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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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分类：
　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看中国的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的。而且这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千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出房地产业，那儿发生泡沫的危险性将减少；但是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
　　
　　改革成功皆因符合经济学原理
　　
　　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经济改革以后的27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长很低(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7.6％，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算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创纪录的。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经济这样高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

　　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如果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但是这些年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拿这一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五个多亿增加到九个多亿，但是住房还是那么多。拥挤就是唯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超过20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

　　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方向。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丰富物质享受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就劳动力而言，过去农民不许进城；干部都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由人事部门分配之后一辈子钉在那儿不许动。“文革”时革命的暴政滥施淫威，全然不顾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于是发生了教授下乡去务农，工人进大学管大学，军宣队进工厂，诸如此类全国性的举措，导致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始时，对市场和人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心有余悸，处处设置障碍。国务院曾经发文禁止长途贩运，认为跑单帮就是投机倒把，严予取缔。一直到前几年还禁止农民报考公务员。我们以前始终把自由平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拒绝接受。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让人尽其才，也能使物尽其用。不但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大道很少银行网点，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城乡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1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164倍。人均存款额从1978年的区区23元，增加到现在的1.23万元。但是资金的运用因为受管制约束特多，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一个例外的败笔。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允许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也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在进行之中。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地提高。

　　人们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还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以及党的领导。可是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所不同的是，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但最近有一种议论，埋怨企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回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上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

　　附带说一句，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农民进城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再来说财富的分配。比起财富的创造而言，我国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差的。据多方面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有学者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引起的。但是从发展看，改革以来机会均等是有进步的。选择职业的障碍在减少，人的自由度在扩大。可以说，我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全世界恐怕也算是高的。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现在有几千万的富人，他们都是从穷变富的。同样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又有不少富人落马，或因为上当受骗，或因为经营不善，或因为触犯法律。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同样经历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近十年来每年又有约5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只有城市发展享受了这些成果。所以农村的收入就大大地落后了。

　　农业本来就是一个低产出行业。我国60％的农业人口只产出12％的GDP。农民的人均产出平均起来不及城里人的1/10(12/60:88/40=0.2:2.2=9％)，农民焉能不穷。幸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他们的收入不仅仅来自农业，还包括打工的收入。所以农村人均收入是城市人均收入的31％(3255元:10493元，2005年)，而不是9％。无论如何，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可见不平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间这一差别还将扩大，因为目前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

　　单纯从经济方面看，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办法主要是加速农民进城。每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消费者，农民收入就能有所提高。但据外国经验，人口工业化的过程需要二三百年，很难快起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肯定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但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看，至少也还得30年。要缩短这个过程，必须加快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就有助于加快农民进城。

　　所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农村的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员工，农村中能够享受到的人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样。城市里中小学的软硬件设施大大优于农村。农村本来就穷，政府免费的公共服务方面还予以歧视，无疑是雪上加霜。住房方面的不平等尤为明显。在福利房转为商品房的改制过程中，城市职工多半分配到低价购房权，其补贴数目现在看来平均每户都在10万元以上。而农村人口是一点儿都享受不到的。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
　　
　　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个直接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我国的累进所得税只在工资方面有所体现，没有把全部所得税加总。税务局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统筹。而高收入的人往往不是靠工资。今年实施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主动报税，这为按照总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创造了条件。我国的富人收入很高，但是所交的税却很少。这是极不公平的现象。

　　最后一项工作，是反对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我们不知道这些非法收入所占比例有多高，但它是最有害的一种分配不公。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它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南方报业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