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血：顶尖海归的权力场和登天路

懒扎衣

蓝血：顶尖海归的权力场和登天路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30日15:22 mangazine.名牌
“蓝血”，一个流传于西方的悠久词汇，是迄今对精英阶层最为锋利的隐喻。

　　本期封面专题，我们的报道对象即锁定于这样一批精英—海归中的顶尖人群。

　　一百五十年来，难以计数的年轻人，远涉重洋、负笈留学—或去巴黎，或上伦敦，或闯东京，或赴波士顿，在那些古老教室内，学习建筑、化学、哲学、管理、政治—他们代表一个积弱的国家，登门求教，把新的智慧，带回古老的家国。

　　翻开历史的重要章节，这群人的作为，时常会被放大到影响国家命运的层面。

　　看看这份名单：容闳、詹天佑，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胡适、鲁迅、钱学森、杨振宁、李远哲……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演化进程，从晚清的社会改良， 孙逸仙的国民革命，苏俄思潮在中国的崛起，以及1950年后海峡两岸并肩进行的不同社会改造，乃至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他们的脚印。

　　而在当今，在华人社区，这个特殊人群中的杰出群体，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未来的健康力量，广受期待和重视。

　　脱胎于古老西班牙传说的“蓝血”，今天不再局限于形容欧洲贵族的气质与情操。在东方文明的辞典里，它是深植于古老大陆的东方血脉，与崛起于海洋的蔚蓝色文明之间的交融，是两种文明不断沟通、渗透、借鉴的光明使者。

　　当代的远游精英，取经问道于西方，立志于嫁接两种文明，这些“蓝血”沿怎样的轨迹前行，他们如何成长，怎样构建平台，这些体制外的“蓝血”努力，能否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可？

　　本刊选择了一批样本，一一予以展示。

　一、蓝血之“血”

　　三十万海归中，二千多精英组成欧美同学会商会， 其中的一百二十位顶尖人士，组成了商会里更小型的高层组织—2005委员会。

　　他们的财富和智慧，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他们也自觉承当着一个国家的“编外”智库。

　　他们是“血中之血”。

　　2007年4月4日近午，阚凯力教授，这位中国电信领域的名人，在北京长安街上，驰过新华门，再经过天安门城楼，往东几百米，来到长安俱乐部。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是京城最顶级的几大俱乐部之一，汇集了北京最有钱的一小部分人。

　　进入大厅，迎面是一座仿制的故宫龙椅，金光闪耀，富丽堂皇。但最高权力的象征摆放到一个富人俱乐部里，并不如何令人敬畏。一个指示牌放在离龙椅不远的地方：“2005委员会午餐会在8楼举办”。

　　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与龙椅擦身而过，上了8楼。进入包房，王辉耀与几位男士迎上来，握手寒暄。

　　王辉耀是今天非正式聚会的组织者，早年留学美加，现为2005委员会理事长，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另一位是王春岩，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美国阿肯色大学电力工程系硕士。第三位与阚教授交换名片的，原来是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博士，2001年，曾被央视称为北美最成功的25位华人之一。

　　有人问：“阚老师，最近有什么发言？”

　　阚凯力人称“阚大炮”，对媒体时出惊人之语。阚笑道：“我最近刚刚说，要取消国资委，你没注意吗？”

　　众人大笑。

　　陆陆续续又有十来位进来，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头衔：跨国公司或创业公司的领导人，以及相似的背景：留学欧美。一句话：他们是海归中最成功的那些人。

　　他们和其他一百余人，以“理事”的头衔，组成了中国顶尖海归俱乐部—2005委员会。同时，在他们外围，有2000名海归，组成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是商会里更小型的高层组织。

　　在2005委员会里，除了商界大腕，如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主席田溯宁，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出品人王波明，搜狐张朝阳，还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邓亚萍、杨澜、袁岳、王利芬，以及学界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清华公管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等。

　　在这“毗邻紫禁城，与中国政府仅仅一墙之隔”(长安俱乐部营销用语)的地方，15个人围桌而坐，开始吃今天西式午餐的第一道菜，奶油蘑菇汤。没有酒，只有绿茶，没有觥筹交错，只有寒暄交谈。大部分男士着西装，但不系领带。

　　王辉耀自己拥有企业，留学美加后，先后在跨国公司任职，并任加拿大政府官员，后于1993年回国创业。目前研究海归，是海归中最活跃人物之一。他于2002年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并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商会的2005委员会。他还是欧美同学会第一个来自体制外的副会长。欧美同学会给他一个体制内的舞台，他给欧美同学会带来新活力。

　　大院里的新式商会

　　就在长安俱乐部的对面，天安门东侧的高大红墙之后，南河沿大街111号，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朱红飞檐大门上，题着“欧美同学会”5个大字。与长安俱乐部的龙椅相比，这里的中式院门和四合院充满了民间气息，但一个门卫警惕地守卫着大门，外人难以进入。

　　欧美同学会事实上已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它名义上是社会团体，但与共青团、妇联、民主党派一样，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直管，并由中央统战部代管，每年经费由全国政协划拨，其工作人员属国家公职人员。

　　王辉耀1997年加入欧美同学会，但感觉里面商界的人士太少 ，2002年上半年，他去欧洲访问，在出访团中，有欧美同学会的常务副会长王。王辉耀与他长谈，建议成立商会。

　　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同意，王辉耀写了报告，并推荐了第一批会员一百多人，包括张朝阳和田溯宁等。2002年10月17日，在欧美同学会大院，商会正式成立。人事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及其他有关部委负责人到会祝贺。

　　商会一成立，立即打破了南河沿111号旧日的平静。商会立志吸引体制外的“社会新阶层”人士，很快，会员达到2000人。欧美同学会不给经费，商会组织活动，历来是会员捐助和AA制。如举办一个酒会，每人交200元。

　　王辉耀说，欧美同学会原来搞活动，很多都是聚会形式，吃饭，跳舞。但商会强调品牌，持续不断地搞月度午餐会，一月一个主题，讲新媒体、世界一流大学、民间外交等，已经坚持四五年了，在京城已有影响。

　　另外，商会已连续5年在中国大饭店举办年度聚会，每次都在一千人以上。与各个国家的商会搞月度酒会。美国商会负责人吃惊地发现，他们第一次碰到不用翻译的中国商会。而且，他们打破了同学会以前的模式，所有经费都自筹，不再向政府要钱。“我们形成了品牌，极大地焕发了同学会的活力。”王辉耀说。

　　这个商会成为会员交流的平台，有的人结交了朋友，有的找到了自己的生意，有的找到了资金、工作、会计师、律师甚至爱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有了归属感。”王辉耀说。

　　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

　　2005年5月的北京财富论坛上，王辉耀碰到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田溯宁，他对田溯宁说，是不是在商会的基础上，搞个更高端的组织？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相互交流的平台，还要为精英分子搭建舞台，与国家有关部门接触，建言献策，当然，也为了更好地代表海归利益。

　　两人一拍即合。此时，他们已感到商会的局限，需要细分市场了，因为海归数额巨大，有普通人，有“海待”(即返国待业之意)，也有顶尖人才。“我们有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董事长，风投企业家，上市企业家，处在新经济最前沿，希望对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王辉耀说，“这些顶尖人才应该成为国家的智库。”

　　2005年11月20日，同样在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李山等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王辉耀被选为首任理事长。现在2005委员会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人。“这些人回来创业后取得成功，衣食无忧，现在要关注自己以外的东西，关注社会发展。”王辉耀说。

　　4月4日长安俱乐部的15人，就属于这一百二十人团队。他们每年向委员会交会费1万元，而像王辉耀这样的常务理事每年交3万元。这些会费用来支付委员会专职行政人员的工资和出版会刊等。在每月类似的非正式午餐中，一百二十位理事自愿参加。

　　在法国获MBA的李婧是钛极科技集团执行董事和中国区总裁，她曾组织过几个俱乐部，但与2005委员会大不相同，“我没见过一个俱乐部像这里的人一样，胸怀国家，有报国之志”。

　　大家吃着牛扒，轮流谈起自己的事业和近况，他们嘴里蹦出英文词的频率，并不比北京中学生说英文的频率更高。62岁的阚凯力是最年长者，他说：“我是政治候鸟，1948年随父母出国，1950年回来。1979年我是第一批出国者，1986年回来，到1989年，带老婆孩子回了美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又回来了。现在呆惯了，因为气候好啊。”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信界发生 “KC”通信卫星方案之争。“K”方案即采用K波段卫星直播电视节目，号称技术先进，却需要每家每户购买卫星信号接收机。“C”方案则是选用C波段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传至各地转播站，再以电视转播方式播出，用多余容量经营电信业务。在美国通讯卫星公司极力鼓动下，有关主管部门倾向采用“K”方案，且已着手进行国际招标。

　　当时的阚凯力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但在研究“KC之争”，看穿了美国通讯卫星公司的企图。美方已意识到电视直播方案必然失败，而又不愿让已经定购的K波段卫星烂在手里，因此大肆鼓吹该方案的技术先进性，正是为了把包袱甩给中国。

　　他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建议成立卫星公司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所有制。该信很快得到回应，阚凯力奉召回国参与方案论证，国家最终全盘采纳他的意见。1985年，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成立并采用了阚凯力所起的英文名字“ChinaSat”，同时聘请他为公司特别顾问，负责协助在美国购买卫星。

　　1996年始，阚凯力向国务院提交对中国电信重组的建议，并从此新论不断，反电信南北拆分，反小灵通，反漫游费，反3G，不断引起舆论大哗。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春岩说：“阚老师，漫游费可以反对，但3G就不要反对了。”

　　阚凯力大声说：“我反定了!”

　　众人大笑。阚凯力说：“因为我们早就有那技术了，外国人说我们没有3G，就是想让我们买他的设备，包括西门子。”

　　众人又大笑。王春岩说：“那个业务，西门子已给诺基亚了，与我没关系。”

　　建言献策上达中央

　　“我们2005委员会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点东西，过三五年后再看，人家说，这帮人不但自娱自乐，还帮助了别人。”海外学人创业投资中心董事长、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陶庆华建议，“比如建个海归博物馆，假如我们这帮人认为自己是高端的，那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责无旁贷。”

　　赵民则认为：“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除了搞搞合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影响国家的政策。”

　　赵民是2005委员会秘书长，2005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留学哈佛商学院。2001年，他被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100名“2001年全球未来领袖”之一。

　　他不想透露做什么事来影响国家政策，但从他的博客中可以看出些端倪。在他的博客中，他写了6篇论“小平遗产”，9篇“赵民看两会”， 提出“代表不为民说话，不如回家抱娃娃”、“人大政协领导干部应该年轻化”。 还有9篇论《大国崛起》，其对政治的热情，恐怕不亚于对自己企业的管理。

　　在各自的领域，2005委员会的发起人已对这个国家做出影响：西安大略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辉耀为三峡工程拉来了第一笔国际投资；哥大毕业的王波明将证券市场引到中国，并创办了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最有价值的媒体之一《财经》；麻省理工博士李山，建议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伊 利诺伊大学博士汤敏建议中国大学扩招。

　　但是，更多的优秀海归，除了做好自己的企业或搞好学术，无法凭一己之力影响决策层。而2005委员会，能为他们提供平台。

　　2006年11月底， 2005委员会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就经济立法监督联合举办座谈会。2005委员会的理事王波明、张红力(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总裁)、肖志岳(英国史密夫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高志凯(中海油高级副总裁)等，提出的建议涉及扩大直接融资、小心海外游资的冲击、个税、人大会议应扩大对外旁听、中国能源保障等内容。

　　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傅志寰说：人大财经委以往开会，听政府的比较多，今天与大家座谈，受到不少启发。有些意见我们梳理一下，一部分在立法时加以考虑，“建议以后加强人大财经委与2005委员会之间的沟通”。

　　2006年12月初，委员会推荐王波明和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参加李铁映副委员长召集的有关国家经济形势的小型座谈会。2007年初，汤敏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分析报告。

　　他们正逐步向自己所期望的国家“智库”角色靠近。2006年2月23日，2005委员会召开近百人的“商界·名家午餐会”，讨论如何发挥海归优势，通过民间外交手段，向国际社会营销中国。200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与2005委员会7位常务理事座谈时说，2005委员会最近报送的“关于加强中国民间外交”的建言献策简报，统战部已呈送中央领导。

　　2005委员会也参与了欧美同学会的研究课题“在留学人员中选拔领导干部”，4位2005委员会常务理事参与其中，“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调研，为国家培养和发现优秀海归，建立海归干部资源库，以及帮助完善体制外留学人员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推荐、选拔、安排机制。”2005委员会的会刊上说。

　　他们甚至希望获得更有力的位置以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王辉耀最近写了一份建议，希望在政协中增加“留学人员”这一界别。他在建议中说：“归国留学群体长期徘徊于我国政治体制之外，既缺乏反映观点的正常渠道，也缺乏代表他们利益的合法组织。建议在政协界别中增设留学人员界别，建立和完善留学人员为国家建言献策的正常渠道，吸纳留学人员走入体制并进入政协，从而促进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设。”

　　吃完牛扒，就是饭后水果，时令果盘配果味冰霜。习惯了山珍海味的商人，会吃惊于这个顶级俱乐部里的简单午餐。

　　饭后，委员会的秘书向众人喊：“请每位交餐费150元。”

　　千万富豪们各自掏出150元，握手告别，到楼下，再次与那龙椅擦身而过，汇入门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中。

二、蓝血之“脉”

　　对话王辉耀：顶尖海归怎样成长

　　王辉耀的名片密麻麻印着14个职务，其中最醒目的头衔，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及2005委员会理事长。

　　他有钱，是3个企业的董事长；有社会地位，十来个社会工作头衔，都与大机构、大学、政府有关；有号召力，2005委员会里的一百二十位顶尖海归，一多半是他的朋友；年轻，40多岁，脸上闪着健康的光。有资格谈海归成功因素的，看起来，非他莫属。

　　成功海归48%是博士，仅1%涉足房地产
　　mangazine·精英：现在留学生超过了100万，海归也越来越多，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海归最容易成功？

　　王辉耀：一年来，我收集了300个样本，这300人是回国创业和发展较为成功的海归人士，我发现第一个特点是，较高学历有助于回国创业成功。在我分析的样本中，绝大部分有较高学历，其中48%是博士或博士后，35%是硕士，12%为访问学者，5%有本科学历。

　　这与一般的印象不同，因为人的学历越高，越保守，不敢创业。中国的创业者，大部分是初中和高中，或是部队转业，再就是干部下海，如黄光裕等人。像美国的比尔·盖茨和戴尔，都没念完大学。但在21世纪，海归创业需要高学历，需要有知识结构的准备。

　　mangazine·精英：这些人回国后大多集中在什么领域？

　　王辉耀：海归在高科技领域创业更容易成功，其中有70%的人集中在互联网、IT和通讯等高科技领域，还有20%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领域，再有5%左右是制造领域。这说明海归在高科技领域独具优势。比如我们2005委员会的理事，韩小红把健康体检产业带回来，百度李彦宏把搜索引擎带回来，田溯宁把信息高速公路带回来。再比如我，创业是在咨询业，而且也是为高科技行业提供咨询，给三峡带来了第一笔国际投资，这需要懂国际金融、国际商务运营、中外政府经验以及跨国公司经验，门槛高，是有高知识含量的。由于海归大多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因此，对他们的学历要求较高，这也解释了前面所说的为什么高学历者容易成功。

　　相反，在某些国内企业家集中成功的领域，如房地产等，海归却涉猎较少，只有不到1%，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mangazine·精英：为什么在房地产领域少？

　　王辉耀：凡是讲究人际关系的行业，海归就很少进入，因为这些行业需要勾兑，海归不善此道。

　　国际化：成功海归的撒手锏

　　mangazine·精英：海外工作经验应该有助于海归回国创业成功，但那是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呢？

　　王辉耀：需要海外工作经验，这是公认的。但有些去英国的留学生，留学一年就回来，很难找工作。我们的样本里，绝大部分是5年以上工作经验，像百度的李彦宏，曾在华尔街工作，UT斯达康的吴鹰，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在知名企业，不是餐馆之类的小企业，在小企业，工作10年也没什么用，因为学不来规范的企业管理。

　　mangazine·精英：海归创业，是独立创业的多，还是联手做的多？

　　王辉耀：海归创业往往不是依靠一个人的力量，组建团队有助于海归创业成功。在样本分析中，大多数成功企业都有3位以上的海归团队参与创办或管理。由于海归企业比较规范，一般都会设有CEO、CFO或者CTO等，而这些职位往往都是海归所擅长的，也常常是风险投资所看好的。有着同样海外经历的海归创业或管理团队的组建，提高了海归创业的成功率。

　　mangazine·精英：留学生回国创业，其实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多少钱，那么，他们怎样起步更容易成功？

　　王辉耀：风险投资参与，有利于海归创业成功。在海归成功创业的企业中，有相当的比例获得了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也是海归回国创业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绝大部分国际风险投资在华掌门人都是海归出身，他们之间更容易沟通，也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所接受。例如，目前在海外上市的海归企业中，几乎100%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投资。

　　另外，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大循环的企业，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创业，而是背后有许多国际大公司在推动，有一套国际规范在管理。这样的企业不容易出问题。不管是胡润富豪榜还是福布斯富豪榜，海归企业有上有下，但一般来说，不像那些民营企业一样，说不定哪一天轰然倒掉，因为有些民营企业是凭关系的，而海归企业规范，我在纳斯达克上市呢，有人监管呢，我就是没有领导批什么条子，你也不能随便让我死了。所以说，越国际化，越高科技，越容易成功。

　　mangazine·精英：这也说明，海归应有很好的国际社会网络。

　　王辉耀：对。海归创业不仅带回了技术和管理理念，同时也注重海内外的网络和社会资本。调查中发现，接近80%的海归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创业园区组织等。这些机构的参与，对于海归扩大创业与发展的网络，认识新的合作伙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有积极意义。

　　顶尖海归需要政治平台

　　mangazine·精英：你前面所讲的海归成功因素如高学历、高科技行业、大公司工作经验、风险投资、国外关系等，都是留学人员在海外就要确立的。而你刚提到的网络和社会资本，需要他们回到国内来建立和获得。那么，你所倡导建立的欧美同学会商会以及2005委员会，是不是就想起这样的作用？

　　王辉耀：当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你要创业，就要有很好的会计师，很好的律师和投资顾问，另外还要有一批专业公司支持你。一个加拿大的海归，参加了我们商会，在他那一桌上，他就碰到了律师和会计师，很快，他就在河北建立了自己的企业。

　　但是，这并不是惟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要走国际化道路，海归是一批最重要的人才，是中国进军世界的现成团队。先将他们组织起来，迟早要发挥作用。我们还能整合外国的，比如美国1000所好大学，假如一个大学里有10个华人终身教授，至少就有1 万 人。这些人都想为国家服务。还有跨国500强里副总以上的华人，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研究机构、NGO和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系统的华人，想为国家做事，但没有平台啊。还有，中关村有1万海归，他们政治上有诉求，怎么办？在创业领域，他们活跃，但在政府领域和公共领域，他们没有任何门路。以前中国没有海归人才，现在有了，却闲置着。我们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平台。

　　mangazine·精英：但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平台呢？

　　王辉耀：参政议政，成为国家智库。政府从海归中选拔干部，都是从体制内选，比如必须有过处长局长经验，这就将大批的海归排除在干部队伍之外。我国归国留学人员参政的比例较低，据不完全统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全国只有几十人，在庞大的地市级官员群体中，归国留学人员比率更低。与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比例相比(有的达到了85%)，从政的海归极少。中组部与统战部也需要海归人才，但需要发现，需要信任，其实很多海归很有本事，但国家没有发现。欧美同学会就是途径，因为欧美同学会是体制内的机构，国家相信。

　　mangazine·精英：有人因此获得了官方的赏识吗？

　　王辉耀：2005委员会才成立1年多，成效还不明显。但像汤敏，亚洲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参加政府的研讨、座谈，成为智囊，我们有些人也有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

　　mangazine·精英：其他人有没有获得利益？

　　王辉耀：2005委员会的人经济上不缺什么，他们参加这个委员会，主要不是为了生意。他们目前的收获是，我们每次的月度午餐会和论坛，主讲者都是我们的理事。媒体对他们报道，我们自己的杂志对他们介绍，并推荐他们作为人才，把名单到处散发，这对他们来说很值的，甚至有些组织盯着这些人才库，比如大学，政府，猎头，大公司。加入这里的人目的都不一样，也许可以扩大业务，也有的想扩大人脉，获得赏识，但大家有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为国家做点事。

　　2005委员会实际上是NGO

　　mangazine·精英：以你的视野来说，中国有没有办得不错的精英圈子？

　　王辉耀：没什么。以前也有过几个圈子，但不是有点商业化，想赚钱，就是政治上有些敏感。但欧美同学会历史悠久，比八大民主党派还悠久，政府认可，同时功利性不强，进来不是为了挣钱。中国新社会阶层到了这个历史阶段，有些言语要表达出来，要有个平台和场所，同时这个平台又是政府支持的，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别的圈子，领导人不会去，但这个圈子是体制内的，领导人就可以来，来了一看，这帮人很务实，不错啊，就了解了。

　　另外，别的圈子，运作一两年也就散了，我们商会5年了，仍然在向上走。我知道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没有公信力，而我们这个是得到国家、社会认可，成员之间又彼此欣赏，而且完全没有商业目的。我是会长和2005委员会的理事长，我在这件事上用了很多时间精力，但这里的活动与我的生意完全没有关系。

　　mangazine·精英：你们的运作模式与欧美同学会完全不一样，他们怎么看你们？

　　王辉耀：总会领导重视我们，为什么重视？社会新阶层嘛，这些创业的人是不受任何人管的，不是欧美同学会对他们有点影响的话，那官方对他们就一点影响也没有了。现在海归95%的人是没有单位的人，现在都是社会人，不是单位人。国家如果想用这些人的话，要有个渠道。

　　国家对欧美同学会也非常重视，2003年欧美同学会90周年庆祝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并讲话，其他还有3位政治局常委参加。欧美同学会确实是个好的平台，但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比如说，同学会完全可以组织海归与领导人对话，谈金融体制问题，谈民间外交怎么搞，其能量不亚于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都是顶尖人才啊。

　　mangazine·精英：你们对2005委员会有什么期望 ？

　　王辉耀：我们希望参与中国民主建设进程，在政协里面发挥作用，我们里面已有政协委员了，比如田溯宁就是政协委员，我也是北京市政协的顾问。但光是政协是不够的。100万的国际人才，应该有个代表机构。他们可能就是未来欧美同学会的骨干。

　　我希望2005委员会聚集更多的人才，成为高端交流平台，高端国家智库，同时为每个参与的人带来参与感与收获。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转型社会探索一种模式。原来社会发展就是政府一种模式，后来出了企业模式 ，现在要有制约了，需要平衡，社团要出来。我们虽然挂在欧美同学会下面，但我们用了民主管理机制。我们实际上是NGO，代表公民社会，这在中国还是萌芽。

三、蓝血之“人”

　　辩手，耶鲁，名律师

　　— 领袖？

　　14年前叱咤风云的“狮城舌战”辩手严嘉，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美国的经典“领袖之路”，就学于耶鲁，选学了法律。耶鲁法学院，可一直是美国国家领袖的摇篮。

　　在美国，众多的总统出身于律师，毕业于耶鲁。当然，严嘉在中国，所以他现在还是一名律师。

　　深夜10点，我赶往严嘉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他还在加班。律所位于上海淮海路的一处甲级写字楼，办公室里装饰着高大的绿色室内植物，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对1993年那场复旦大学“狮城舌战”还有记忆，相信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那场充满优美的技巧并洋溢着人文关怀的辩论赛，在那个媒体话题相对枯燥的年代是一场多么完美的关于“大学”的解读。

　　当年的“三辩”严嘉如今非常准确地兑现了14年前的理想 ，果然成为了名律师，1999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硕士的学位，现在全球顶尖的普衡律师事务所做律师。

　　严嘉强调他走的这条路是典型的“法律系的好学生会走的路”—1993年毕业，直升复旦法律系的研究生，很快被国家教委选派送至香港城市大学深造，1998年，又顺利地考上了耶鲁法学院。

　　但这条路或许也能称得上“非典型”—在美国人眼里，耶鲁法学院是什么地方？是美国永远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名的法学院，是美国国家领袖和社会管理者的摇篮。众多的美国总统，毕业于耶鲁，先是成为执业律师，再成为国家领袖。

　　当然，严嘉在中国，所以他现在还是一名律师。

　　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回忆起14年前那场辩论， 严嘉仍将之视为“高峰体验”，但真正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还是耶鲁法学院的苦学时光。

　　对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来说，耶鲁就是一个梦中的圣地。法学院每年录取的中国研究生仅一到两人，近乎百万挑一的概率，严嘉为何中选？

　　是他聪明，伶牙俐齿，还是他逻辑清晰，反应敏捷？

　　翻开严嘉的履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顶尖，从复旦到香港城市大学，拿了诸多全A，另外，他还是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同时还是学生党员。

　　组成光环的，还有他一路均跟随名师，无论是复旦的李昌道(复旦法学院院长，时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王贵国(国际经济法顶级专家)。

　　一个好学生应该有的东西，严嘉都有。不过意外的是，真正打动耶鲁的却是严嘉写的申请信—耶鲁法学院一向认为，他们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法律专才，更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治家。申请信里，严嘉恰如其分地流露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愿望，以及实现此理想的个人素质，这些让双方一见如故。

　　入选标准固然严格，但一旦被录取，耶鲁对其学生表现出的爱护和资助让人惊讶。考入耶鲁时，他获得了半奖，尽管经济不算拮据，但每年2万多美元的学费还是较为吃力。

　　严嘉准备申请一些耶鲁的贷款，担心不被批准，没想到耶鲁的老师对他说：“嘉，我们耶鲁的学生从来不需为钱担心，你要多少，说吧。”

　　这或许是耶鲁一贯的自信—这里的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让严嘉记忆深刻的是，针对学生贷款，耶鲁法学院还有一个政策，如果该学生毕业后因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年收入低于某一数额(1999年时为4.5万美元)，在校期间贷款一笔勾销。当然，耶鲁假设的是你的确在做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因个人能力不足，或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导致收入不高。

　　在美国，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克林顿

　　1999年，严嘉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律师，第一年起薪9.8万美元。工作了一段时间，年薪突涨至12.5万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10万元人民币，要找出比这个行业收入更高的职业恐怕很难了。

　　严嘉还记得当他被录用时，兴高采烈地告诉耶鲁的导师葛维宝(Paul Gewirtz)教授，导师却说，“嘉，凭你的天赋，为什么不做大学教授呢，或者从政啊。”

　　以收入为标准，做律师当然要比在美国当大学教授或者从政要高，但排除掉收入的因素，严嘉也很清楚，“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成为很好的律师，但是不可能在美国成为克林顿”。

　　日后的岁月对于严嘉来说，是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那个全世界聪明人最集中的华尔街，也是全世界资金流通规模最大的华尔街，和其他同样从名校法学院毕业的白人律师一样，为各种各样的白人解决法律问题。

　　“有一天夜晚，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旁边就是百老汇，正在上演热热闹闹的歌舞剧《猫》，对面是洛克菲勒中心，我一个人在泡咖啡，看看眼前，为了健康，喝的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倒进去的是没有热量的代糖，用的是植物奶，突然就觉得特别虚幻，很假的感觉。

　　“我自己一路争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好的法学院，华尔街的顶级事务所，律师的职位，合伙人的未来，突然觉得很虚无缥缈，那个时候，我突然问自己，我在干嘛啊，那些华尔街的同事，上班说‘嗨！嗨！’下班各自回各自的家，其实你根本没有融入这个生活，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就像眼前这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那个夜晚， 严嘉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黄皮黄心”的人，在这个“白皮白心”的主流社会里，你一定要冒充他们的律师，还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太不实在了。

　　不久之后，严嘉离开华尔街，前往香港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也需要在华尔街有经验的律师了，2006年，严嘉下决心回到了上海。

　　律师业是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

　　14年光阴荏苒，当年的4位辩手早已各有际遇：“不温不火”的女辩手姜丰，8年央视主持人生涯后，飞往剑 桥攻读博士。季翔和严嘉，先后前往美国深造，次第“海归”成为律师。蒋昌健则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在老同学眼里，严嘉除了白胖一些，和毕业时相比无甚变化，依旧伶牙俐齿，依旧思维敏捷。

　　谈起复旦、谈起海归、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严嘉觉得自己没有那些校友们那般传奇：像哲学系的郭广昌“穷学生白手起家到亿万富豪”，也没有经济系学弟陈天桥靠互联网登上首富宝座的火箭速度，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目标，“耶鲁也许就像你小时候特别想要的玩具，没得到时，你强烈地想要，得到了，哦，原来也就是这样，你也survive了。”

　　在复旦老师的回忆中，1980年代前期复旦教授一年的收入，只相当于留学生在日本打工一天的收入，而到严嘉留学时，他可以衣食丰裕安心学业，也没有因黄皮肤受过任何公然歧视。这些无疑都得益于中国的日益发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严嘉观察到，能在华尔街顶级律所生存下来的华人律师，这些年大约也就2桌人，2000年，一桌半的人转战到了香港中环，现在，又有一桌的人来到了上海。

　　36岁的严嘉因此而颇有些踌躇满志，在法律这个需要智慧、经验与阅历的行业里，他无疑是长袖善舞之人，而正如他分析的那样，无论在哪个国家，律师业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在这个群体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管理者，律师所受的锻炼，使其对社会发展逻辑、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清晰的判断，同时又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美国众多的总统律师出身的原因。

　　这可能也是严嘉一定要去耶鲁读书的缘故。
　四、蓝血之“岛”

　　2006年1月6日，本是台湾一年一度的“哈佛校友会”会员大会，却意外地充斥着剑拔弩张的政治味，俨然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饭店外面的停车场里，停着十多辆电视台卫星新闻转播车，全台湾观众都聚焦于吕秀莲和马英九的对谈。

　　吕秀莲咄咄逼人，言出讥讽，而马英九也不甘示弱，立刻回击。

　　在美国，吕、马二人乃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后届学姐、学弟的关系；而在台湾，吕、马虽然同为哈佛人，却由于政治不同调，一见面就捉对厮杀。

　　其实，吕、马的不和，只是诸多台湾“同学会”故事中的个案插曲，大部分“同学”，还是经脉交错、互帮互助的。

　　“只要有学长、学弟关系，很多时候都可互相提携。”同是哈佛校友的“立委”吴志扬强调。一直以哈佛人为荣的他，到现在还经常戴着哈佛法学院的戒指。

　　吴志扬回忆，十多年前，他的父亲、也就是现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坚持要他申请哈佛大学，“因为进了哈佛，就等于拿到了晋身台湾政治核心的门票”。

　　“原来你是我学长啊！”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会立即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成了台湾政商人物“接头”的密码，也是想攀援权势、希望登堂入室的后来者与前辈们套近乎的第一句暗语。

　　从1950年代即开始留美热潮的台湾，有海外教育背景人士已经覆盖当地政商学军，在各个领域均是主流力量。从最早回来的理工背景学生，到后来归返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令台湾社会，从肌肉到骨骼，经历着深刻变化。

　　哈佛同学会——显赫的晋升平台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这曾是台湾学生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也反映出台湾五十多年来的留学趋势。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后，美国政府除了以军事与“金援”协助台湾之外，更开设各项奖学金，鼓励台湾学生赴美深造。台湾“教育部”海外文教处统计，1950年到2006年，台湾已有五十多万名学生赴美留学，远远超过留日的十多万名学生—留美取代日据时代的留日，成为社会主流。

　　台湾势力最大的海归派，非哈佛大学莫属。“哈佛校友会”五百多人，几乎掌握了台湾所有重要的政经资源。当然，这些人并非一出生就非龙即凤，他们大抵是在哈佛累积了学历，而从此搭上了扶摇直上的直通车。

　　其中，最佳的代表当属马英九。

　　马英九在哈佛期间，投身“保钓”运动， 时常议论“国是”，逐渐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重视。1981年9月，从哈佛获博士学位半年后，马英九即成为“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蒋经国英文秘书，在蒋身边一呆就是7年。

　　7年中，马英九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1984年6月，蒋经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34岁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

　　如今毕业于哈佛的政商名人，已有位高权重的“副总统”、党主席和顶级企业领袖，至于“院”、“部”首长，则多达数十位 ；在财经、法律等领域，出人头地者更是所在多是。台湾“哈佛校友会”实力雄厚得令人咋舌。成员们每年缴纳会费，举行定期或私下不定期的聚会，闭门座谈或演讲时，经常透露许多未公开的一手信息，并积极形成策略联盟。

　　哈佛不仅是台湾学子最梦寐以求的第一学府，也是失意政客沉潜、伺机再起的舞台。去年3月，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下台，孤独一人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研究员，他借马英九到哈佛演讲之机，坐在第一排全程聆听演说，并第一个提问。透过现场十多家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失势的谢长廷“借”马英九之风，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

　　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工——“总统的同学会”

　　除了显赫的哈佛派，美国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在台湾也举足轻重—其受助人均是当地有上升潜质的政商领导人。

　　成立于1951年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每年从世界各地遴选二十多位青年领导人，颁发奖学金让他们到美国考察访问三到九个月。当年，为了庆祝总统艾森豪威尔的63岁生日，其友人提出“国际领导阶层交流计划”，以培养各国菁英人才为使命，以便通过他们未来的发展，来推广美国的影响力。到2002年为止，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受奖人中，已经出了2名元首、40名内阁成员、50名高等法官，还有不少大使和大学校长。

　　台湾最早受邀的是财经界人士，后扩至政界。1954年，台湾首位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得主，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张孝威的父亲张心洽。学成返台后，他创办了“中华开发银行”，为台湾引进了工业银行的创投制度，“行政院”透过“中华开发”扶植台湾科技产业。张孝威多年之后也成为该项奖金的得主。张心洽父子成为台湾第一对艾森豪威尔奖学金的父子档，第二对父子档则是中信金控董事长辜濂松与前总经理辜仲谅。

　　这些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受奖人，返台后形成强大的人脉网络，让艾森豪威尔奖学金有“台湾政治菁英俱乐部”及“总统同学会”之称，52年来， 为台湾培养出三位“行政院长”、两位“副院长”、两位“总统”候选人与两位“副总统”候选人，“部长”、“次长”更是难以统计。

　　“只要经历艾森豪威尔奖学金的洗礼，就像取得一张跻身上流社会的认同卡。”2006年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受奖人、“立法委员”郭正亮强调。跟他同期的学员冠盖云集，包括前中信金控总经理辜仲谅，还有各国政经名士。

　　“三三会”——盛极而衰的留日派

　　除了留美派之外，留日派是台湾的第二大主潮。

　　日据时代，由于日本强势的殖民政策，台湾人只被允许赴日学习医学与农业技术改良，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初期，台湾学子逐渐开始把留日的触角延伸到法律与经济学领域。

　　而留日的政坛领袖，当首推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1972年，谢长廷考上了日本京都大学。京都大学是个学生运动与在野精神极强的地方。

　　1970年代正是日本学生运动最风起云涌的时期。在谢长廷到校的第一天，校园里到处都是戴着钢盔并做蒙面打扮的学生。行政大楼的钟塔上，甚至悬挂着用红字书写的抗议白布条。这种抗议精神的流行，对谢长廷的影响可谓深远。

　　另一位留日学生，也在政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

　　1999年5月初，留日背景的“经建会主委”(地位等同大陆的发改委主任)江丙坤，为拓展与日本政界及企业界的实质关系，邀集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与中信集团董事长辜濂松等六大工商大佬，成立了“三三会”，定期于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邀请日本驻台大商社负责人餐叙。“三三会”成功地协助台商与日商的合作，例如奇美实业与富士通的结盟等等。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三三会”成员透过大量的政治捐献，使该会成员所掌管的企业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听。那时候，“三三会”的政治实力凌驾于传统的六大工商团体之上。

　　同时，在各种选举的选情紧绷之际，“三三会”还往往是执政党“少数关键”的稳定力量。“当时，集‘三三会’众人之力，至少可以送四十人进到‘立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三三会”企业家透露。

　　不过好景不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第一步就是开始整肃具深蓝色彩的“三三会”，刻意把原先的六大工商团体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贬低“三三会”的地位。

　　最近两年，“三三会”成员弊案不断，更令其雪上加霜：会长辜濂松的大公子、中信金控总经理辜仲谅被控违法并购兆丰金控，遭检调起 诉，迄今仍流亡海外；力霸集团董事长、副会长王又曾则因涉嫌力霸集团掏空弊案逃亡到美国。

　　当年，在国民党执掌大陆政权时，海归人士一直分执各部门的牛耳。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里，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内，四处充满了海归派的身影。他们是中国人，却也是徘徊于中国政府中的“海外幽灵”。他们的所学所为，深受异国的影响，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追求。

　　即令败退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依然倚重海归人士，着力提拔和栽培。倘若没有蒋经国的赏识，1969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的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出头。

　　这种对海归人士的认可，在李登辉时期也得以继承，只是，到他的手中，更偏向于“大学血统”的认同—在担任“总统”的十余年间，他大量起用康奈尔的校友，如“中华开发”董事长刘泰英和“外交部次长”高英茂。

　　在经济领域，台湾的经济部门一直掌握在海归派的手中。在台湾经济起飞的二十年里，一大批海归人士在尹仲容、李国鼎的提拔下，成为技术官僚。而在早期的企业家中，大部分是本土的家族企业，随着台湾经济增长更倚重高科技领域，第二代企业家和后起的企业新贵则多拥有异国文凭，如今，他们已分食台湾的各大市场。

　　台湾 “哈佛派”、“康奈尔派”、“台大帮”等政治势力的划分，形成当地政坛派别森严的权力俱乐部；而当地留美派、留日派与本土派之分，又构成了不同的政治视野。

　　从留美派与留日派人数的多寡，可以反映美日两国对台湾影响的大小。留美派与留日派在台湾社会中力量的消长、声音的高低，正好反映出台湾向哪个国家倾斜。

　　留美派、留日派以及本土派如陈水扁、游锡等人，给台湾带来了不同的政治眼界。据民调显示，台湾公认最具国际观的，是马英九与吕秀莲这一对哈佛校友，次之是留日的谢长廷，而阿扁、游锡之类的本土派，则被认为国际视野最为狭窄。

　　这种当权政治人物越来越狭隘化，正好反映出台湾文化本土化的潮流。不仅政治人物越来越本土化，经济领袖也渐趋本土化，比如雄踞台湾多年首富位置的郭台铭，就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企业家。这种本土人士占据高峰的情形，与台湾目前的留学状况亦相映成趣：从上世纪50年代一路狂飙的留学运动，到目前已经很少有学生热衷出国镀金，反映出台湾的“人才国际化”已经到了非常充分饱和的程度，也证明台湾的教育状况和工作状况都已经与美日相差无几。

五、蓝血之“道”

　　在异国留学，只有先做学生领袖，才有可能日后成为国家领袖。利用Student Leader的头衔，他们寻找机会，一步步进入权力的场域。

　　寻找亮相的机会

　　每年6月上旬，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国际关系和外交闻名的乔治·华盛顿大学Elliot国际事务学院，一反暑期冷清，热闹非凡。西三十街旁的学生寝室，被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学生住满。

　　因参与当年中美乒乓外交而声名大噪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每年都会在此举行四天的“美国外交论坛”—邀请全美各地的中国学生代表，来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国会的议员以及企业领袖、媒体记者、NGO人士座谈，以期“增加中国学生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了解”。

　　尽管暑期是难得的打工机会，但每年都有四百多中国学生精心准备，从各地赶到华盛顿。对很多人来说，这里的四天，不仅是一次会议，更是一个认识高层人士的难得机会。

　　在海外的求学生涯中，这是异常关键的一环。很多学生相信，与某一个重要人物的结识，也许会改变一生。

　　有规划的学生们，通常会留意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机会。无论是参会，还是参与公益实习，只要能够为未来道路积累有价值的资历，他们都会严阵以待。

　　这种刻意经营，在几乎所有的华人圈里的留学生中随处可见，无论大陆、台湾还是港澳。

　　这已经是夏威夷大学MPA学生李松林向联合国写出的第三封实习求职信。他提出的完全是无条件要求：不用联合国承担任何费用，只要给他实习的机会。

　　傲慢的联合国没有回音。从新疆来的李松林到美国已经两年多。这期间，他不知投出多少实习申请，“哪怕仅是练习英文，也是好的”。

　　终于，当地一家社区慈善机构有了回应，他在这里卖力地做一份募捐的工作，每周要贴补很多油钱，驾车到办公室上班，干着没有收入的工作。

　　他希望实习结束时，机构负责人会为他写一封令人满意的推荐信。这种推荐信，是下一步求职的敲门砖。

　　李松林还报名参加了前面提到的美国外交论坛。他听上届参会回来的同学们说，“很有意思，而且，有很多大人物在。”

　　2006年的美国外交论坛，出席对话的除了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美方也是齐整到场：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著名的政治公关公司Barbour Griffith&Rogers的副总裁，波音公司的合作部主任以及前BBS的电视记者等。

　　每一场对话，中国学生抢着舞动手臂，希望获得提问的机会。外交论坛上，一位女生被选中和韦德宁对话。会后，女孩子的同屋抱怨说，头天夜里女生几乎忙了一宿，为5分钟的对话准备了近10个小时，“搞得大家都没睡好”。

　　在大多数留学生的名片上都只是英文的某某大学在读研究生或博士候选人时，有一部分学生在社交场合递出的名片，已用中英文印上了主席、名誉主席、会长等头衔。

　　在国内，这些热心的年轻人往往被叫作“学生干部”，而美国给的名头则更为响亮—“Student Leader”，也就是学生领袖。

　　拥有这些头衔，他们热心地为同学们组织各种活动—当然，也比普通学生更多地出入各种座谈会和其他诸多社交场合。

　　南加州华人教授学者联谊会会长姜振英教授说，这样的学生领袖在南加州地区重要的14个高校里，平均每个学校也就两三个人。

　　王霄飞名片上的头衔，除了博士获选人，还写着“美西南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和“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名誉主席”(即卸任主席)。这位29岁的年轻人计划在今年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工作。

　　6年前，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王直接到洛杉矶攻读历史系博士，研究方向是美国流行文化。出国前，他即担任过“公职”—北大历史系的团支部书记。

　　文科博士的巨大压力，让刚到美国的王霄飞不得不在最初的半年里专注学习。但当他觉得逐步摸到学习门道时，即开始给学生会写信自荐，为竞选学生领袖做准备。

　　春节和中秋节是南加州地区学生活动的两大重头，在组织了若干活动后，王霄飞决定竞选主席。在竞选南加州大学学生会主席时，这位前团委书记在自荐里表示，自己有能力也有志趣为学生服务。

　　每年10月都是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换届的日子。受美国政治的影响，换届当然要通过选举，而选举自然要召集幕僚精心设计一场campaign。竞选的程序是先自荐、他荐，然后候选人分别推行竞选运动，最后在学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说并接受提问，当场投票后产生新一届的主席，然后组阁。

　　在2002年的竞选季节，王霄飞发起了一场浩大的竞选运动。他几乎给电话簿里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打了电话、发邮件介绍自己，现场的竞选演说，第一稿因为太程式化给毙了，入乡随俗要加一点幽默和人情味在政治竞选演说里。最终，王霄飞以189对36票当选。

　　33岁的叶伟是2004-2005年的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今年5月他就从南加州大学工程学院博士毕业了。叶伟2003年8月来到洛杉矶，回想自己的竞选经历说，他的优势是已经做了半年的代理主席，因为上任提前回国了。

　　在代理主席期间，叶伟就感觉学生会主席这职务没钱也没权，但有一个头衔，在同学中有号召力，于是上任后，他设了六七个副主席，名头大好叫人办事。

　　南加州学生会执委会二十多人，主要的事情就是组织中秋国庆晚会、春节晚会以及接新生。下面还设有羽毛球、足球、篮球、DV俱乐部等，一个大学也就五六个积极分子愿意坚持不懈地跑腿帮忙。这是个费力的工作。

　　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认同在海外做“学生领袖”的都是不怕吃亏的人。

　　当然不能只是吃亏。

　　在美国24年的姜振英，现在是Bastow大学的健康教育系主任，也是南加州华人教授学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表示做学生工作客观上锻炼了能力，也扩大了眼界，“那些做学生工作的人，都是不甘寂寞、不死读书的人，他们参与社会，反馈社会，成功的机会更大。”

　　姜振英注意到，但凡成功的留学生，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回国的，都有共同的特点，比如心理承受能力好，肯从小事做起，肯吃亏，眼光敏锐，善于收集信息和交际等。

　　每年“十一”，中国领事馆的招待会通常是留学生们最高级的社交场合了，因为有总领事出席，几百人的规模，邀请各个学校的留学生代表，每校名额仅有20人左右。

　　叶伟和王霄飞，都是这类场所的长袖善舞者，与商界、侨界的人士结交颇多。

　　洛杉矶是中美交流的一个枢纽，时常光临的国内代表团或者“招商”、“引智”大会，均有这些学生领袖们在中间牵线服务。王霄飞认为，积累的这些关系对将来或有大用。

　　南加州大学因为离领事馆近，国家领导访美途经洛杉矶，这里的中国学生代表往往应邀出席座谈会，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而和领事馆有关的侨界活动，他们也是受邀的重点人群。

　　除此之外，各种同学会亦是重要交际平台。叶伟从去年开始担任清华同学会副会长，相比学生会，同学会算是“更高级”的社交场所，因为成员大多已经工作，信息相应较多。清华同学会现在共有四五百人，每次年会都设在洛杉矶的高级酒店，大家互通信息。

　　对于决定回国发展的王霄飞来说，和国内的联系也至关重要，他现在是环球时报驻美特约记者，为美国传媒写政治的分析性文章。

　　这些履历和人脉，对归国发展或是留美工作都很重要。姜振英说，美国社会看重社区服务的精神， 评优秀不光看成绩，也要看志愿服务和领导能力。

　　外交官点评：学生领袖，情商为先

　　李曜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教育参赞, 很多时候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服务对象—留学生—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

　　洛杉矶总领馆领区包括南加州、亚里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州及太平洋诸岛。在这片区域，有近万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南加州地区是主要集中地。留学生中，以清华、北大、科大、交大、 复旦等高校毕业的学生居多。在李曜升的倡导下，美西南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联席会在洛杉矶成立。联席会作为各主要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协作机构，由领区二十多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成。

　　南加州很多留学生都认识这位性格温和的教育参赞，特别是那些出众的学生领袖们。有缘和无数学生打过交道的李曜升认为，爱国情怀，坚忍意志，融入意识，包容胸襟，平和心态，是许多留学人员有所成就所具备的素质禀赋。

　　mangazine·精英：以您的观察，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和以往比有什么不同？

　　李曜升：无论过去和现在，身处异国他乡，广大留学生都饱含一颗爱国之心。老一辈留学生少而精，或面对国难家愁、山河破碎而远涉重洋，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或看到新中国站立起来，欣喜若狂，为了那种信仰，为了民族的兴旺，冲破艰难险阻，投入祖国的怀抱，担当起振兴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