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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
一
乔治·华盛顿被第二次大陆会议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的时候，波士顿周围云集了从各地涌来的既无给养又无组织的民兵。就像约瑟夫·多德里奇所说的，北美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当他们自愿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是士兵：当他们决定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士兵”。每一个来到北美的移民都要武装自己防御印第安人的攻击，殖民地居民习惯于在临近的土地上武装自卫，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战场上雇用职业军人，这是一种独特的美洲经验。1这是一个分离主义和平等精神盛行的大陆，大陆会议是各殖民地松散的行政联席会议，它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要建立一支常备军，需要各州的财政支持，而征税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殖民地就是要反抗英国的税收政策才决定独立的。马萨诸塞议会向大陆会议求援，希望供给民兵薪饷和伙食，然而却有人刻薄地暗示，马萨诸塞发动了战争，却要邻州来分担费用。2
这样的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能够打败欧洲贵族领导的职业军人来赢得独立吗？1776年8月间，威廉·豪的大军逼近了纽约，共有3.5 万人，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其中有两万余人是从德国黑森来的雇佣军。华盛顿的军队只有两万人，都是缺少职业训练、衣衫褴褛、装备寒碜的志愿民兵。英军在长岛大败美军，黑森军残酷地屠杀了大批俘虏。9月间，威廉·豪从容不迫地向纽约进军，华盛顿领着他的残兵向北逃遁，筋疲力竭，叫苦不迭。天气渐转严寒，很多士兵军装破烂不堪，甚至没有一双能御寒的鞋子。全军士气跌落到了最低谷。11月，华盛顿堡(Fort Washington)陷落了，英军的随军营妓在3000名美军俘虏的行列间穿来梭去，放肆地叫嚣着：“哪一个是华盛顿？哪一个是华盛顿？”华盛顿堡的陷落使得哈德逊河上的李堡(Fort Lee)也守不住了，11月20日，守军仓皇撤出，留下了大批辎重和还冒着热气的早餐。一个英国军官嘲笑美军说：“叛乱者象受惊的野兔一样四散逃窜，他们留下了一些劣质的猪肉，一些沾着油脂的布告，还有那个名叫‘常识’的恶棍写下的文字，3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读一读，现在我们已经攻下了华盛顿先生驻军防守的‘不可攻破’的堡垒之一。”
美国革命中有很多黑暗的时刻，但是1776年的12月是最黑暗的时刻。美军仓惶撤到了新泽西和特拉华。每天都有服役期满的士兵，带着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回家去了。首都费城一片惊恐混乱，人行道上堆满了家什物件，满载辎重的马车歪歪斜斜地挤满了大街，很多人准备全家出逃。随着敌军的逼近，也有很多人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从支持独立的辉格党(Whig)摇身一变成为支持英王统治的托利党(Tory)。大陆会议迁到了巴尔的摩(Baltimore)，新闻和舆论都沉默了。也许不列颠的旗帜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在州政府的官邸上空飘扬，现在谁还敢再宣扬独立呢？4就在这个惊恐万状的城市里，潘恩倾尽他全部的激情开始了《美国危机》（以下简称《危机》）的写作：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岁寒不经霜的士兵(summer soldier)和只能见阳光不能见阴 霾的爱国者们(sunshine patriot)，在这个危机中将会动摇退缩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现在理应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激。暴政就像地狱一样不易被战胜，然而我们慰藉自己：斗争愈是艰难，胜利就愈加荣光；获得愈廉价的东西，我们也就愈轻视，恰恰是昂贵才赋予每一件事物以价值。上天知道怎样给予它的造物以适当的价格，而像自由这样一件天赐无伦的物品，倘若不能被很高地定价，那才真是离奇。带着一支军队来强行实施暴政的英国已经宣称，她有权力（不仅仅是对税收）“在无论任何事务上都约束我们”。如果这样被约束还不算是奴役，恐怕世界上就没有奴役这回事情了。这样的宣称也是渎神的，因为这样毫无限制的权力只能属于上帝。（《美国危机》第一篇）
1776年的12月末，特拉华河岸的两侧，英军驻扎在特伦顿城里，等候欢度圣诞节。华盛顿的部队一星期前刚被逐出特伦顿，渡过了特拉华河，驻扎在河的对岸。华盛顿构思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12月25日黄昏时刻，华盛顿把部队集合起来，一组一组排列在特拉华河前沿阵地，每组有一名中士和一名尉官，向集合起来的士兵大声宣读《危机》的第一篇。
我要用我的热忱向那些已经高贵地奋起反击但还没有决定抗争到底的人们呼吁。我不是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呼吁，而是向所有人；不是向这个州或那个州呼吁，而是向所有的州：起来，并且来帮助我们，和我们同舟共济。当这样伟大的事业危在旦夕时，有过多的力量参与总比力量不足要好。让我们告诉未来的世界：在冬天严寒凛冽的时刻，在只有希望和勇毅才可以脱离劫难的时刻，城市和乡村都被一个共同的危机警醒了，并且准备迎战和征服它。不要说数千人已经死了，要证明你们人数众多万万千千；不要祈求神恩摆脱艰难日子的负担，而是要“用你的行动见证你的信念”，那样上帝就会保佑你。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贵贱，祸福注定都要降临。无论远方还是临近，无论本土还是荒僻之地，无论富足还是穷乏贫困，所有人都会同样受难或欢欣。现在麻木不仁的心灵都是死的，在少数人可以拯救全部人并为他们带来幸福的时刻，那些畏惧退缩的人，后代子孙的流血会诅咒他的懦夫行径。我爱那些面对困难微笑的人，爱那些能从危难中积聚力量、经过深思熟虑让自己变得勇敢的人。只有渺小卑微的心灵才会退缩，但那些意志坚定的人，那些用良知指引行动的人，将会坚守自己的原则至死不渝。对我自己来说，我思维的脉络就像一束光线那样直接而清晰。我相信世间所有的财富并不能够打动我去支持一场侵略战争，因为我认为那是谋杀。但如果一个强盗闯进了我的家，烧毁了我的财产，杀了我或是威胁要杀了我，或者杀了住在其中的人，并且“在无论任何事务上都要约束我”、让我服从于他的专断意志，我能坐以待毙吗？无论做这事的人是国王还是平民百姓，无论他是否是我的同胞，无论是一个歹徒还是一支军队，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倘若我们穷根究底，会发现这些情形没有什么分别，也没有任何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决定，为什么有些情形我们应该施行惩罚另外一些却要宽恕。让他们把我称作叛逆并且迎接我吧，我对此毫不关心。但如果我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向一个神智昏聩、愚笨麻木、固执己见、卑鄙无耻和残忍野蛮的人宣誓效忠，我会经受地狱一样的苦难。同样，接受一个人的恩惠，这个人会在最后的末日向将要掩埋自己的荒山野岭哀号求助，并且抛弃了美国的孤儿寡妇和牺牲者仓皇逃离，想到这个念头也让我毛骨悚然。（《美国危机》第一篇）
当读到临近结尾这一段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士兵们都已热血沸腾，他们身上夏天的碎布已经化作了冬天光荣的军衣。拿破仑曾经说，士兵是靠自己的胃来行军的，然而1776年12月的严冬，北美大陆的军队是靠他们被重新鼓舞的灵魂来行军的。5随后他们井然有序地拥上集结好的船只，在漆黑的深夜渡过特拉华河，奇袭了英军在特伦顿的营房。6特伦顿的大捷振奋了所有北美殖民地，整个费城一片欢腾，这一仗在最危急的时刻振奋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潘恩的《危机》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美国的危机仍在延续，这场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还要延续好几年，一个常备军还在训练中、内部离心离德、给养物资缺乏、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民族，要战胜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强大的宗主国，最需要的就是灵魂的坚毅和精神的耐力。英国派出了理查德·豪勋爵作为和平特派员，希望殖民地放弃武力抵抗，然而为时已晚。潘恩在《危机》的第二篇中毫不留情地奚落了这位特派员先生，并向他表明了殖民地抗争到底的决心。
这就是一个受难的时代，我们应该期待它的来临。我们所要奋力争取的东西，足以抵偿可能经受的苦难。如果我们只有面包可以裹腹，只有片布可以遮身，我们不仅应该满足，还应该感恩。这要比我们不应奢望的东西更多，也要少于上天还没有让我们经受的匮乏。……盐、糖还有华丽的衣饰，怎能同“自由与安全”这无价的福祉相比？几个月的生活不便，又怎能同世世代代朝奉进贡的奴役相比？受这种情感祝福的美国人，即便是最卑贱的仆人，比起纽约的托利党人也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能够毫无抱怨地安享一小口食物，当他这样做了，他就能大口呼吸健康的空气而甘之如饴。他能够牵着孩子的手并且祝福他（她），而不会感到亏于父亲职责的清醒的耻辱。（《美国危机》第二篇）
托利党人为了打击殖民地的士气，四处造谣诽谤，说《危机》的作者“常识”是一个用钱买来的文痞，是英国人的叛徒。潘恩用慷慨磊落的气度向理查德·豪回应了这个谣言：
如果有什么理由让我过于热情地表达自己，那就是出于我一贯抱持的对残酷的人和残暴行为坚定不移的憎恨。同样，我也有一种对君主制的厌恶，因为它过于贬低人类的尊严。但是直到最近为止，我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观点烦扰过别人，也没有在英格兰发表过一个字。我所写的是纯粹的天性，我的笔和我的灵魂相伴同行。我的作品我总是送给人，只为自己保留印刷和纸张的花费，有的时候甚至连这些都不要。我从来没有追名逐利，对那些了解我的人来说，我生活的方式是对我所说的证明。（《美国危机》第二篇）
这个来自英国小城的卑微无名的人，这个37岁以前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没有受过系统教育、靠自学开始写作的人，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政治煽动家。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由于唤醒了北美的独立意识而广受赞誉，当年平装本就卖了15万册，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此之后，潘恩的战时系列政论《危机》，又成了独立战争中最鼓舞人心的政论作品。《危机》成了独立战争的历史见证，记录了其中每一个生死关头。它们被印在各种可能找到的纸质材料上，灰色的、棕色的、黄色的，像报纸一样分发到四面八方。美军把它们同军事命令捆扎到一起，作为军事计划下发给下级。它们被成箱成箱地散发到整个北美大陆，作为战斗口号鼓舞每一个美国人。它们随着美国的外交使节走遍欧洲宫廷，经常成为官方通信中的主要话题。“您读过最近一篇《危机》吗？”“今天常识先生是怎么想的？”在战士和农夫们当中，在英美两国的指挥官们当中，甚至在欧洲各国的宫廷要人们当中，这样的对话不断重复回响。在某种意义上，潘恩已经成了美国革命可信的代言人，他的13篇《危机》则成了代表独立战争的正义的声音。7
二
二百多年过去了，\"summer solider\"和 \"sunshine patriot\" 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话语中耳熟能详的隐喻，成了懦夫和胆小鬼的代名词。1955年，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200周年诞辰之际，献给这位与潘恩同时代的伟大法官的致辞首先就提到，他曾经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陪伴华盛顿将军在福吉谷(Valley Forge)艰苦奋战，他不是一个“summer solider”。2005年12月，在递交给布什总统请求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政策的请愿书中，请愿者首先就指出，“你不是一个sunshine patriot，也不是一个summer solider。”
谁能否认潘恩文体的魅力呢？他是一个高超的格言作家，也是一个犀利无比的讽刺能手，他的文字很少深奥的词汇，也极富铿锵有力的节奏。“现代政治抨击和讽刺艺术在潘恩手中运用得炉火纯青，它的悠久历史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共和国（笛福和斯威夫特对潘恩文体的影响则更为明显）。……潘恩的短小精炼的格言仍然具有无法抵挡的魅力，‘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政府就像衣服一样，是丧失纯真的标志’，‘他怜惜鸟羽，但却忘却了鸟儿已经奄奄一息’（嘲讽伯克对法国贵族制度的辩解），这些格言代表了一种政治言说的新式平民文体，不管什么人都能理解它的含义，它的修辞的力量是同它词汇的丰富程度成反比的。就像潘恩自己所说的，他锤炼了他的文体，使得他的华而不实的论敌的冗赘废话相形见绌。（潘恩评价伯克说：他的所有辩辞和论证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却显得多么地软弱无力。）潘恩的语言运用简单朴素的隐喻和清晰明了的逻辑，揭示出政治当中的神秘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即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通情达理的人也可以理解政治事务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行动。就这样，潘恩开放了政治宣传的渠道”。8
作为一个面向平民的作家，美国人更习惯于亲切地称呼他为“汤姆·潘恩”。潘恩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人生最初的37年是藉藉无名的，出身卑微，在英国的小城市做过胸衣制作工人、水手、小店店主和税吏。1774年当他移居美国时，借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封措辞得体的介绍信帮助，他来到了费城，他被费城的平民酒吧和辩论俱乐部所吸引，他的观念和语言是在这个世界里慢慢塑造成形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文体中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热情，这大概是一种天赋的乐观向上的气质。英国是一个贵族制度历史悠久的国家，而潘恩这个英国的平民，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荒谬可笑讽刺得入木三分。他尽情地奚落这些在英国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们，对那位作为和平特派员的理查德·豪勋爵极尽揶揄：
您的主子已经下令了，而您也没有幸存多少高贵天性来让自己违抗这个命令。毫无疑问，对君主制的热爱必然会让一些东西奇异地退化下去，它会侵蚀一个人的天性让他变得忘恩负义，让他以舔舐国王践踏过的尘土为荣。过一些年，如果您能再活那么长的话，您会被授予“一个老人”的头衔，那时您只要沉思几个小时就会发现，沃尔西（Wolsey）令人绝望的忏悔是何等地贴切：“如果过去我服侍我的上帝能像服侍我的君王那样忠信，他就不会在我晚年弃我而去。”……当我把所有应该被考虑的因素放到一起来考虑，我要对您征服美国的念头一笑置之。因为您生在一个撮尔小国，军队几天之内就可以全部演练，一小队士兵就可以把一群人击溃，您就以为在这里也是这样。显而易见，您带来了生而养成的所有狭隘观念，而且臆想以国王之名发布一个公告是在做了不得的事情。但是英国人总是为了求知出外旅行，我希望大人您会回去，如果您到了还是回去了，您会比来的时候聪明很多。（《美国危机》第二篇）
一个出身卑微、身操贱役、依靠自己的力量慢慢看到广阔的世界在眼前徐徐展开的人，他对贵族制的轻蔑是发自内心的，这种轻蔑来自于对世界进步和平等的乐观信仰，而不是发自一种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奴性的怨恨。潘恩很清楚地知道，那些依靠高贵出身爬到显要位置的人们，他们的愚蠢卑劣会比身份平常的人更胜一筹。对理查德·豪勋爵的兄弟，那个带领大军来侵犯北美的威廉·豪将军，潘恩刻骨的讽刺更是犀利无比。在《危机》的第五篇，潘恩回顾了豪氏三兄弟的长兄，那个曾经对北美殖民地友好而英勇捐躯的乔治·豪，然后就用顽劣的笔调来设想威廉·豪的葬礼。
鉴于上一场战争中这个国家已经授予您兄长的荣耀（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树立了一座庄严的纪念碑），那她也应该授予您某种不同寻常的荣誉才能与之相称。您当然应该受到美国的关注，也应该在她所列的了不得的人物目录中得到显著的一席之地。如果这个世界庄重地遗忘了您，把您作为一个衣饰华丽的无名者送进坟墓，而不告诉未来的旁观者这是为什么，那该多么地可惜。……威廉阁下毫无疑问也应当得到一座纪念碑，但是这座纪念碑应当是什么种类的、刻上什么铭文、怎样放置或怎样装饰，在最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意义上，这都会是一个让圣詹姆士宫（St. James's）所有纹章官们感到困扰的问题。阁下，确定您真实的品性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但是怎样让您的声名永垂不朽，并且完好无损地保存它，以免它因时过境迁或者错误认知而被毁坏，这还真让我们有些为难。……死者所得的普通荣誉，显然还不够体面庄严，能用来在幽冥共和国里陪伴像您这样的人物。……阁下，但是我们该怎么处置您呢？雕像的创意已经不可行了，威廉阁下也还没有得到一座纪念碑。美国迫切地想授予您葬礼的荣耀，并且希望能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能将您同上一场战争中阵亡的英雄区分开来。埃及人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还不为现在的人们所知，而且象形文字的壮观要比破译它的学科更为耐久。……威廉爵士受惠于他的命运，还没有被非常精致的观念所压抑，他没有被没药、芦荟和肉桂包裹和处理的野心。代价不那么昂贵的尸体气味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而幸运的是，美国纯朴的天才们已经发明了保存尸体的技术，可以用比古代俭省得多的成本装饰它们。阁下，在您体内填上粗陋的柏油，您就可以像法老一样安睡，而且用一种羽毛组成的象形文字，您的贵体就可以同埃及所有木乃伊的华丽服饰争锋。（《美国危机》第五篇）
一个怀着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人，很难理解潘恩身上那种世界主义式的革命激情。作为一个观察力超强、极富热情敏感气质的人，潘恩对英国人的国民性和英国社会的弊病有着洞若观火一样的清醒，当他来到美国，当他对殖民地的独立产生强烈的同情，他就摒弃了狭隘的祖国情结，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
如果曾经有一个国家被造出来，她愚蠢盲目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并决意走向自我毁灭，那就是英国。国家罪恶这种东西真的存在，虽然对个人的惩罚可以保留到另一个世界，对国家的惩罚却只能在现世施行。……像亚历山大一样，她把战争当作消遣，为了满足自己的挥霍搞得民不聊生。印度的血债还没有偿还，非洲的苦难也还没有得到报应，最近她又扩大了她国家暴行的范围，惨无人道地屠杀圣文森特岛（St. Vincent）的加勒比人，并用剑逼迫温顺的祈祷者们回答“和平、自由与安全”。这些都是严重的罪行，无论哪一个愚蠢的暴君、哪一个堕落的法庭、哪一个盛行交易的立法机构还是哪一个盲目浅见的人，都可以想到国家负欠天堂的债务迟早要被算清。所有的国家迟早都要被召去清点自己的负欠，最骄横的帝国如果打破了平衡就会陨陷。就像一个悔罪者一样，英国该到倒霉的日子了，这一天来得越早就越好。因为我不断地这样盼望，我希望这一天来临，但我仍然希望这个报应来得尽可能轻一些。（《美国危机》第二篇）
对他的英国同胞，他一直都在用人道主义的感情向他们呼吁，不要被英王专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蒙骗，向他们说明美国独立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人民的利益，而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不仅是北美殖民地的灾难，也会把英国拖进民穷财尽的泥潭。他呼吁他们正视美国人民因此遭受的灾难，也提醒他们战争已经给他们带来何等沉重的财政负担。
到现在为止，你们已经为战争搭上了费用，但还没有遭遇任何战乱。你们的失望没有伴随直接的苦难，你们的损失也只是以情报的形式传到你们那里。就像隔岸观火，你们甚至听不到哭喊，感觉不到危险，也看不到混乱。对你们来说，除了北美的税收在供养你们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与己无关的。午夜被警报惊醒，全副武装的敌人就在街上，你们没有这样的体验。一家人流离转徙的悲惨场景，还有那些不断袭来的无数次不得安宁的烦恼、疼痛中的哀伤，这些你们也都一无所知。看见妇孺在凛冽的严冬流浪，设备完善的住宅只剩下断壁残垣，他们在每一个栅栏和茅屋寻找栖身之地，你们对这些事也毫无概念。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货物被砍成劈柴作燃料，看着自己的床被锯成碎片用来给强盗抢劫的战利品打包裹，你们对此也没有体验。别人的苦难，就像暴风雨的夜晚，偶然闪进你们安居无虞的欢乐之中。你们甚至欣赏风暴的来临，思忖人和人的不同境遇，那些把哀恸带入千万人心胸的境遇，只不过让你们洋洋得意，陷入一种宁静的傲慢。然而同大规模流血和屠杀比起来，同战地医院的悲惨景象和一座熊熊燃烧的城市比起来，这些还只是战争中较轻的苦难。（《美国危机》第八篇）
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潘恩满怀热情地预见了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强大，他对这场伟大的革命充满了感恩的激情，因为恰恰是美国革命激发了潜藏在他身上的天分，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者。“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伟大的人们往往都是时势造就的，他们身上本有的天分是自然的礼物，自然钟情于他们，选择他们作了这个礼物的载体，一俟风云激变，伟人的天分就要在那一刻成就际遇。如果潘恩不是来到美国，他可能会在英国的小城街巷终老无名，是美国的危机激发了他的潜能，他是这个危机天赐的记录者，他的文字是这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革命话语。他的世界主义精神超越了他的时代，也难以见容于囿于狭隘民族意识的各国政客。他的文字和思想没有为他带来财产和优荣礼遇，晚年，他在纽约附近格林威治的小村贫病交加而死。1819年，曾经一度是潘恩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而后来转向激进主义的英国政论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计划将潘恩的遗骨挖出来并运回英国重新安葬，在路上的某个地方，遗骨失踪了，它们再也没被找到。“所以潘恩没有在任何地方安息，换种好的说法，潘恩是无处不在的”。9
三
每一场革命都是一场内战，在紧要的关头，各种混杂不清的立场会被化约为两种力量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必须就某个关键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支持或是反对，不容其间有中间地带。法国革命的暴烈和英国宪政的自然生长，一度成为革命学术话语中最热门的话题，美国革命中的类似问题却似乎没有引发人们特别的兴趣，因为美国革命是一场特殊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是缔造一个全新的国家，而不是在一个既存的国家中新旧两种力量的交战。
潘恩是美国的命名人，在《危机》的第二篇中，他首次使用了“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个名称，“在这个世界上或在历史长河中，‘美利坚合众国’会像‘大不列颠王国’一样盛大壮观地回响。”《危机》不仅记录了美英两国对阵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也记录了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内战。
“托利”这个名字，最早是在英国光荣革命(1688)期间用来指称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托利党被用来指反对美国独立的亲英分子，他们愿意继续忠于英国国王、议会和内阁，通常也被称作效忠派（Loyalist），他们不承认《独立宣言》中对英国统治的弃绝。“每一个殖民地和每一种行业都有许多效忠派……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但并不是阶级战争；不论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可以在一切阶级中找到支持者”。10有很多大家族，内部分裂成两派，父子反目，兄弟阋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威廉·富兰克林，就是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效忠派之一，后来做了英国王室在新泽西的最后一任总督。“康迪涅格有个托利党人抱怨说：‘邻居反对邻居，老子反对儿子，儿子反对老子，谁要是不肯把自己的剑捅进亲兄弟的心窝，他就会被称为大坏蛋’”。11根据估算，1775-1783年，美国托利党的人数大概占总人数的13%-30%之间（1775年殖民地的自由人和奴隶总人口大约有250万人），亨利·亚当斯认为在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支持独立。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很多托利党人拿起了武器帮助英军作战。战争中大约有4万名托利党人被各殖民地革命政府流放，到战争结束时，有8万到10万名托利党人离开了美国，12其中大部分人移居到加拿大，有加拿大史学家甚至认为，美国的托利党人是加拿大人的祖先。就托利党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分布的广泛性和所起的作用而言，美国独立并不是整个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是一部分殖民地居民的独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
潘恩在《危机》的开篇就对托利党人做了毫不留情的谴责，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中更可怕的敌人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殖民地内部。他提议大陆会议对托利党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
我把豪视作托利党人最大的敌人，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战争，倘若不是拜豪所赐和部分拜他们自己所赐，这场战争托利党人本来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如果豪现在被驱逐出去了，我以一个基督徒的所有虔诚，希望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名字再也不要被提及；但如果托利党人怂恿豪来侵犯我们，或者在他来犯之后提供协助，那我真诚地希望明年我们的军队能把他们从这块大陆驱赶出去，并且希望大陆会议没收他们的财产，用来救济那些行为端正无辜遭受战乱的人。……如果没收叛乱分子的财产，美国就可以坚持两年的战争，并且因为叛乱分子的被清除而获得安乐。不要把这说成是报复，不如说成是一个受难民族的适度义愤，这个民族饱得天赐之福但还无所希求，就倾其所有投入到一个前途未卜的事件中了。面对在劫难逃的艰难困苦，试图反驳是愚蠢荒唐的。雄辩可以振聋发聩，悲伤的言辞可以博取同情的眼泪，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打动满怀偏见的铁石心肠。（《美国危机》第一篇）
《危机》第三篇专门论述了对托利党人的甄别方法，并建议各州坚决贯彻执行。潘恩认为在这种战争中不能允许中间立场的存在。
用一个陈词滥调来说，一个人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辉格党人或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托利党人。……政治原则必须贯彻到所有事务上，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他不能在这个阶段是一个辉格党人，另一个阶段却是托利党人。……这场争端中的任何阶段都没有任何中立立场存在的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或英国要么绝对正确要么绝对错误。……有一块考验人们的试金石：在宗教和政治信条所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一个人不能用他支持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在这个国家他被视作臣民）同样的程度，来支持美国各州的独立，根据美国话中词语的意义，他就是一个托利党人。而从他尽力将托利主义诉诸实施的那一刻，他就变成了一个叛徒。他是否是前者（托利党人）只要一个普通的测试就能见分晓，是否是后者（叛徒）则已经由法律作了规定。（《美国危机》第三篇）
独立战争开始以后，大部分州议会都通过了测试法律，要求居民做出各种形式的宣誓，表示是否支持《独立宣言》及是否忠于英国王室，很多州还任命了特别的爱国者组织对被怀疑忠于英国王室的人进行考察，有很多人因此被捕、监禁。一些顽固的效忠派被涂上柏油、插上羽毛，游街示众。还有一些人被流放，成为流亡效忠派。英军占领纽约后，大批流亡托利党人涌入纽约避难，纽约一时成为托利党人的政治中心。
然而确实是有中间立场存在的，费城是公谊会(Quaker, 又译为教友派和贵格会)信徒聚居的地方，潘恩的父亲也是公谊会信徒，他自己就是受公谊会教义的熏陶而长大的。公谊会主张和平、宽容，反对战争，拒绝参与战争，包括纳税支持战争。他们对印第安人友好，反对殖民地的奴隶制，以其人道主义活动著称。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费城的公谊会信徒一方面基于绝对和平的宗教信仰，一方面也因为同英国有着紧密的宗教和商业联系，一直反对用武力方式获得独立，而希望用和平斗争的方式让英国让步，这引起了公众对公谊会信徒的反感。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费城的公谊会领袖小伊斯雷尔·彭伯顿（Israel Pemberton , 1684-1754)领导费城公谊会信徒反对武装独立，要求信徒不要参加与革命有关的任何组织和活动，也不要加入民兵组织。潘恩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他单纯的理想主义，就像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却鼓吹美国独立一样，作为一个公谊会信徒的儿子，他毫不留情地谴责公谊会信徒已经成为托利党人的“四分之三血亲”，并要求革命政府对他们采取坚决措施，因为他认为，公谊会信徒的绝对和平教义已经有要助纣为虐的倾向。他用非常辛辣的笔调讽刺了他往昔奉为友好的公谊会众：
假使公谊会过去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本分，他们在这场争端中原可以令人艳羡地无忧无虑，也没有人会烦扰他们。这些人们的惯用词语就是，“我们的原则是和平”。如果这句话可以回答的话，那就是“你们的行为适得其反”，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人的行为要比目前的公谊会族类更加臭名昭著地违背自己的原则。他们已经狡诈地把自己变成了同他们过去所是的大相径庭的一种人，而且仍然有说辞来相互劝说确信自己并没有改变。他们就像老处女一样，看不到自己身体已经发生的严重畸形，只是愉快地把皱纹误当作酒窝，认为自己仍然很可爱，而对那个不爱慕他们的迟钝的世界感到惊奇。（《美国危机》第二篇）
1777年秋天在英军逼近费城之际，美军发现了一份署名约翰·彭伯顿的文件，内容是出自公谊会信徒一次见证会的宣言，其中向英方透露了军事信息，煽动英军占领费城。这份文件造成了群众对公谊会信徒的强烈谴责，潘恩也坚决主张对公谊会信徒进行打击。9月，宾夕法尼亚政府为防止保持中立立场的公谊会信徒变成英王的效忠派，将费城重要的公谊会领袖一起流放到弗吉尼亚州，有两名流放者在流放地死亡，英军撤出费城以后，其余的人被释放回费城。但后来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这份文件是出自公谊会信徒之手，很可能是一份伪造的文件。
对公谊会信徒的过激措施显然挫伤了一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人，也导致越来越多本来还在徘徊不定的人倒向英国一边。印第安人在这场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大量支持，他们痛恨殖民地侵占了天赐予他们的牧地。很多黑人由于反对殖民地的奴隶政策，也帮助英军作战。英军初到美国时，在很多地方释放了黑人奴隶，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支应该大加利用的力量。
一直到战争后期，英国人才意识到，只有美国人最善于对付美国人，如果从一开始他们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充分利用效忠派和其他的力量，也许他们就不会丧失北美殖民地。各地的流亡效忠派成立了各种武装组织，同大陆军和爱国民兵对抗。由于被殖民地政府剥夺了地位和财产，他们比英军更加仇恨独立，而部分爱国者由于得到了被殖民地政府没收的效忠派财产，就更成为个人仇恨的对象。到了战争后期，效忠派同爱国军民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泛滥的私刑和仇杀。1782年，美法联军在约克镇(Yorktown)大捷，战争行将结束，在效忠派武装组织最为活跃的新泽西地区，发生了震惊国际的阿希尔-哈迪-利平科特事件（Asgill-Huddy-Lippincott Affair），13效忠派与爱国民兵之间的仇杀已经演变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于华盛顿不得不采用同态复仇的军事惩罚来遏止仇杀的继续。英军的善后总司令盖伊·卡勒顿爵士（Guy Carleton, 1st Baron Dorchester, 1724-1808）开始将大批忠于英王的效忠派送往加拿大避难。一直到战后《巴黎和约》的签订，如何补偿被没收的效忠派财产，仍是英美争端解决的主要议题，美国政府承诺要向各州建议，废除没收效忠派财产的法令，不再对效忠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归还已被没收的效忠派财产，但归还财产的承诺后来并没有兑现。
潘恩的“美国危机”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这不仅是一场两个民族对峙的危机，也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政治社会危机，其中折射出的财政、宗教、民族问题，在独立战争期间被政治正确的独断立场掩盖了，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呈现，并且长期存在，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宪政危机。潘恩是一个坚决的废奴主义者、信仰自由的拥护者和一个拥护广泛公民权的共和主义者，尽管他在《危机》中表现出了一种单纯的革命政治正确论，但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或许因为思想的过于激进，潘恩一度在美国历史上被遗忘了。保守派的美国人，如果他们还能回忆起潘恩的话，都是心怀怵惕的，他们念念不忘西奥多·罗斯福对他的评价：一个“矮小粗鄙的无神论者”。然而艺术家还会用独特的形式来纪念这位怀有世界主义精神的革命教父，1960年代晚期，摇滚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创作了他最著名的抗议民谣《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作为对潘恩的纪念。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你才能称他为男子汉?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面，她才能在沙丘安眠?
??炮弹要掠过天空多少回，它们才被永远禁用?
??那个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
??答案在风中飘。
??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他才能看见天空？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他才能听见民众的呼喊？
??要牺牲多少生命，他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
??那个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
??答案在风中飘。
??
??一座山要耸立多少年，才会被冲刷入海?
??那些人们要生活多少年， 才会被给予自由?
??一个人能转过头去多少回，假装他什麽也没看见?
??那个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
??答案在风中飘。
时至今日，美国社会的民族和文化日益多元，在继续上演新的美国危机，而潘恩这个一度被遗忘的激进政治思想家，开始被以新的形式阐释。14 2003年，在纪念马布里诉麦迪逊案200周年之际，乔治城大学的罗宾·韦斯特(Robin West)教授在题为《潘恩的宪法》(Tom Paine’s Constitution)的长文中总结了潘恩的政治智慧，重提潘恩的理论在今日仍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要想回归潘恩的那种远见卓识，我们只有在观念上重新将宪法视作是一部‘为统治者而设置的法律’——而非一部‘为法院所设之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他所钟爱的‘人之权利’赋予立法性的内容。最后，惟有按他所期盼的那种广阔而博大的路径，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些权利，包括对那些受到不公正损害的人予以补偿的权利——这是进入财产私有制社会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状况”。15
美国的危机仍在延续，而潘恩会在死后200年再度得到哀荣。
译者谨识
2006年12月20日
1 参见[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时殷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475页。
2 参见[美]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许亚芬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8页。
3 潘恩的十三篇《美国危机》都是以“常识”署名的，当时潘恩和驻守李堡的美军在一起。
4 See Frank Smith, Thomas Paine: Liberator,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 1938, pp.36-38.
5 See Frank Smith，supra note 4, p. 39.
6 参见[美]利奥·顾尔柯《潘恩：自由的使者》，彭金瑞译，南木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9页。
7 See Frank Smith，supra note 4, p. 42.
8 Sean Wilentz, The air around Tom Paine, in New Republic, 4/24/1995,Vol. 212.
9 Sean Wilentz, supra note 8.
10 [美]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纪琨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227页。
11 同上，第228页。
12 See David G. Moore, Loyalist,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1985.
13 参见潘恩：“危机外一篇-致盖伊·卡勒顿爵士”正文及译者注。Also see Richard L. Blanco, Asgill-Huddy-Lippincott Affair (March-October 1782),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1985.
14 本书所收的几篇附录，均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学、史学和法学界对潘恩思想阐释的最新成果。
15 Robin West, Tom Paine’s Constitution, 89 Va. L. Rev., 1460.
（托马斯潘恩：《美国危机》，柯岚编，柯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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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2 1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