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房价要涨是铁律 宏观调控不能反市场化

任志强:房价要涨是铁律 宏观调控不能反市场化

我觉得市场化很重要，刚才汪同三解释了宏观调控，我觉得很重要，宏观调控出现更多的是反市场化和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倾向，比如说春运限价、银行查询收费问题、限制商品房的面积问题，你说哪一个是市场化的？



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召开，以下为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演讲实录：

任志强：本来安排在下午，樊纲让我上午说，可能要回答一下樊纲提出的一些问题。解决樊纲提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来一次金融危机，就解决了。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不一样，经济学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明天会发生，都在习惯用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来证明或者是告诉大家明天有什么灾难，在预言明天危险时，警告不要出现过去的问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在努力做的事。我们是实业家，实业家比较现实，更多是怎样赚钱，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怎样的情况，在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发生的危机前，我们先把钱装在兜里。

现在经济学家担心经济资产产生泡沫，实业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资产的价格重复过程，比如说我们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是泡沫了，可是反过来，国外的那些实业家们都在花大量的钱去购买中国的房地产，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或者用购买力评价的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如说一千美元、两千美元，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是购买力在对资产的重新评估过程，认为东西太便宜而不是太贵了，所以成为一个反向。我觉得外国人也不会那么傻，当你说房价高的时候，他们来拼命买。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套，但是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学是一流的，这可能是实业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民众不一样，民众他们一方面为这些大腕的经济学家名头所吸引，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说像汪同三说的产能过剩，老百姓也说产能过剩，今天经济学家说流动性过剩，那么老百姓也说流动性过剩，不管什么都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他们又被实业家所吸引，就像今天的股市一样，大家都跟着。前一段时间，基金获利之后，就开始逃跑，基金一逃跑没有基础了，但是老百姓不听，能赚钱我就继续进。通常最后这个击鼓传花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就开始骂政府，骂所有的人，产生成不好的情绪。

我们说金融危机十年了，我们可以看一看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觉得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巨大的收益，我们最应该感谢，尤其是中国应该感谢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因为有金融危机才推动的，所以我们的金融外汇涨了一万两千亿，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可能不会有。中国的房地产也是最大的收益者，96、97年是中国93年宏观调控之后，全行业亏损了两年。中国在全行业出亏损的情况不是太多的，但是房地产在96、97年是全行业亏损，谁都没有赚钱。

98年因为金融危机出现了住房制度改革，所以开放了需求市场和住房的私有化，这才促进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老百姓的住房都好了，不管怎么骂娘，住房条件是好了，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当然也有一些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没有获益，但是多数人是这样。91年开放了土地，93年开放了供给，但是为什么96、97年出现亏损，就是没有需求，房子不是私人的。98年开放需求之后，有了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其他各种税收政策的支持等等，这些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本事，而是国家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所以有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了城市住房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是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是形成循环了，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朝代就开始往下败落，整个经济掉了，重要的原因不是后续的皇帝无能，而是前面的皇帝定了政策，他们不敢突破，变成了我们不能对外开放。鸦片战争，外来侵略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文化是可以共苦不能共甘，你根本不能在好日子的时候进行自我的革命，一定是在坏日子时革命，雍正王朝的改革就是因为国库无银，国库要有钱的话大家一定贪污，所以这个逻辑形成，外来危机促成我们的改革。

在发展的过程中，恰恰是因为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加大对外开放，不得不更加市场化，不得不重视市场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影响到政府主导的政策制订等等。封闭的中国是以被开放的世界金融所影响的时候，关闭已经不能发展自己了，谢平刚才说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改革是不行的，樊纲说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你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改革，一定要融入世界市场。所以必须用你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去与世界接轨，但是当我们经济这几年发展之后，突然进入了经济的转型，富起来了，因此又面临了一次更加保守的关闭去市场化和反改革的一些倾向。

我认为才出现了樊纲所说的东西，如果更市场化一些，或者是把政府的干预，或者是影响改革的东西去除掉一些，也许那些东西用市场的方法就去除了。汤敏说可能出现一些陷井，这些陷井都可能因为我们去市场化的一些因素，而最终造成就是陷井，但是如果市场化的因素更高一些，也可能这些东西不再是陷井。我们不能说希望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痛苦是全世界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金融危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忘了我们必须融入世界大经济环境中考虑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必须要高度的市场化。

我们认为最大的危机，不是世界变了，也不是中国的能源紧张，更不是金融风险问题，而是中国要不要坚决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假定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或者不考虑去市场化的东西，那么能源、金融危机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看，我觉得市场化很重要，刚才汪同三解释了宏观调控，我觉得很重要，宏观调控出现更多的是反市场化和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倾向，比如说春运限价、银行查询收费问题、限制商品房的面积问题，你说哪一个是市场化的？最近在开广州交易会，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房价都在涨，你是不是下了一个命令广交会期间房价不能涨，没有人说这个话，实际上市场化已经在全世界通行了，在香港旺季和淡季时有不同的酒店价格，这就是价值规律。

取消价值规律一定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或者说其他的危机。我们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出现危机之前，还在坚持这些东西，而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先要承认我们确实在很多经济政策上有一些去市场化的问题，那就可能必然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的出现。那么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可能不是在讨论创造财富，而是在讨论分配财富。汤敏特别强调了我们要注重一次分配，注重一次分配中的共享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二次分配代表一次分配，仅仅用二次分配的来解决一次分配的转移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财富就会转移了。

我觉得樊纲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过剩储蓄，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到国外，既然中国人解决不了，就转移到国外去，但是其实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很高明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卖给外资将储蓄对外转移，最近我们都说的原罪问题，都可能使这种趋势加剧。我们想想土地承包制是不是违法？土地承包制时宪法说土地是不能承包的，党中央有文件，很清楚的。所以说如果从改革的最初开始，都是存在着原罪的问题。任何一样的改革都是这样，我们的土地承包是在土地承包制冒险实行之后，才不得不去修改的宪法。用这个理论来说明，那么在所有改革初期的民营企业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原罪，所以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倒过去必然出现危机，这是我们的政策指引出现的。

一季度又增长了这么多税，税收这么几年连续的增长，要调节这些问题，不仅是看到国家今年的税收增长，可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和社会舆论，更多的是要求财富分配公平，不是说一次分配中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而是一次分配没有解决好劳动力、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和共享问题，很多人都说企业暴利问题，希望劳动者可以买一个低价产品，我就说限价商品房，第一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出台双限房和限价商品房的法律，我们最大的法是房地产法，宪法中也没有，这都没有规定，没有通过听证会。

限价是去市场化的，本来十万块钱的东西，政府告诉你可以卖四万块钱，我是卖四万块钱，可是买的人当四万块钱使用吗？不是，他是按照十万块钱用。当我们的产品价值被低估时，人家就会说你怎么把四万块钱当十万块钱分配，所以实际上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居住权利的保障。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限价房加剧了收入分配更加不合理，矛盾加大，包括贫富差距，包括汤敏举的几个例子，要不然贫民窟，反正就是这些陷井，就有可能因为这些制度创造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不是我们太富了，就像樊纲说的，不是我们收入太多了才产生了流动性过剩，或者是储蓄过剩，而是我们的制度不完整，除了日本是泡沫之外，其他危机是发生在不是太富的国家，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自己就解决了，不会形成全球化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行，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弱小，一个索罗斯就把你弄乱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今天出来一个，明天出来一个，后天出来一个，而且还有部门的利益加在其中，政策永远是前后矛盾、左右矛盾。

吴行长在这里，外汇管理局限制外资购买商品房有一个规定，外资一定要设办事处，要求把你的产权落在办事处上，建设部就不同意，办事处是在中国没有法人地位的，外汇局又说了，要变成这样的话，外汇控制就管不住了。没有法人地位，怎么能有房产证呢？现在我们的政策，各个部门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造成我们所有的政策几乎是无法执行的，比如说外汇管理局说你得有劳动合约，人家是董事长，董事长跟董事长无法签合约。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关键是靠市场来解决矛盾还是靠行政干预解决，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是无法靠行政命令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