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城北古书即卖会》（《东京书市买书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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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城北古书即卖会》（《东京书市买书记》之一）

　　昨天傍晚来到东京驹泽大学，今天中午刚刚办理完相关的公务手续。在学校的食堂里匆忙吃了顿午餐，随即赶赴神保町。按照惯例，东京的书市大多在周末举办。今天是日本的土曜日，我们则习惯偷懒顺着数，称星期六，神保町的东京古书会馆十有八九会有书市，所以要赶着去看看。坐地铁可以从驹泽大学直达神保町，方便出乎意想之外。“半藏门线”地铁在神保町旧书街这里有两站，先是抵达“九段下”站，接着下面一站便是“神保町”。九段下车站靠近靖国神社一侧，在神保町旧书店街西头的起点上，而东京古书会馆是在东头一侧的明治大学对面。我选择在九段下这一站下车，想一路走过去，大致浏览一下旧书店街的风景；另外，专门经营和汉古本典籍和中国文史研究书籍的山本书店，也在这一头上，很靠近九段下车站，店里的汉、和刻本古籍，即使不买，也不能不先去看看。
　　日本旧书店的规模，大多都比较小，这也是这一行业在许多国家共同的特点。由于店面太小，同时也是为了招揽顾客，每天开门营业以后，各家书店都在门前摆放一些廉价的书籍，供专门寻觅便宜旧书的读者以及路过的行人挑选。这一排排旧书摊连接起来，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一个常设不散的旧书市。
　　从九段下车站走过来，在最靠近这条旧书店街西头边儿上的松云堂书店门前，一眼看到一捆台湾出版的《明史研究专刊》，从创刊的第一期到第七期，标价1，050日元，这一专刊属年刊性质，每期相当于一部论文集，平均每册150日元，折合国币不过10元上下，价格当然不贵。该刊系由中国文化大学的吴智和先生私人创办并担任主编，这前七期出版于1978年至1984年间，当时台湾学术界的主流，还是依循着传统的实证方法，文章大多坦易平实，适合我本人严重落伍的学术取向。又该刊乃由吴智和先生自行筹资，一手经办。1949年以后，大陆上以类似形式编辑出版的古代文史学术刊物，据我所知，只有友人唐晓峰先生近年创办的《九州》。要想切实办好学术刊物，像这样由具有学术见识和魄力者一人独任其事，应当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若是官办或学术组织、团体办刊物，同样需要有这样一位独具专断职权的负责人，如上个世纪50年代杨向奎先生主编的《文史哲》，即是如此，不然东掣其肘，西绊其足，当事者很难真正有所作为。办好一个文史学术研究单位，实际上只有三件事：擢用富有学识的学者，养成端正的风尚；购置丰富的图书资料，提供基本的保障条件；编辑出版一流学术书刊，集中形成影响。不过，世风日下，实际上这其中哪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恐怕都很不容易办到；甚至就连极个别学者独善其身的追求，在许多人眼里，也久已属于很“另类”的奢侈存在。
　　日本著名的明清史研究专家山根幸夫，近年不幸去世，其藏书散入东京各旧书肆内，售价大多都比较昂贵。去年来东京时，我曾经在这家店里，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过一部薮内清撰著的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书籍，出自山根氏旧藏；不知这一摞《明史研究专刊》，能否也是其身后的遗物。山根幸夫生前是东洋文库的研究员，经常在东洋文库做研究。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日本时，是在东洋文库读书，时常在书库里或过道上遇见山根先生，先生还特地到我呆的“外国人研究员”的研究室里来看望过我，询问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先生待人亲切，神色和言语都充溢着女性式的和蔼，那种发自肺腑的关切，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缘于这种亲切的回忆，去年还在东京以较高书价买下一部山根先生有关明清史籍研究的著作。
　　在松云堂书店门前的书摊上，还选购有两部台湾印行的书籍，一部是杨家骆主编的《历代人物年里通谱》，525日元；另一部是美国学者周策纵著《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315日元。前者是常用工具书，手头没有，价又不贵，当然要买；后者是对内容感兴趣，即使再稍贵些，也不能不买。巫与史的关系，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周氏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谈，但这仍会有助于我加深对巫的了解；至于赋、比、兴、风、雅、颂这所谓“六诗”，更是一个聚讼千年令人好奇不已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读书、做研究，最基本的动力和愿望，就是通过解析那些隐秘的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感，并没有其它更高远的追求，也没有与外界“接轨”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兴奋和陶醉，或是焦虑与烦恼。
　　除此之外，在这家店门前，还买到两部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著作，一部是《諸子概說》，315日元；另一部为《論語之研究》，1，050日元。日本现在的书价，常常标定得有零有整，这是政府的5％消费税所致，不是店家愿意这样自己找麻烦。
　　这两部书都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前者虽然只是概论性的入门书籍，为东京弘文堂书房《支那學入門叢書》当中的一种，但不惟内容简练得当，每有精义，而且印制开本、装帧都很庄重，一如其它学术性专著，故通常也是要卖2，000日元上下。这本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售卖，主要是因为硬封皮曾被重装，装修时疏忽误将上下颠倒。买学术书，价格相差悬殊时，我是丝毫不在意这些外在形式缺陷的，像这样颠倒衣裳的书籍，过去在国内也图便宜买过几部。况且插在书架上时，尽可以按照封皮的上下顺序放，并不影响美观，你也感觉不到里面的内文正大头朝下做倒立；看书时反之，道理也是一样。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想欣赏摩挲封面时，再翻转过来看就是了。
　　据本书篇末所附广告，知东京弘文堂出版的这套《支那學入門叢書》，第一期共计印行四种，乃是基于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的考虑，武内氏此书自是属于子部导读，其馀三部分别为小岛祐马的《經學概說》、冈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說》和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學概說》。如此安排，乃是意在“支那学入门”，要率先从基本典籍的入门开始，令人感叹的是，1949年以后国人的古代文史教育，直至今天，也还没有普遍形成这样的认识，学术自然缺乏足够的底蕴和后劲。丛书发刊词谓：“小岛博士论理缜密，冈崎博士识见卓荦，武内博士考据精核，青木博士创造独步，各倾其底蕴而出之以简易平明之文，理深奥而用宏博。”丛书纂辑者云读此学界四位权威学者的导读，晚辈后生便可以无须左顾右盼，直接阔步迈入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殿堂，假若未能知晓这样的路径，则必定会遭遇到高墙坚壁的阻挡，无法攀援穿窬。同中国的情形一样，像这类深入浅出的中国古代典籍概述书籍，只有当年那些老一辈饱学宿儒写得好，现在无论哪一国家的人士肯定都写不来了，所以，非买老的来读不可，买这样的旧书，并不只是出自旧书爱好者的癖好。
　　《論語之研究》为岩波书店1939年初版初印，品相完好，护页上还有一段毛笔题识，是本书出版十三年后，作者武内义雄为友人中岛氏藏书所写，内容是抄录曾国藩的三句话：“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用心去读《论语》，往往会激发读者去追慕圣贤的作为，多年前尝见一部明汲古阁刻本《论语》上钤有一清朝人印文曰：“从此须做天下第一流人物。”第一流人物，当然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轻易做到，但士子读书，自当知所从违，取法乎上，适得其中，这才不至于把人类所有的知识财富都当作敲门砖用，愈读书愈发猥琐下作。《論語之研究》是一部学术名著，在1941年举行的日本“国民学术协会”第一届学术表彰会上，获得奖赏，当时一同获奖者只有三人，其中还包括有研究日本植物的理科书籍《牧野日本植物圖鑒》，可见其遴选范围之广与获奖作品所受赏誉之重。
　　武内义雄在《論語之研究》一书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创见，是由文献嬗变角度出发，先从今传本《论语》二十篇，上溯到王充在《论衡》当中所涉及到的“古论”二十一篇；再从这“古论”二十一篇当中，析分出《雍也》、《公冶长》、《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这河间七篇本，认为它应当是以鲁人曾子为中心所传授的《论语》，系曾子、孟子学派传承的孔子语录，也是《论语》最为初始的形态；继之又析分出《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子张》、《尧曰》这齐论语七篇本，认为它应当是以子贡为中心所传授的《论语》，乃是齐人传承的孔子语录；再继之复析分出《学而》、《乡党》这齐鲁二篇本，认为它应当是折中齐鲁儒学亦即子贡学派和曾子学派的传承所形成，或许是孟子游齐之后所撰集；其馀《子罕》、《季氏》、《阳货》、《微子》、《子张问》五篇，则应当是后人根据各种材料编纂的孔子语录补遗，内容驳杂不一，各部分的形成年代也先后不同，最晚的部分很可能已经迟至战国末期。武内氏身后相继不断出土的简牍典籍，使我们在当今有条件对他的研究，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但不拘其结论能否成立，这种深入细致的探讨，也是对《论语》一书嬗变过程研究的重要贡献。如此学术经典，且留有作者手迹，售价仅1，000日元出头，折合国币只有几十块钱，算是拣到一个不大不小的便宜，也是这一天里所得最感兴奋的书籍。
关于《论语》，近来突然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因在电视台解说宣讲此书而一夜成名，书籍随之畅销寰海内外。于是，各出版社纷纷跟进，刊印相关普及性著述，亦不乏名教授预身其间。儒家经典，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终归是一件好事。将经典通俗化，受到大众的认可，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用灵动的文笔来向大众表述学术见识和社会看法，甚至哪怕实际上只是学术界久已知之乃至古已有之的一般性常识，同样亦非轻而易举。能够受到普遍欢迎，讲述者和撰述者的才华均可羡可赞。有些学者对其煞是光火，挞伐抨击，不遗馀力，说起来义正词严，旁观者却似乎能从中嗅到一些酸味，看上去也好像很不成体统。至于其人所讲所写是否存在谬误荒唐，每位学者尽可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让社会去选择、市场去淘汰。有所自负的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擅此长，不满意别人的讲法，就自己动手去做得更理想一些，大可不必动辄呵斥教训别人。学者对此，若是仅仅去做一个批评家，我以为这如同看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一样，本来就不是给你预备的东西，花功夫去看，本身已经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堕落行为，不喜欢的话，转换频道就是了，何必去为这些无聊之事认真较劲呢？还是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像武内义雄氏此书一样，多提出一些能够在学术史上留下印记的创见。
　　过一条马路，与松云堂间隔几家店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山本书店。山本书店里专业文史书籍非常丰富，就是价格也极为昂贵，很少有价格能诱你怦然心动的书籍售卖，所以，每次到这里来更多地是想看线装古籍，而不是现代学者的研究著述。不过，这次店里的情形却有些例外，线装古籍和去年在这里看到的差不多，没有什么书能引起兴致，反倒是在一进门地方摆放的一小架洋装旧本里，竟找到几本很不错的廉价书籍。
　　在纯学术研究性书籍方面，有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麻布面精装，仅500日元。这部书也是列在前述东京弘文堂出版的《支那學入門叢書》当中，初版于1931年。作者依据的材料，现今看来虽然稍显陈旧，但所做叙述却依然要远比时下这一代学人更有蕴藉。我买到的已经是1942年的第5版印本。令人奇怪的是扉页、版权页和卷首所印的书名“西域文明史概論”，不知为什么在内文的书眉处，虽时或也与此相同，更多地却是印作“西域文明の概觀”（西域文明概观），这对于做事精细的日本人来说，是出版物中相当罕见的失误。颇疑其书名在前后不同版次曾经有过更易，而重版时日本举国上下正深陷于对中国等地侵略扩张的歇斯底里之中，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疏忽。
　　学术史料，在这里得到有台湾中国文献出版社影印的沈曾植、张尔田著《蒙古源流笺证》。800日元，算不上便宜，也说不上很贵，手头没有，就收留下来。蒙元史的书籍，极少涉猎，买到手里，多半也只是束之高阁。在这里花300日元买下的渡边敏夫著《曆》这本书却与此不同，以后一定会从头认真阅读。历史是时间的学术，时间则借助历法来体现，研读历史书籍，便不能不尽可能多知晓一些历法知识；特别是在秦汉以前，包括阴阳五行在内的许多文化现象，都与天文历法具有密切关联，了解历法的构造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古代的历法原理，不会随着今天的时代发展而发生任何改变，所以，买这种书并不怕旧（此书出版于1940年），就怕作者讲不清楚。我选择渡边敏夫这部书，就是因为翻看了一下，觉得它既内容丰富，又叙述明晰；当然，精装一大本约300页，价格也相当便宜。
　　在这批书中，内容最适合闲暇时随便翻看的是法本易弘著《支那文化雜談》。1943年的初版本，精装360多页大本，竟然只收200日元，低得实在有些不太象话。书上用铅笔标有过去的书价，知曾被定作3，000日元，而这才与它的实际身价相称。这是一部作者的文集，与“杂谈”的书名相应，内容确实比较庞杂，既有学术性论文，也有随笔性散记，乃至旅行日志。其中四篇学术性论文，有两篇分别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语词，水平一般，不足称道；还有一篇题作《文學史上における屈原並に離騷》（《文学史上的屈原与离骚》），所说也卑之无甚高论；另有一篇论文是《文学史上より观たる支那の南北》（《文学史上所见之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谈论南北的差异，倒是值得一读。其它文章则基本上都是有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实的记述和议论，可以从中获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文章的具体题目分别为：《現代支那の文化運\動に就いて——特に國字改良運\動と新生活運\動に就いて》（《论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特别是国字改良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國立北京圖書館の概況就いて》（《国立北京图书馆概况介绍》）、《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东亚文化协会成立的意义》）、《滿支留學生の指導に就いて》（《关于满洲和中国留学生的指导问题》），以及《雲岡訪佛紀行》。作者出版这部文集时身为中央大学教授，可是此前却曾在北平留学较长时间，后来又配合侵华日军，在北平做所谓文化工作，还做过多年“满洲国”和中国留学生的“指导监督”，故所记述和所议论的时事，颇有史料价值。
　　书中《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一文所附“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大会纪年摄影”照片，在三十多位与会者当中，竟出现有七八个身穿日本军服、手持军刀的“大日本皇军”军官。这样的“文化协议会”能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由此即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顺便说一下，列名这次会议的中方人员，既有臭名昭著的汉奸王克敏、汤尔和、王揖唐、周作人之流，也有我们通常认为一直坚持不与日伪政权合作的陈垣、张大千等人。在沦陷区生存，有很多大后方体验不到的困难，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当时的这些活动，即使是为养家糊口，到日伪官办的“伪学校”里教教书，也不宜像傅斯年等人那样苛求，将其认作通敌的伪职。
　　《滿支留學生の指導に就いて》一文，乃是为日本政府出谋划策，分析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何以绝大部分人对日本略无好感，甫一学成回国，迅即反转身来，成为反日抗日先锋。就法本易弘氏对日本方面某些做法的反思而言，其中一些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无关的社会原因，或许至今仍然值得日本政府和相关人士思考；只是这样陈旧的言论，恐怕早已无人记得。
　　另外，《國立北京圖書館の概況就いて》这篇文章，是向日本来华学习的“支那学徒”亦即中国学留学生介绍相关情况，而作者法本氏因为曾经与在馆主事的副馆长袁同礼以及主要业务人员徐鸿宝等人都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所以，文中记述有很多他本人独有的切身经历。
关于藏书和书籍史的重要书籍，无论在哪家店里，价格往往都不大便宜，可这次在山本书店买到的大内白月著《支那典籍史談》，却只花费区区500日元。此书出版于日本侵略战争结束前一年的1944年，当时印制3，000册，算不上稀少，但现在也很不容易遇到；再说我得到的这部品相洁净整齐，更值得藏弆。书的叙述形式，介于中国旧式的《书林清话》与新式的版刻史、书籍史之间，即如作者所云，既追求历史叙述的系统性，同时也坚持轻松易读的趣味性。不过，就现在的读者而言，此书似乎更适合具有中国版刻史基本知识和较好历史文化素养的读者，来做消遣性的浏览，而不太适宜初学者用作入门导读性读物。中国还没有见到过同类著述。美中不足的是封面选配的图案为北朝造像铭文拓本，似乎更适合书法史而不是书籍史的内容，装帧设计的用意有些令人费解。
　　毗邻山本书店有一家小川书店，专门售卖西文书籍。店里掌柜的为一位漂亮文雅的年轻女子，虽然只在这里买过一两本书，却是这条旧书街上我印象最深的店主，堪称满街斑斓旧书之外的一道另样景色。十多年来每次看到她，容颜似乎都没有多少改变。在书店门前地上摆放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名为London’s Natural History（《伦敦自然史》）的英文书籍，标价1，000日元，算不上很便宜，但与我的专业多少有些关连，买下留待开开眼界。就在小川书店门前选书的时候，抬眼看到了本周昨今两天在东京古书会馆举办“城北古书即卖会”的招贴海报。这才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地，随即不再沿街停留，一路疾行，直奔古书会馆。
　　不知是不是已经接近收摊的缘故，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令我特别动心的书籍。一共买了四本书。其中最廉价的是石田英一郎著《マヤ文明》（《玛雅文明》），中央公论社印行的文库本，100日元，因为没有念过历史系的课程，聊供补充常识。文库本百元一册，到处都能遇到，价格尽管低廉，却并没有什么便宜可言。不过，在这里买到的另一本小书《シナ奧地を行く》（《中国内陆行记》），只花210日元，却算比较便宜。本书为法国探险家D’OLLONE于20世纪初在中国云南、青海等地的探险考察行记,由矢岛文夫等译为日文。这个日文译本收录在东京白水社出版的《西域探險紀行全集》当中，过去我已经买到过五六种零本，也都是挑选的降价旧书，但价格最低时每册也是要在500日元以上，还没有遇到过像这样便宜的机会。
　　其馀两本书每册都是525日元，开本篇幅也大体相当，一本是河野收著《地政學入門》，东京原书房1981年出版；另一本是山中谦二著《地理發見時代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出版，都是初版本。
“地政学”是从西文翻译出来的词汇，现在西文通常拼作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内涵相互有很多交错。中国过去对这一学科，通常采用“地缘政治学”的译法，与日本行用的“地政学”孰优孰劣，还可以斟酌。地政学的基本学说，是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首先提出，尽管在他的学说当中，已经充满了领土扩张的主张，但拉采尔毕竟只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纸上谈兵的学术看法，不过说说而已。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少将豪斯豪夫（Karl haushofer），在退役后进一步发展拉采尔的领土扩张理论，使之更为系统化、具体化，并以拓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作为其研究的具体目标，直接影响希特勒施行征服世界的暴行；豪斯豪夫所著《太平洋地政治学》一书（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市上，我买到过此书的日文译本），更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扩张，提供了具体的学理依据。所谓地政学也因此臭名远扬，战后多年，一直销声匿迹。现在河野氏重提斯学，自言是要梳理汲取传统地政学说当中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新型的地政学学说，以探求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粗粗翻阅之后，觉得对相关问题，展开论述，确实很有必要，诚如作者所言，这些问题，事实上都是在现实政治当中，各国政府都在仔细考量并一直具体运作的事情，与其大家都躲躲闪闪，暗地里做得而明面上说不得，还不如像这样堂堂正正地讲出来，从而引导其朝着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至于军人出身而又担任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的河野氏，是否还另有什么秘而未宣的动机，谁也不好胡乱揣摩，径做诛心之论，还是心平气和地来阅读作者的论述，认真理解其学术见解。
　　作者关于地政学源流和理论方法的论述，一时还顾不上看，需要留待日后慢慢阅读。买下后大致翻阅最后一章《新しい日本の地政学的問題》（《新日本之地政学性问题》），倒没有什么老地政学的武力地域扩张观念，主旨乃是基于日本人口多、土地、能源、原材料等基本资源欠缺的海岛国家特点，强调要把未来的新日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观念和科学技术的输出地，为此要求政府改革教育模式，科技文化界要勇于改变擅长模仿而缺乏创意的传统习惯特征，摆脱欧美的阴影，独立创造出与其领先经济地位相称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同时，还要着力培养国际事务活动家，改变日本在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稚拙状况；建立所谓“日本学”，树立有文化尊严的国际形象，等等。军人急的都是文人分内的事，太平世界，枉煞英雄竟无用武之地，文化这种软性实力的较量，确实要比刀枪剑戟复杂得多。河野氏思考的方向，固然充满理性，也符合日本的实际需要，但日本文化本身某些难以改变的根本性特征，或许既是带动其迅速学习各国先进文化连续获得飞跃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妨碍其实现自我创造成为世界引领者的重大阻力，实际上恐怕无法兼得其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地理發見時代史》的作者山中谦二博士，是东京大学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著名教授，本书撰述的主旨，即是作为全面研究和讲述西洋中世纪的一个环节，来叙述西洋人海外发展和发现世界的具体历程。具体的叙述形式，是在正文中追求尽量简要地陈述基本史事，而把一些需要说明的细节，写为注释，非常便于普通读者阅读。日本学者撰写这一类著述，文笔质实，没有西洋人同类著述常有的枝蔓渲染，可能更贴近中国传统的表述和阅读习惯，至少我更爱读。
　　既然来神保町时给自己定下的主要目标是赶书市，从古书会馆出来后，尽管天色尚早，亦是径直返回住所，不再流连于旧书店街的景致。

　　蒙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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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读书、做研究，最基本的动力和愿望，就是通过解析那些隐秘的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感，并没有其它更高远的追求，也没有与外界“接轨”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兴奋和陶醉，或是焦虑与烦恼。

辛先生此語，深得我心！！可惜呀，現在的我，尚不能到此隨心所欲之地步，衹因在此圍城之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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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描述的门口码放旧书以招徕顾客的方式大抵是日人的习惯，以前玩游戏时也看过描写说日人的游戏店铺也是如此，在MD盛行时把红白机卡带用箩筐盛之，放于门口招徕顾客，当时还有考证曰：中国买一盘卡带要10碗牛肉面钱，而日本只要一碗。当时看了真是羡慕死了。

逛旧书市场我最怕的就是身上钱带多了，由于读的书杂，看到什么书都想据为己有，不一会儿，自己的钱袋就仿佛遭遇了劫匪立时瘪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