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创业

韩咏红 (2007-05-04)



　　我请的家庭钟点女佣最近当老板了。去年郝女士刚到我家工作时，就听她说起想开家保洁女工介绍公司，培训一批和她一样的农民工干家庭保洁，她自己升级为老板。俗话说“工字不出头”，郝女士说，谁都希望多赚点钱啊，谁也不想永远挨家挨户奔波那么辛苦。

　　没想到，一年时间她不声不响将公司张罗得七七八八了。砸下14年在北京务工攒下的积蓄，租了月租6000元人民币（约1200新元）的店面，又调教出一批从山东、四川和甘肃农村出来的打工女，虽然郝女士依旧每周来我家做保洁，她实际上已是不折不扣的老板。我想起今年初，她要求带她侄女一起工作，两人合力工时减半，原来就是她悄悄把活儿分配出去的方式。

　　此时，她正忙于替小店做宣传，四处派传单。“店里的阿姨我都仔细培训过，包括打扫卫生、烫衣服什么的，我们也有培训的配备，那些阿姨我也调查过她们在老家的背景。”她向我介绍公司的进展，顺便谈到创业起步阶段的艰难，该做的她都做了，独缺客户上门，心中倍感压力。

我在北京聘过两个阿姨，郝女士属于敢想敢做的那一类型。初次见面时她曾让我怔了一下——头发挑染成淡金黄色，上身是贴身汗衫，牛仔裤贴了许多装饰亮片，脚穿及膝长筒靴，还提个花俏的手提袋。工作时，她会将长筒靴放在客户家门外，像在自己家里干活一样把房子打扫干净，绝不喝水或上厕所。时髦的装扮不妨碍她工作；保洁职业也不能阻止她打扮得体面、尊严。如果在街上遇到，外人不会想到她其实是城市的“次等居民”，一个只有暂住证的农民工。

　　在中国，“农民工”是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底下一个不合理还带歧视性的名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投入到中国城市大发展大建设的工程里。农民工满足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饥渴，却因为“农民”的户籍定位而长期被排除在城市居民的福利之外。20年多来，他们与制度和命运的抗争走过漫长的路程。从最初被视为“盲流”，到近年农民工子弟被允许在城市上学，农民工的福利总来得太慢太少太不平等，在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后，他们获得的回报却那么少。

　　郝女士常说，她童年在家干农活，100多斤的粮食都曾经扛过，进城后下决心不再回到土地上。而和她一样，从农民工走向技术工人或老板道路的农民与日俱增，他们的转型可能是中国下一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据中国农业部的有关数据，全国每年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另外有近500万农民工回乡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城里创业的农民工。

　　中国国情专家胡鞍钢曾指出，如果农民工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就能带动对住房、医疗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样一来对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增长无疑非常有利。想想中国庞大的农民工数目，外人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后劲之强大。但要算起账来，这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由于当局做了什么，又有多少是农民工本身坚韧与努力的结果？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