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英语大师全增嘏

全增嘏 (本文作者黄颂杰）

  就学术思想和研究而言，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恩师全增嘏教授。全增嘏出身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生活方式来看，他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中西教育和学术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生于1904年，在哲学系教师中排行老大，原籍绍兴，但自幼随做官的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所以说话没有一点浙江乡音，完全是云贵一带的口音。由于家学渊源，他从小就熟读经书典籍，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同时又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他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英语，也学习了西学和中学。1923至1927年他留学美国攻读哲学，顺利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哈佛修完博士课程后因偶然原因急于回国，未获博士学位。（Frederick注：此处有另一种说法，说全因不愿考德语，无法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国。存疑)回国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曾任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周刊）、《天下月刊》编辑，《论语》主编。1942年起任复旦外文系教授，并任系主任，同时任复旦图书馆馆长。1955——1956年哲学系创建，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担任逻辑学和外国哲学史教授和教研室主任。

  全增嘏是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第一批、复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在国内哲学界声望很高。在学术思想上他有一套想法看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地自由地展现。他在三十年代初写过一本《西洋哲学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恐怕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著作。（Frederick注：在此之前十多年刘伯明就出版了一部近世西方哲学史，张东荪、李石岑的西方哲学史出版也在全之前。詹文浒翻译的韦伯的西方哲学史也已出版，并在全[增嘏]本前言部分加以引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中倡导，哲学的功用在于解放思想，改变人类好作武断的怪癖，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人类努力求知，以尽人的天职。受这种思想指导，全增嘏一直主张应当把哲学研究的范围理解得宽泛些，除了宇宙论、知识论，还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文化哲学等等。这个主张是合乎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也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符合。

  全增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视在20世纪老一辈中国哲学家中是比较突出的。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书，专讲现代西方哲学，由于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但他在篇幅不大的《西洋哲学小史》中专列一章，从科学飞速发展引起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讲述现代西方哲学，这是符合二十世纪初叶西方哲学的状况的。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全增嘏深入钻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及存在主义，并发表有深度有见地的学术论文。1961年春，他给我们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新课，系统讲述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的高校是“首创”。也就在这一年，刘放桐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加盟复旦哲学系，他在研究生期间专治现代西方哲学，这与全增嘏对现代西方哲学领域的开发可以说不谋而合。那时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一般都止于黑格尔哲学，后黑格尔哲学统统都被看作腐朽没落反动的教材。然而，了解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七十年代末哲学系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八十年代初以刘放桐为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全增嘏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相继问世，在教育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成果的出现是人才的成长和西方哲学学科群体的形成，并且带动了全系的发展，全增嘏在这一学科建设中的开拓和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全增嘏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严谨，认真，踏实。他的英语堪称一流，我在学生时代曾听说他是中国英语四大家之一，但他做翻译非常严肃谨慎。他和夫人、中文系教授胡文淑共同翻译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称得上译著中的楷模佳作。“文革”中后期全增嘏被安排到“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他和物理系教授王福山等翻译了好几本高难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梅森的《科学史》等等，翻译这些书既要有很高的外语水平又要有丰厚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七十年代末他有次跟我谈起翻译方面的事，说译《科学史》前后看了20多遍，书出版后还感到不满意。全增嘏在书出版以后还总要再仔细校看，我曾看到他在自己的译著上作了好多修改。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现在是很少见了。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全增嘏对晚辈的悉心培养。六十年代初我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短暂的休整。1962年即我们毕业那一年，教育部正式实施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我和姚介厚有幸成为全增嘏的研究生。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招收西方哲学研究生。我还大致记得第一次上他家求教的情景。在简短谈了一些基本情况后，他随手拿起桌上的英文书，每人一本，要我俩依次一边看一边译成中文念给他听。随后他选定罗杰斯的《学生哲学史》，要我们回去仔细阅读，以后每次上课辅导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任选一段让我们译给他听。全增嘏坚决主张，学西方哲学必须学会读原著和专著，刚起步读大部头原著有困难，从教材读起可以逐步提高和深入。读、译英文书之后，他对我们详细谈论三年的学习培养计划。他还规定，每两周去他家上课辅导，每月交一篇文章或读书报告。他常常准备了一大批图书让我们带回去学习。从那时起，他的起居室就成了我们的课堂，他的夫人胡文淑毫无怨言，每次都热情招待我们，有次她对全增嘏开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增嘏说：“就应该这样才学得好嘛！”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家起居室墙上挂的徐悲鸿栩栩如生的骏马图，那只时而活蹦乱跳时而安静躺在沙发上的小花猫。

  1964年以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又开始逐步升温。参加农村“四清”长达半年多，我们的学习计划被迫中断。也许是太热衷于专业，太投入了，全增嘏对政治形势的变化起初没太在意，但不久就意识到了，他的情绪开始下沉，神态又严峻起来，话也少了。1965年夏我们理应毕业，却被安排去搞“学术大批判”，后来就是“文革”，全增嘏的研究生教育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不久他被关进“牛棚”。

  七十年代末起全增嘏致力于主编《西方哲学史》。其实，早在1960年，当时的高教部就已邀请他整理西方哲学史讲稿并编写为通用教材，1966年“文革”前已完成初稿，遗憾的是在全增嘏遭冲击被抄家期间书稿全部遗失。八十年代初起学术研究的环境逐渐好转，可是，经历“文革”劫难，此时的全增嘏又不断遭受病魔侵害，常常心力交瘁，他的夫人在“文革”期间去世无疑使他的身心和生活遭受重创。1984年他病重住院期间，我曾去华东医院陪夜，夜深人静，坐在他的病床旁，我凝视着他痛苦的脸庞，听他不断反复地说梦话，声音惊恐，内容都是关于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遭受的批斗。精神创伤尚未治愈，身体的疾病就更难以制伏。未及把他积累深厚的学识充分发挥出来，他就憾归道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