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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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
http://view.QQ.com 　 2006年08月28日18:49 　 《粤海风》 　

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专家、学者、教授和顾问。这一形象原有的批判职能萎缩了，相反，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却得到了空前突出。
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遗产，则是它对权威体制的批判。
“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歧义的词，到底什么叫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显然会有不尽相同的指认。到今天为止，恐怕也没有谁给它作出一个严格的定义，或者说，已经有一个满意的说法为人们普遍接受。也正因此，知识分子问题有着较为丰富的阐释空间，而本文所欲阐释的问题是：一、“知识分子”源起；二、“知识分子”的中国化；三、何为“知识分子”。下面分而述之。
一、“知识分子”源起
对汉语知识界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舶来词，它不出自中土而是欧洲；转从时间一维，又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词，与古代和中世纪无涉。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源头，其一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另一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
源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igentsia”，但该词通常被译为“知识阶层”。作为特定的内涵，它是指由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先进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在彼得大帝时代，针对俄罗斯社会文化的蛮荒状况，彼得改革心切，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这些贵族青年应召回国后，成了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半个俄国人、半个外国人”。由于他们所带回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乃至生活方式和当时的俄罗斯格格不入，而他们又欲以此改变之，因而，这一群与众不同的新人就被称为“知识阶层”。当然，这个概念最初是描述性的，但它逐步向规范性发展。比如，至70年代，那些在哲学、政治、社会见解上抱持激进态度的年轻人，声称他们才有资格叫做“Intelligentsia”。90年代更进一步，一个人仅仅受过良好教育并在公众中扮演一定角色，已经不够“Intelligentsia”了，它还必须从政治经济上反对整个旧体制才行（据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
关于俄国“知识阶层”，由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转述的五个特征值得注意：“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1]在余英时看来，“以上特征是研究俄国知识阶层的专家所共同承认的”。其实这五点除去道德感和求真本性外，最重要的是第一、二条的并类：关怀公共事务，并视之为个人责任。
源于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ectual”，它的出现，与1898年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与作家左拉等人对这个事件的介入有关。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中有犹太血统的上尉军官，1894年他因被指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因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事实证明，这是一起错案，但军方和政府却拒绝对此重新审理，因为这会影响国家包括军方的名誉和秩序。1898年1月13日，左拉率先在巴黎《曙光报》上发表檄文性质的信，即直接写给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次日，该报又跟进一篇有众人签名的宣言书《抗议》，抗议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的判决违反法律程序。在该宣言书上签名的，是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师（以作家为例，除左拉外，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法郎士、纪德、普鲁斯特）。这个宣言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同时又被称为“德雷福斯派”。正是作为“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对该事件的介入，才使这一冤狱得以重审并以平反终了。
“德雷福斯事件”实际上是一场“正义与秩序的冲突”，冲突的双方，一边是握有国家权力的体制，一边是来自各种职业的知识人。后者所以走到一起，把这个案件变为一个事件，是出于他们胸中的正义理念和道德责任感。就左拉个人而言，他是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小说进入这场斗争的，甚至一开始时他并不想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小说被与己无关的事打断。然而，不与罪恶合作，沉默意味着合谋，是这样的价值信念使左拉放下了小说而拿起《我控诉》的笔。这一事件，严格地说，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诞生，但却使它第一次在这样的价值内涵上被广为使用并流传开来：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舞台上是体制的反对者或批判者。
无论俄式的“Intelligentsia”，还是法式的“intellectual”，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两个源头，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俄国的“知识阶层”不妨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贵族阶级，法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文人”(就像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以前溯到中国古代的“士”)。比较之下，法式“知识分子”的传统渊源更久，它甚至可以追踪到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但就它们作为两个新词而言，伯林反对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伯林没有具出原因，但原因是显然的。如果说俄国的“知识阶层”出身贵族，因而是一个“身份”概念；那么，参与“德雷福斯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因其吃的是不同的知识饭——比如有作家，有教师，有律师，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职业”概念（当然，此概念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于职业，它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
本文语境中所谈论的知识分子，与当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派”血缘更近、谱系也更直接。但无论俄国的“知识阶层”，还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讨论我们的问题时，都可以成为我们从中汲取的有效的精神资源。概括而言，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遗产，则是它对权威体制的批判。
二、“知识分子”的中国化
按照美国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广有影响的划分，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是19世纪末活动于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笔者认为不是他们，而是后于他们并活动于20世纪前期的胡适等方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林毓生那里，他们已是第二代）。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是第一代，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底什么时候形成。由于康、梁等人都是科举出身，因此，他们的身份是“士”，是中国士传统中的最后一代。如果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则无以区分“士”与“知识分子”的界线。按照学术界的看法，中国士传统的终结是1905年科举制的取消。因此，后于康、梁的胡适等已经没有科举背景，他们的背景则是海外留洋。就像当年俄国把西洋归来的那批“新人”称为知识阶层，我们也不妨把胡适等留洋归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所不同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也是官费派出，但却通过考试，且没有贵族身份。至于康、梁，笔者倾向于视他们为“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正处在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中，或者说，他们是士与知识分子的混合形态。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和俄国“知识阶层”的相似处倒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留学背景，更在于他们都试图以新获取的价值理念改变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与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先发起“文学革命”，后又标举“科学”、“民主”，这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新思想改变中国传统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运作。进而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新月”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人权运动”，其锋矛直指当时力推“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这已不仅仅是俄式知识阶层要改变社会文明的愿望，而且同时具备了法国知识分子挑战国家权力的批判品质。至此，中国知识分子已是比较成熟的一群，他们有自己的明确的价值指向，在各自的职业外，热心关怀公共事务，关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断以批判姿态介入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比如，如果说胡适30年代主办《独立评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正面关怀，那么，40年代储安平的《观察》显然是以对当局的批判显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因此，可以这样说，20世纪前期胡适们的所作所为，是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中国化，这一中国化过程又和本土的“现代化”运动同步。很难想象，没有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传播、观念启蒙、文化追求和问题批判，中国现代化运动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然而，风流云散，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我们不难从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指认中看出。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从这样的释义中，不要说已然看不见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就连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被这一释义所掏空，它剩下的只是一个“文化”和“脑力”的躯壳。对知识分子如此理解，应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如果把这种共识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化”，无疑是一种带有历史隐痛的“化约”。它仅仅留下了当然应该留下的“文化”与“知识”的公分母，但却化约了本不应该约去的知识分子自初始形成就具有的某种社会品质，或者说，它有意识把这种品质挡在了这一概念的应有内涵之外。本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双重内涵的概念，假如一个社会对它的认同仅限于“职业”一维，那么，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更重要的价值维度就缺席了（从“名／实”角度，它不仅缺席于概念，更缺席于历史）。因此，由《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共识，对“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概念上的不完整，毋宁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历史性的退步。
这种退步，如果是一个沉降型曲线，20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下行，到60年代和70年代已至谷底。反弹的开始，应是“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80年代以前，按当时体制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附着于统治主体的“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毛”之喻形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之于体制的依附性和御用性（相反，德国学者曼海姆恰恰将“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视为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作为一个贱民阶层，知识分子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都是牺牲品。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重压下，知识分子在20世纪前半期所形成的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直到70年代末，原有的社会状况已经无以维持，政治体制为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进行大规模改革，知识分子的命运才有了新的转机。当知识分子一旦重返社会广场，人们立即就听到了它的声音——启蒙与批判的声音。整个80年代几乎就是在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度过的。饱受劫难的知识分子以高涨的广场热情，自觉承继起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未竟之业。他们的作为，使停滞已久的现代化运动得以赓续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问题是，历史不是直通车，它经常走错房间。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出现了新的蜕变。它大幅度地从广场向学院退缩，学院成了知识分子的避身之堡。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专家、学者、教授和顾问。这一形象原有的批判职能萎缩了，相反，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却得到了空前突出。学界有人指出，90年代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与8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开的话，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不独是本土现象，作为趋势，它在更早的时候，即60年代以来，就成为欧美知识界的一种转型。尽管原因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西方社会的后工业时代的因素远大于东方社会的政治因素），但现象却如此趋一：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甚至自己就变成体制了（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他们被聚拢在教授、导师、院士等各级学术职位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衡量。于是，本来清晰的知识分子形象反而模糊了，知识分子的含义也变得暧昧不清了。
三、何为“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在他的《知识分子的根基》一文中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便被广泛使用，并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2]这“两层色彩”就是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两条基本路径。本文以上也说，知识分子概念具有双重性，所谓双重，就是指职业和职业之外。因此，谈论知识分子，既不能忽视职业，更不能离开职业以外，否则，都将造成知识分子概念上的偏差。
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职业，这从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如此。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人，因此，他的职业就是写小说。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同于俄国的“知识阶层”，贵族不是职业，是身份，它不需要以职业谋生，而是靠世袭吃饭。仅从职业一维，中国知识分子承袭的是法国传统而非俄国。比如，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受聘于北大，拿的是教授薪水，吃的是教书饭，从职业上讲，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了。
职业之所谓，乃谋生之方式。以谋生论知识分子，似乎缺乏“左拉”式的亮点。但，不必小看这一点，至少，知识分子则必须从这一点谈起。因为，正是出于谋生，知识分子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而存在。只要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仕”和现代读书人的多种选择稍作比较，职业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意义也就浮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职业分流以前，“士”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与皇权体制没有分流，只有合流，他们统统被整合到皇权体制的网络中。当年唐太宗看到应举士子在考场上鱼贯出入，情不自禁地说“天下之士入吾彀矣”。“入彀”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为体制所收编、豢养和御用。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除了应试及第，卖身体制，实在也没有其他的社会空间可供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与体制是依附性的“毛皮”关系，并没有错。50年代以后，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统统下乡，并风趣地说：不下乡就不“开饭”。这一细节很“生动”地表明了50年代后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又回到了现代以前。
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化，尽管首先是一种谋生方式，但意义却在于它启动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脱离，或者说它为知识分子摆脱体制而独立提供了某种可能。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就在于现代以来的社会空间大于体制空间，而传统社会则是体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完全重合。当体制空间缩小自己的权力范围，从而腾出一个不受权力制约和干涉的社会空间时（用形象的说法就叫“小政府，大社会”），知识分子就可以在体制空间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当然，它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进入体制。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的特点。就像当年左拉们向体制挑战时是完全独立于它一样，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在上海批判国民党，也是外在于当时的党权体制（胡时为私立性质的中国公学校长，罗则是私立光华大学教授）。那时他们是自由的，说他们自由，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吃国民党的饭，因而也不（直接）受其牵制。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上的独立则不足以言其他，正是在职业生成的意义上，笔者才倾向于把胡适等视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而把康、梁还原为中国古代的士，尽管是末代之士。
“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大都是处于文盲状态的社会大众，对比之下，它的文化面貌是很清楚的。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社会大众一旦摆脱无文化状况，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今天，像《现代汉语词典》用“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解释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问题了。假如今天有一个大学生，读完了商学院，又在银行的电脑前谋得一份文职，他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但你能说他是知识分子？90年代，一位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家（王朔）在谈论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应该只局限于过去的内涵上。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什么是这位作家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呢？他没有直说，却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许多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言下之义，这样的人就是新型的知识分子。可是，这种新型却不通。读过大学的人去做生意，从职业上讲，应该是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哪怕他是硕士或博士。按照以上逻辑，在一个知识有所普及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尴尬可能是，不是“谁是知识分子”，而是“谁不是知识分子”。
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以知识为业（包括文化）”。所谓以知识为业，主要不是指一个人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而是指一个人以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因此，以上例举的银行职员所以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没有（专业）知识，而是因为他只是将他所掌握的知识纯粹向实用方向发展，他之运用知识，仅仅是对知识的消费。如果以研究知识、传播知识、教授知识为职业衡量，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取向，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态：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或工程技术研究的泛属“科技型知识分子”，在各种新闻传播媒体中就业的则为“传媒型知识分子”，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并长期据守学院和研究院的又叫做“人文型知识分子”。比较难以称谓的可能是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作家、艺术家了，是不是可以权宜性地称为“文人型知识分子”？
从职业谈知识分子，仅仅是问题的一半，而且，是并非重要的那一半。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指它职业以外。依然从这个词的诞生说起，左拉及其盟友被称为“知识分子”，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是作家和教授，而是因为，作为作家和教授的他们承担了另外的角色。这一角色，并非人人认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在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其实是贬义的，并为另一拨知识人所拒绝。比如，当时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这样批评左拉：“这位小说家干扰军事审判，在我看来，比一个宪兵队队长打断一个句法学或是诗韵学方面的提问更为愚蠢和放肆……这份请愿书正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知识分子’这个词最近被杜撰出来，目的是抬举那些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发日子的人，这个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可笑的怪病之一。”[3]可见，“知识分子”一词在这位同样是“以知识为业”的人眼中却甚不以为然，它甚至是扰乱秩序的一个词。
这种反感是一重要提示，因为这种反感并非缘于职业；反过来，仅仅就职业而职业已不足言知识分子。根据左拉个案，知识分子在职业这一必要条件外，还须对社会事务有所担当，尽管有人反对这种担当。假如左拉始终埋首书斋，是不必称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称呼是指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介入。这种介入不但与职业无关，而且不计个人利害。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概念方才呈现它应有的亮点。不妨听听余英时先生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知识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4]那么，什么叫“职业范围以外”？针对20世纪末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学院化”和“专业化”倾向，美国学者萨义德“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5]显然，在社会中出任“公共角色”，在萨义德看来，就是“职业范围以外”，具言之，除了专业或职业，“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 (for) ’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同上）。请注意萨氏话语中的“向（to）公众以及为 (for) 公众”，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层面上的表现，不妨就是谋生意义上的“知识从业员”。
也许，需要修改一下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了，或者说，仅仅就职业谈论知识分子，还不如称其为“知识者”。当然，“知识者”只是余英时先生“知识从业员”的便当说法。它与“知识分子”的不同在于，知识者外延大于知识分子，后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更多还是“可能存在”的部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出于知识者个人的自我选择。可见，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一是“者”，一是“分子”。“者”者，“人”也，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者，这可能并不困难。难的是那个“分子”。试想，人人都可以成为“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吗？人人都愿意像左拉一样把社会事务视为个人责任吗？须知，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不小，他被法庭宣判有罪，只好离乡背井，逃亡英伦；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因此，正是在职业以外的层面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是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
如果说“知识者”和“知识分子”，前者的重心是在“知识”上，它可以和职业形成一种对应，亦即不同的专业知识可以获得不同的知识职业，由此形成知识人的不同的职业分流；那么，“知识分子”的重心则显然不在“知识”而在“分子”，作为一个功能型概念，“分子”已使我们不能用职业眼光去看，而要超越职业。那么，超越职业的又是什么呢？能否给它一个对应词？这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说：“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7]这个任务，与职业无关，更高于职业。就像左拉介入“德雷福斯事件”，非但不是出于职业需要，甚至反过来形成了妨碍；但在左拉心中，他未必没有一种来自上帝般的神圣感召。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缺乏宗教背景的我们不必把“职业”中超越世俗的层面视为“神召”，因此，它不妨是一种“志业”。“职业”与“志业”彼此因应，前者如果是为谋生，后者则更多是为了信念。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双重性：职业与志业。虽然，本文并不企图给知识分子下一个严格定义，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何为知识分子，则不妨从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这里，“志业”之维显然更重要，它是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这个“志”，不是别的，也正是上述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风范：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事务批判介入。

知识分子：若隐若现的神话 中国新知识分子财富路径

最近，读完高光的历史小说《孔子》，深为处在乱世之下的孔子的仁义学说的无用，而感到悲哀。总觉得孔子的仁政思想在当时显得极为“不合时宜”和“不识时务”。所以，孔子55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68岁返鲁，终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的主张。难道是孔子错了，还是当时的时代错？
小说第三十九章有一段情节耐人寻味：孔子回到鲁国不思饮食时，弟子子贡特意做了四盘菜想给他吃，并叫他猜菜名。第一盘菜用素色藕丝做网，上面有几片绿叶。第二盘是整粒整粒的米做成的饭，第三盘是三片羊肉，第四盘是一个小碗，碗中熬有血膏，上面盖放两大片羊羔腿肉片。孔子闭着眼说：第一盘纯藕成丝，丝纯叫做纯；第二盘是整粒的米，米纯叫粹；第三盘是三片羊，三羊叫鲜，第四盘羊腿肉、羹，大肉为美。这四盘菜的名字就叫‘纯粹鲜美’。其实，用这“纯粹鲜美”，来评价孔子的这一中看不中用的仁政学说，还比较恰当。
我们暂且不谈孔子的社会仁德，先谈其中的仁政思想。无独有偶。孔子（前551-前479）逝世后50年出生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公元前427 - 公元前347 ），也有类似遭遇。怀着决心通过哲学改变统治者、以此改造国家的这一政治抱负，他三下西西里岛，企图通过教育独裁者的途径建立新的政体。公元前388年，他第一次在西西里时触怒了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一世，被送往市场当作奴隶拍卖，幸遇昔兰尼派哲学家阿尼克里出资为其赎身。
公元前367年狄奥尼索斯一世去世，他应邀再去西西里岛教育狄奥尼索斯二世，与国王的舅父狄翁友情笃厚。狄翁与国王发生内讧后被迫离开西西里，柏拉图也返回雅典。柏拉图比喻狄奥尼索斯二世对待哲学的态度，是一个“想生活在阳光下，但只是晒了晒太阳的人”。公元前361年又应国王邀请去西西里传授哲学，但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计划，次年返回雅典。狄翁于公元前357年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但不久遭谋杀。柏拉图的政治理想遂彻底破灭。东西方两代哲人企图用哲学思想治理国家的美梦破灭，说明：知识分子与暴政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您不识相只有自讨苦吃。
但是，也有“聪明”的知识分子，帮助专制君王实现暴政。欧洲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在他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谈到了柏拉图的这一“叙拉古的诱惑”。有中国的学者认为：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类的信心。这期间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让许多知识分子深陷政治泥潭，助纣为虐。尽管对于这段历史，以及对那些经受不住叙拉古诱惑的知识分子的反思都从来没有断过，但是本书中所列举的几位人物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海德格尔、施密特曾经在法西斯统治期间作为希特勒的御用哲学家和御用文人狂热支持法西斯而被世人所诟病，但是对于本雅明以及福柯、德里达等人来说，他们何罪之有？尤其是本雅明，本身也是遭纳粹压迫而死，难道他们也要对法西斯的罪恶负责么？在马克?里拉的笔下，无论是海德格尔和施密特这样的纳粹狂热分子，还是本雅明、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困守象牙塔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禁不住叙拉古的诱惑——对政治的热情，对哲人王统治的愿望。唯一的不同就是，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是把自己的这种政治热情和纳粹的统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付诸实践。本雅明、福柯和德里达等人虽然声称不参与政治，但声称不参与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他们都曾谴责那些服务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之中。
但是马克里拉认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并不是区分知识分子的标志，也不是知识分子禁不住叙拉古诱惑的原因所在。根本的原因在于爱欲。 “爱欲”始于苏格拉底。在爱欲中，有些人体验到的是肉体的欲望，并用身体得以满足，而那些追求灵魂层面欲望的人则成了哲学家和诗人。爱是向往善的，但是一种癫狂的爱会沦为恶的帮凶。所以那些禁不住叙拉古诱惑的知识分子是被“思想”灼伤了，他们因爱的激情无法控制而陷入癫狂，并在民主变为暴政的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本书所列出的20世纪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对暴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唯一的不同是在责任大小的区分罢了。
读完这些文字，我不禁陷入了沉思。知识分子难免都要与政治有紧密联系。除非真象老庄躲避深山老林，不问世俗。或者如古代鬼谷子所言，当君主昏聩时，知识分子要隐世。当社会太平时，知识分子可出来协助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一些大彻大悟的当代知识分子，干脆抛弃那些所谓政治哲学，退而求次，高举“活命哲学“的大旗。犹如高光在书的后记中说：把生命、生存、生活，当成三个人生目标去追求。并且告戒我们，要学颜回，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自他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脊梁，具有了淡泊名利的骨骼”。难道诚如所说，当代知识分子真能如此清净，与世无争吗？这其实是消极态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关键时刻，也是最艰难的时期。要冲过这段最艰巨的时期，也只有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带领群众，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群策群力。既不要做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和腐败分子的帮凶，也不要不为平民百姓的困难鼓与呼。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要从孔子周游列国失败的教训中获得当今济世的良策妙计。











德雷福斯冤案与“知识分子”诞生  

一直很为文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悲哀。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它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三缄其口，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把自己当作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文化大革命中，各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
多年以后，看到几个小鬼指挥支配着五七干校里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萧乾等这样一大批大师级的文化精英命运时，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怆然与心酸。尤其是看到说萧乾有恐高症，为过干校前面的一条独木桥，年近六十的一代文学大师每次都是从上面爬过去一段时，几乎潸然泪下。与此相对的，就是强大的精神摧残与折磨。无数的文人在高压下，无奈地一遍一遍地自我检讨，一遍一遍地修改自己过去的大作。我不知道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地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当中，到底是真的找到了一种灵魂的拔高呢，还是违心的痛苦，对自己人格的蔑视？
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因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道义感也寄予了厚望。中国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也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具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人。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也惨遭腰斩；还有被明王朝视为异端的李贽，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说”，称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在76岁高龄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身死；还有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代，则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更有中国最硬脊梁的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做斗争。
只是这样的铮铮骨气到了现代，却已经式微。
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知道冯友兰是“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冯友兰博大精神的国学修养也一直深为钦佩。但后来看到一篇美国学者评论冯友兰老先生的论文，说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的评价有一种不齿，因为冯友兰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不禁有一种愕然与痛心。
及至后来一次看到一篇冯友兰在文革中所写的自我批判，冯在文中对自己学术的极尽诋毁，对领袖、马列主义又是极其吹捧，让人看不到丝毫儒家所提倡的气节，也看不到孟子笔下的“大丈夫”半点风范。对此，我只能为文革期间的文人遭遇而扼叹，更为他们的人格扭曲而怅惘。
与冯友兰相对的，还有一代戏剧大师曹禺老先生，在文革中五次修改代表作〈雷雨〉，直至修改得面目全非，只为了能够与革命形势相吻合。更甚的就是郭沫若。
在文革中，真正能够让我肃然起敬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不避风涛，坚持科学与真理，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仅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还有一个就是梁漱冥老先生，面对当时叱咤风云的毛泽东，以文人的傲骨，“为圣人师”的使命感，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四十多年后，当我读到这一句时，仍不禁热血沸腾，只想拍案一声叫好！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应具备的风骨，一代文化大儒的凛然风范。
只可惜，文革中这样身存浩然正气，不为权势所屈服的人实在太少。而时至今日，更是如麟毛凤角，至少我没有看到几个，更多的是余秋雨之流的媚俗学者。我也知道，这里面有许多的历史因素。
我知道，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说出事实的真相，总是很难，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一样。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磨难与使命，才凸显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他们的气节，也赢得世人的敬重。就好象顾准日记，在文革那样的乱世中承载了自己的思想和历史的真相，才会在今日里引起世人的震撼和崇高评价。同样的还有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两位同样伟大的文学大师，纪德和罗曼罗兰，先后到了前苏联进行考察。两位大师都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穿了前苏联精心布置下的假象，看到了前苏联的落后、封闭与专制。但两位大师回去后，采取的行动却是迥然相反。纪德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如实地记录下了他在前苏联看到的真相，一本《从苏联归来》为世人看到真实的前苏联打开了一扇窗户，却也为他自己招来了左翼文人的群起攻之，还有在前苏联里的“身败名裂”。而罗曼罗兰却在写好了闪烁其词、疲弱乏力的《莫斯科日记》后，将日记封存50年了再发表，保全了生前名，却失去了道德的天平。惟有不畏世人围堵，坚持历史真相的纪德，赢得了后世者的由衷钦敬。
同样体现知识分子良知的还有“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但随后法国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同此案有涉的德国间谍，从而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法国军方无意纠错，层层掩盖真相。1898年，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一文，激烈攻击军方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性。左拉为正义的抗争却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判1年徒刑，并被迫流亡法国。但他勇敢的呼声却唤起法国民众酣睡的良知，要求平反冤狱的声浪席卷法国。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得到昭雪，一场正义对强权的战斗终于获胜。
我们真的很需要左拉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了更多勇于仗义执言，为真理而言的知识分子，才能够打破鲁迅所说的强权下的“铁屋子”。














共和国大旗下的平民历史
http://view.QQ.com 　 2006年08月30日16:56 　
雷颐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罗马的壮观”，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口宅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不过，这种专记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
者，卑微者也。
卑微者的历史当然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随著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我才体会到，在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
一
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不提及。几年的“知青”经历使我感到，就人数之众与时间之长而言，看似“平平淡淡”的“统购统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於上青天”，许多心有不甘者想改变身份，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悲喜剧。
“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於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乾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住大中城市的医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皆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於真诚的同情，当年“知青”
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所以，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重获“解放”。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像。不过，这次征文“正入佳境”之时却不知何故戛然而止，令人不胜惋惜。好在近日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王春瑜於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乾、半斤豆芽之类。费尽周折，他才凑足了票证买到一张双人铁伞⒁话雅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算是置办了“家当”。书中还印有当时武汉市的“结婚购物证”，规定凭证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宁宗一的小孩当时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破，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著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破。翁美英於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著实高兴了好几天。
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於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成奢侈品，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大费脑筋，终於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像，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只好在春天将棉花掏出作单衣穿。殷慧芬的姐姐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由於殷家一时未能还上，结果亲人反目，两家人五年互不来往，形同陌路。敬一丹家里要找块好一点儿的补丁布都很困难。
当然，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於定量极少，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
何满子当时正在“劳改”，“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听见过多起；还同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同呆过”。林希、老鬼所写关於粮票的亲身经历，读来都使人唏嘘不已……当然，这些还都是城里人写票证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若由农村人来写“没有票证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凉。
由於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犹如一条条绳索，将人牢牢束缚起来，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谓“道德滑坡”，即由此时始。
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应，但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是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要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凭票供应，还真要大费一番脑筋。随著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成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二
日常生活与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或许恰因为此，在一定要“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政治总是“大规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码，要将日常生活压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个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复存在。
为达到这一目的，当年硬是不顾常识，把千百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终酿成巨祸。农民虽无任何高深的理论，但凭常识就知道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在低效运行二十余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解散，这实际也是农民消极抵制的结果。
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队的村子也派进了工作组，贯彻“大寨精神”，要用“记政治分”取代“记劳动分”。就是说，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坏来记工分，而以“政治表现”，即家庭出身、会不会“讲用”等作为记分标准，明确规定“四类份子”不论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记满分。但工作组前脚刚离村，农民后脚就恢复了“劳动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得再好听也长不出庄稼”。这，本是生活常识。
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办“公社”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家庭。这一理想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却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要随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夫妻在同一单位工作，也是分别住“男营”、“女营”（随行子女亦分住男、女营）；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根本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个人的私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间，个人的一切都被彻底暴露，如此权力者才有一种安全感。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那时，不少私人通信的开头和报纸文章一样，不是“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才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买卖东西时顾客和营业员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谈“买卖”。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语言，就这样为一种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强暴。“文革”结束不久轰动一时的相声《如此照相》，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那时每人每天都要参加各有几十分钟的“早请示”、“晚汇报”，站在毛主席像前以各种集体仪式“表忠心”（没有工作单位或上学的必须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请示”、“汇报”）。葛剑雄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被免去“早请示”，但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表示搬、唱）但压低声音（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免去了跳“忠字舞”。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日常娱乐只有几部乾巴巴、进行政治说教的“样板戏”，一切非“样板”的都被严禁。
人们的发型、头发长短都有严格限定，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统统是“资产阶级……”。
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应最个性化、最丰富多彩，但在“全面专政”的年代却成为“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服装的式样、颜色只准有单调的几种，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於几寸，著装稍微艳丽、稍有不同就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受到严厉批判。1966年“红八月”在一夜之间满城几乎都是“黄军装”，而这，却是以骇人的血腥与暴力实现的。透过服装史研究，透过日常生活史研究，人们对这背后的权力、暴力是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宰制的过程看得更加具体、生动、透彻。
“文革”结束，日常生活一点一点恢复，当然并不完全顺利。在西方音乐被禁十几年后，广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前面必须说明“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乐曲”。喇吧裤、牛仔裤、“迪斯科”的出现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於是，人们不得不论证中国在唐代就有喇吧裤，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裤最初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迪斯科”是源於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没落、颓废的表现……今天，这一切无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辩护。但在当时，这却是为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必要而庄严的辩护。因为面对一种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入与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识形态来为之辩护。
“常识”凡人皆有，确不足贵，然而一旦“缺乏常识”，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荒诞、可怕。日常生活的变迁史，就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史。
三
不过，要让芸芸众生进入“历史”谈何容易。“一将功成万骨枯”，青史留名、进入历史的只是“一将”，而那荒郊野岭的踽踽“万骨”只能无名无姓地任“草没了”，无法进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
日常生活纷繁复杂，许多方面难以形成文献，有时即便有“文献”，也因“平常”而习焉不察、未加重视，更未作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时处“文革”时期，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於是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习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笔者当时从农村回城探亲，也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一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畅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这些券票的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
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我记得，各种问题中只有家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老头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同时，对不少外宾回国后对“文革”
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导，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如今却有国人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导作为“文革”乃“真民主”一类的论据）。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突感其重要，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包括笔者在内）将其保留。日常生活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
更严重的是，有些存留的“文献”与“生活”实际正好相反。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临行的场面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决心蚕根农村一辈子……於是，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报导，新闻纪录片中全是这种“盛大”的场面，而真实的凄惨根本无人敢记录，因为这是“破坏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这在当时不仅罪可以入狱，甚至有杀身之祸。“真实的凄惨”就这样完全为“虚假的盛大”所取代。历史留下的，就是这种“盛大”。同样，当年“知青”在招工、招生、参军时“走后门”更是司空见惯，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走完“后门”却都还需要完备“正常”的手续，所以若查档案，群众推荐、表现优秀、基层组织审查批准……各种“合法”手续一应俱全。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以档案为准，就会得出当时基本没有“走后门”的“历史性”结论。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形塑的。
看来，在“档案”文献之外，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
四
这种只有“宏大述事”的历史观，自然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不满，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30年拟就的《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仇敌。甚么是大的？甚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著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
因为从中可以引起诸如汉代的奴隶是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时代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然而古代文人往往不屑记载这种刮刮叫的大事，故一部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只是废话而已。将来的史家还得靠那‘识小’的不贤者一时高兴记下来的一点点材料。”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於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诞生，提倡一种新的历史学。经过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年鉴学派终於蔚为大观，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与著意於历史“短时段”、著意於杰出人物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史”研究的传统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注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著意於日常生活与习俗，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年鉴学派使日常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从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史料。从这种“史观”出发，一磅胡椒的价格、一纸通知、一个项圈……这些过去无价值、不保留的“材料”，现在都获得意义，都成为重要的“史料”。
日常生活终由“稗史”成为“正史”，“识小”者未必不贤。这种转变，意义著实不菲。
“早岁那知世事艰”。或许，只有在“当卧云”的“少年心事”渐消之后，我们才会注意到轰轰烈烈、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背后那平淡无奇、日复一日“长时段”的日常生活；只有在经历过日常生活受到严厉干涉、粗暴侵犯的日子，我们才知道、才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重要，甚至是那样地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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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
http://view.QQ.com 　 2006年08月23日14:46 　 南方网 　 黄俊伟

眼下谈起大学教授这个“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的社会声望，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１〕，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该文举例说：１９２７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大学）没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严济慈博士，也都只聘为副教授；而现在南京大学的教授已达千多人；故该文还引用这个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对学生说的话：“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对此，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说现在的大学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过于偏颇，我不太同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作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一种理性观察和实际接触，我一直相信，不很合格的教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授、尤其是那些身为白丁的“纯教授”，其行为价值的取向仍属于置身学问并埋头苦干的“脊梁”一类，且当中不少人顶住了“官”念和外来高薪的种种诱惑而坚守住自己对学术本位的诉求，他们的贡献率无论如何都对得起国家给他们的俸禄。
但近些年来，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值得探究。谢泳先生认为：“过去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２〕不过，今日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所谓“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导，五十步撞一院士”的现象〔３〕，只是从“教授通货膨胀”的角度，论证当下教授贬值的一个原因；而真正导致教授身份危机的核心原因，恐怕还是指今日教授的精神气质和专业水准较之过去的教授，在社会权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显偏低，这使我萌生了写这篇“比较研究方向”文章的动机。
其实，探讨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的内涵，不需要用很多学理语言进行归纳描述。概而言之，一句话即可：专业能力与公共能力兼容并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坐标。因为，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具有相互关联的两极张力。前者指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后者指教授的专业能力。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４〕。
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５〕。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了几点希望：希望知识分子首先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学问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的意思”。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我在一堆资料里寻找说明过去教授精神气质的事例时，发现符合金岳霖先生价值定位理想的教授，在过去“手工生产”教授的年代里，能找到不少佐证材料。有人说：怀念过去，多指怀念过去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查阅中，我也仿佛找到了这种感觉。根据精神气质的价值取向，归纳过去教授的行为特征，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观察：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与本质。另一方面讲，教授是依靠学问谋生、因学问而存在的人，对学问的态度与工作质量如何，亦是检验教授资质是否合格的惟一标准。１９４０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６〕当然，这个例子所述只是一介个案，不好以此作为判定当时社会中官员和教授所处状态的惟一参照。但至少可以说，那时尚有一些教授鄙薄做官发财且对自身的价值有充分自信。然今日中国的大学教授还能有此等风范吗？有，但可能已不多了；因为当不当官，与能否更加容易地得到我们目前高校行政教育主导下的如课题项目、研究经费、获学术奖项、资助出版专著、荣膺评委等关系极大。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衡，使现在的教授很难在官位利益诱惑前发出“我是一等人才”的豪言壮语——哪怕你确实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然，官本位体制下，也难以造就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品质的教授。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学术为业”的基本价值取向，独立人格则是其在治学过程中勤于思考，崇学进而形成真学问的自然产物。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１９５３年，郭沫若先生拟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口述了一封题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信由当时劝其北上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ぜ锹迹┑男拧Ｋ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俗谛，当时即指三民主义）〔７〕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能发现，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若视为一个整体，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教授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这里，通过了解过去的教授经常以“联名”形式公开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宽”度，能清晰地领悟到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表现出的强烈社会道德感，这也是过去教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８〕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八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９〕，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１９４６年９月创刊的《观察》杂志，发行期间也能经常看到教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处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问题不满的公开“联合声明”，如朱自清、向达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１０〕；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１１〕，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１２〕，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于另一方面看过去教授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其对学生人格影响的深度同样值得“怀念”。梅贻琦先生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１３〕换言之，教授从事的“高深学问”能为同行、学生和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的自然结果；而教授借助于其“高深学问”向学生“传业、授道、解惑”的过程，则意味着他们对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的影响力，较其他教师更具渗透效果。学者殷海光先生认为对他人格的影响除五四运动外，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了。他说：“碰见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１４〕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魅力。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果按时间顺序类比中国出现现代大学以来的公认学术权威，大致可分成三个比较阶段：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中国开办现代大学后不久就形成的；第二代学术权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于当时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第三代学术权威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但公认的似乎不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１９９４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１５〕这种感叹是耐人寻味的。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于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希望戴上教授头衔不是看重它的学术权威意义，而是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以向行政方向转移工作重心。如此对教授内涵的“理解”，加之大学教授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运作模式，其客观性、公正公平性完全取决于评委们的道德自律，当这种自律受到方方面面的学术外因素干扰时，若失控，“评”出一些真的“假教授”是很正常的。如前所述，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和本质。相反，教授的学术研究若只是基于功利目的，或是视为自己谋“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必然使学术研究这一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异化为作秀式的“学术表演”。朱学勤教授认为，一年一度的大学学术评奖、评职称，便是大学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集中释放大学体制性毒素的时候”〔１６〕。依我的观察，体制性毒素对现在教授行为取向的负面发酵功能，主要表现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黑色的“学术幽默”。学术幽默的实质说轻一点可理解为“学术动机不良”，说重一点就是“伪学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学术成果的内容、水平及社会独立评价、社会效益等置若罔闻，好坏不分，轻质重量，且因行政权力主导的科研评价体制惯性使然，加之权力因素、人情因素甚至金钱因素的纷纷介入，它至少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些大学特权人士占据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前不久，报上披露的两条学术“八卦”新闻，堪称了解当前大学这种学术认定标准“动态”的另类窗口。第一条，广东某知名大学一次就审批通过了四十八位博士生导师，其中还有既无研究生学位、也从未独立指导过研究生的处级官员；第二条，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如此“戏评”比教授还尊贵的“博导”头衔，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否则，学术荣誉极容易落到那些对于严谨的、不带偏见的探索性研究没有多少兴趣的人身上〔１７〕。
“学术幽默”另一个恶劣的导向作用是败坏学风，使学术腐败现象呈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不善学术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学、实学者，但在这种泡沫学术的导向下，基于“适者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只能面临两个尴尬的现实选择，要么学术地位边缘化，要么调整思路掌握玩“学术幽默”的技巧。同时，学术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渐丧失依靠专业能力介入公共领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会权威认可度大幅下降，难以扮演或实践过去教授的社会角色定位。道理很简单，教授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便会诱发其萌生专业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显然，这种由学术贫困引出的学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教授独立人格就没有生存的可能，而独立人格的衍生品质，如社会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烟消云散了。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这种融合的突出“成果”是：高校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科级教授、处级教授、厅级教授直到顶级的副部级教授（院士）；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计是为方便无官的纯教授与“某级”对应，高校还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当然，这种换算仅仅只是一种比较参照，主要用途是在诸如学校要分配某类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赈济灾民要确定教授个人出资的具体份额时，才在校园内的一些相关文件、通知上常见，官本位意识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价值，但若从理性角度推敲，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的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颇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为摆脱寂寞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研究方向”跻身于官场。这种将教授纳入行政体制的人事安排，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使他们首先渐渐失去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自然相应失去了建立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对于学校乃至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及热情，变成只会说围绕行政组织原则大白话的“社会贤达”〔１８〕。

学术理念的物欲化导致教授与文人雅士的品质渐行渐远且几近世俗。语言学家姜亮夫先生在一篇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的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１９〕这样的“雅景观”，眼下的校园不太常见了。相反，社会上、官场上流行的庸俗风气不同程度地在一些教授、尤其是那些“双身份”教授们身上发散开来，其中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行严肃自省不足，随意甚至轻佻有余；吃喝风、裙带风、关系风、送礼风等均能在这些与时俱进的教授们身上找到佐证。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于一些教授眼里，不再是钱锺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异化成赚取金钱和名利的手段，教授办公司、学者变商人成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为避免市场法则对大学机体的伤害，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允许教授下海经商，若教授想办公司，则要解除其在学校的教授资格。估计是基于中国的大学需要用市场竞争的原理来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办学水平的考虑，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前几年七部委联合发文允许高校办企业，对鼓励教授下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下海却往往以依赖学校的资源为主，且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不少学生习惯统称导师为“老板”），而研究生则成为他们的打工者。上海《社会科学报》今年３月１８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并“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是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 语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１９０１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杨振宁认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２０〕。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２１〕。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语），去专事寂寞艰苦的学术研究。所以，讨论现在的教授和过去教授之间总体学识水平和精神气质的差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类比，要旨是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体制性原因。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大学教授的社会“权威”身份，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borhes

我认为，“知识分子”这种称呼就像“士”这种称呼一样，广义地说，有知识就可称为知识分子，但我更倾向于狭义，即知识分子还要有相应的品格。

醉乡常客

引用第2楼borhes于2007-05-16 11:36发表的 :
我认为，“知识分子”这种称呼就像“士”这种称呼一样，广义地说，有知识就可称为知识分子，但我更倾向于狭义，即知识分子还要有相应的品格。

愿闻其祥！

应该有哪些品格？狭义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凤毛麟角？

wjf222

有深度，值得阅读，反思。

我爱莎野嘉

知识分子突然受冲击，突然想到这句话

一问

楼主有心，转的文章有深度。偶是用下面这样的层次观察所谓的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有学识、有操守、有行动。
  知耻分子：明白一点，行动一点。
  知道分子：都明白，都不信。
  知术分子：在讲台上背这个条例那个准则蛮顺溜滴。
  识字分子：好歹是吃这碗饭，识几千个汉字不是？

hpudqx

引用第6楼一问于2007-05-22 09:04发表的 :
   楼主有心，转的文章有深度。偶是用下面这样的层次观察所谓的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有学识、有操守、有行动。
  知耻分子：明白一点，行动一点。
  知道分子：都明白，都不信。
  知术分子：在讲台上背这个条例那个准则蛮顺溜滴。
.......

一问兄很有想法！几个回帖都很有见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