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与中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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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与中国的选择 作者：redragon54发表日期：2007-04-11 11:02:03华民教授在上海干教中心“知识与创新每月论坛”的演讲


　　历史上的失衡：日本与美国

　　日元开始升值时，日本经济已经接近于充分就业，人均收入也早已超过1万美元，结果也落得如此下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尚不足2000美元的国家来说，选择汇率升值，风险是极其巨大的。

　　在历史上，世界经济经常失衡。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就曾出现过失衡现象。当时世界经济失衡源于两个国家：一个是滥发货币的美国，另一个是制造能力爆炸式增长的日本。那次平衡的恢复在金融层面上是通过以下两种调整实现的：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二是日元从1985年开始大幅升值。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平衡恢复则是通过一场波及世界的创新而实现的。结果，美国通过IT产业创新走上了新经济增长之路；而日本因为汇率升值、企业外逃而走上了衰退之路。

　　在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汇率低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依靠低估的汇率，日本商品像潮水一样流到美国，而美国的货币又以同样的方式流到日本。日本由贸易顺差得到的货币再通过购买美元资产重新流回美国，让美国又有了增加货币发行的能力，进而可以继续购买日本的商品。每一次循环的结果，日本都赚了钱，经济得到了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很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中国出现过多的贸易顺差就是在为美国人打工，就是在用廉价劳动补贴美国消费者，等等。从日本战后崛起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贸易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经验中我们能够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对于一个经济起飞又缺少内需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低估汇率而走出口导向的道路是正确的选择。所谓的均衡汇率其实是不存在的，至多也不过是那些世界本位货币国家才可选择的汇率政策。

　　1970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到了1985年，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美、德、法、英联合起来要求日元汇率升值。本田汽车公司总裁在日元升值时期曾经这样说道：我们动员公司员工进行技术革新，好不容易降低了几千日元的生产成本，但是只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稍有升值，出口成本的上升就会使我们所有的技术革新前功尽弃。于是，在日元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逃到国外去生产。结果在日元升值后不久就发生了日本公司大规模对外投资的高潮。然而，即使日本公司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日本的国际收支却仍然是顺差。因为在贸易顺差减少的同时，对外投资的利润返还却导致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巨大黑字，结果，日元的升值压力有增无减。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由对外投资带来的顺差和对外贸易带来的顺差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对外投资会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意味着什么？第一，政府没有财政收入了；第二，老百姓没有就业机会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必定是收入下降和经济萧条。

　　日元升值，日本经济衰退对世界经济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日本经济衰退并没有减少世界的总产出，因为日本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而找到了新的栖息地，但是，由于日本本土经济衰退，日本国民收入下降，其消费支出大幅削减，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供过于求的矛盾。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无论是对于日本自己、还是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考虑到日元开始升值时，日本经济已经接近于充分就业，人均收入也早已超过1万美元，结果也落得如此下场，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尚不足2000美元的国家来说，放弃现有低估汇率的做法，转而选择汇率升值，其风险是极其巨大的。

今天的失衡：中国与美国

　　美国过度的货币供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时，中国的商品则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与世界，通过吸纳美元而遏制了可能发生的全球性通涨。在中美两国以此种方式实现各自经济增长时，世界其他国家却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经济增长的危机，从而发生了所谓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因此，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起飞，世界经济必定会发生结构性的失衡。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对世界的威胁，因为有很多证据表明中国发展实际上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2001年12月到2005年9月，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千亿美元商品，从而为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0-2004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率平均为13%。据商务部2005年12月预测，今后几年，中国每年进口将超过6千亿美元，到2010年，每年进口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未来不断增加的进口量意味着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股积极的力量。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势必会导致资源进口量的增加，从而可以带动全球资源生产国的经济增长；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末端，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中间品的进口，这样又可以给世界中间品生产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三，中国发展经济不仅需要进口中间品，而且还需要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口资本装备品，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会带动世界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第四，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部分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逐步具备了消费奢侈品的能力，由此造成的奢侈品进口，又将给世界奢侈品生产国带来机会。借助于这样四个渠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几乎放大了四倍。正因为如此，将中国经济增长说成是一种威胁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被全世界所分享的。

　　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具冲击力的要素是什么？劳动。中国有7亿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目前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劳动力也就5个亿左右。即便如此，中国已经有将近200个左右的商品产量全球第一。自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产品就像潮水一样涌向世界各地，中国已经成为劳动要素密集产品的主要供给国家。再来看美国。美国几乎具有无限的货币供给能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金本位变成了货币管理本位，从此，美国的货币发行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从而获得了无限发行货币的权力。结果，在今天世界上：一方面是中国商品的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则是美元的泛滥。而这就是导致当今的世界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

　　这种结构性失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美国过度的货币供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时，中国的商品则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与世界，通过吸纳美元而遏制了可能发生的全球性通胀。结果，历史竟会如此相似，就像当年的美日经济循环一样，中国因此而出现贸易顺差，然后再把剩余的货币储备去购买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美国则依靠这样的资本流入继续增加货币供给，进行赤字贸易。如此循环往复，中国经济增长了，美国经济也增长了，而且全球没有通货膨胀。但是，在中美两国以此种方式实现各自经济增长时，世界其他国家却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经济增长的危机，从而发生了所谓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中美两国间这种经贸关系是怎样触发世界性结构失衡的。第一个触发机制：中美贸易失衡的全球扩散。

　　在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情况下，假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美国要平衡贸易逆差，就必须让美元对欧元、日元贬值。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可以通过提高对欧元区和日本的贸易竞争力来对冲对华不断增加的逆差，但这无疑会加重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并对经历了长期衰退的日本经济复苏带来冲击。

　　假如美国强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那么这又会加剧中国内部经济的结构失衡，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通过国际乘数效应几乎放大了4倍。不仅如此，中国名义汇率升值已经被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的事实证明是无效的。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因素（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进口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出口的函数，因此，人民币升值在导致出口成本提高的同时，基于加工贸易的进口成本却在下降，以致名义汇率上升产生的价格上涨效应在这两者之间是可以对冲的。即使出口因为人民币汇率上升而下降了，那么作为出口之函数的进口就有可能下降得更快。结果，就有了2005和2006两年中，中国贸易顺差不减反增的现象发生。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其实不是一个价格（汇率）问题，而是一个远比价格要复杂得多的结构问题。因此，实际上需要调整的是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不是汇率。

　　第二个触发机制：美国借助经济全球化推行经济失衡政策，提高本国经济福利。

　　从1945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资本净流出国。但自1988年以后，美国海外净资产迅速下降到负1.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20%，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负债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它能借助由经济全球化而造成的全球市场无限透支，超量购买世界商品。美国采取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可以增加美国居民收入，维持美国居民高水平生活；第二，可以增加美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空间，只要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美国就可采取扩张货币的政策加以刺激；第三，可以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增加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而使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第三个触发机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加剧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由美国经济失衡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长期的，因为这是由世界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而中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则具有短期性和非制度特征，因为中国并不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一个现有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已。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出口，都是由于不发达造成的。一旦中国由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的出口冲击就会变得烟消云散。反过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进口大国而给世界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为什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短期冲击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众多约束：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劳动力；第二，尽管中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规模小，并在历史上没有完成过资本原始积累，从而需要引进外资；第三，由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长期并存，内需不足；第四，中国自然资源匮乏；第五，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因而中国最缺的是企业家资源，这样中国制造就需要借船出海，即需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面对以上约束，中国可以选择怎样的策略呢？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分工、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以便获取中国的比较优势、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新的问题产生了：第一，由于落后的农业没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与贸易，再加上农村人口不能在短期内被城市工业所吸收，结果，在城市工业报酬递增与乡村农业报酬递减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中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恶化，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第二，受国际贸易经济地理的影响，又出现了东西部二元结构新问题，进入国际贸易与分工链的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极高的空间运输成本而无法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三，由于政府未能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和职能转化，反而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生产领域推行过度的市场化改革，结果使得居民预期悲观而导致储蓄大幅上升。在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就只有依靠增加投资和出口。伴随着中国出口急剧增加而来的当然是中国“威胁”（冲击），因为中国的国际替代效益迅速变大了，而国际乘数效应则变小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深层机理和触发机制作一个总结。今天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基本原理是：世界上有一个其主权货币同时也是世界货币、且可以无限供给的美国，以及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中国。美国可以利用世界货币供给的垄断地位，不断推行赤字贸易和财政政策来提高国内福利水平，增加研发与教育投入，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借以达到实现经济增长乃至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目标，必要时，还可利用世界各国缴给美国的铸币税来发动局部战争，获得外部资源，强行输出它的文化和价值观。中国则可以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大规模参与国际低端劳动要素密集的分工来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在中国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领域，则可以利用低成本优势吸引跨国企业来华直接投资，在满足跨国公司要素套利的同时增加中国居民的就业和出口。由于中国存量过剩劳动实在太多，因此，在短期内将看不到中国居民工资率上涨的趋势，但随着就业人口的增加，中国的工资总额则有了惊人的增长。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组合到世界“货币-产出”模型中，就可以发现，世界的产出水平因为有了美国货币与中国商品的持续增加而显著提高，但世界一般价格水平则因有了中国商品与美国货币的对冲而保持稳定。在中国与美国这种双重挤压下，那些既没有货币供给能力、又没有廉价劳动的国家则普遍出现经济增长危机，甚至衰退，这就是本文所指的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

　　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经济失衡

　　今天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霸权体系。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在当今世界，真正有能力决定各国货币价格的是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美国。

　　面对失衡的世界经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根据非对称博弈理论，在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有策略的情况下，即停止行使其货币霸权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在接受美国货币霸权的前提下去寻求自己最优的博弈均衡解。据此，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优博弈策略只能是对内改变增长方式，对外保持稳定汇率。

　　对内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在继续加快工业化的前提下，加快城市化发展来消除城乡差别，创造内需。同样一笔财政支付，是送服务下乡，还是补贴农民进城打工，产生的收入流量是不同的。因为城市工业是报酬递增部门，而乡村农业、哪怕是乡镇工业都是报酬递减部门。面对中国如此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让人口集中到城市，减少国土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增加集体性的消费来创造内需。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那主要是企业家的事。只有当农村人口显著地减少了，人均耕地增加了，农业最终才有可能从一个报酬递减部门变成一个报酬递增部门。

　　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会对创造内需、降低中国出口总量带来积极影响，因为：第一，城市居民总是比农村居民具备更大的消费倾向；第二，城市不单是一个生产中心，而且也是一个消费中心，还会因为人口规模集聚而发生消费竞争，进而激发人民消费热情；第三，根据新古典消费理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不会重复购买同一商品，而会倾向于增加消费品选择范围，这意味着由城市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最终会导致人们更多地购买服务这类消费品。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服务都属于非贸易品，因此，人们对服务商品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出口下降和本土贸易量增加。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一旦采取鼓励人口流向城市的战略，那么由于中国东部地区邻近国际市场而具有更多的贸易机会，从而会吸引更多的人口由西部乡村流向东部城市，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率，而且还会因人口流动而导致收入分配均等化，这对于缩小中国东西部二元差距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外要保持汇率稳定。因为今天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霸权体系。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进一步的讨论表明：第一，教科书上所说的购买力平价在现实经济中是难以观察的，它至多只能用来进行预测，根本不能用来决定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第二，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汇率实际上是一种风险溢价，反映的只是市场供求关系，所以并不能拿来作为人民币定价依据。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真正有能力决定各国货币价格的是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美国，既然如此，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将是最安全的，特别当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没有别的选择。

　　假如以上所说是正确的，那么，中国若是采取与之相反的、对内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外采取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或浮动的策略，那么就将无从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调整目标。这是因为：第一，导致中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第二，目前中国更加需要的是本币低估而不是升值或浮动，否则我们就将难以实现充分就业来达到经济的一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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