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传资源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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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报道称北京市市花月季有望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用花，并将根据情况在鲜花月季和绢花月季中选择。首选月季，是因为月季原产中国，其拉丁名就是“中国”，拿破仑时代传入法国，与欧洲蔷薇杂交形成现代月季。因为鲜花增加奥运期间环境处理压力，也无法长久保持美丽，不便于运动员带回祖国，还可能使个别运动员产生过敏，如由传统的手工艺品——绢花替代，完全用环保型材料制作，还可提前制作。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位想将获赠的橄榄枝带回国的运动员，却因检验检疫问题未能如愿。相比之下，绢花月季绝对可以避免出现类似的尴尬。  



    橄榄枝为什么不能“过关”？  

    原来，希腊海关怕珍贵的生物资源流失，所有的动植物出口皆慎之又慎。而运动员所属国的海关则是怕橄榄枝上寄生的昆虫、微生物，甚至橄榄枝本身，可能破坏该国的生态系统，还可能造成代价昂贵的经济损失，甚至改变经济格局。  



    猕猴桃和奇异果：本是同根生，命运却迥异  

    早在1907年，新西兰的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校长，到湖北宜昌看望姐姐，把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新西兰。当地园艺专家亚历山大培育出了第一棵新西兰猕猴桃——奇异果。  

    在美国食品科研中心排列的27种最受欢迎的水果中，猕猴桃营养价值位居榜首，被誉为“水果之王”。1997年，新西兰所有果农按照种植面积与产量的大小，共同出资入股“新西兰奇异果国际行销公司”，推出统一品牌ZESPRI（中文名佳沛）；新西兰政府通过法令，规定任何果农以自己的品牌出口销售将被视为违法。统一出口品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水果命运。  

    2003年，中国大陆奇异果市场呈现这样的对比：每斤收购价不到1元的“中华猕猴桃”销量下降了30%；而论只销售的新西兰奇异果获得了80%的增长，从1993年的1万余箱，上升到60万箱。中国并不是新西兰奇异果唯一获得成功的市场，这种酸甜美味的水果在日本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都所向披靡。伊莎贝尔想不到，自己从中国带回的猕猴桃，一个世纪后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1/3。  

    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为了抢占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片面追求产量，人工栽培的高产猕猴桃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品种，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大别山猕猴桃变得极为稀有，有些品种甚至濒临灭绝。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多生物遗传基因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获得，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北京烤鸭”烤的不是北京鸭  

    为人们所熟知的北京烤鸭，如今烤的不是北京鸭，而是在英国被杂交后的北京鸭——“樱桃谷”鸭。  

    早在1957年，英国农场主尼克森先生开始在罗丝威尔镇樱桃谷的野外草坪上饲养北京鸭，每周上市1000只左右；1958年，尼克森先生聘请了一位营养专家进行规模养鸭的生产发展和遗传研究。研究之初，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性能，用北京鸭和欧洲野鸭埃里斯伯里鸭（黑色）为亲本，杂交选育而成配套系鸭——樱桃谷鸭。从此，樱桃谷公司在樱桃谷鸭的生产经营、品种选育上逐步突破，成为专业化肉鸭育种生产基地。我国首次引进该品系是1980年深圳光明华侨农场从香港引入樱桃谷鸭L2型三系杂交商品代肉鸭，以后陆续引进其改良品种。中国输出北京鸭时没有获利，现在陆续引进樱桃谷鸭却价格不菲。  

    现在，国内市场年消费肉鸭14.5亿只，樱桃谷鸭占据的市场份额多于80%，真正的北京鸭溃不成军。  

    实际上，我国畜禽品种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很多品质优良，不仅有繁殖力高、成熟早、肉质好、风味独特等优良特性，且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和抗逆性。但由于缺乏保护观念，非但谈不上充分利用，这些生物遗传资源还被外国人拿去，“混血”改良后再重新来抢占中国市场。  

    近十年来，我国的家畜遗传资源贮备在急速衰减。主要畜种的432个品种中有158个由于规模锐减已丧失了原有的育种潜力。牛、猪、鸡的一些著名良种日愈混杂、趋于泯灭，情况危急。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我国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我国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种畜禽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基本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许多引进品种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加入WTO后，许多外国种畜禽专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我国畜牧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当家品种都是国外现代品种，每年都要花大量的外汇从国外引进畜禽良种。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年我国光是种猪引种就耗费外汇1亿多美元。  

    在影响畜禽生产的众多因素中，遗传育种的科技贡献首当其冲，即提高畜禽生产水平的关键因素是品种。据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50年来畜牧生产中各种科学技术所起作用的总结，品种改良的作用居各项技术之首，占到40％，远远高于营养饲料(20％)、疾病防治(15％)和繁殖与行为(10％)等，而品种改良要以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资源为基础才能迅速实现，畜禽遗传资源的任何一点利用都可能在类型、质量、数量上给肉、奶、蛋和毛皮等生产带来创新。可以说，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丰富的畜禽遗传资源，可以占领市场竞争的先机和主动，左右甚至垄断行业及市场的发展方向。  



    畜禽品种单一化的隐患多  

    有专家分析，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受到破坏是因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大量引入外国品种、滥用杂交、国内外营销市场对产品的误导造成的。许多地方不顾实际盲目推广外国品种，甚至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广。有些地区的领导，常把地方猪种说成“劣种”，并采取排斥、淘汰的手段加以消除，甚而当成一种经验加以宣传。江苏某区以《改良猪种消灭黑猪提高养猪效益》为题发放文件，要求在其辖区内彻底消灭地方黑猪，大力引进外种猪。农户凡将黑种公猪淘汰后换成“长白”、“大约克”、“杜洛克”种公猪的，每淘汰一头黑种公猪补贴品种改良基金200元；反之，每饲养一头黑种公猪，征收品种改良基金200元。如此做法只能加速中国地方优良品种灭绝的脚步，使得我国畜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  

    少数经强度选育的高产专门化品种已成为全球畜牧生产的主要品种，这些高产专门化品种在大幅提高畜牧业产量和效果的同时，也由于连续定向选择，使得品种内、品种间的遗传变异越来越窄，最终导致选择极限，同时也面临更大的疫病风险（品种单一化容易使某些易感疫病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科学时报》记者曾在2005年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研讨会上，听到专家们的担忧：禽流感、SARS、猴痘等的流行，部分是因为品种在全球范围的高度统一。而这些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  

    同时，人类对畜禽产品、种类和质量要求不断变化，单一化品种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假如我们能利用自己的畜禽遗传资源宝库，地方优良品种必将大有可为。  



    野生大豆：一种野生基因决定一个产业兴衰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博士，曾多次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及相关谈判，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上都受到严重的威胁。“2004年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采用2001年《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标准》，对中国范围内10211种动植物（其中动物5803种、植物4408种）的灭绝危险程度进行了新的评估。评估表明，中国的物种濒危情况远比过去评估的比例高，各类生物物种受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特别是植物的受威胁物种比例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估计，如野生大豆、野生稻等。”  

    世界上已知的野生大豆资源90％以上分布在我国。因为野生大豆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因而成为育种与生物工程公司争夺专利权的目标。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野生物种，所拥有的基因可能决定一个产业的兴衰。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中国大量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美国作物基因库保存了2000多份大豆资源，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大豆资源大国。大豆包囊线虫病曾使美国大豆生产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美国科学家在中国野生大豆“北京小黑豆”中找到了抗此病的基因，使美国一跃而成为超过中国的大豆生产第一强国。  

    另外，美国孟山都公司利用我国的野生大豆品种，从美国农业部（USDA）种质库里获得中国野生大豆种质材料PI407305，并运用分子生物技术进行检测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了与控制大豆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基因。1998年10月1日，孟山都公司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了一项名为“高产大豆及其栽培和检测方法”的专利申请，共含有64项专利的权利要求，其申请范围涵盖了所有含有这些标记基因的大豆及其后代、具有相关高产性状的育种方法及所有引入该标记基因的作物。  

    如果专利获得批准，意味着孟山都公司对使用这种标记基因的所有大豆的研究与生产具有专利权，将对中国的大豆研究和生产造成侵害。

    “如此一来，中国野生大豆资源便变成了美国人的专利。”绿色和平项目经理施鹏翔向《科学时报》记者表示：“专利如果在美国被批准，以后中国如果向美国出口含有这种基因的大豆，可能都要缴纳一笔专利费；专利如果在中国被批准的话，种植这种大豆的中国农民甚至要向美国人付专利费！”  

    现在，随着大豆资源的流失，中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产量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  



    野生稻：栽培稻的祖先  

    如同野生大豆，中国野生稻的命运也颇令人担忧。  

    中国是世界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而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种。野生稻中蕴藏着丰富的抗病虫、抗逆、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等优异基因，是水稻抗性育种研究的基因源，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战略性物质基础。野生稻遗传资源通常是指与栽培稻有一定亲缘关系的所有野生稻近缘物种，与栽培稻具有不同程度的遗传关系。野生稻物种大多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与栽培稻有密切的接触，在趋同进化过程中野生稻的某些种类与栽培稻不断产生着天然杂交和种质渗入，野生稻因而很容易通过有性杂交，将其有益的农艺性状和基因转移到栽培稻中，成为水稻育种和改良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上个世纪，“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发现了貌似杂草的多年生普通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基因，向栽培稻进行转育，形成三系配套而育出籼型杂交稻，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为解决中国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全国栽培的水稻有50%是杂交稻。  

    薛达元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在对野生稻看得很紧，尚未被美国人利用。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中国野生稻的现状并不乐观：  

    因为修路、城镇发展占地、扩大耕地、生态系统恶化、外来物种如紫茎泽兰入侵等，野生稻赖以生存的沼泽地、池塘等消失，山丘长满紫茎泽兰，造成野生稻的数目和面积迅速下降。  

    更关键的是，国人的野生稻保护意识淡薄。云南、江西等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本来适于野生稻繁茂生长，过去在田边、水边或山丘上随处可见，许多农民见惯不惊，把它看作是可做青饲料的杂草。而有的官员还不知道野生稻是国家二类保护濒危植物。  

    同为文明古国的珍贵遗传资源，印度香米的现状也堪忧。1997年，被誉为“皇冠明珠”的印度香米(Basmati Rice，巴斯马蒂稻米)被美国种子公司Rice Tec申请了专利。尽管后来印度政府费尽周折，仍失去了16项专利权。香米以细长的形状和浓郁的香味而闻名，仅1997～1998年度印度香米就出口了逾四亿美元。Rice Tec公司将自己生产的印度香米称为Texmati大米及Kaomati大米，并在市场出售，企图取代印度农民种植了上千年的印度香米。  

    2001年，美国研究人员Chris Deren又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出一种品质与泰国“茉莉花香米”十分相似的新品种，其较传统的泰国香米要矮小，只需少量的阳光，能适用于机械化种植，且能在美国广阔的平原上栽种，准备在美国申请专利保护。Deren承认他用于研究的原材料——泰国香米的种子是由菲律宾的国际水稻所(IRRI)提供的。但1995年他得到这些种子时没有签订任何转让协议，也没有与泰国政府订立有关利益分享的协议。2002年11月，泰国农民聚集在美国领事馆前，强烈抗议美国应用生物技术改造泰国香米以使之适于美国种植的行为。如果美国生产出新型的泰国香米，那成千上万的泰国农民将无以为计。  

    当前，发达国家对本国生物遗传资源大力保护，却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搜集、掠夺生物遗传资源。据统计，美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占其总量的90％、日本占85％。  



    被污染的墨西哥野生玉米  

    不仅是中国的野生大豆、印度的香米，美国还从墨西哥“引进”了一种可以抗御枯叶真菌的玉米基因。  

    枯叶真菌曾是美国玉米的最大天敌，曾使美国农民一年的损失超过20亿美元。几年前，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生长在墨西哥南部山林中的玉米品系，可以抗御枯叶真菌。遗传学家把这种玉米中的抗枯叶真菌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玉米种子中去，使美国的玉米具有了抵抗这种灾害的能力。杜邦公司于2000年8月从欧洲专利局获得了EP744888号专利，但是这一专利不是针对利用转基因技术制造的玉米，而是针对自然生长的或以常规方式栽培的具有一定含油量的玉米。杜邦公司还对以该玉米为原料生产的所有粮食产品申请了专利，如食用油、动物饲料以及工业用途产品。据育种公司的专家们估计，这种新发现的抗枯叶真菌品系的商业价值，每年可达数10亿美元。  

    而墨西哥的传统玉米基因，通过人工技术和花粉传播，已经完全被污染，由于基因具有不可逆转和无法修复的特点，墨西哥的野生玉米种子便成了一个永远消失了的童话。墨西哥是玉米的原产地和品种多样性集中地。玛雅人的圣书记载，早在有历史记载的5000年前，玉米是印加人、玛雅人和阿芝苔克人的主要食物。  

    墨西哥高含油玉米被美国杜邦公司申请专利以后，墨西哥政府、绿色和平和欧洲一些宗教团体要求驳回该专利。欧洲专利局于2003年2月12日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并在复审决定中驳回专利，认为杜邦公司没有发明高含油玉米。但杜邦公司继续上诉，并没有撤回它在美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申请。  

    然而，不管是新西兰奇异果、北京烤鸭、野生大豆、野生稻，还是印度香米、墨西哥玉米，都比不上“遗传使用限制技术”更耸人听闻！  

遗传使用限制技术（俗称“终止子”技术，简称“GURTS”）是一种生物技术，经此技术处理的种子，只能种植一代。不妨假设一下，假如中国农民种植的水稻是某发达国经过遗传使用限制技术处理的种子，那今年买了，明年还得继续买，永远只能做这个技术持有者的“打工仔”，受制于人。  



    中国的人类基因资源频频被盗  

    除了生物遗传资源，中国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也被盯上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人口多、民族多、疾病的种类很多，既有发展中国家高发的传染病或某些遗传病，又有因生活富裕而引起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等富贵病。而且中国几代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少数民族聚居，这又使得家系遗传资源非常纯粹。因此，可以说中国是遗传资源的黄金宝地，也是国外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以及研究机构进行生物剽窃的目标。  

    1996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哈佛大学“群体遗传学计划”要在中国研究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早发心脏病、关节炎、精神分裂症和传染病在内的几乎所有文明病。这一计划需用2000万中国人的血样及ＤＮＡ样本，因为中国可提供廉价研究材料，巨大的人口可以为科学鉴定提供功效细微的基因。这一计划要依靠6个中国医学中心，而这些中心的主任则都是美国人。为实施这个计划，由多个药物公司赞助的以600万中国人的哮喘基因为样本的项目已经上马。  

    1998年，某些人就打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号，潜入浙江一些山区，以每份血清10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偷取这些地区隔离人群的基因标本。  

    2000年12月20日，《华盛顿邮报》以《在中国农村，有丰富的基因母矿》为题报道了哈佛在中国安徽农村采集大量血样并偷运回美国的生物剽窃事件。  

    可喜的是，1998年，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共同制定了第一部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规章——《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17条规定“我国境内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包括重要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及其数据、资料、样本等，我国研究开发机构享有专属持有权，未经许可，不得向其他单位转让。获得上述信息的外方合作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公开、发表、申请专利或以其他形式向他人披露”。第18条规定“有关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应当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原则。明确各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具有了一种“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现有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中所蕴藏的巨大价值被它所唤醒，焕发出夺目的光芒。据经合组织报告，从1999年到2000年，授予生物技术的专利数量在美国增加了15%、欧洲增加了10.5%。在这股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狂潮中，研发能力与生物多样性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对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争夺日渐激烈。  

    建立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由生物遗传资源的全体受益者给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地区一定的利益补偿，使受益共享、受损分担，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