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词的主要审美特征

一生最爱红楼

浅论宋词的审美特征及疏密风格流派


[中心内容] 北宋前期词人多洞晓音乐。为便于流行传诵，他们把词写的清丽柔美。他们做词不只要协音律，而且要求语言平易晓畅。词人“游戏作小词”主要是为了消遣娱乐，它实际上并不受儒家传统礼教的约束，不承担经世治国的责任。他们作词一方面是写以裨补时政为目的的诗文，一方面写专供消遣娱乐之用的歌词。从文学作品看，宋人恐怕可算是迄今为止最为多情的人们了。踏进宋词词苑，简直如同踏进了一个由张张情网，缕缕情丝交织成的情的天地。宋人作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歌唱性与不同的词调乐曲声调结合，在歌唱中，才能体现它的审特征，宋词的内容多与男女之情有关，这是造成宋词婉约风格的重要原因，词中题材大多是倾向于阴柔之美内容。

关键词：  审美特征    柔婉     忘情  
        乐感      妩媚     


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独立的重要的文学形式，原是配合隋唐新声“（燕乐）”而创作的歌曲，直到晚唐五代才逐渐脱离按曲拍谱词的束缚，成为一种长短句的诗体，以格律诗形式流传至今。到了宋代，随着社会安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大都市的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将词的发展推动到鼎盛时期。上自帝王卿相，下自偶优歌妓，真不竞作“骈声”。各种风格流派标新立异，争奇斗艳，使词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勃兰克《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音》透过宋词那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我们应该进而提示其所反映，展现其心灵世界。

一、宋词的审美特征
（一）媚婉柔丽：游戏作小词
北宋前期，词在艺术上以继承《花间》、《阳春》词风为主，一般作家老恪守诗词的不同风格，有意的去“镂玉雕琢”、裁花剪叶。“追求柔婉的风格，刘放《贡父诗话》在谈到晏殊的词时说：“元献尤喜冯延已歌词，其所做亦不减延己乐府。”陈根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也说欧阳修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这种现象说明了当时的词人们在创作上崇尚突出个性，不善于表现自我，因而在思想上，乃至语言上、词汇艺术上难免有许多雷同。如果谁能构成新鲜意境，创造别致形象，道出奇特语句，大家便感到惊喜，互相称美、传颂。像当时人称宋祁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张先为“张三影”和“云破月来花异影朗中”可见重词藻，喜妙句，学尚柔婉侬丽的风格乃是当时作家创作的一个共同观念，虽也有清疏豪放之作，也只是偶然为之，并没有别创一格，自成一家之意。
北宋前期词人多洞晓音律，其所写的词都可逐管弦，倚声而歌。为了适宜于持红于板的女孩儿演唱，他们必须把词写得清丽柔美，为便于流行传诵，他们做词不只要协音律，而且要力求语言平易晓畅，像柳永的一些词中，方言口语几乎俯拾可得，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篇》所收词里也多有通俗之作。柳、欧的这类词已经不能为士大夫所接受，但却是下层人民所欢迎的。所以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作词，包括远方的西夏王朝，也是“凡有井水饮处，既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3），欧阳修的小词也因其浅近生动而盛传于世。总的来说，在北宋前期。“诗庄词媚”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格。正像后来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所说：
“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
不必抒情之作，就是咏物也要有闺房之意，否则，便被看作不是正宗本色。冲破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正是当时词人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而这时还没有人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所以说北宋前期的词人们在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正处在一种转化的过程中。
在当时，词被视为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小道”，它与诗文不同，文人们写诗作文是为了应科举敲开仕途的大门，或以风雅此兴和谏诤的手段议政论道，以匡济世救民。总之，写诗作文是光明正大的，是郑重严肃的，而填词则不然，他主要是为了酬唱，即受朋友之邀，应歌妓之请，写来助欢佐乐的，因而词的创作被看作纯粹是个人的活动，作者们“游戏作小词”，主要是为了消遣娱乐，它实际上并不受儒家传统礼教的约束，不承担经世治国的责任的。所以当时文人们的文学创作往往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即一方面写以裨补时政为目的的诗文，一方面写专供消遣娱乐之用的歌词。像欧阳修是北宋诗文改革的宗师，他尊重儒家道统，鄙夷时文，反对西昆，写了许多符合“平淡典要”标准的诗文。可是他的词呢？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则探婉侬丽，完全是另一副面貌。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是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的特殊生活环境和创作观念决定的，他们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积极以政，在这样的生活和思想指导下创作出大量诗文，而词则是他们在歌舞娱乐的生活中为娱宾遣兴而创造的产物。

（二）多情的灵魂：宋人的忘情心理
从文学作品看，宋人恐怕可算是迄今为止最为多情的人们了。一踏进宋代词苑，简直如同踏进了一个由张张情网，缕缕情丝交织成的情的天地。试读：“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张先《一丛花令》）“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观《鹊桥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情何其多，情何其浓！而这些情的内核，十之八九都离不开男女恋情。
恋情心理空前活跃的原因甚多，一方面，宋代社会中男女交往机会比前代多，很多词人的情词便是由歌宴酒席上感发出来的。宋代欧阳修有词云：“青春才子有佳词，纷纷佳人更劝酒。”（《玉楼春》），辛弃疾也写过“精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捍英雄泪。”（《水龙吟》）有人曾戏言，晏几道词“妙在得于妇女。”这些都是士大夫在酒宴上与歌妓交往的明证。
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有了高度发展。繁华而琦施的城市风情也加倍激发了士人的才思，特别是统治阶级提倡“享乐”，所以城市的夜生活也较之前代更加繁荣热闹。于是，在那“月上柳梢头”的背景下，便往往出现了“人约黄昏后”的镜头，伴随社会发展，人们的“男女观”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
当我们读到柳永的词“早知怎么了，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躺，针线闲拈伴伊生。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风波》），便如那种蔑视功名富贵，但求夫妇厮守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已经影响到了文人的心理。
由于宋人的情爱意识被促发得如此“洋溢”，而在此同时，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尽情宣泄此种心理文学工具——小词。因此，宋词中便出现了“词为艳科”的“一代奇观”。我们翻开宋词史册，简直到处都可读到那些或香艳、或凄丽、或热烈、或怨悱的忘情词篇，有的描写欢会，有的描写相思，有的表现对自由恋爱的向往，有的表现对于恋爱悲剧的哀伤，其总的特色便可大致概括为恣放、细腻与带有“城市色彩”。所写忘情是相当大胆强烈直率的。高度的细腻与“成熟”形成了宋词情感丰满与多层次的特征，而这一情感的展示，往往都是以富丽繁华的都市生活环境为背景的。

（三）宋词的歌唱性与音乐美
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大词人苏轼有一次问一个善歌的人：“我词比柳(永)词不达意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个有名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宋词中阴柔与阳刚两种风格的不同。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位善歌的人评价苏、柳的不同词风，首先是着眼于“唱”。不同风格的词，与不同的词调乐曲声情相结合，要在歌唱之中，才能全面体现它的歌唱性，李清照作《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对词的声律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首要的着眼点便是“可歌”。宋人王炎《双溪诗余自序》更说：“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正是这种入乐歌唱的性质，决定了宋词的独特发展路径，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审美倾向。
关于宋词的歌唱性特点，可以先看南宋姜 的《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这首词借咏梅表达对已经逝去的爱情的追思，咏物与怀人融为一体，意蕴深远，文词雅健，与清雅谐婉的曲调和谐地配合，相得益彰。
歌唱性特点造成了宋词独特的音乐美感，虽然宋词大多数由于乐谱失传，已经脱离音乐而独立，但词的音乐性也仍然是很强的。这种音乐感主要是来自于词调规定的有规律的字声平仄组合，句式的错落和音节、韵位的丰富变化而造成的抑扬顿挫的旋律和节奏感。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词，开头七组叠字，以独特的音节、压抑的声调，强化渲染了凄苦、孤独、冷清、无聊的心情，特别富于音乐的节奏感。词中用字，又有意识地用语音表现出悲苦的情绪，较多地使用舌音字和齿音字，并押入声韵脚，都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音律效果，从字词的声音上就可以体会到词人压抑悲苦的心情。虽然乐谱失传，但从文字的声律组合中同样可以体会到和谐的音乐美感。宋词词调丰富，声律体式变化多样，清康熙年间的《钦定词谱》共收录826调、2,306体。不同的词调有不同的音律节奏和声情风格，词人创作可以根据抒情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词调，达到声与情的完美结合。宋词的声律节奏变化比一般格律诗歌更为丰富多彩，这也是宋词作为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

（四）词为艳科
《吹剑续录》记载的故事还有一个着眼点，就是不同内容风格的词，要由不同的人歌唱。关西大汉和十七八女孩儿刚柔不同的演唱，可以对豪放和婉约的不同词风给予不同的演绎。但在宋人的一般观念中，词又是以女声歌唱为本色的。北宋李鹿有一首《品令》词说：“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南宋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说：“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也说，词的歌唱，如果“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到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记述杭州唱词风习仍是：“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这种以软美的女声歌唱为本色的风气，对宋词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也就是说，由于唱词崇尚女声，士大夫作词也要追求风格的婉媚。于是这种女性化的婉媚就成了词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前人论词，有所谓“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词之为体如美人”等说法。了解词的艺术风格，这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点。
宋词的内容多与男女之情有关，这是造成宋词婉媚风格的重要原因。词中最多见的题材是相思恋情、离愁别绪、伤春悲秋、风花雪月、游子乡愁、思妇闺怨等，大多是倾向于阴柔之美的内容。即使一些抒写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也往往与男女相思离愁结合在一起，如柳永的《雪霖铃》(寒蝉凄切)写羁旅行役的漂泊之感，就是在男女离别的悲苦氛中去表现的。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更是被誉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名作。这样的例子在宋词中不胜枚举。一些与艳情无关的登临咏怀词，也免不了带出“艳情”的词句，如辛弃疾“登健康赏心亭”的《水龙吟》词，抒写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悲愤，最后则说：“情何人唤取，红巾翠袖，  英雄泪。”还是要借女性知已的柔情抚慰来表现失意的孤愤。一些咏物的词章，更少不了柔媚的情调。如姜  《暗香》表面是咏梅，实际是表现对昔日爱情的追思。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以女性的娇柔形象比喻杨花，又借咏物写柔情，在似与不似、若即若离之间写出杨花的情态神韵，更传达一种女性化的情思。宋末沉义父《乐府指迷》讨论咏物词之作法云：“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作咏物词尚且如此，别的题材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苏轼、辛弃疾等词人，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和抒情功能，发展了阳刚之美的豪放词风，为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当时，苏、辛的一些雄放豪迈的词作或被词为“句读不葺之诗”，或被视为“变体”，不是词的本色风格。这种看法当然是保守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宋人的普遍观念中，婉媚之美才是词的艺术本色。
宋词的抒情多取与女性有关的角度，或者模拟女性的口吻，或者把用笔的中心放在女性身上，或者以女性化的意象自比，或者采取女性的视角，或者干脆就是为女性代言。这是造成宋词婉媚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柳永的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写羁旅行役之愁，本是他自己的主观抒情，但最后还是把视点转向了他所思念的女性：“想佳人，妆楼禺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从女方的行动中写出双方的深挚感情，从而加重了离愁的渲染。欧阳修的《踏莎行》(侯馆梅残)上片的中心是男性的游子，下片便转赂了思妇，抒情的角度在游子与思妇之间切换，从两面抒写相思离愁。即使以豪放著称的辛弃疾，在《摸鱼儿》 (更能消)词中同样以女性自比：“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以历史上美人遭妒失宠的故事，暗喻自己遭受排挤、报国无门的现实遭遇。这种写法比直截了当地诉说更体现词的婉曲深切的特点。
至于全部采取女性视角或干脆为女性代言的作品，典型的例子有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李重元的《忆王孙》(萋萋芳草忆王孙)等。这些词都体现了词人对女性的深切屿，虽是男性代女性立言，却真切自然，没有矫揉造作之弊。由于宋词是一种音乐文学，而演唱者又主要是女性，因此词人作词多采用女性的视角、立场和抒情角度，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男性词人作词，揣测女性的心情，难免会有隔膜，有时还会因为缺少真诚的同情而带有不健康的赏玩因素。而且男性词人以女性的角度抒情，有时也会失去词人本来的真性情而变得矫揉造作。这种情开曾被宋人批评为“群儿雌声学语”，“自立与真情衰矣”。真正改变了这状况的词人是苏轼、辛弃疾等一批注重抒写自己的性情的词人，如元好问《新轩乐府引》所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苏、辛对宋词的变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的大部分词作以抒写自己的真情为依归，不再遵循词的女性化传统了。
以上是我对宋词的主要审美特征肤浅的认识。实际上，中国古典文学一向不乏对于恋情的描写，但发展到宋词，恋情才能成为一个热门的题材，这对于后代的戏曲和小说，也产生了不少影响。有了宋词中的“千秋愿年年此会长相见。”（欧阳修《渔家傲》），才会有元曲中“永老无别离，万古长相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王实甫《西厢记》），有了宋词的“人生自有情痴”（欧阳修《玉楼春》）的“痴情”，才会出现后代的《牡丹亭》中那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杜丽娘和《红楼梦》中那痴情而死的林黛玉形象，这样看来，宋词在表现人类情趣、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了。






参考文献：

①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书，1988年8月第1版。
②唐宋词研究[日]青山宏著、程郁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③唐宋诗词史，马承玉、戴建业著，湖北科技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④两宋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⑤中国文学史纲要（宋辽金元文学）李修生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1995年9月第7次印刷。

slough98

“中国古典文学一向不乏对于恋情的描写，但发展到宋词，恋情才能成为一个热门的题材”，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爱情、婚姻题材在《诗经》中就占最大的比重，汉乐府、南朝民歌、唐诗中都有大量抒写恋情的作品，说自宋词始“恋情成为一个热门的题材”，就等于预设以前爱情在古典文学中不是一个热门题材，这得不到文学史的材料支持。当然，宋词中的爱情题材（包括借情比兴）的作品在宋词中所占比重尤大，且在表现爱情的细腻温婉上取得了突进的成就。相比之下，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中的爱情诗在整体数量、质量上就不及唐诗中的爱情诗。这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文学体裁样式对不同题材的契合度，并不能说明题材本身在某一时代的热度。

白草折

写“情”，自古即有。到北宋，以词写“情”，因为文体的独特性，写来有诗所不能传神处。诗，也抒情，诗体言情，还是较庄严。
词体，易流于写“伤春悲秋”，写男女间的“悲欢离合”，故有“词为艳科”之讥。
晚明才子龚芝麓登眉楼，龚、顾（眉生）定情，龚芝麓写了一组词，叙述二人“情史”，名《白门柳》。起首“楼晤”四阙，第二组写“分别”……写顾媚赴京之艰苦，终于团圆…，
如同史诗，形同一组“词”史，叙述两人恋爱的经过。(论《白门柳》之处，见“张宏生”著作)

zjiacai

白草折可是有名的才女

绝缘体

宋词的审美特征，前人论述夥矣。当代学者中，缪钺先生与叶嘉莹先生论述最合我心。楼主所言诸点实为冷饭，不炒亦可。

bibliomaniac

引用第4楼绝缘体于2007-09-01 09:05发表的 :
宋词的审美特征，前人论述夥矣。当代学者中，缪钺先生与叶嘉莹先生论述最合我心。楼主所言诸点实为冷饭，不炒亦可。

同感，我很想楼主能列出文中那些是自己的观点。

白草折

引用第3楼zjiacai于2007-08-31 23:51发表的 :
白草折可是~~~~

这里有能力的人比比皆是，人都潜修不露，我这半瓶醋的，才想来挣点银子，小Z就跑来胡闹，等回去，拿扫帚打你屁股。

zjiacai

引用第6楼白草折于2007-09-01 09:56发表的 :

这里有能力的人比比皆是，人都潜修不露，我这半瓶醋的，才想来挣点银子，小Z就跑来胡闹，等回去，拿扫帚打你屁股。

这年头，女孩子看韩剧看多了，都这么野蛮，还要“拿扫帚打你屁股”。

three

缺少社会气氛与人文趋向的诗词文化，难逃消逝之厄，词的赏识，名家所重境界，词（诗）意，勿囿于气势磅礴的理想抱负，然而与词相应的古典音乐元素的流失，词离我是越来越远，无论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