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中的中国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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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中的中国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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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贝格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过去30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经济体制大幅改革的结果。私有企业在改革之初几乎并不存在，而现在私有企业已占生产总量的60％左右。

中国推行混合经济

　　但是，所有制仅仅是经济体制中的一个层面，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巨变。有关消费和生产的决策，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相应下放到家庭和企业；经济激励、市场、竞争以及国际化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命令、行政手续、垄断以及自给自足。释放个人原动力有助于激发经济发展，已经是一个历史经验。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阶段是这一历史经验的当代范例。

　　那么，又该如何概括现今中国的经济呢？某些观察家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另一些人（包括中国的领导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两个标签都有所偏颇。其中一个原因是私有企业已在生产面占有重大比例。另外，“社会主义”通常并不依赖强有力的经济激励手段和竞争，而这两点，却是中国目前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中国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具有几个具体的特征，某些方面偏向于经济增长，而某些方面至今并未给经济带来任何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一局面却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经济国际化让中国获益匪浅，但是，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5％比重的出口，以及对外国技术的高度依赖，不大可能长期持续。大范围的私有企业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公有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中另一个具体的特征。这一形式看起来也同样难以为继。

　　例如，国有银行不愿给私有企业提供贷款，扭曲了资源的分配。中国的农业则提供了另一个自由企业和资产公有制之间紧张关系的例子。特别是，土地的公有制破坏了对家庭农场的投资鼓励，并且减少了这些农场通过合并土地以便取得规模效益的机会。

　　减少这种企业和资产所有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当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内创新需要发挥更大作用时，小型私有企业的开创和扩张将会越发重要。这样，中国如果想从私有企业制度中获得最大效益，那么继续将金融资产和土地所有从公共部门中转移，便显得非常重要。

应开始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这也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另一具体特征，也就是地方腐败问题。只要政治人物和官僚可以向企业和个人“出售”大量物资，包括公家银行和不同种类的行政许可，就难以大幅降低腐败。

　　在农村地区，农民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耕作，其拥有的土地承包合同经常被征收。当地官员再把这些土地转移给非农业土地开发商时，腐败便由此滋生。以上的两种情况，减少腐败不仅需要政府三令五申反对腐败的品德，而且还要进行制度改革，包括进一步解除管制，更大的产权以及更多私有资产。自由的媒体也会有所帮助。

　　毫无疑问，某方面的腐败，包括同公共部门企业私有化有关的“资产剥离”，加速了私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涌现。但是，如果腐败成为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永久性因素，那么，它就有可能减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且损害私有企业的合法性。

　　中国还须将其高度“粗放型”（消耗资源）增长战略转移到更为“集约型”发展道路上。尽管高度经济增长须要有大规模的资本，但是，中国实际的资本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似乎已不成比例。这反映在目前实际资本资产的投资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相对之下，以教育形式体现的人力资本投资却只有4.3％。中国的职业培训发展不良，如果这些比例能够朝着有利于教育，包括职业培训的方向改变，中国的增长将会更有效率。

　　而且，大量浪费自然资源也带来极大的污染。杜绝浪费需要改革管理框架，包括提高对能源、原材料以及环境资源的使用价格。通过向较少依赖资源的发展战略转移，便有更多资源可用来改善被人忽略的中国社会体系，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局外人”（居住在非正式的城市地区的人）。这包括解决中国收入保障以及不均衡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农村地区不健全的医疗与教育体系。

　　政府进一步从生产体系中撤出，转而在社会层面积极参与，具有充足的理由。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国内创业、社会体系、农村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关切，似乎已针对这些问题作出承诺。至于多大程度以及多快速度实现这些承诺，我们便只能拭目以待了。

·作者Assar Lindbeck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