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女常走吸毒路 社会地位卑微阶级划分明显

进去不敢随便坐板凳


渝中区大坪虎头岩，重庆市公安局女子教育所就盘踞在半山腰上。


可以说，这里是卖淫女的“终点站”。


她们常常是在“现场”被警察抓住，所以送进来的时候，多数都是“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记者曾目睹一名白衣女子进来，她穿的白大衣全身污垢，令人不敢多看。


进来之后，她们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尿检，目的是看其是否吸毒，因为很多卖淫女都有吸毒史，她们通常走的路线就是吸毒——卖 淫——吸毒。在这种情况下，卖淫是她们筹取毒资的最好办法。教育所如果发现此人吸毒，就要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包括对她毒瘾进行治疗。


除此之外，她们还将接受另外一项检查——是否有性病。患性病的几率在这些卖淫女中是非常大的，警方为治她们的性病也每年也耗费不少。外面的人到教育所，有一些忌讳，比如坐凳子——不知情的记者第一次去刚要坐下，就被民警及时制止。他们讲，这里面的凳子是不能随便坐的，怕传染上性病。关在里面的人也很自觉，她们都随身带着自己的塑料凳，不会乱坐。


凳子虽然不准乱坐，但在这里面，民警和她们的关系很平和。记者曾在女子教育所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也是因为卖淫而被关进里面。老妇人的儿媳带着小孙子来看她，三个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哭完之后，老妇人爱怜地抚摩着孙子的手，那场景叫人看了辛酸。民警们对记者说，见亲人的这个时候，她们都回归到最本质、最朴素的自我中，所以，民警们对这些卖淫女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她长得像林青霞


记者在女教所的采访中，曾见到一位40多岁的女人，因为偷了别人的卫生纸，蹲在地上，接受惩罚。这个女人长得很美，尽管多年毒品摧残，但她依然让人第一眼就有一种“惊艳”的眩晕。民警说，她以前在文工团是学舞蹈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她开始出入夜总会，之后风靡解放碑，追随者成群。最后她与情人都染上毒瘾，丈夫也和她离了婚。

吸毒之后，夜总会的追随者开始躲她。她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生存挣扎——卖淫。开始她去高档宾馆酒店，因为她的美貌，身价也很高。但后来，她的毒瘾越来越深，人也越来越颓废，身价一天比一天低。到最后，她开始站大街，靠电杆，用最下贱的手段拉客。常常为了5块钱，都要和街上的摩的司机搞皮肉交易。


那次见面后不久，记者在当年的元旦去教育所又看见了她。因为她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教育所元旦的文艺汇演她成了主角。40多岁的她稍稍化了点妆，很像林青霞，她串节目，跳 《白毛女》，腿脚依然柔和，身材仍然婀娜，那一刻，舞台是属于她的，但站在下面的人都感叹：如果她的舞台不是在这个地方，该有多好。


第三次去教育所看她时，她躺在床上。因为不小心，她的脚被摔断。舍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家人不愿意来见她，断绝她所有的经济来源。因为她连牙膏、卫生纸都要偷别人的用，舍房的人都瞧不起她。


这次面对面，她哭了。她最伤心的是自己最疼的女儿也不认她了。现在没有人管她，她感觉自己像孤魂野鬼。


民警们最后是自己筹钱为她买去了生活用品，“同为女人，到这种地步谁都难过。”



跟性工作者打交道最多的除了嫖客，大约就要算警察了。


李沫，南岸区公安分局民警，警龄3年零4个月，当过3年110巡警。用他的话说，警察这一辈子注定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什么偷儿贼、光头帮、武疯子、卖淫女之类的。没当警察前，李沫对妓女的理解只有一个词——“肮脏”，但3年多的警务工作让他有机会

接触到这个群体，了解她们不为人所知的辛酸。


李沫说，和许多社会工种一样，卖淫女也有三五九等、高低贵贱之分，划分的依据是看“素质”高低和“工作场所”的好坏。

比如，工地卖淫女提供的“快餐服务”，市价为：5元、10元、20元；舞厅小姐提供的“即时享受”，30元也收；发廊、美容厅小姐则可“议价”，50—200元都行；出入酒店的是“高档”，接不接单还要看心情，别想用几百元打发他们，至于给多少钱那是“上不封顶”。


“阶级的划分在卖淫女中十分明显，他们甚至互不往来。”在与他们的接触了解中，李沫发现不同等级的性工作者这样一个怪圈：收费高的瞧不起收费低的，反之做工地的不屑做酒店的：“拽啥子，大家都一样干活，就不信你不得病。”


这样的攻击性语言经常出现在这些卖淫女之间，而非来自社会，李沫说，“群体之间互不尊重，甚至超过了社会对他们的不认同程度，这是十分可悲的。”


租赁房里污秽不堪

房是低档卖淫女最主要的工作场地，地理位置十分考究。楼层高的，不选；闹市区的，不选；离发廊远的，不行。用于卖淫的理想租赁房应该位于底楼与二楼之间，必须有防盗门，不能有防盗窗，最好有后门或者院墙，以便警察突然袭击时，能闻声遁走。


“今年4月底的一次突查，一名嫖客提着裤子从2楼跳下后受伤，被我们送进了医院。”南岸区公安分局巡警支队队长李朝金介绍，那次接群众举报突查万寿桥一居民住宅2-1号，当场挡获3男3女。他介绍，卖淫女使用的租赁房内，一般只摆几张床和椅子，屋内用纸板或者帘子隔成一个个小间，安全套（图片-新闻-网页）、卫生纸随处可见，污秽不堪。


“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状态，一是穷，二是无知，三是不自我珍惜。”据李沫这样的基层民警了解，卖淫女大多出身贫贱，来自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社会经历坎坷……有的人从10多岁起便从事这样的工作，还认为“很有前途”。


被男朋友逼迫“入行”


“当你听到他们有着电影情节一般的凄惨身世和情感经历时，你就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被人唾弃的职业。”因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卖淫女，李沫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突查淫秽场所，处罚性工作者和嫖客外，也听到过一些辛酸的故事。


“曾经有一名19岁的卖淫女在被抓现行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哭闹、哀求，只是静静地坐着等待处罚。”李沫回忆起去年8月份的一次集中整顿色情淫秽场所的抓捕行动，一名卖淫女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


女子是云南丽江人，名叫青青，长得眉清目秀，只是皮肤黑黑的，不像重庆人这么白皙。青青说，2003年春节她在丽江打工的一家旅店里认识了重庆男子张强，两人很快耍了朋友。张强对她说，想带她回重庆垫江老家结婚生孩子，于是青青便跟着这个男人瞒着家里人来了重庆。青青没想到，这个英俊的重庆男人竟是个瘾君子，不但瞒着她从云南带了100多克海洛因来渝，还为了钱让她去做妓女，否则换来的便是一顿毒打。


在张强的要挟下，青青只得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南坪后堡的一家美容厅里当了“小姐”。


“我的父母一直以为我在重庆过得很幸福，我不忍心让他们知道我其实是做了‘鸡’。”青青平静地说，她每月给父母寄1000元钱，告诉他们自己在重庆做了小买卖，生活富裕。这样的谎言，骗了青青的父母，也骗了青青自己。得知青青的经历后，南岸警方表示可以通过救助站将她送回云南老家，但她坚决不同意，宁可接受治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