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盲热令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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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盲热令人忧
——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的对话


  对话背景

  8月8日，“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百家争鸣，余音绕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发言：警惕“汉学心态”， “中文系没文气”，一针见血，语惊四座。而作为“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对于近年围绕中学语文改革“谁都在抱怨”的现象，温儒敏有什么话要说？

  因飞机晚点，7日的采访从下午6时等到晚上10时才进行。眼前的温先生，温和、儒雅、敏锐。他言语平和，句子很短，柔里带刚。“多年来养成习惯，从晚上9点，工作到凌晨1点。”晚11：30结束采访，出差在外，不知温先生夜里是否能睡个“早觉”。

　　人物介绍

  温儒敏，1946年出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出版专著《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文学课堂》、《文学史的视野》、《高等语文》（主编）、《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等。

　　“汉学心态”令人担忧

  问：这次来华中师范大学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把脉，您会讲点什么？

  温儒敏（以下称“温”）：会讲一讲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的问题。“汉学”本来是好东西，但把它当成我们的标准，要年轻人刻意地去模仿，扼杀了学术的自主性和创新的能力，这就令人担忧。

  问：前不久北大汤一介教授到武汉来，对“国学热”也曾表示担忧。我不解的是，重读经典有什么不好？

  温：加上汤先生的，我就有了两个担忧。现在一讲传统、国学，就笼统叫好，缺少批判分析，甚至认为能包治百病，就从五四启蒙倒退，近乎迷信了。如《论语》、《孟子》、《庄子》……这些经典只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场面上”的显在东西。它们提出一个很高的标准，从古以来，普通人都很难身体力行的。一两千年以来，真正制约、影响普通中国人生活的，还有许多并非“显在”而又始终流行于民间的东西。中国文化传统是很丰富又很复杂的。

  问：举例呢？

  温：像清代《增广贤文》，以前蒙学就要读的。不光小孩读，不认识字的人也会背，什么“知己知彼将心比心”呀，“路遥知马力”等等，许多格言警句都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这些影响恐怕并不比《论语》、《孟子》小，可现在我们讲国学，对这方面缺少关注。

  问：我看到您曾给青年人开的书单：从《论语》、《庄子》，到《史记》等，都是“场面上”的圣贤书。

  温：读书嘛，当然最基本的典籍要读。如说《论语》让人理解人生，那《庄子》可让人超越和想象人生。

  问：您读圣贤书，也关心窗外事吗？

  温：自然要关心。比如超女，电视我也看过几场。不过我不是谁的“粉丝”，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喜欢？它的形式很新颖，一层一层地选，大众参与，社会娱乐化，有这种需求。从社会学看，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其文化也必然分为不同的层级，超女很巧妙地“制造”公民的层级，这是文化现象，不要轻易地否定。

　　承继“文脉”守正创新

  问：北大中文系藏龙卧虎，怪杰辈出。如不修边幅，蓬首垢面，上课不带书，也不发讲义，看上去像个疯子的刘师培；称钱玄同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常拿胡适之开涮的黄侃……您做北大中文系的掌门人，想必别有滋味？

  温：像刘、黄这样的国学大师，现在不多（笑）。北大在中国的位置很特殊，特别是中文系，在北大文科中被称为“老大哥”，在全国文科中影响也很大。历史上形成的位置，即使现在不像从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架子还在。

  问：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多年，盘活棋局的独创秘诀是什么？

  温：没有独创，就是尽量给大家自由。不能因为极少数人比较懒，就定一个程序，把大家都管死了。学术单位不能这样。对学术之树来讲，自由就是空气、水分与土壤。

  问：现在全国大多数中文系都“翻牌”称“学院”了，可你们没动？

  温：说到“翻牌”，这其中当然也有发展的需要。按说以北大中文系现有的规模，也不是一个小学院的格局了，至今没“翻牌”，因为我们很看重“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文脉”。

  我们讲文脉，讲传统，不是摆先前阔，而是要让文脉来滋养我们当前的教学研究，我提出了“守正创新”。现在，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还能取得一点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仍能整体领先，我想还是靠“老本钱”，在“守正”上下了些功夫，所谓创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为基础的。

　　为学为人皆要敬畏

  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者，现代名家中，您最欣赏谁？

  温：鲁迅。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套《鲁迅全集》，至今是我翻阅最多的书。鲁迅让人永远与现实保持一种犀利的批判眼光，让人清醒。

  问：鲁迅先生说他只为三种人写作：一是“孤独而疾驰的斗士”，二是“还在做美梦的青年”，三是他的敌人。您写作为哪些人？

  温：我愿意为平民、农民研究和写作。这好像是大话空话，但我常想，我们这些人衣食无忧，条件都很好了，但普通老百姓还是比较艰难的，他们没有话语权，没地方发牢骚。

  就拿教育来说，现在两极分化是严重的。贫寒子弟要考上好的大学非常难，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受条件限制，享有教育资源存在很多不公平。教育部现在转向重视投入基础教育，是对的。国家发展了，税收多了，教育投入如果还是达不到法定的4％，我看问题就很大。现在讲和谐社会，我很赞同，社会要有一定的公平性才能和谐。

  问：鲁迅说，“人在白天都是要戴假面具的，惟有夜深人静，闭门独处时，才能卸下伪装，赤裸裸面对自己。”我很好奇，您也说场面上的话吗？

  温：可能因为我是教授，所以说话比较自由吧。我白天晚上说的话都差不多，尽量说些真话。

  问：说真话可能就得罪人？

  温：能不得罪人吗？比如对高等教育“大跃进”和教学质量滑坡的问题，对研究生博士生培养粗制滥造问题，对学术管理粗放量化的问题，对当代文学“粗鄙化”问题，对经典“恶搞”成风的问题等等，我都有过很多批评，肯定不会都是让人高兴的事情。

  我是基督家庭里长大的，从小熟悉《圣经》。看到高龄而又病重的母亲每天都要坚持吃力地用放大镜读上几页，我看到信仰的力量。读这部书不等于要信教，它也许能激发我们对生命，对未知世界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做人要敬畏，做学问也要敬畏。

　　文盲减少《语文》有功

  问：您有一个身份——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您肩上的担子挑起的可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文气”呀。

  温：言重了，担当不起。不过语文教育改革是我这几年关注的课题。作为“课标组”的召集人，位置特殊，不便说话，我说话只能代表我自己。

  问：有作家就主张以“文学代替语文”，您觉得可行吗？

  温：不可行。中学语文是人文教育，但不是“文人教育”。基础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不能把我们的学生都培养成文人。刚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有著名作家写文章说现在中学生作文不好，“说明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失败的。”这是以偏概全的武断。

  问：大家抱怨普遍语文水平下降并不是空穴来风？

  温：有问题，这才需要改革，但改革不是颠覆以前成绩。现在的孩子可能错别字较多，但他们上网阅读的速度很快，收集信息能力很强，那也是一种语文能力呀。最近十多年，中国扫除文盲4600万，成人文盲率已经从以前的22.2％下降为9.08%，这不也是语文教育的巨大成绩？

  问：“观千剑而识器”。因为课业负担，许多孩子平时除了读教科书和教辅书，很少有时间课外阅读。现在的语文教材为什么不是增厚，而是减薄？

  温：这倒可以探讨。就拿高中语文课改来说，现在主张分两部分，其中必修占1.25学年，课本是薄了，但还有选修是1.75学年，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但这可能带有理想色彩，实际上多数学校难于做到。必修课上完之后，马上转向高考复习了，选修也就流于形式了。

  问：问题症结还是在应试教育和高考上？

  答：教育的问题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根子也不简单是一个高考指挥棒，其实指挥棒是社会分层的竞争加剧造成的。比如现在社会转型，竞争加剧，家长紧张，各种矛盾折射到孩子身上，于是，大家都反感应试教育，又都在齐力推动应试教育，这就是悖论。


  我下去培训中学教师，他们对课改比较紧张，不适应，我就和他们说：不必太多考虑课改的理论，让你的学生学习更主动，个性更健全，在原有基础上能有所进步，那也就是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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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北大中文系藏龙卧虎，怪杰辈出。如不修边幅，蓬首垢面，上课不带书，也不发讲义，看上去像个疯子的刘师培；称钱玄同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常拿胡适之开涮的黄侃……您做北大中文系的掌门人，想必别有滋味？

  温：像刘、黄这样的国学大师，现在不多（笑）。北大在中国的位置很特殊，特别是中文系，在北大文科中被称为“老大哥”，在全国文科中影响也很大。历史上形成的位置，即使现在不像从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架子还在。

令我不解的是这个笑字，怎还笑得出来？！

北大已经沦落到了用“骆驼架子”撑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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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去培训中学教师，他们对课改比较紧张，不适应，我就和他们说：不必太多考虑课改的理论，让你的学生学习更主动，个性更健全，在原有基础上能有所进步，那也就是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