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排辈的经济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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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明，我不是政治学专家。为文分析论资排辈，是因为在笔者看来，经济学能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当下政府正在换届，关心此问题的读者肯定不少，在这里说些看法，算是抛砖引玉吧。
　　大致说，经济分析有两类，一是实证分析；二是规范分析。前者不带主观偏好，只告诉人们真实世界是什么，为何是这个样子；后者则相反，必须做价值判断，要指出好坏对错。分析论资排辈，也可用这两种方法，考虑到行文方便，还是让我分头来说。

　　用实证方法分析论资排辈，有两个问题要回答：第一，官场是否存在论资排辈？第二、论资排辈若存在，那么它为何存在？对头一个问题，只要不是闭目塞听，说官场存在某种程度的论资排辈，想必没有太多异议。这样，也就无需我多费笔墨；对后一问题，我曾思考多年，现在答案是：论资排辈与干部委任制有关。就是说，在上级任命下级的条件下，论资排辈必成官场的理性选择。

　　经济学的精髓，其实就一句话：“约束条件下争取利益最大化”。比如企业家，一定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大学教师，一定会追求职称最大化；政府官员，一定会追求职位最大化。企业家与教师不必说，人家自己也直言不讳；不过官员不同，即使内心想升官，嘴上却未必肯承认。其实不承认，事实也改变不了。世上恐怕没人希望官越做越小的吧？既然如此，官员要追求职位最大化，那么在确定选人规则时，无论是选官的上级，还是想升官的下级，都会用“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选择。

　　先以下级为例。假如有两个方案，选用干部既可由上级指定，也可论资排辈，那么下级会做何种选择呢？答案是后者。为什么？因为信息不对称，领导用人，大多会用自己了解的。若上级不了解你，甚至不知你姓甚名谁，升官的概率自然很低。可对下级多数官员来说，接触上级并非容易，只有那些常在领导身边的少数人，才能近水楼台。不同的是，大凡官场中人，都有一定资历，只要讲究先来后到，不许插队，则多数人不会吃亏。

　　再看上级。上级与下级，其实是相对的。处长是科长的上级，但却是局长的下级；局长是处长的上级，但相对部长说，局长又是下级。从这个角度看，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上级与下级的选择其实并无二致，他们都会赞成论资排辈。再说，下级政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上级往往很难作决断。而任职年限，不仅清楚可比，而且下级也大多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我曾读过吴思先生《潜规则》，其中有一节，“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他用历史分析的结论，与我用经济学分析正好殊途同归。

　　据作者考证，论资排辈起于北魏，发明人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叫崔亮。据说，崔亮发明此法，也是出于无奈。崔亮有个叫刘景安的外甥，曾写信给舅舅，对论资排辈提出质疑，崔亮回信说，如今想当官的太多，即使十人共一职，也不够分。所以，必须立个规矩，不然，任人四处走门子，官场会弄得乌烟瘴气。再者，现在吏部用人，是大权独揽，即便我能铁面无私，那也是一面镜子照天下，而天下之大，难保我不选错人、用错人。

　　崔亮说的是对的。纵观古今，只要是由上头少数人选官，在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论资排辈确实有积极意义。不过，这只是从实证的角度看，若改用规范分析，对论资排辈作价值判断，可说此规则流弊百出，乏善可陈。所谓论资排辈，说白了就是只认资历，不问能力。只要年头长，哪怕是下品庸才，照样升官；相反，若年头不够，任你功高劳苦，也不能任用。如此做法，岂不是在鼓励庸人吗？

　　是的，论资排辈漠视贡献，优劣不分，奖罚不明，若长此以往，必会挫伤广大官员的进取心。更重要的是，此规则不改，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央曾三令五申，干部要年轻化。可由于论资排辈未破，大家都这么一前一后地排着，前面的不动，后面的也动不了。加上官场台阶又多，亦步亦趋，干部年轻化就只能纸上谈兵。看来实行干部年轻化，还得改规则，要惟才是举，看轻资历。

　　可以肯定，随着经济社会进步，论资排辈迟早是要打破的。但困难在于，论资排辈并非某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约束条件下多数人的选择。因此，打破论资排辈，绝不可指望一蹴而就。事实上，今天的官方文件仍明文规定：副职提正职，要在副职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上级副职，要在下级正职工作3年以上。可见在近期内，任职年限还得是干部晋升的依据之一。

　　邓小平讲，改革是一场革命。而改革选人规则，更是一件利益攸关的大事。因此，在谋划改革时，我们既要积极，又要谨慎；既要注意治标，但重点必须治本。前面说过，论资排辈是“委任制”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既然如此，按照经济学分析的逻辑，改革用人规则，必须先改委任制，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要委任制改了，论资排辈必定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