签由亲戚抚养长大。在前线一代作家中，特里丰诺夫是比较少见的没上过前线的一位（或许是没通过政审的缘故），卫国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飞机制造厂工作，当过工人和厂报记者，1945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194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学生》，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
　　
　　《大学生》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接着又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特里丰诺夫从此一举成名。不过据说当时斯大林曾问过，这是不是那个特里丰诺夫的儿子，小说写得真好吗？两个问题都确认了后，斯大林亲笔把特里丰诺夫的名字从原定的一等奖划到了二等奖的名单里。这个典故来源于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与事实有点出入，当年《大学生》排在全部24部获奖作品名单的倒数第3名，即三等奖第11名，这个排名估计和他的出身有关。在我看来，《大学生》虽然带着浓厚的斯大林时代色彩，但比起排在前面的那些作品可是强太多了。
　　
　　《大学生》以战后的苏联大学为背景，讲述两个从前线复员归来的青年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全景式地描绘了苏联高等院校以及大学生的生活画面。复员军人瓦吉木.白洛夫归来后进入师范学院学习，跟他的中学时代的好友塞尔盖伊.巴拉文同班。白洛夫为人正直，爽朗热情，为了实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愿望，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刻苦学习，堪称苏联青年一代的表率。巴拉文聪明伶俐，才华横溢，但名利思想严重。小说着重写了巴拉文的论文事件，为了获得奖学金，巴拉文不惜采用下作手段，从女友的表哥处借来一篇论文的草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文章发表，名利双收。他还多方钻营，阿谀奉承一位不喜欢当代苏联文学的教授，当他得知这位教授的观点将在反世界主义的浪潮中被批判时，又立刻反戈一击以邀首功。当然，在党团组织、白洛夫和其他同学的批评帮助下，巴拉文逐渐认识到自己走了弯路，改正了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干扰，跟上了同学们前进的步伐。
　　
　　这是个光明的结尾，但显然不是特里丰诺夫的本意。很多年之后，特里丰诺夫在谈起这部成名作时说：“对这本小说我有一种纯属个人的、复杂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够客观的态度。……这本小说我现在连一页也不想读了”。如此悔其少作，全面否定自己青春时代呕心沥血创作出来并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作品，一定有足够的理由。完整地观察特里丰诺夫笔下的巴拉文，从此人的言行举止、品格、操守、心理动机、所作所为看，这是个完完全全的市侩。也就是说，远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不仅存在这类利己主义者，而且存在这类人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特里丰诺夫敏锐地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这类人物，并勇敢地写了出来。巴拉文是特里丰诺夫后期“莫斯科小说”中一系列市侩形象的原型，只不过后期的市侩人物不再像巴拉文那样改邪归正了。特里丰诺夫违心地粉饰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市侩”，这大概是他再也不想读《大学生》的原因之一。
　　
　　在《大学生》里除了白洛夫和巴拉文之外，还写了一群来自苏联各地各民族的大学生，这些战后和平生活中的苏联男女大学生，各有各的生活准则和目标，各有各的理想和爱好，作品写了这个大学生班集体的学习生活和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如何争论学术课题，如何到工厂开展文化活动，如何参加义务劳动，如何互相帮助，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当然还写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情生活。特里丰诺夫或是浓墨重彩尽情渲染，或是寥寥几笔白描勾勒，无不写得真切感人。
　　
　　和斯大林时代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学生》也安排了一个歌颂斯大林的结局：白洛夫和他的同学们参加五一节游行时，看到了站在检阅台上的领袖，听到了斯大林的热情问候：“苏联的大学生万岁！”，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则高声回答：“光荣归于斯大林！”此时，白洛夫非常激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这里送我走――送我到前线去！那时候我参加军事检阅，我是轻机枪手……现在，我就要毕业了，去工作了，斯大林又送我走！――他送我去过和平劳动的生活！”......这样的安排是那个时代获得官方认可所必须的，特别是特里丰诺夫这样出身的人，更是不得不如此。特里丰诺夫虽然没有明说，读者可以理解他深以为耻的心情，这大概是他此后再也不想读《大学生》的另一个原因。
　　
　　对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大学生》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在那个亲苏的年代，苏联的一切都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人民羡慕和向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渴望像苏联人那样学习、劳动和生活。《大学生》里苏联大学生热情洋溢的精神面貌，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风采，诗意盎然的大学生活，浪漫迷人的爱情，这些内容至今读起来都很动人，何况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呢？《大学生》和中国读者见面后，如蓝英年先生所述风靡全国校园的盛况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美好的、有活力的苏联大学生活，洋溢着“灿烂的青春和活泼的精神”的苏联大学生，怎么能不让当年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神往不已？
　　
　　在《大学生》之后，特里丰诺夫在五六七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包括描写土库曼运河工程的长篇小说《解渴》，描写父亲革命生涯和悲惨遭遇的纪实小说《篝火的反光》，描写19世纪俄国民意党人活动的历史小说《急不可耐》以及一些体育题材的小说，据说这些作品价值不大，没有进入中苏交恶后我国内部出版机构的视线。自《交换》开始到80年代初，特里丰诺夫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小说”系列――《交换》、《初步总结》、《另一种生活》、《长别离》、《滨河街公寓》都已译成中文，晚期的重要作品《老人》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印行10万余册。这些作品是特里丰诺夫创作生涯的精华，其中以《滨河街公寓》最为杰出。
　　
　　从1953年到1982年，苏联人民经历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统治时期，度过了相对稳定的30年，史家称之为苏联的停滞时期。差不多同时，《大学生》之后的特里丰诺夫也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但表现平平，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到了60年代末，特里丰诺夫终于找到了准星，从1969年到1976年，接连创作了五篇描写莫斯科小市民生活的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老人》，这些作品震惊了苏联文坛，持续引起巨大的争议，余波也荡漾到了中国，让特里丰诺夫拥有了新一代中国读者。
　　
　　《交换》（《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是“莫斯科小说”的第一部，奠定了整个系列小说的基调。《交换》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莲娜夫妇换房的经过和心理活动。作品里的莲娜是苏联小市民社会的代表性人物，她长年拒绝和婆婆同住，婆婆病危时却迫不及待地来“孝顺”，目的不过是用婆婆的房子给自己换一套宽敞一些的两居室住宅而已，这位莲娜深谙在现实社会生存的技术，除了婆婆的房子，她为自己为丈夫为孩子谋取好处也不手软，各种人际关系、资源在她手里交换来组合去，成为她幸福生活的润滑剂。而他的丈夫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却不由自主地成为莲娜的同谋，陷入一张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中。莲娜和她的丈夫是两类不同的人，前者是善于专营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市民生活主流英雄，后者是虽不心甘情愿却无可奈何地屈服于主流的边缘人，作者设计的这两类既对立又合流的人物将在其他“莫斯科小说”中陆续出现。
　　
　　《初步总结》（《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苏联小说集》，新华出版社，1985）以在外地疗养的翻译家甘纳吉自述的方式，用意识流闪回的手法讲述他和妻子丽达、儿子基里尔的冲突与妥协。他的妻子丽达在几个神通广大的朋友影响下变成了一个莲娜式的人物，热衷于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让甘纳吉难以忍受；而他的儿子基里尔靠母亲的活动进了大学，冷漠自私，游手好闲，也让甘纳吉失望之极。与妻子儿子格格不入的甘拉吉愤而出走，小说通过甘拉吉的回首与反思，入木三分地描绘了一幅苏联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景象，以及一反传统小说模式的结局――甘纳吉无法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重新回到妻儿的身边，继续过着混混噩噩的日子，他的愤怒、反抗与沉重的思考终久敌不过世俗世界的强大。
　　
　　《长别离》（《长别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苏联小说集》，新华出版社，1985）讲述的是青年演员廖利娅的私人生活史，她和很有社会能量的著名剧作家斯莫利亚诺夫保持着暧昧关系，在能人的扶持下，她得到了一切――女主角、掌声、名气、物质享受‘飞黄腾达的美妙生活，她也随之从一个默默无名、品格高尚的人变成了一个大名鼎鼎、低级趣味的人。相形之下，同为剧作家的廖利娅丈夫格列勃诺夫就太狼狈了，剧本的冷遇，妻子的外遇，丈母娘的白眼， 让这位丈夫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选择－－与妻子、与以往的生活永久的别离。一对从学生时代就相爱的夫妻，一个建立十几年的模范家庭，就这样在现实社会里无可避免地崩溃了。
　　
　　《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奥尔加回忆已故丈夫往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奥尔加的丈夫谢尔盖是位历史学者，品格端正，不愿与学界的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奋斗多年一事无成，最后不堪重负而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奥尔迦虽然爱丈夫，却无法理解丈夫的思想和行为，无法接收失败者的命运。小说在奥尔迦的追忆中徐徐展开：她与谢尔盖的婚姻、事业、家庭矛盾和冲突，还有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苏联菁英分子，这些菁英过着她想过的另一种生活，对奥尔加来说，“另一种生活”只是一场梦境。这部作品弥漫着一股阴暗凄迷的情绪，深入剖析了正直的苏联知识分子在停滞时期的生存困境，同时对占据社会要津的主流势力的批判也比前几部作品更为犀利。
　　
　　这四部“莫斯科小说”陆续发表后，在苏联文坛激起了一阵阵波澜，每本书的出版都伴随着一片争议之声，尽管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却总有官方学人指责特里丰诺夫歪曲了苏联现实，把苏联社会苏联人民写得太阴冷残酷，反面人物太多了，没有如实描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的光明面，没有代表性。对此，特里丰诺夫曾经这样答复：“作家的任务在于创作出涵义广阔、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我就是想从各个方面、更加复杂地描写出那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过着小康生活、被称作市民的那个广大阶层。这些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上层人物。这些人是普通职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工作者、工程师、家里和别墅的邻居，或者只是熟人而已。我试图反映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机的表现。我在他们表现其利己主义、沽名钓誉、贪财好色、诡秘狡黠的一刹那，便一把抓住他们……这里，我必须立即说明，所有这些缺点丝毫不会使我震惊，因为我十分清楚，这些都是那种一时难以消除的普遍性的缺点。”
　　
　　我以为，特里丰诺夫的反驳并没有抓到要害，那些苏联评论家的言外之意是，苏联官方在大力弘扬什么什么道德什么什么理想，因此苏联人民的觉悟都很高，苏联社会不可能存在那么多市侩。以当下的经验回头看，当年苏联评论家们对特里丰诺夫的指责显然没有说服力，从后来苏联和我国学界对“莫斯科小说”的评述来看，基本上认可了特里丰诺夫作品的真实性，认可了作家笔下系列“市侩”形象的典型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学界大多对这些“市侩”持程度不同的负面评价，诸如“道德沦丧”、“丑恶冷酷”“厚颜无耻”“阴险毒辣”等标签任意地贴在这些已经定性的“市侩”的身上。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对特里丰诺夫在最后一部“莫斯科小说”《滨河街公寓》中塑造的格列波夫而言，这些标签已不尽适用，这个人物之复杂之诡秘之神奇，完全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所谓“市侩”。
　　
　　特里丰诺夫曾经这样概括他的创作理念：“不论在中篇小说里，还是在长篇小说里，我都力求达到大容量和高浓度，即在不大的篇幅中尽量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在心理刻画、报道、描写、性格塑造和思想表达等方面都要达到高浓度。”发表于1976年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就是一部典型的高浓度小说，这部正文只有188页，11万2千多汉字的中篇小说是如此的厚重，容纳了如此之巨大的信息量，丰满、芜杂而又和谐。好小说所应包括的元素都在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了，如果把我喜爱的苏联小说开列一个排行榜，《滨河街公寓》无疑排在第一位。
　　
　　《滨河街公寓》最早出现在中国是1978年的内部发行版本，当时无缘见到，一直到1983年才得到公开发行的版本，读了头几页即被征服，一直到今天翻来覆去不知研究了多少遍，越读越觉得深不可测，无法完全领略这部作品的全部魅力。好的小说能提供给读者阅读期待之外的惊喜，读特里丰诺夫的作品，特别是《滨河街公寓》，出人意料的惊喜层出不穷，给读者一种绝对的震撼，整部作品如同里面的人物格列勃夫一样复杂、诡秘、神奇，时间跨度之长，人物之多，情节之繁复，细节之精致，叙事手法之新颖，如果要仔细剖析，就算写出超过原作篇幅几倍几十倍的文字也未必可以说清楚，绝非一篇简介性的短文所能胜任，这里尝试从作品里的几个人物入手，简单说一说。
　　
　　人物之一，格列勃夫，《滨河街公寓》可以看成这位格列勃夫先生的人生史或者发迹史。小说刚开始，1972年的中年格列勃夫是个飞黄腾达的苏联上层知识菁英，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倒退回30年代，12岁的格列勃夫外号“圆面包”，一个望着滨河街公寓（专供高干高知居住的高级公寓）留口水的平民之子，一家三代住在鸽子笼似的小房子里，滨河街公寓里上等人的神通广大和阔绰舒适的生活是他羡慕不已、可望不可及的。不过几十年，风水轮流转，如今的格列勃夫搬进了滨河街公寓，成了苏联社会显赫的上流人物，这全靠他的一身非凡的本领：攀缘附势、见风使舵、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投机钻营、贪得无厌、巧言令色、始乱终弃……这么多恶劣的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苏联文学中并不多见，而这个为了出人头地可以背叛所有人的典型“市侩”，居然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英雄！真是莫大的讽刺。《滨河街公寓》问世后，很多官方评论家甚至作协领导群起攻击特里丰诺夫歪曲现实，其实正好从反面证明特里丰诺夫所言不虚，反证了格列勃夫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十数年后苏联土崩瓦解，不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蛀虫格列勃夫们搞垮的吗？那些领导那些评论家今安在？
　　
　　人物之二：廖夫卡。这个人物是作为格列勃夫的对照物出现的，小说开始时，格列勃夫偶遇的廖夫卡落魄、潦倒，形同流浪汉，退回30年代，同样12岁的廖夫卡因为有厉害的无所不能的继父，住着高级公寓，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到了大学时代，廖夫卡更是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样样比穷酸的格列勃夫强。按廖夫卡的身价来说，这个斯大林时代特权阶级的宠儿只是众多类似宠儿中的小角色，上不得台盘，竟然就敢这么横，其他大宠儿会如何那是可想而知了。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继父们的垮台，廖夫卡失势了，没落了，把舞台连同滨河街的公寓让给了新贵格列勃夫之流。回过头来观察，这两人有区别吗？新特权阶级格列勃夫们蛀垮了苏联，换了老特权阶级廖夫卡们，苏联岂不是跨得更快？
　　
　　人物之三：甘丘克教授。甘丘克曾经是斯大林时代的大人物，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著名文艺理论家参加过20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为苏共整肃文艺界立下过汗马功劳，可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却败于敌手的陷害，败于准女婿格列勃夫的背叛，家破人亡，孤苦一生。小说最后，风烛残年的甘丘克去墓地探望女儿索尼亚的场景，我以为是苏联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段落，凄婉阴暗的场面让读者心动不已，更让读者思索这位个性鲜明的学者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生。每当读到这一段，总是想起伟大的巴赫金，巴赫金如今声名显赫，却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的人生之路多么坎坷曲折，与同时代人甘丘克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人物之四：“我”。《滨河街公寓》的叙事手法采用全知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叙述者交错出现的方式，这个“我”是格列勃夫、廖夫卡的童年伙伴，晚年甘丘克的友人，无名无姓，目光敏锐。在“我”的叙述段落里，关于这一群滨河街少年生活细节的描述最为吸引人，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动幽默，现场感十足。我想，这个聪明睿智的“我”正是特里丰诺夫的化身，书中这一群12岁的少年映射了特里丰诺夫最深切的记忆。1937年，特里丰诺夫的父亲被斯大林逮捕入狱，那一年，特里丰诺夫正好12岁，从高干子弟的云端瞬间跌入了反革命后代的谷底，此后的漫长岁月，多少世事变迁世态炎凉从他眼前经过，“我”看透了格列勃夫的虚伪，看透了廖夫卡的平庸，看透了甘丘克的悲剧缘由，估计也看透了苏联社会的真实一面。
　　
　　《滨河街公寓》有意思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苦命的教授女儿索尼亚，热衷锻炼意志的少年安东，廖夫卡有能耐的继父舒列普尼科夫，甘丘克的对手德鲁嘉耶夫……苏联社会各个时期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你来我往，纷纷登场，个个栩栩如生，共同上演了一场人性善恶的精彩大戏。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后来有不同的解读，有人借格列勃夫的形象解读为反市侩小说，有人借廖夫卡的形象解读为反特权小说，有人借作品的谴责意味解读为反苏小说，这种简单的归类法并不能概括《滨河街公寓》的丰富内涵。从文学欣赏角度看，在这部小说中既可以领略托尔斯泰式的博大与精深，又可看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复调与对话小说的神采，此外更多的是继承了契诃夫平民小说与日常生活小说的传统，有对苏联“生活现象和时代现象”的关注与批判，也有对苏联社会形形色色小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在叙事方式上也做了恰到好处的创新，整篇小说凝练、充实，几无废话，弥漫着优雅迷人的诗意情调，给读者以纯粹的艺术享受和满足。
　　
　　特里丰诺夫的其他作品中，《老人》（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发表于1978年，中译本在80年代初的中国颇受欢迎，这部小说从一个老人的视角，以两条平行的线索交叉讲述发生在苏联时期红军的一件冤案和当代苏联的几个市侩围绕一栋别墅的争夺战。在这部作品中，特里丰诺夫关注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容量更大，批判意识更强，叙事手法也更加复杂，不过相对于“莫斯科小说”来说，《老人》穿梭于两个时代的叙述似有脱节之嫌，不如《滨河街公寓》那样历史和现实浑然一体，《老人》中被批评家集中注意的现代市侩形象，也是“莫斯科小说”中与读者见过面的，新意似也不够。
　　
　　另一部长篇小说《时间与地点》是特里丰诺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在苏联社会的遭际，此书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在80年代上半叶的苏联小说出版热潮中，这一部《时间与地点》没有顺风出版，从此杳无音信，至为可惜。
　　
　　随着一批回归作家的重新发现，特里丰诺夫这样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作家不再有人关注，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小说成了昨日黄花，特里丰诺夫和他的作品更是被遗忘了，像《滨河街公寓》这样不世出的绝代小说，价值被严重低估。如此杰出的作家，如此杰出的作品，遭受这样的冷落实在很不公平。
　　

数帆老人

3，格拉宁的作品
　　
　　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前线一代”作家登上了文坛，格拉宁、特里丰诺夫、阿斯塔非耶夫、田德里亚科夫、瓦西里耶夫，贝科夫、邦达列夫、艾特玛托夫……这批文坛新血显示了锐不可当的创作实力，成了战后苏联文学的主力部队。他们这一批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他们大多以普通士兵或者下级军官身份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考验，天天与死亡做伴，知道什么叫战争的残酷，他们对战争的观察与体验与那些走马观花的战地记者不可同日而语。2，他们登上文坛时，斯大林时代已经结束或行将结束，他们幸运地与“无冲突论”“粉饰现实”“阿谀媚上”等潜规则擦身而过，没有沾染上这些恶劣习气，因此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前辈们迥然不同。3，他们大胆触及了社会的阴暗面，不讳言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反思卫国战争的得失成败，真实描写战争的残酷一面以及战争中不为人所知的隐情，真实描写战争对苏联人民精神上的影响，这些内容是歌舞升平的斯大林时代难以想象和容忍的。
　　
　　可惜的是，这批新一代作家一直到80年代才在中国卷起一阵旋风，当他们成气候时，中苏刚好陷入冷战，文学交流戛然而止，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中很少见到苏联小说的踪影，因此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他们的作品。在这批作家的作品中，只有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在5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即格拉宁的《探索者》和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
　　
　　先说格拉宁。格拉宁生于1918年，194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电机系。曾任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动力实验室和设计处主任工程师。卫国战争期间在苏军坦克部队服役，曾任坦克连连长。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大多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内心世界有关，早期几部中短篇作品（《第二个方案》、《科尔沙科夫工程师的胜利》、《新朋友》、《亚罗斯拉夫.东勃洛夫斯基》）在中国不大为人所知，在中国引起反响是从他的成名作《探索者》开始的。
　　
　　《探索者》是格拉宁以他在动力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他仔细研究了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体验了他们的创新进取精神，还有他们在官僚主义盛行的现实环境中的挣扎与苦闷。作者的主人公洛巴洛夫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年轻科学家，战争期间，他的战友曾为了检查电话线故障而牺牲，为此他决心研制出新的测定电话故障的定位器。为了这项发明，洛巴诺夫放弃了在学术界的大好前程，毅然来到电力管理局工作，就任实验室主任。洛巴洛夫就任后为改变实验室一盘散沙、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面貌，为了新定位器研制工作的开展，义无反顾地开始一场战斗，他的对手包括不习惯新的工作方式的下属，扯后腿的老同学，发明旧定位器的老科学家，阻挠新定位器研制的各级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严峻的矛盾和斗争从在学院里设计定位器开始，步步深入，一直延伸到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最后所有矛盾都解决了，洛巴诺夫在斗争中得到了成长，也收获了爱情。
　　
　　1954年，《探索者》问世时，正是苏联社会春回大地的解冻时节，以往的禁忌烟消云散，那个时候问世的作品显示出了与斯大林时代格格不入的景象。在《探索者》中，格拉宁所描写的苏联社会不仅是主人公洛巴诺夫想象不到的，也是我们读惯了斯大林时代文学的中国读者所陌生的世界。洛巴洛夫的遭际和斗争，对手不仅仅是经不起风浪的群众，维护个人利益的老同学上级、老科学家，墨守成规的各级官僚主义者，更是苏联社会的管理控制体系以及斯大林执政多年所留下的歪风邪气。当然，格拉宁写作《探索者》时，苏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斯大林时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本人也不可能跳脱出风行几十年的创作习惯。打个比方，格拉宁设计了多条线索，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主人公改革事业的困境，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内心之煎熬，实不比真实的战场差多少。当层层累积的戏剧性冲突到了高潮时候，所有的一切居然都迎刃而解了。细细品味，问题的美满解决并不是真实的逻辑，而是作者想当然的操弄而已。换句话说，作者忙了半天，本想做一顿饺子宴，和好了馅儿，擀好了皮儿，却不会包或包不好或不敢包饺子，结果煮成了一锅面片儿汤，感觉味道怪怪的。
　　
　　不过总体说来，《探索者》不失为特定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正如出版方所总结的那样：“作者通过主人公洛巴诺夫的工作和生活，刻画了一个性格优美、有创造思想和钻研精神的青年科学家的形象，并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和他们对科学和人民的漠不关心；此外还说明了他们不良的领导作风给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这部小说富有生活气息，人物性格鲜明，描写生动细腻，在1955年出版后，苏联文艺界一致认为是一部难得的杰出作品。”
　　
　　70年代末苏联小说解禁之后，格拉宁在《探索者》之后创作的作品大部分都已介绍到中国来，最早的一部是描写生物学家柳比歇夫一生事迹的中篇传记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该书的写法也比较奇特，融文献总结、传记、散文、小说于一炉，作者称之为文献散文。长篇小说《一幅画》（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发表于1980年，通过一幅画的流传反映苏联城市改造中如何保护文化景物以及引起的道德冲突，影响很大。其他作品还有：揭露学术界不正之风、探讨知识分子道德问题的中篇小说《同名者》（石公、沙端一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描写卫国战争期间一位女政委悲惨命运的中篇小说《克拉芙吉娅.维洛尔》(收入《同名者》内)；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婚后》（王秉楠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发表于6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代表作《驯雷记》（冯昭玙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描写一位生物学家一生遭遇的《强者》（范娟、佟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其他中短篇作品《异城情雨》、《建立塑像的地方》、《方坦卡街上的一幢房子》等散见于80年代出版的苏联小说选集中。
　　
　　在格拉宁的这些作品里，我们了解到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他们的追求与困惑，他们与苏联社会体制的冲突与妥协，以及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过《探索者》之后，读者或许以为随着苏联气候的进一步回暖，格拉宁以后的作品会更加锋芒毕露，其实不是这样，格拉宁此后的创作反而收敛了锋芒，更加内敛深沉，风格更加朴实自然。读他的作品，刚开始会觉得平淡乏味，一旦读进去后，就会觉得颇像黄蓉给洪七公做的那道炙肉条，诸味纷呈，变幻多端，直如武学高手招式之层出不穷，人所莫测。
　　
　　《探索者》（格拉宁著，岳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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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马》和《旅顺口》
　　
　　1904～1905年，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沙皇俄国和日本打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以日本完胜告终，俄国失去了旅顺口军港、中东铁路南段和库页岛南部。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历史走向，日本胜利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开始一步步实现称霸东亚的野心，发动了一场场侵略战争，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而沙皇俄国则面临崩溃的边缘，在一次次革命的冲击下，终于迎来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俄国人而言，日俄战争失败的屈辱深深地刻在他们心头，不管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不管是沙皇的臣民还是后来苏联的公民，不管是当年的格鲁吉亚青年斯大林还是对马海战的水兵普里波依，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一样的。二战末期，斯大林答应罗斯福挥师打击日本，未尝没有报日俄战争之仇的强烈心理动机。要了解这场战争，除了各种各样的史料外，两本著名的苏联小说《对马》和《旅顺口》也是必读的书籍，从中可以了解到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和“旅顺口争夺战”这两个关键战役的大致经过。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对马》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口，掀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以后几个月，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残部被封锁在旅顺港内，苦撑着等待援军。1904年9月26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指挥的太平洋第二舰队从爱沙尼亚塔林港起航，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注视下开往遥远的东方，俄国海军的精华力量几乎都在这支远征的舰队里了。经过大半年的航行，俄国舰队抵达日本外海。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和埋伏的东乡平八郎联合舰队遭遇，打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海战。两天激战下来，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38艘战舰中21艘被击沉，9艘被俘，伤亡4800余人，连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一共被俘6000余人，而日本海军仅损失3艘鱼雷艇，伤亡700余人。绕了大半个地球远道而来的俄国海军精锐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成了日舰的箭靶子，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这场海战史称“对马海战”或“日本海海战”。
　　
　　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一起被俘的俄国海军官兵中，有一位“奥勒尔”战列舰的水兵，时年28岁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这位未来的作家经历了海战的全过程，目睹了俄国海军的覆灭。“跟对马海峡历史性战役有关的痛苦的体会，燃烧起他的意识和情感”，在生还的其他战友的协助下，普里波依在战俘营即开始收集目击者的证言，准备为这场海战留下一份文字的史诗。1928年，普里波依幸运地找回了失踪20年的文稿和资料，终于完成了自述纪实风格的长篇小说《对马》。这部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航程”讲述了俄国舰队南下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穿印度洋，最后到达战场的征程，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俄舰队远航的方方面面。下部“海战”描绘了对马海战的过程，详尽分析了双方的战术，官兵的表现，以及俄舰队各舰的下场。这是一个现场参战者的观察和记述，触目惊心，惊心动魄，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虽然文字和布局不甚考究，但其清晰、简朴的风格自有独特的魅力。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生于1977年，1899～1906年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03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逮捕过，本来他所在的“明尼”号旗舰没有编入远航舰队，只是因为他的革命嫌疑而被临时发配到出征的“奥勒尔”号上，就这样参加了对马海战。普里波依从日本战俘营回国后，很快因发表关于对马之战的小册子而被捕，逃出后流亡海外好几年，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与海洋有关，被称作苏联的海洋作家，甚至把他和凡尔纳、康拉德、杰克伦敦相提并论。普里波依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很出色，他的名篇《偷渡的人》、《副水手长的故事》、《潜水艇员》、《海在召唤》等结集为小说集《海在呼唤》（汤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文革后还出了一部普里波依的小说集《海上的女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普里波依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作品当然就是获得1941年首届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对马》，这部作品凝聚了他经历历史性事件后的复杂感情，权威的看法是说《对马》“揭示了俄国失败的社会原因和海军将领的腐败”，我想这并不是普里波依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意图。
　　
　　斯捷潘诺夫：《旅顺口》
　　
　　日俄战争中双方争夺的焦点是辽东半岛南端的不冻港旅顺口，日军派出乃木希典大将指挥的精锐第三军围攻旅顺口，而俄军占据有利地形和工事节节抵抗，经过几个月的鏖战，两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特别是著名的203高地争夺战，日军损失惨重，付出了极大代价才拿下这个制高点，架上大炮全歼了困守在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余部。旅顺口战役持续了329天，至1905年1月2日，俄守军投降，旅顺口落入日军之手。在俄军战俘中，有一位12岁的少年亚力山大.斯捷潘诺夫，此人就是苏联小说《旅顺口》的作者。
　　
　　斯捷潘诺夫生于1892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斯捷潘诺夫随他的父亲、炮兵上尉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驻守在旅顺口，目击了旅顺口战役的全过程，并随父一起被俘。大概是血腥的战争场面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撰写的《旅顺口》场面浩大，描写逼真，再现了这场大战的原貌。此书的故事、情节、人物、文字都算不错，对俄军下层官兵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的描绘，对俄军上层军官腐败无能的愤恨，对俄军最终失败的惋惜，都叙述得颇为精致，因此得到斯大林的青睐。在斯大林收复了旅顺口，收回了沙俄先辈们在日俄战争失去的一切时，志得意满之际特别把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授予《旅顺口》，其司马昭之心就不必多说了。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这本《旅顺口》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对中国人、中国领土、中国主权的蔑视和嘲弄随处可见，正如周恩来所言，这是一本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旅顺口》最早的中译本出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出版，译者署名苍木，这位苍木就是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937年年11月，指挥西路军作战失利的陈昌浩辗转回到延安接受“批评”，1939年随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此后一直滞留在苏联，直至1952年回国。1943年至1952年，陈昌浩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旅顺口》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译作。建国后，《旅顺口》重印过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的作家出版社版本，第二次是2000年的大连出版社版本，这两版都是以陈昌浩译本为底本，其中，大连版为评注本，较为完备。
　　
　　日俄战争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由世界列强争夺中国权益的战争，一场极度肮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事主的中国竟是个中立的旁观者，满清朝廷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为了争抢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在自己的家园里大打出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屠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土主权被阉割！这种腐朽没落无能的政权，真让百年之后的国人也为之汗颜。在百年后的今天，阅读《对马》、《旅顺口》这样的小说，我们仍可以体会到当年鲁迅观看日俄战争电影时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永远不要重演。
　　
　　《对马》(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著，梅雨译，三联书店，1950)
　　《旅顺口》(斯捷潘诺夫著，陈昌浩译，作家出版社，1954)

数帆老人

5，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
　　
　　曾经有网友问我为何这么熟悉老苏联小说？我想这与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当年我们这一群同学的家长大多是尖端科研机构的骨干，他们大多出生于30年代初，5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或是在校大学生，或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正是热心支持苏联小说的那一群青年读者。到了70年代初我们读课外书的年纪，家长们当年收集的小说自然成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除了苏联小说之外，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小说、俄罗斯时期小说以及少许西方国家小说，数目相当可观。
　　
　　那些家长们的口味各不相同，有的爱好惊险小说，有的爱好科幻小说，我就从另一位同学处借阅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科幻小说，除凡尔纳的三部曲、“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外，还有苏联的作品，贝略耶夫的《“康爱齐”星》、别利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透露》和《平格尔的奇遇》等等，那叫一个过瘾，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痛快。只是当时粗心大意，没搞清楚《“康爱齐”星》的作者贝略耶夫和《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的作者别利亚耶夫原来是同一个人，而《平格尔的奇遇》的作者是另外一位完全不同的别利亚耶夫。
　　
　　先说头一位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生于1884年，生平著作等身，号称苏联科幻之父。少年时代的别利亚耶夫热爱凡尔纳的作品，是个幻想爱好者，苏联版《别利亚耶夫选集》的序言里说：“在亚力山大.别里亚耶夫的一生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简直就像他写的作品一样。那还是童年时代的一天，他爬到了草棚屋顶上，纵身跳向空中。他想飞翔，他相信会飞上天去的。在这纵身一跳中，没有任何语言，只有飞跃起来的刹那间显现出来的无限快乐，表现除出了他心灵中的向往，反映出了他身上最主要的东西。”当然，别利亚耶夫没有飞上天空，而是落到了地上摔坏了，这一摔给他的脊椎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经过了一段艰辛动荡的岁月后，到了20年代初，他的后遗症发作，躺在病床上整整三年之久，在这三年里，别利亚耶夫顽强地和病魔抗争，读了很多书籍，包括很多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病好后即开始尝试写作。1925年，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陶威尔教授的头颅》问世，大获成功。
　　
　　从1925年到1942年去世，别利亚耶夫十几年间创作了十七部中长篇科幻小说以及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论文。从大洋深处到外太空，从人的精神世界到身体的秘密，从神奇的百慕大三角到失踪的大西洲，别利亚耶夫充满激情的想象似乎没有边界，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对于人们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开始懂得这样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人类最深遂的想象能够帮助人们在现实中克服困难，同恶势力进行斗争，自己也变得更美好。”（里亚普诺夫、努捷里曼《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别利亚耶夫的的大部分中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科幻爱好者钟爱的作家，其地位几与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等超级大师并列。在他的作品中译本中，至少有以下四种是文革前出版的：
　　
　　《“康爱齐”星》（腾宝、陈维益译，潮锋出版社，1955）。在别利亚耶夫的创作后期，苏联著名科学家、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影响下，别利亚耶夫创作了一系列以征服外太空为题材的小说，本书即是其中很出色的一部，描写一个苏联生物学家和女友一起乘火箭到人造卫星“康爱齐”星考察旅行，并前往月球考察，小说了他们的太空见闻，笔调抒情动人，读来令人心情舒畅。这本书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二，大概是最早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别利亚耶夫作品。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李德容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别利亚耶夫的这部处女作描写科学家在人体器官移植领域里善与恶的斗争，有相当浓烈的恐怖成分，苏联学者如此评价这部作品――不寻常的幻想构思，紧张、惊险、出乎意料的情节，凄惨的达乌艾里（陶威尔）教授的形象，疾恶如仇和对真理的必胜心――这一切都使人震动和具有魅力。（（里亚普诺夫、努捷里曼《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水陆两栖人》（陈翼、邹锡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这一部大概是别利亚耶夫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作品，描写阿根廷一位医生把鲨鱼的鳃移植到一个男孩身上，让他变成水路两栖人，并因此引起一场错综复杂的争斗。这部作品表现了别利亚耶夫的美好愿望――人类可以到海洋的故乡去生活并充分利用海洋的财富。整部作品写得妙趣横生，遗憾的是作者添加的社会佐料不大能让人信服。
　　
　　《神奇的眼睛》（李德容、沈凤威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描写苏联科学家利用水下电视寻找一艘沉船，以抢救一份珍贵的核动力科学文献的故事。读者很喜欢这部作品，但苏联评论界对它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
　　
　　文革后，从八十年代一直到最近几年，我国的出版界一直在致力介绍推广别利亚耶夫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得差不多了。比如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年的“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一种9册16种，包括：第一集《水陆两栖人》、《雪人》、《看不见的光》，第二集《会飞的人》，第三集《沉船岛》、《在深渊上》，第四集《跃入苍穹》，第五集《最后一个阿特兰蒂斯人》、《空气贩子》，第六集《种海人》、《太空飞船》，第七集《找回自己脸面的人》、《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第八集《永生粮》，第九集《神奇的眼睛》、《世界主宰》。此外，河北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地质出版社等也出了若干别利亚耶夫作品。
　　
　　在别利亚耶夫离开人世六十余年的今天，仍然有这么多读者喜爱他的作品，把他封为科幻偶像，足以证明这位苏联科幻之父的不朽价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独特的韵味，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紧张，文笔之流畅，思想之深邃，令人过目难忘。关于别利亚耶夫作品的详尽分析，他一生的传奇，他的作品的深远影响，网上的资料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查阅一下。遗憾的是，我试图制作一份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年表或目录，却因为资料太过杂乱而暂时未能如愿，只好留待将来再说了。
　　
　　最后说一下《平格尔的奇遇》，我在查资料的过程种发现很多人把谢.别利亚耶夫《平格尔的奇遇》划入亚.别利亚耶夫的名下，甚至某些网络百科全书也持这种说法，这显然犯了和我当年一样粗心大意的毛病。《平格尔的奇遇》的作者谢.别利亚耶夫是和亚.别利亚耶夫同时代而且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幻作家，两人恰巧同姓而已。
　　
　　谢尔盖.别利亚耶夫生于1883年，1953年去世。他毕业于尤里耶夫大学医学系，是个职业医生，业余从事写作。20年代起，别利亚耶夫致力于科幻小说创作，写过多部在苏联很有影响的作品，不过似乎只有一部《平格尔的奇遇》（陈善基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流传到中国，这部作品描写一位叫平格尔的英国青年在世界各地流浪的经历，介绍了很多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和作者在这一领域的设想。这本书颇受好评，知名度不在亚.别利亚耶夫作品之下，以至于读者经常会把这两位作者混为一谈。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人有什么个人关联，我想仅仅是姓氏巧合而已，在苏联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居然有两位同姓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作家，这种巧合确实让人惊奇，更让人惊奇的是，1965年发射的苏联东方2号载人航天飞船飞上太空并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驾驶飞船的航天员居然也姓别利亚耶夫，在太空行走的副驾驶员列昂诺夫则和另一位苏联文豪、《俄罗斯森林》的作者同姓。这让人好奇，苏联的文学界和航天界是不是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呢？：）
　　

cbook

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小时候读过一些，还挺喜欢读的

情节都忘了，现在依稀还记得有一本有一章叫“天上的小石”

也许记错了吧

cfchee

从读书中文网跟到这里,请问这里发的<伏尔加河上的灯火>是读书中文网的继续吗?

数帆老人

引用第9楼cfchee于2008-03-03 19:53发表的 :
从读书中文网跟到这里,请问这里发的<伏尔加河上的灯火>是读书中文网的继续吗?

不好意思，刚刚才看到您的问题。记得2008年挑了几节来这里发，见没人留意就不再发了。全文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如有兴致可百度一下，怕犯规就不贴网址了。

时隔数年才回复，实在抱歉！

zs2k

道列林可的《生活的路》（熊绍均译，人文书店，1933）

曾看过一本同名或近名的残本，铅印繁体竖排，有插图，不知是否这个版本。

comodoo

苏联文学，黑暗中闪亮的星光

edushu

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小时候读过一些，还挺喜欢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