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中详述了高俅的发迹史。高俅原是混迹汴京的浮浪破落户子弟，原名高二，使得一脚好球，大家直呼其高毬（即“球”），后来发迹便去了“毬”左边的“毛”旁添了立人，便成了高俅。此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诗书词赋，却是样样皆通，只是心术不正，颇能使坏。因帮闲为人所告，被府尹断了四十脊杖，送配出界。高俅后来投奔淮州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遇赦后，柳大郎将其推荐给东京的董将仕，这董将仕又把高俅转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见了高俅，知道他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就又把他转荐给驸马都尉王晋卿做了亲随。后来高俅奉王晋卿之命，送玉龙笔架和镇纸玉狮子给端王，恰遇端王蹴球，恰有球滚到高俅身边，高俅一时也来了胆量，使个鸳鸯拐把毬踢还端王。端王大喜，就找王晋卿要了高俅做亲随。后来端王即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庸皇帝宋徽宗，他一手拾举高俅，在半年之间就让他做到了殿帅府太尉，权倾一时，后来高俅专权，迫害忠良，以至引起了一系列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
从施耐庵的描述来看，高俅的发迹与曾经帮衬他的人无不关联，而这些人中的“小苏学士”便是高俅登上权力顶端的重要阶梯，是他完成了高俅由禁外向禁内的过渡。《水浒传》经过最初的史实和流传加工和施耐庵的文笔雕凿，仍然保留了一些历史事实。那么小苏学士在历史中是否真与高俅的发迹有着莫大的关系？
《宋人轶事汇编》中选编了南宋王明清《挥麈(音同“煮”)后录》中有关高俅的记载：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在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曾布），文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叔密都承旨时，佑陵（宋徽宗）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端）王云：“今日偶忘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端）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致晚，遣（高）俅赉往。值（端）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当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奴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其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卫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云功云。
这段材料中提到高俅原为东坡先生门下起草文书之人，并非《水浒传》中提到的“小苏学士”苏辙，施耐庵在写小说之前应该看过这则史料，但是为何将“大苏学士”写成“小苏学士”？史家和文学家对施耐庵小说这种写法颇有争议，有人说施耐庵认为东坡识人不得，竟举荐一个后来祸国殃民的贼臣，故以“小”贬之；还有人认为施耐庵素来敬仰东坡先生，将大苏学士举荐高俅与王晋卿嫁接给小苏学士，是为全东坡一世英名。我认为后者可能更有说服力，在120回《水浒传》中施耐庵很少用到其他文人的诗词歌赋，而却多处提到东坡先生的文辞名句，有些诗文还整首收录，在第二十九回《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中便将东坡先生《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全词一字不落地写入小说，这只能说明施耐庵对东坡先生的钟爱和喜欢。讲述和记录这则材料的胡云功和王明清都可以认为是较可靠的转述者。据史料记载，王明清为王铚之子、王萃（字乐道）之孙，而王萃与东坡同为欧阳修学生。王明清也是曾纡的外孙，而纡为曾布（即《挥麈后录》中提到的曾文肃，曾巩之弟）第十子，按理对哲宗元祐朝名臣苏东坡的事情应该比较熟悉。胡元功的哥哥胡元质曾被召为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作为修史官照理对哲宗、徽宗、钦宗三朝事件应相当熟悉不过，何况高俅也是徽宗朝炙手可热的人物，而胡元功获得此信息的渠道很可能来自于其兄元质。所以这则史料的可信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东坡在翰苑出帅中山是在元祐八年，时宣仁太后逝世，哲宗亲政，这位年满十八岁的皇帝年轻气盛，对宣仁太后和元祐朝所采取的政策抱着极其厌恶的态度，对苏东坡这种在元祐时期崛起的名臣更是烦闷至极。当这位年轻皇帝的老师前来请求外任时，宋哲宗当即批准其到与辽国紧邻的边防重地定州（今河北定县）。此后由于朝廷的局势急转，苏东坡一贬再贬，先英州、惠州（今广东惠州），最后被昔日朋友现今政敌章惇竟贬至海南儋州。而东坡昔日的书童高俅却一路高升，先后在北宋三支正规军队（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侍卫亲军步军）担任最高统帅长达二十年，可谓官运显赫，却未曾像《水浒传》中描述的那般炙手可热，因为北宋军队统帅能进入朝廷决策层的只有枢密院的最高长官。 和宋徽宗时的六贼蔡京、王黼（音同“甫”）、童贯、梁师成、朱勔（音同“缅”）、李彦相比，高俅没有参与过征讨宋江、方腊起义军，没有参与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也没有象蔡京等人残酷迫害苏轼及其家属。他没有忘记苏轼栽培他的好处,每逢苏轼子弟进京，“则给养、问恤甚勤”（《挥鏖后录》卷7) 。《宋史》没有为高俅立传无疑是合理的。而《水浒传》对高俅如此大书特书估计是施耐庵对高俅的发迹持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吧，一个不是靠正规科举求得功名却能权倾一时的人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高俅后来的结局是平淡的，他比一起陪着徽宗逃跑的六贼运气要好一点，六贼后来都被诛杀，而靖康元年三月高俅身体不适请求回开封府养病，五月便病死于家中，总算得了“善终”。 当然小说和历史自然不是一回事，不必过分较真。 | 
发表于 2007-10-23 0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