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

footsome

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4月18日 星期三


今
年是中美《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发表35周年。优秀历史叙事作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其著名作品《巴黎1919》(Paris 1919)之后，又创作了一部关于1972年外交历史上一个突破性事件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她回顾了那个戏剧性时代中的眼界与手腕、策略与赌博、外交与危险、勇气与小气。这是一个讲述巨大人格魅力的故事。

《上海公报》不仅仅是象征一项重大历史转变和中美重建外交关系的声明。它还是一个创新的外交工具。这项创举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上海公报》承认而非掩盖了中美之间的差异。当时，两国的共同利益很少；由于经济合作前景渺茫，因此公报中仅有两句关于经济的简短描述。关键一句是两国共同反对“霸权”，那是苏联(Soviet Union)威胁的代名词。

《上海公报》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现实。中美当时正在重新了解对方；这是一种有待发展的双边关系。如今，中美拥有了一种更为成熟、涵盖多方面的关系——不过，它们仍然在认识和了解对方。

《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引导双边关系的战略框架，这一方式值得当今中美两国领导人努力仿效。通过这种方式，它试图确保两国关系不受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1972年，双方的战略框架是反苏。美中共同反对的东西界定了当时的双边关系。而在2007年，两国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共同追求的内容上，从而界定它们现在的关系。

美国于2005年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概念，这便是为创建上述框架所做的努力。这一概念不是要将中国列入一个特殊类别。鉴于中国的经济成就，美国建议，中国与其它重要国家合作，维持并加强国际体系，使世界更加安全，更加富裕，并为个人改善生活提供机会，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国家，中国面临的内部挑战仍然艰巨。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仍然感受到了它所引起的外部影响，其中包括焦虑。这正是为何中国开始谈论“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原因。中国电视台制作了一个反映5个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崛起的系列纪录片，其动机或许也在于此。这是一种让中国公众参与未来任务的方式。

中国领导人重视确定引导政策所需的原则。这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然而，“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等概念，必须通过与现实问题和机遇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得到体现。其它国家将通过行动和成就来评定中国——以及美国——的言论。自1972年以来，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然而经济大厦的政治基础却日益不稳，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有鉴于此，中国开始谨慎地鼓励企业去其它地区的国家寻找经济机会。

对中国来说，与其最大经济合作伙伴建立同样强大和可持续的互利关系，将是一个明智之举。此外，美中还必须在许多互相联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利益方面加强合作，比如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甚至苏丹等方面。

中美要成为风险共享的利益相关者，这种挑战并非易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崛起的大国会造成恐惧。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大国，但与其它多数成功的大国不同，质疑现状是美国的本性。这种改造精神可能导致其它国家产生焦虑。然而，美国务实的观点和对变革所持的开放态度，助长了它对中国成就的尊重，以及它要解决问题的习性。《上海公报》拉开了界定中美战略关系的序幕，我们现在需要进入下一阶段。

《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Random House出版社2006年出版

本文作者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现任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负责全球事务的副董事长。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