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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原创首发]用历史眼光看现代社会---《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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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8 18: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黄仁宇的书我以前是没有读过,《万历十五年》是我读的他第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书应该是相见恨晚了。
    黄仁宇对中国明代历史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也让人感觉到很客观,他的写作风格即注重分析,又在关键之处予以小结,他分析问题的眼光既戴上了“显微镜的眼光”,又同时具有“望远镜的观点”这也是他的大历史观吧!所以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这些在《万历十五年》中都显露了出来。
    “中国二十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结症。”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包括道德方面的文化遗产。道德虽对人的思想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但完全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是十分落后的。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其不可代替法律,但也不是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所以我认为在当今法治提得比较火爆的今天,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当如上下级一般,道德管宏观的大事,法律管具体的事,道德对法律做出宏观的引导,如果,具体的小事也由道德来插手,那法律便会受到冷落,而道德对千差万别的具体事件也管不好,这势必使中国又回归到“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历史轨道,或者至少也会延缓中国法治的进程。
    “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拥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能够被接纳入库。”可见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中国类似的情况都不胜枚举,如人事任免中的面试等,由于主观性太大而又缺乏体制上的约束,这必然导致腐败。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的亲信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土的身份模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这种权力被操纵的现象是个人专制下的产物,也是人治社会中,官僚为贯彻自己的意图,通过法制途径寻求不到合适的出路,而采取的相对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首长负责制的今天,副手们为求得一团和气以及明哲保身,从而促使一个领导班子中首长说了算,进而首长可以简单演出上述的一场戏,最终贯彻了自己的意图,所以首长权力的监督已成为社会制度下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必要点了。
    “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在公务员制度盛行的今天,政府部门声称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然则,实际上许多公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而营私,腐败案层出不穷。除了在制度上对政府部门官员缺乏合理的监督外,在观念上也应有所变通。公务员其实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从人民当中脱颖而出,来管理一些公共的事务,说是公共“仆人”是有过,另外,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私人的生活,完全靠道德理念做到公正,而去私念又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通过健全制度来约束其公共行为才行。
    “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们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其它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升官的机会。“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 ,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由于首先观念的不实事求是,导致主观上要求官员成为人民的公仆,并且待遇也不切实际的低,然后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官员们作为有自己私人生活的个体来说,必然会暗中谋取私利,既然在暗中,各人谋多谋少则看“手段与本事”了,所以腐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了。要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政府官员的公仆的性质,他们同样是人民的一员,他们也有自己的私生活。其实,官俸的多少应合乎实际的标准,而不至于一定要通过别的手段敛财。
    “他(戚继光)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一定要适应他所生存的环境,一个制度的推行也一定要适应其周围的各种背景,或许可以说是政治生态环境吧,所以在中国要施行改革,除了制定出好的制度外,还要分析这种制度所需要的“土壤”,分析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把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具体我们施行一项制度或措施,一定要得到上方宝剑,才能真正地施行这项制度或措施。
    “李贽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人们是处在各个层面的,对个人政治观点的分析一定要结合其社会阶层来分析,所以在分析个人观点的优缺点之前,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分析和了解。
  “军响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由将领们代人受过。”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清官”和“羊官”,政策由“清官”制定,“羊官”负责执行,执行中出了问题,本应是“清官”的责任,然而却由“羊官”代为受过,所以对于目前轻政治责任而重行政责任的不合理现象,有待于合理地解决。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所以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出了问题,不能只批评民众,而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八小时以外的管理”问题,政府不能不仅从口头上讲讲严重性,道德上施加压力,而实际上是看运气,没出问题说明“八小时以外的管理”管得好,出了问题就乱找“羊官”。事实上管理的问题应有管理来解决,要拿出一个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才行,而不是光喊口号,或一味将责任和任务摊派到基层单位,一拍手了事。
    “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在当今中国,一遇到什么特殊事件,人们首先就罗列出一串道德方面的词汇,而不是找出体制的弊端,其责任的根源。比如一个职务犯罪的人,媒体在对其进行介绍时一定会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加上“道德败坏”之类的词。事实上我们更应从法治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
    “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单位,某些房子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有些路挖了又修,修了又挖,这是领导的更换,个人观点的不同所致。现在不是提倡“要不以领导人的更换而更换”吗,而简单地这样喊口号同样没用,要用一种制度来保障才行。所以中国期待法治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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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9 02:05:19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资治通鉴》更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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