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无奈》是本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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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套以“传播·文化·社会”命名，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传播学译丛悄悄地摆在了北京各大书店的专柜上。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这样阵容庞大的传播学译著在国内尚属首次。


入夜后神侃出“狂想”


  从最初的设想至今，这套译丛是有些“历史”了。镜头可以回溯到１９９６年５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传播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和现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任教的潘忠党，及十几位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同行在白天的会议结束后，晚上又聚在一起讨论起了传播学方面的热点话题。当时大家共同感慨的是自８０年代以来，“传播学”在中国虽有长足的发展，但其学科领域究竟什么样，研究到底该怎样做仍很朦胧。于是大家就侃出了编一套译丛的想法，这想法是，系统译介理论名著、实证研究经典和能全面勾勒学科领域的论著、论文集三大类外版书。
  在当时，这个想法是很大胆很有魄力的，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传播或大众传播研究迄今为止都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领域。所以当时国内译介过来的传播类图书不但数量少，而且有一些还是从其它学科的角度翻译过来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译介一套与之相辅的传播译丛，更带有一丝“狂妄”。如今这个曾带有一点狂想的构思已经变成了现实。黄旦教授根据现代传播学界的需要，根据当年侃出来的选题重新设计了译丛并对书目进行了调整，但译丛的主旨没变。于是这套以“传播·文化·社会”命名的大型传播学译丛，就由华夏出版社在今年的７月陆续出版了。


《交流的无奈》是本怪书


  作为译丛主编，黄旦教授告诉记者，按照计划该译丛分两批出版，有２０多本。第一批最后联系到版权是１２本，目前已出版了７本，其中《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出版，就被评论界称为“怪书”，给人的印象是杂、异、怪、难、妙。关于这一点，该书译者何道宽认为：“所谓杂，是说它驳杂，像个大杂烩，作者把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纳入考察范围。所谓异，很难界定应把它放进现在图书分类法的哪一类。所谓怪，是作者的意图怪，这本大谈交流的书，居然断言‘交流’是不可能的。所谓难，是因为它难以一气卒读。所谓妙，是说这本难于以科学分类的奇书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在２０００年得到美国传播学界的最高奖——美国传播学会奖。”实际上这本书是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等方面对“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分析。黄旦教授建议，如果有读者看这套译丛的话，不妨先读一读此书，他相信这会对大家固有的理解产生冲击。
  即将出版的５本，包括：《全世界在观看》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特林的代表作，从美国电视和左翼学生运动的关系中，反映媒介内容生产中体现出来的权力和霸权意识形态；Ｊａｍｅｓ Ｃａｒｅｙ的《作为文化的传播》；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ａｎ等的《大众媒介与社会》，以及媒介效果和受众研究的两本论文集则是比较典型的美国实证研究。
  虽然译丛侧重于大众传播研究，但实际上并没有限制在大众媒介上。就出版的来说，其中两种是广告学的，两种与话语分析有关，还有关于“传播生态”和《达拉斯》的文化解读。黄教授强调，尽管译丛的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但他不希望由此令读者误以为传播和大众传播研究是杂乱无序的。他解释说，这里边首先牵涉到如何理解“传播”的问题，是把传播放到社会的本体来认识还是仅视为社会的工具。这一问题解决了，才能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关注传播研究，这些不同学科和层次的传 播研究究竟为了什么。


读者不仅仅是圈内人


  华夏出版社在２０００年曾经出版过一套传播学的译丛，那时传播学的同类书籍也比较少，同当时的一些传播译丛一样，它的内容也是以介绍和导论为主，基础性的知识较多。当然，读者也仅限于圈内。
  据了解，国内近两年涉足传播学科的翻译书籍虽有所增加，但和学科建设的要求以及市场需求相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西方大众传播学的介绍缺乏系统性、缺乏超出教科书的专著、缺乏典型的研究范例做参考。
  黄教授介绍，“传播·文化·社会”大规模地引进了多种传播学研究专著，并深入地挖掘了与传播学有关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第一次引进了传播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因而它的读者是广泛的。
在组织选择书目时，编者特别注意到论著的学术代表性和权威性、论著的可读性，以及论著对于不同背景的读者的诉求。黄教授表示，若最后购买或阅读这套书的仅仅是新闻传播圈子里的人，他会感到很失望，说明译丛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传播·文化·社会”丛书，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７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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