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取代英语?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斯卡平克(Michael Skapinker)
2008年1月16日 星期三
前
电视节目主持人、韩国总统候选人郑东泳(Chung Dong-young)在民意调查中选票或许落后,但他的一项竞选承诺却非常引人注目。当时,郑东泳承诺如果当选,要大幅增加英语教育,让韩国年轻人不必出国去学英语。据《韩国时报》(Korea Times)报道,郑东泳称,韩国需要“解决英语学习造成家庭分开的问题”。
在中国,俞敏洪已将创建的公司新东方(New Oriental)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私人教育提供商,过去一个财年,该校拥有逾100万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学英语的。在智利,政府已表示希望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其人民能同时掌握英语和西班牙语。
没人可以确定有多少人在学英语。10年前,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认为这个数字大概在10亿。该协会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英语走向何方》(English Next),预测英语学习者数量可能在10年至15年内达到约20亿的峰值水平。
--------------------------------------------------------------------------------
--------------------------------------------------------------------------------
有多少人会说英语?
有多少人会说英语?全球知名英语专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已就该主题撰写了逾100本著作。他估计,15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用英语很好地进行交流。
拉丁语曾在一片广袤的地区上充当共同语言,但这仅限于欧洲和北非。历史上从未有哪种语言像今天的英语那样得到广泛的使用。数百万人学习英语的原因非常简单:英语是国际商业语言,因此也是走向繁荣的关键。英语不仅是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和沃达丰(Vodafone)做生意时使用的语言;它也是中国人与巴西人、德国人同印尼人交流的语言。
《英语走向何方》的作者大卫·葛拉多尔(David Graddol)表示,人们很容易将这看作是北美、不列颠群岛及澳大拉西亚等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的胜利——但这是错误的。全球英语已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以一些老牌英语国家无法控制、可能也不喜欢的方式不断变化着。
谁会挑战英语?
全球英语的评论人士问及三个主要问题。首先,英语是否可能遭遇其它发展迅速的语言的挑战,如汉语、西班牙语或阿拉伯语?其次,随着英语不断传播并受到地方语言的影响,它是会被分化——像拉丁语分化为意大利语和法语一样,还是会继续存在但滋生出新的语言——就像德语与荷兰语和瑞典语的关系?第三,如果英语确实能保留标准特性,使之继续为全球各地的人所理解,那么这个标准将是老牌英语世界的标准,还是一个不同的新标准?
葛拉多尔表示,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被取代,这种想法并非不切实际。大约50年前,除了汉语之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超过了其它任何语言。今天,以西班牙语和印度-乌尔都语为母语的人口已经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一样多。到本世纪中叶,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可能少于阿拉伯母语人口,跌倒世界第五位。
一些人相信英语会流传下去,因为它有一个天然优势:容易学习。除了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后面那个讨厌的“s”以外(“she runs”) ,不管你谈到谁,动词形式保持不变。(I run, you run, they run; we ran, he ran, they ran.)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不受性别的影响(the actor, the actress; a bull, a cow)。没有必要去记住一张桌子是阳性还是阴性。
不过,英语还是有很多难点。例如,试着解释一下动词词组“I stood up to him”(在他面前,我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与“I stood him up”(我爽约了,没去见他)之间的区别。克里斯特尔并不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原因是它易于学习。他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示,拉丁语的复杂语法并未妨碍它的传播。“一种语言成为世界语完全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与说这种语言的人的实力密切相关,”他在文中写到。大英帝国将英语带到了那么多的国度——在这些国家,太阳永远不会落下;在大英帝国没落之后,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确保了英语的统治地位。
汉语取代英语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的崛起是否能让汉语成为世界语言呢?这是有可能的。“回想一千年前,谁能预见到拉丁语的消亡呢?” 克里斯特尔问道。但他表示,目前还几乎没有这种迹象。中国人正在争先恐后地学习英语。
葛拉多尔同意,在我们这一代,可能还不会看到英语的地位受到挑战。通用语言一旦形成,它的地位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受到撼动。拉丁语也许正在消亡,但它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科学界的通用语言,在进入20世纪很多年之后,罗马天主教还在使用拉丁文。
至于英语的分化,葛拉多尔认为,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有很多种英语都是你我所不能理解的,”他表示。香港教育学院(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教授安迪•科克帕里克(Andy Kirkpatrick)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中列举了一些例子。一个印度青少年刊物里有这样一段话:“两个对立的团体出去玩……你知道,他们一般都沉浸在dhamal(一种舞蹈)里消磨时间。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作弄一只进了大学的bechaara bakra(可怜的山羊)。”科克帕里克教授还提供了一个尼日利亚混杂英语的例子:“Monkey de work, baboon dey chop”(猴子工作,狒狒吃东西)。
然而,这种分化不大可能导致作为全世界都理解的语言——英语的消失。对于英语使用者来说,从一种或另一种变化转向更适合工作、学校或是国际交往的语言运用,这种做法很常见。克里斯特尔表示,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等现代沟通方式意味着,这个世界可能会坚持使用一种可以被广泛理解的英语。
英语属于你,也属于我
问题在于:它将是谁的英语?目前,在讲英语的人中,非英语母语人士和英语母语人士的比例是3比1。随着数以亿计的人开始学习这种语言,这种不均衡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葛拉多尔表示,如今大多数英语交流发生在非英语母语人士之间。事实上,他补充道,很多用英语召开的商业会议在没有英语母语人士在场时似乎运作得更加平稳。
在国际讨论中,英语母语人士常常不能确保别人能明白自己的意思。他们往往认为自己需要避免使用长单词,而实际上,理解问题更多地是由他们使用口语和比喻造成的。
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英语与应用语言学教授芭芭拉•赛德尔霍弗 (Barbara Seidlhofer)表示,人们通常感觉没有英语母语人士在场会更轻松。“当我们和人们(通常是专业人士)谈起国际交流时,他们确实经常会提到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对此现象展开系统研究,所以我说的这些目前只能算是轶事,但人们似乎对此已达成共识,”她表示。她引用了一位奥地利银行家的话称:“我总是发现,(用英语)和希腊、俄罗斯或丹麦人做生意更容易一些。但当爱尔兰人来电话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而费力。”
在另一个场合,在阿姆斯特丹用英语举办的国际学生大会上,人们要求唯一的一位英国代表“不要太英国化了”,要让其他人可以理解她的意思。
赛德尔霍弗教授还是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声音)库[Vienna-Oxford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 (Voice)]的创始人,英语库正在对世界各地的英语使用者的英语口语交流进行录音和笔录。她表示,她的团队注意到非英语母语人士在几个方面改变着标准英语语法。即便是那些英语非常好的人有时也会忘记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后加上“s”。非英语母语人士对人用“which”,对物用“who”(“things who”与 “people which”),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赛德尔霍弗教授补充称,在标准英语要求使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时,许多非英语母语人士会忘记这一点,或是在标准英语不使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时加上冠词,例如:“they have a respect for all” 或 “he is very good person”。非英语母语人士将英语母语人士视为没有复数形式的名词以复数形式使用(“informations”,“knowledges”,“advices”)。其它变异包括“make a discussion”、“discuss about something”或 “phone to somebody”。
很多英语母语人士的典型回应是:这些不是变异,而是错误。“Knowledges”和“phone to somebody”完全是错误的。世界各地许多教授英语的非英语母语人士也会同意这种观点。但语言会变化,语法正误的概念也会变化。克里斯特尔指出,“informations”等复数形式曾被认为是正确的,赛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曾经这么用过。
那些坚持标准英语语法的人仍处于强大地位。科学家和学术人员如果想要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必须坚持英语母语精英人士遵循的语法规则。
英语也全球化
但英语口语就完全不同了。非英语母语人士为什么要在意英语母语人士的看法呢?毕竟,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彼此的意思。正如葛拉多尔所说,在大多数场合,根本就没有英语母语人士在场。
赛德尔霍弗教授表示,非母语人士讲的英语“是一种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难以通过‘立法'进行控制”。
“我认为,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国际标准,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国际态度'的诞生,人们意识到并承认,在许多国际场合,对话者不需要像母语人士一样讲话,也不需要去和他们比较,进而总是感觉‘逊人一筹'——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国际自信。”
当母语人士在国际组织中工作时,有些人表示,他们的语言在变化。克里斯特尔写到:“有几次,我遇到一些在布鲁塞尔工作、以英语为母语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公务员,他们都提到如何感觉自己的英语被引向了这些外国语言模式的方向……这些人不是在‘贬低'自己的同事,也不是在有意识地采用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因为对话者的英语可能和他们一样流利。这是一个互相迁就的自然过程,经过适当的时间,就会形成新的标准形式。”
也许书面英语最终也会进行这种调节。目前,对于来自中国的商科学术人士或是来自泰国的医学研究员,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或《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文章是一项重大专业成就。但我们可以想象,也许有一天,一个泛亚洲刊物会具有同样或是更高的声望,并要求作者采用自己的“国际英语(Globish)”语法标准——它的编辑将“the patient feels” 改成“the patient feel”。
英语母语人士也许会厌烦这种情况,但这些人是少数,而且数量在不断减少。
译者/何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