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国:把发展股市提升为国家的主导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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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中国股市出现了一种“星期五综合症”。每到周末，市场对股市政策的恐惧就会发展到极端进而导致市场的剧烈波动。这表明，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正在死灰复燃。在我看来，中国股市走出政策市、走向市场化的核心与关键，是要把发展股市提升为国家的主导战略。没有这样的战略提升，股市发展就很难走出“政策市”而走向市场化，股市运行也就很难迎来新制度的曙光。

　　发展股市必须成为国家的主导战略，而现实的问题是国家恰恰没有这样的战略。到目前为止，发展股市既没有成为国家战略，也更谈不上成为主导战略。从决策层面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还从来没有研究与部属过股市的发展与建设，股市的最高决策机构仍然是部际联席会议；从立法层面来看，国家对股市的发展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中长期规划，甚至连股市市值与GDP的比例也没有一个大致的构想。这种状况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股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日益重要，但股市的制度建设却很难纳入决策者的决策视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股市所特有的混乱的监管取向、功利性的股市政策与随机漫步式的市场发展，在国家怎样发展股市、国家怎样爱护股市、国家怎样保护股市、国家怎样监管股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机制性缺失与方向性走偏。因此，就中国股市发展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势来说，现阶段中国股市迫切需要解决的最紧迫也是最重要课题，是把股市发展提升为国家的主导战略。

　　把发展股市提升为国家的主导战略，是因为强大的国家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市场。从大国经济走向强国经济的最核心标志，不只在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量的提高，更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在过去28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资源配置效率却一直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中国用相当于全世界35—40%的能源与资源创造了仅仅4%的经济总量，使得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之所以过低，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资源配置体制还没有真正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作为资金分配主渠道与资源配置主机制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中资源的流速、流量、流向与流程，而中国现阶段的银行体制在主体上还是旧的，这就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与配置与市场运行之间发生严重的错位与巨大的寻租空间，使得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弊端丛生。政府控制了银行与银行信贷，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资金与整个经济运行，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经济近年来不断处在过度收缩与过度扩张的循环之中，政府的职能也迟迟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方向与要求的重大转换与变革。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与中国股市规范化程度的提高，由几家银行的少数人来决定整个国民经济走势与走向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正在进入由资本市场来承担资金分配主渠道与资源配置主机制的资本时代。银行储蓄向市场投资转换的过程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个过程还会无可避免地进行下去。对于市场的这种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政府与监管部门必须有明确与清醒的认识，没有必要在时代的潮流面前惶惶不安甚至不知所措。商业银行也必须从主要依赖国家信用转向主要依赖市场信用，在市场竞争中全面提升自身的市场化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

　　把发展股市提升为国家的主导战略，是因为股市的市场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先导与灵魂。市场化的核心要义，是让市场在自我波动与博弈中寻找均衡点，这个均衡点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源不断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市场按自身的规律与节律酣畅淋漓地运行，限制市场的运行方向与运行空间，就不可能产生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资源配置效率。股票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其首要的意义和作用是促进了中国的产权变革，使得模糊的产权逐步变为明晰的产权，集中的产权逐步变为分散的产权，呆滞的产权逐步变为流动的产权，进而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大大催化了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内容与基本标志的市场化制度变革。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是以产权为基础、以效率为原则、以竞争为主导的，因而利益原则必须服从于财产原则，公平原则必须服从于效率原则，垄断原则必须服从于竞争原则。如果说，是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催生了中国股市的这一轮大牛市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这一轮的大牛市又反过来促进与保证了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与基本完成并且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与最为适宜的生态环境；如果说，是这一轮的大牛市激活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中蕴含着的积极因素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些积极因素的有效对接与叠加效应就还有赖于牛市的继续演进与有效发展并且继续产生复合的与正面的促进效应。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是把握预期，稳定市场的前提是稳定市场预期，稳定预期的关键是让市场的核心政策与基本制度可预见和可把握。如果市场整天在揣摩政策走向，那就会在“政策市”的诱导下偏离正轨，就会导致市场运行的不断走偏与严重走偏。今年以来的“2.27”事件、“4.19”事件与“5.30”事件，无一不是揣摩政策与政策作用的结果。在一个政策主导的市场上，价值投资与价值发现就都会退避三舍，取而代之的就是由制度期待转向政策期待。市场运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股市本身所具有的制度优势与机制优势就都会丧失殆尽，市场付出惨重代价所迎来的制度变革成果也就会付之东流，这是政府与管理层在市场监管中必须注意也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与重大课题，不能不慎重对待。

　　把发展股市提升为国家的主导战略，是因为股市的发展能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战略空间。中国股市的发展将给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带来全方位的变革，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完善，新的投资理念将在这个过程中演进与发展，新的增长契机将在这个过程中到来与拓宽。中国股市的这一轮牛市不仅会改变市场的市场行为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中国，改变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中国股市发展的这种态势与趋势要求有健全的法律与制度，要求社会以更开放的视野与更宽容的胸襟来面对与迎接资本时代的到来。看不到中国股市发展中所包含的这种巨大的制度内涵，仅仅从指数变动或仅仅从解决流动性过剩的角度来看待股市发展就是一种消极的观点，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更高的角度、更广的视野、更长久的方略来把握股市与推动市场。政府与管理层必须明白，有效的市场必须是市场内生变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市场的内生变量不能成为主导变量，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就不能有效形成并且合乎规律地发挥作用；政府与管理层也必须明白，有效的市场必须是市场预期稳定明确的市场，对投资者与市场来说，预期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才是市场运行与市场投资的最大风险；政府与管理层还必须明白，有效的市场必须是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市场，市场的交易成本越低，资源的流动性就越强，市场的逐利动机就越高，市场的资源配置就越有效。在一个外生变量左右着市场运行、市场预期模糊且不稳定、市场交易成本极高的市场上，是很难产生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已经站到了制度嬗变的转折点上。历史上任何的重大制度变革，都难免会有彷徨甚至会有反复，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总是难以阻延也难以阻挡。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把握股市，就会超越在股市认识上的积极认识与消极认识的“褒与贬”的两难误区，在股市态度上的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的“疏与堵”的两难选择，在股市政策上积极政策与消极政策的“促与挡”的两难把握，股市政策就不会再唯股价指数的马首是瞻，股市走势就不会再唯股市政策的马首是瞻，股市决策就不会再唯国际投行的马首是瞻。到那时，市场才会真正地走出阴霾而走向晴朗，并且迎来制度嬗变的黎明与曙光。

希望是好的，结果如何，则未必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