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中的历史——浮雕笔筒徐世昌跋文考

虚和子

傍晚得到这只笔筒时，初不甚措意，以为只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位村塾先生的案上凡物，他的后世子孙不能克绍其祖，拿来换盐米了。只为它样子还算古朴，有拙中见雅的那么一点神韵，差可做养眼之物，所以毫不犹豫地购得了。晚上在灯光下一看，有点惊讶了，这只高14厘米、敞口直径12厘米、底部直径11厘米的木制全浮雕笔筒，行书的镌文竟是那么流畅，翰墨之工，极类坡公，有宋人遗味。阳文的小篆额款和阴文的小篆尾款，虽只小如蝇虫，却刀迹清晰，完全是主人印章的完美翻版。单只看这镌工，已不类凡物了。等到看完铭文，竟有点惊异了，原来，这上面所镌的118个文字，竟出自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手笔。单看镌文，这里就隐藏着一段中国近现代史上希奇古怪的一幕，并且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筒围镌文如下：
额款（阳篆）：退耕堂
跋文（行书）：蕴山仁弟嗜右军书，每日治军书之暇，辄临池染翰，烟云舒卷，直登山阴之堂。提戈上马，写经换鹅，兼擅其长，洵艺林中佳话，盾戟间胜事也。顷以素纸来索余书，为临坡公惠州所书归去来辞并跋语，成此长卷以应之。蕴山力追晋唐，而余则不离宋人家法，蕴山得无笑我乎！
款识（行书）：丙辰夏四月水竹邨人徐世昌
尾款两方：涛斋（阳篆）、徐世昌（阴篆）
按：“退耕堂”是徐世昌的堂号，不识者经常误书为“得耕堂”，差之千里。“得耕堂”实有其号，不过是上海的一家书局。涛斋是徐世昌的号，水竹邨人是他的别署。
而说到“水竹邨人”，就恰好说到了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奇怪的历史。原来“水竹”本是指河南辉县的水竹村，1915年，袁世凯搞复辟的时候，革命党的反对而外，内部反对最力的，却就是老袁多年旧好、知己之交徐世昌。反对的理由，说服于老袁的表面文章，是那样一搞，激起南方革命党的仇恨，局势危殆；私下里，老袁起自颖上，坐上摇摇欲坠的未代满清的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坐，牢领全权，徐世昌有首推之力，而袁世凯反复无常，一转眼就逼得清帝退位，作为满清的军机大臣，徐世昌是不能不愧疚于心的。已经一负朝庭，铸此巨案，索性背负到底，亦不失从事之初的本意，但如果再负民国，又举出一个新帝，则袁世凯是逆篡，他徐世昌当然难逃助逆的二臣之名。相信在老袁复辟的关头，徐世昌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以此，他进言不成，干脆退居林下，来到水竹村，亦仿佛当年的袁世凯居颖上，作起了韬光养晦的功夫。所谓“水竹邨人”，大约就是这时候他给自己所取的别署。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了帝号，恢复中华民国，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公私两便，欣然就道。不过，他这次就职，时不过一月，就因调停讨袁护国军北伐不成而去职。这篇跋文既是作于“丙辰夏四月”，——1916年5月，那么，就该是他去职之初。
在官场的高处叱咤半生的人，是难有退避山野、清净遥逍之想的，况徐氏世昌乎？去职的寂寞大概是免不了的。而又是谁，单单挑了这么一个日子，“凑趣”似的请下野的国务卿赐笔？此人当然就是跋中所说的“蕴山”。蕴山，是北洋将领田中玉的字。田中玉直隶榆城（今秦皇岛山海关区）人，出身贫寒，私塾读到二年，9岁辍学。光绪十年（1884），总兵叶志超统练军驻防山海关南海，在大湾设行营武备学堂，田中玉被录取到炮科。从武备学堂毕业后，任北洋军第一镇炮队第一标统带，后升任兖州镇总兵。1907年，清廷在东北设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就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兼管东三省军务，田中玉追随徐世昌，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是徐世昌在东三省军务方面的主要助手。
“北洋”这个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了一种重要现象，可以说，从北洋水师创立到北洋军阀形成，“北洋”就和中国结下了深刻的不解之缘，没有哪个集团，象“北洋”那样，对中国近世影响那么深远。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中国与八国联军之战，都以失败告终，也都与“北洋”有着最主要的关系。可以说，北洋水师自创立后居国之重镇，对外的战事无一不败，对内却造成了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以练新军起家的袁世凯，坐拥了后期北洋的全部力量，同时也聚拢了最重要的人物。有人做过统计，从袁世凯最初编练的区区7000多人的旅团中，出了五位总统或代理国家元首，他们是：袁世凯总统（1912—1916）、冯国璋代理总统（1917—1918）、徐世昌总统（1918—1922）、曹锟总统（1923—1924）、段祺瑞执政（1924—1926），一位政府总理王士珍（1917—1918），以及华北的主要军阀。曾毕业于北洋水师或在新军中脱颖而出的，还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石友三等，都曾经雄霸一方。以袁世凯为核心所粘附的这些人物，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左右中国命运的主要力量。
“北洋”——不管是未期的北洋水师、还是后来的北洋军阀，其主要代表人物，多出身贫寒，没有文化，甚至不少是“贩屦小儿”。象炮兵统带张怀芝当过苦力，冯国璋吹鼓手出身，曹锟游走贩布，王占元则是马夫。未期的北洋水师如此的构成，是与袁世凯的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袁世凯本人没有“进过学”，荫补举人，但不学有术，于军界、政坛游刃有余，最重视的就是投机和实力，不太看得起文人。于他而言，忠诚他比有学问是远远重要的东西，而稍有学行的文人，又往往看不起“连个学都没进过”的袁世凯。例如，当清廷设东三省的成议一定，他就走庆亲王奕劻的路子，把目不识丁、粗鄙不堪的段芝贵推到黑龙江代理巡抚的位子。以文人而任方面的，主要就是一个徐世昌。而徐世昌恰又是不被当世所谓正统文人看得起的一个“黑翰林”。尤其因为他的二品顶戴的红顶子，不由文职而来，而是来自武职——北洋的“会办大臣”，就更加为所谓的正统文人所鄙夷。但是，清朝“重文轻武”的传统，未始没有偏见的东西。徐世昌虽领武职，他本人毕竟是翰林的底子，学养诗才，虽难说是一流，比起一般的文人，到底不知高出多少倍。观他晚年的《晚晴簃诗汇》，亦可略见一斑。尤其他的笔墨功夫，不稍让他人。清朝的翰林，最重大字，大字写不好，学识再高，难望清阁。徐世昌的字，步宋人一路，尤重效摹东坡，笔力遒劲、清美。观此笔筒上的铭文，韵彩即稍可观。
北洋出名的将领里边，固然大多贩夫走卒出身，也偶有略通文墨者。田中玉即其一。田中玉虽只读过两年私塾，但在进入叶志超的武备学堂后，颇知进取，学习非常刻苦，专业而外，亦攻文史，有记载说他常于每日功课而外，“焚灯授受”，真有点古人之风，也因此大受同学、教官的赞赏。虽然观其此后的一生，于政治上作为不大，在山东督军的任上，还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被劫者中包括不少外国的旅客和记者，为此事件，他焦头烂额，最后事件虽获解决，他本人却不得不在各方压力下，卸职归田；但是他却做过一件嘉惠桑梓的好事：在家乡建成一所中学及初小八所，颇为闾阎乐道。
这只笔筒上浮雕的跋文，从内容可知，是1916年田中玉向徐世昌求书一纸，徐世昌为他临摹了一副苏东坡的《归去来辞》。这篇跋文，就是记叙这件事的。彼时，田中玉正任察哈尔都统。真正有趣的是，面对求字的田中玉，徐世昌竟选了苏东坡于流放惠州时所书的《归去来辞》临书，也正合他刚刚下野的情形。我们今人看徐世昌，贬大于褒，甚至视同权奸恶人，而他本人，正如同所有历史上的人物一样，是从来不曾把自己归入恶人一流的，相反，却时时以历史上的伟人、圣人自况。他之临书《归去来辞》，亦正可见其心志。
苏东坡中年以后，仕途坎坷。44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度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元佑更始，再被起用，而几年之后，重被贬窜岭南，一直到死，再也没有回到帝都。这些常人所不曾经历的苦难，在旷达的东坡眼里，却成了精神财富的宝贵来源。尤其在晚年，他于磨难中，一方面向佛以求心安，一方面崇道以求身安，而尤其倾慕陶潜的人生观。对渊明的诗文，不停吟哦之余，步韵唱和，曾发誓要把陶渊明的诗歌，依韵酬唱一过，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对吟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还将陶渊明原诗不利吟唱的部分，例如《归去来辞》，改写成易于吟唱的词。此外，他更醉心于以墨写陶诗。《归去来辞》就曾写过多遍，而以被贬于惠州时所书，最为神形兼备、气韵悠长。
徐世昌所临的，就是苏东坡所书的这一幅帖子。
跋文开头就说 “蕴山仁弟”，首先点明他们两人的关系。值得说明的是，清朝时的称呼，有些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以“仁弟”二字而言，我们今天是指平辈之交，但在清朝，“仁弟”却是师傅对徒弟的敬称，师生关系被称作师弟关系。因为田中玉北洋学堂出身，而徐世昌是北洋的会办大臣，所以，他们两人是师生关系，学生向老师求字，故有是称。他的这位学生“嗜右军书，每日治军书之暇，辄临池染翰，烟云舒卷，直登山阴之堂。”是说田中玉嗜好“右军”——王羲之的书法，于军书而外，每日“临池染翰”——宋人习语，“写”辄称“染”。并奉称田中玉的字，“直登山阴之堂”——得到了王羲之书法的精髓——王羲之是山阴人，故以地望称之。“提戈上马，写经换鹅，兼擅其长，洵艺林中佳话、盾戟间胜事也。”把田中玉形容为书生典兵的儒将，既能“提戈上马”、又能“写经换鹅”，两擅其长，故确实——“洵”——是艺林、盾戟间的佳话胜事。值得一提的是，既已说田中玉好王羲之书，则用王羲之“写经换鹅”的典故以况其事，用典贴切，亦有盛赞其廉的用意，不能不说徐世昌是深得宋人文法三味的。单单从这篇跋文，亦可见得徐世昌为文的老到。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田中玉不但当不得“写经换鹅”的风雅，更难担“写经换鹅”的廉声，相反，他于官场各任上，却是颇有贪声的！
因着在大觉寺偶得的这一款笔筒，拉杂扯出这么多闲话，原因也只有一个：无论这笔筒是否为当时原物，事与人无错乖戾，人与文深相契合，文与刻俱见精工，以此，便这笔筒是仿制，亦不妨作一案头清玩也。

spuer

这文章很好，很强大 ，东西更好

robertchrs

引用第1楼spuer于2008-01-07 00:12发表的 :
这文章很好，很强大 ，东西更好

好在哪里？兄不留点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