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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原创·首发】
“绝地天通”：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文化的起源
村学究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历时之久，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从秦统一到近代，长达两千余年。然而，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的产生绝非凭空而来，而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如果以秦统一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界标，那么“五帝”时代颛顼的“绝地天通”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产生的界标。颛顼的“绝地天通”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源头或起点，“绝地天通”是构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有着规定性影响的作用。
“绝地天通”产生的历史背景
“绝地天通”的始作俑者颛顼，是黄帝以后最重要的人物。据《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可知颛顼是五帝时期的一位天下盟主，也是一位“黄帝”。
从黄帝到颛顼，天下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
一是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时期，各部落之间互相侵伐，不断发生战争。黄帝与炎帝是两个强大部落的领袖，为扩展势力，终致发生阪泉之战，最后黄帝取得了胜利，炎帝的部落被并入黄帝的部落，各部落纷纷归顺黄帝，并尊崇他为部落联盟的共主。
二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炎帝两族联合同蚩尤九黎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长期争战。 蚩尤族联合夸父部族与三苗部族，先驱逐炎帝，后又乘势北进涿鹿攻击黄帝族。传说蚩尤率领所属72氏族（或说81氏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率领以熊、罴、狼、 豹等为图腾的氏族，数战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击败蚩尤，终在中冀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将其擒杀。取得战争胜利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 成为华夏族的共祖。
三是少皞（黄帝之子金天氏）之世时的“九黎乱德”。九黎，黎氏九族，蚩尤之徒。“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这是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和宗教信仰危机。
四是颛顼与共工之战。共工为炎帝后裔，与颛顼争帝战败后，怒触不周之山，而山崩天塌，地倾东南……
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有后世文字记载者，为五帝时期。“五”字为虚数，在流传中，虚用的“五帝”一词逐渐转为实词，专指黄帝及其后裔共五个称帝号者所组成。称帝号者原为万邦中的一个部落，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力联合其他部落，力量更为强大，并为各邦所信任，推之为共主，可称帝号。轩辕氏的“黄帝”帝号便是由此而来，不一定是轩辕氏一族一姓长期占有。皇、黄二字古代通用。《庄子•齐物论》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称：“黄帝本是皇帝或上帝的转变。”被后世奉为“人文始祖”的黄帝，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进入东方的平原地区后，一直在进行着兼并或结盟东方部落的战争。经过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后，黄帝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名号最早传于后世的帝王。司马迁曾说过：“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上溯往事最远到黄帝，是当时学者共同认定的，这就不是个别人的说法了。可见黄帝在我国上古史中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战胜炎帝和其它部族之后，“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黄帝此时已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体系，具有国家政权的雏形。少皞时，完全依照黄帝的组织形式对官职作了更细致的分工：“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 ，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左且右鸟]鸠氏，司 马也；[左尸右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可以说古代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此时已具雏形。然而具有较为缜密的统治体系，并不能统一各部落的宗教信仰，于是便发生了“九黎乱德”事件，即九黎之君也可以直通上天，假天帝之意来行事，出现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混乱局面。由于“少皞之衰也”， 少皞对“九黎乱德”事件却无力整治。到帝颛顼时，居然还发生了共工氏与之争帝的战争。共工氏虽然失败了，却严重损害了天子的威信。于是颛顼决定对此加以整顿，便“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把上通于天的路完全控制起来。为此，颛顼还建立了一座供奉玄帝的玄宫，此举加强了天帝的庄严神秘性，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影响于后世者也绵延不绝。《庄子•大宗师》称，“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下也提到“玄宫”，《管子•幼官》所称之 “玄帝”，显然是由此承受来的。后世道教宣称的玄武大帝，宋朝以后又改称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在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中是一位法力很大的天神，可见其影响可谓深远矣。
“绝地天通”要义解读
重、黎绝地天通的事迹，分见于《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和《国语•楚语下》中。《尚书》的记载过于简单，语焉不详，《山海经》的描述富于神话色彩，只有《国语》的记载较为详实，其文云：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烝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研究这段文字的学者很多，如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庞朴先生的《“火历”初探》，杨向奎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陈来先生的《古代宗教与伦理》等等。诸位先贤对“绝地天通”都有拔云见日的论述和见解。“绝地天通”的关键词是“属民”、“属神”，我以为求诸于《说文》、《广雅》即可贯通“绝地天通”。
《说文•尾部》：“属，连也。”《广雅•释诂二》亦云：“属，续也。”是可知“属”的本义当为连续。由于事物相互连续就能会聚在一起，所以“属”字才会引伸出“会”义来。因此，“属”虽有“会”义，但用于解释属神、属民却并不恰当。属神、属民的意义不应是会聚神、会聚民，而是连续神、连续民，从而使他们之间能相互沟通。这一种解释似乎与《国语》本文中的“绝地天通”相矛盾，但其实却更能反映“绝地天通”的本质，因为“绝地天通”的目的和意义并不在于断绝与上帝的联系，也不是神和民各自会聚，而是在于神和民的连续，或者说是在于对“连续”的垄断。由于这种垄断改变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混乱局面，杜绝了神和民的随意直接沟通，所以也就成了“绝地天通”。因此，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只能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内部的分工来看，其具体操作过程就是由重负责联系神，将神的旨意通过黎传达给民众；由黎负责联系民，将民的祈求通过重上达给神祗，从而实现对文化的垄断。对文化的垄断乃是专制主义文化之核心！由此可以看出，颛顼之“绝地天通”绝不是古史时代的一场宗教革命，而是对归化和尚未归化的其它部落民众的思想进行严格监控的重大举措。颛顼也成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始作俑者。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宗教革命。如同所有的古老宗教一样，早期的中国宗教弥漫着自然宗教的气氛，而夏商周三代因其奠定了中国宗教的基本范型，因此这一时期又最为重要。这一基本范型保持了作为自然宗教的全部特征。第一，主要表现在祭祀或多神信仰活动中。《尚书•尧典》中记载：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祭祀活动的两个主要内容：天与地。其中祭天以上帝为主、五帝为辅，日月星辰风雨诸神各有所祀；祭地亦有方丘、社稷、封禅之分，四望山川也各有所属。第二，占卜与巫术崇拜。中国宗教正是因大量的占卜活动显现出浓厚的巫术气氛。如《洪范》第七条“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日后，这种占卜形式被发展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第三，无论是多神信仰（祭祀）还是巫术崇拜（占卜），其根本意图又都是功利的，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的。以卜辞为例，其中既有农事一类日常问题，如：“帝令雨足年；贞，帝令雨弗其足年。”（《前》1、50、1）也有国家政治与军事等重大问题，如：“勿伐邛方，帝不我其受又。”（《前》5、58、4）显然，这种信仰和崇拜是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的。及至当代崇佛崇道甚至崇基督者，无不是带着祈福禳灾的功利目的而对诸神顶礼膜拜的。因此，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几乎看不见伦理的影子和理性的成分，而这正是自然宗教的必然结果。直到东汉末年，虽然有了道教的产生与佛教的传播，但这种状况迄今也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功利倾向的结果实际上是多神崇拜，并且也与巫术迷恋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热衷迷恋巫术。如《四库全书》术数类收录有50种巫术著作；又如汉杨雄之《太玄经》、京房之《京氏易传》，唐李虚中之《李虚中命书》，宋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书》、张行成之《易通变》，明黄道周之《三易洞玑》，清胡煦之《卜法详考》、李光弟等《御定星历考原》、允禄、梅谷成、何国宗等《钦定协纪辨方书》。又如蒋廷锡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其中相术类部分《神相全编三》的主要内容有：富格（大、中）、贵格（大、中、小）、寿相格、福德格、成败不足格、进退格、发达、清闲乐、愚顽慵懒、克父母、克妻妾、奸诈格、劳碌格、恶死格、溺水格、火灾格等等。此类书作者多为历代之重臣高官、名士鸿儒，他们却对巫术乐之不疲。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理应是最理性的部分，并负有引领文明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然而最理性的社会精英尚且如此，其他部分或层面的状况便可想而知。他们以为苦心钻研找到了祈福禳灾、通向幸福、通向天堂的终南捷径。然而进入天堂的道路如此便捷、门票如此廉价，因此也就自然会大大降低了道德修炼的必要性。换言之，一切道德上的修行都会被视作多余，曾经有过的与伦理密切相关的理性也成为了累赘。其所带来的恶果是：中国的伦理道德总是伴随着一个个王朝的更迭，经历着一次次的堕落和重建的历史怪圈！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原始宗教包括了除生产知识以外几乎全部的原始文化成果，因此,从黄帝到颛顼的\"绝地天通\"，表面上是对宗教的垄断，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专制垄断。中国的传统文化，福兮祸兮，\"绝地天通\"是其解读的一把钥匙。
“绝地天通”的多米诺效应
从早期宗教的发展方面看，重、黎绝地天通之前的“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可以视作民神任意沟通的混乱状态，而绝地天通正是对这种混乱状态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整合，从此以垄断取代了泛滥，以规范取代了随意。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和奴隶制度的确立，那些由氏族贵族演化而来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开始垄断神权，垄断通天通神的手段。它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效应之一：王权与神权合一（政教合一）。王可以撇开专职“通天”的巫，竟自与天对话起来。陈梦家指出：“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或卜风雨或卜祭祀征伐田游。……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 20.﹚商王不仅是政治首领，而且也是宗教领袖。自此以后，王者便口含天宪，成为天的代言人﹙谁能证明天帝对王是这么说的呢?﹚，以此来强化王者的权威性，而且王是不要人去监督的，以强化其垄断性。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君权支配着神权，这一点同西方文化中神权对君权的支配有着显著差别。颛顼“绝地天通”，即是表明君权支配神权局面的正式形成，此后巫术被纳入政治权力的统一控制，并开始自觉地为政治权力系统提供合法性资源。夏、商、周时代这一局面继续维持，王同时也就是大巫师，君权支配神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秦代之后只是以一种新形式塑造了“政”与“教”的结合，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儒学代替了巫术。
效应之二：王者成为天的代言人这还不够，便把自己说成是与天帝有血缘关系，是天帝派到人间来统冶万邦的“天子”，以资强调统治的合法性、正统性。
效应之三：神道设教，装神弄鬼，隐蔽真相，愚弄百姓。如《诗经•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又称开国之王汤“何（荷）天之休”，“何（荷）天之龙（宠）。”﹙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有了王权天授，王权就取得了政治合理性，因而变得更为强大。在天命支持下商王合法地拥有了对他邦及邦国联盟内民众的生杀权，一切欲望或野心都可假天意而行。如《汤誓》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神道设教是历代统治者愚民的伎俩，如帝王生死必有神灵显示，一家祸福亦有祥瑞灾异征兆，此曰“天人感应”。连王朝易主也被涂抹上五德更替的神秘色彩。民间甚为流行的因果报应、生死轮迴，甚至邪教惑众等等迷信事象，也都是神道设教的世俗化表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愚民之术也日渐缜密精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指出，“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此实为洞彻古今的警世之论。愚民政策的极致是文字狱。
是故，《易经•彖》主张以 “神道设教”而深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欢迎。
效应之四：对一切社会资源全面垄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最好的注释。例如人们熟视无睹的、屡屡发生的拆迁事件，只因“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使皮之不存，毛将不附！
效应之五：由于“巫”、“祭”、“礼”的密不可分，便使“礼”所确立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间关系具有了神圣的性质。“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仪节、风习的总汇，传说周公曾亲自厘定《周礼》。战国时期 “礼乐崩坏”，孔子痛心疾首，提出通过“正名”和“仁”来维护那已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若欲“拨乱世而反正”，则莫如使天子仍为天子，诸侯仍为诸侯，大夫仍为大夫，陪臣仍为陪臣，庶人仍为庶人，不得僭越，使实皆如其名，此所谓正名。同时孔子又诉诸内在情感的“仁”——一种内在修为，来维持崩坏的礼乐，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力。这种内在修为的做派，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从“吾日三省吾身”到“灵魂深处闹革命”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这种内在修为的做派，使得外在的法律无不苍白，而谦谦君子们又无不具有多副面孔、多重人格。
效应之六：造就了一代一代一批又一批皇权代言人。自“绝地天通”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与时俱进，或著书立说，或献计献策，竟相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皇权的义务代言人甚至“犬儒”。 “犬儒”的主要功用是歌颂升平，粉饰黑暗！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最早进行总结的是见于奴隶制盛世时代的文献《洪范》。相传《洪范》是天帝传授给帝禹的尊主极权的经典；商周鼎革之际，又由商朝遗臣箕子亲传于新主子周武王，于是“洪范九畴”便成为周王室建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纲领。经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思维训练，周朝的臣民们似普遍接受认同了专制主义文化，以致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诸子百家纷纷标举“君人南面之术”的局面。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谓“三纲五常”、“克已复礼”的治术思想，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关于建立封建独裁专政的学说，甚至老子“无为而治”的道家哲学也是主张专制主义的。孔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为而治者……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在主张专制主义问题上，道法两家并无本质区别，前人已有论断，“盖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内术；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术也。”（张尔田《原法》）。甚至代表庶民阶级利益的墨家也主张专制主义《墨子•尚同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中》：“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等等论述，几乎是《洪范》“唯皇作极”的翻版和注释。
效应之七：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数”。巫与礼有密切关系，“礼”本是巫君事神、衷心敬长的巫术活动，而“祭”作为巫术礼仪，使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一切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等差安排。因为祭祀的主要对象是祖先，从而这种等差区分严格呈现在祭祀的仪式、姿态、容貌、服饰等等具体形式规范上，这也就是“礼数”，在社会生活中，“礼数”不周可是大不敬的事啊。由于“巫”、“祭”、“礼”的密不可分，便使礼所确立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世间关系具有了神圣不可越轨的性质。
效应之八：“人治”大行。在绝对君权之下，皇帝需要象奴才一样忠于一已一姓的官吏，因此“人治”大行其道。上上下下普遍奉行“有治人，无治法”的原则﹙或者是潜规则﹚，官吏的任免升降就以皇帝和上司的好恶为标准，而不取决于个人的品质和政绩优劣。为取得上司的欢心，他们“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官”。（《清世祖实录》卷118。）因而造就了大批普遍存在的伪善、圆滑、冷漠、敷衍、自私、弄权、献媚、偷生的官吏。这正是专制主义文化铸造的国民精神。官吏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种种负面品行，无不对社会风尚起着导向示范作用，当弱国民性成为社会主流时，势必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风气的败坏引起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事实上对专制主义的历史沉疴，任何一位专制主义者都会是束手无策、回天无力的。
效应之九：知识垄断。古代的文化专制制度既是专制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又是专制政治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专制政治制度必然推行文化专制制度，而“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又是文化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从古代的独尊儒术到近现代的一家学说定为一尊，体现在文化学术上则是教育为现实政治服务，设置学术禁区，思想整齐划一，如有逾越则被视为异端而遭打压。因此，中国学术始终未能跃出六经注我、我注立经的模式，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多少文字真正反映了民情人心？而文化官僚们在著作中陈述的价值观与人民的利益相悖，这不仅造成学术文化与行为文化的分离，而且使学术的神圣感缺乏真诚。
效应之十：宪政难行。民主宪政观念在中国传播已经一百多年了 ,但我国不少公民的民主宪政观念仍比较淡漠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究其原因 ,窃以为长达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以王权主义和宗法秩序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文化在历史上招摇两千多年 ,对中国人的政治思想、行为习惯、精神信仰、思维方式、人格形成乃至情感、心理结构等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而直接影响到我国公民的民主宪政观念的发育与成熟，致使宪政难以推行，即使改朝換代，也是新瓶装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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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天通\"的文化和历史的效应远远不只这些，此处所列不过顺手拣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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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象腐败文化一样，仍然是一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文化。它披着眩目的“传统文化”这件时氅的外衣，正在被我们大陆的精英或大师们鼓躁着、传承着、宏扬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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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5 09:41:47
发表于 2007-12-15 10:5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