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店里的哄抢——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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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逻辑》成功地推翻了“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一定会自愿、自动地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这样一个正统群体理论延用多年的“公理”。然而，奥尔森教授并没有停止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就像生物学家先研究有机体、后研究物种一样，奥尔森先分析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后研究群体与社会、国家这个更高层的关系。1982年出版的《国家的兴衰》集中阐述了奥尔森的研究发现。此著作出版后立刻受到广泛重视，在1983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克莱姆惹奖，并且先后以十几种语言翻译本介绍到许多国家。本文重点介绍《国家的兴衰》中的主要学术观点。
　　有人认为，奥尔森的写作风格与一些侦探小说十分类似。侦探小说通常以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制造悬念，接着引入几个具有犯案动机的可疑分子，而且其中一个看起来最不可能作案。但是，在那些可疑分子被逐个排除后，读者终于看到，作案的正是可能性最小的那一个。《国家的兴衰》也有类似的结构。奥尔森首先提出这样问题：为什么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能够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像美国、英国这些受战争影响比较小的国家反而经济呆滞？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大的反差？多数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可疑分子”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在对这些因素逐个进行讨论并且加以排除后，奥尔森的“主要人物”终于粉墨登场。“他”不是别人，正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主人公”——搭便车者。
　　搭便车怎么能够和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搭上边呢？奥尔森指出，集体中有搭便车的个人，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群体。个人可以吃集体的“大锅饭”，集体也可以吃国家的“大锅饭”。不过，在国家中搭便车有不同的搭法。因为国家可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rent seeking）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这些政策包括税收、补贴政策，禁止企业进入、禁止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竖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政策等。美国各式各样的“院外活动”就是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寻租活动。中国也有向中央要政策、“跑部钱进”、促成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寻租行为。奥尔森把这些搭便车的群体、这些寻求收入再分配的利益集团叫做“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它们不是被动地 等待“便车”的到来，而是主动出击，把“不便”变成“方便”。
　　分利联盟给国家经济发展制造了许多不利因素。首先，寻租活动不但要浪费大量的资源，而且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机制。与其辛辛苦苦地提高生产力，不如雇一些律师、说客耍耍嘴皮子。这一来，大量精力和资源被浪费于“分饼”而不是把“饼”做大，其结果必然要对国民收入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某些产品的价格或者是某些行业的工资上涨，某些收入的税率下降，这些变化都会带来资源分配的扭曲，影响市场的效率，甚至造成物价和工资的循环上涨，导致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
　　分利联盟进行游说活动，总是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糖农要“保护国家制糖业”；纺织业要反对使用童工，“保障”发展中国家兒童的权益。其真实目的是要设置进入障碍，保护垄断者的利益。各式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机制，降低经济效益，抑制新兴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
　　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他们这么做呢？奥尔森指出，这还是搭便车的行为在作怪。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不过，如果将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行为（袖手旁观，等别人来管这番“闲事”）是理性的选择。我们常常听到“花国家的钱不心疼”这种说法，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态。乱花国家钱的人（或集团）直接从花钱中受益，当然不心疼。看着别人乱花国家的钱也心疼不起来，因为那些钱即使自己有份，也只是几亿分之一。国有企业亏损也好，国有资产流失也好，“主人翁”就是着急不起来。这种冷漠的搭便车心态被称为是“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
　　同样地，社会中的群体也没有强烈的激励机制与分利联盟损人利己的行为作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使全体人民受益。除非存在有附带的特殊利益，此类活动的结果给群体以及群体中个人带来的边际收益微乎其微。但是，组织此类活动的边际成本却是十分显著的。权衡利弊，理性的群体也选择搭便车。因此，哄抢的还在哄抢，沉默的多数还在沉默。　　在奥尔森的故事中，搭便车者就是那个最不可疑的作案者。奥尔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造成英、美等国家经济发展呆滞的主要原因是数目繁多的分利联盟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这些活动将收入转移给利益集团，但是每一种转移都是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其结果使体制僵化，经济缺乏活力。奥尔森别出心裁，以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解释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与英国、美国相比较，日本与德国战后二三十年里的寻租活动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奥尔森认为，战争对这些国家中原有分利联盟的破坏是造就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任何对社会组织的重组、任何对分利联盟和它们特殊利益来源的破坏，都会加快经济发展。 　　尤其有趣的是，国家的兴衰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兴旺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失败。分利联盟还组织不起来，没来得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伤害。而衰败则是由于一些集体行动成功了。利益集团克服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描述的那些障碍，摆脱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成功地组成了分利联盟。奥尔森在故事的上下集保持了连贯性和一致性，再次验证了分利联盟成功的几个条件：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存在选择性激励。不过，他又加上新的一条，那就是时间对于集体行动成功的影响。奥尔森发现，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中，利益集团可以创造出恰当的选择性激励机制，逐渐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最终获得集体行动的成功。 　　由于小集体容易组织集体行动，大集体反而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小集体成为分利联盟的概率比大集体大。奥尔森发现了社会群体中这种“以小欺大”的现象。组织起来的小集体就像是单位里那位能争会吵的泼皮，而大集体就像是周围那些息事宁人的好好先生。泼皮每次都能从别人那儿争到不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受欺负的好好先生中往往就找不到一位愿意站出来替大家说句公道话的代表。社会中的群体与单位中的个人，其行为就是有那么多类似的地方！　　在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奥尔森还发现一些行为特例。瑞典和挪威的工会组织与英国和美国的工会组织就有明显的区别。英国和美国的工会多半是行业性组织，它们在要求提高工资时，从不考虑这些要求对劳工市场、对出口产品竞争力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些组织存在搭便车的心态，希望别的行业不会跟风、希望自己的工资要求不会带来工资的轮番上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而瑞典和挪威的工会组织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涵盖面很大。工会的行动对宏观经济有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因此，这些工会的行为就十分慎重，对国家利益比较照顾。奥尔森从中总结出“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与“涵盖利益”（encompassing erest）的根本区别。“狭隘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涵盖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在争取收入再分配时比较有节制，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不断地灌输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导向。但是，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到《国家的兴衰》，奥尔森让我们看到的却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先个人后集体，先集体后社会的利益取向。这一人性弊端至今还顽固地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瓷器店里的哄抢打碎了许多贵重的瓷器，其结果看似不合理，其实非常合理。如果我们忽略了对群体与个人理性行为的了解，不但会陷入阿Q的精神境地，而且也无法对瓷器店里哄抢这类现象进行解释，因而找不到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