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国崛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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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中国经济快速扩张接受程度是中国未来出口增长的天花板，这应成为决策部门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一个重要假设

在二战以后的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已经有很多的经济体成功地实现了起飞。较早的有德国、日本和前苏联经济战后的快速复苏与腾飞，稍晚的亚洲“四小龙”也紧追直上，而当下又有“金砖四国”摩拳擦掌欲一较高下。不同经济体充分把握各自的优势与机遇，奏响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新篇章。

与前几拨的经济快速发展不同，中国的崛起必将更加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方面，中国是人口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足以影响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尽管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仅为5.5%，但按照PPP（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中国GDP总量已接近全球的15%。

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之快也是其他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的（见下图）。同样按照PPP估算，战后德国与前苏联的崛起主要带有恢复性质。1940年德国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40%，但战后其总量从来没有超出过美国的30%。前苏联的情形也很类似，前苏联的GDP与美国GDP之比的峰值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约为45%，这与1940年的水平基本相当。在大约1820年前后，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到1950年经济总量大跌至不到美国的20%。然而，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左右大幅跃升为2001年的接近60%。对整个世界而言，它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日本经济的腾飞大大超过了战前的规模，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美国的40%。但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相比，日本可以称为内向型经济。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上世纪60和70年代，其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80年代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5%。与此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益依赖外需的过程，出口的快速成长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脉动。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提升到2000年的20%，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短短五年之内，这一比重更迅速窜升至目前的35%以上。

中国所具有的大国和外向型经济这两大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延取决于其他国家或经济的接受程度。中国借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向海外输出了廉价的商品和资金，为海外消费者和投资者送去了实惠。但经济全球化带给对每个地球公民的好处却大相径庭，特别是对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就业的非熟练工人而言，全球化可能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竞争压力和失业危险。在不同的利益驱使下，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力量开始抬头，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变化是结构性的，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

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将会对中国企业适用美国反补贴法，正是反自由贸易力量的一次成功突破。长期以来，美国企业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竞争的一个主要办法是引用反倾销法而不是反补贴法来制衡。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美国一直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因而认为很难测算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真实补贴水平，从而使反补贴法失去了依据。引用反倾销法的举证压力就小了很多，美国企业只需找到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若的另外一个市场经济体，用这个经济体的相关产品的成本作为依据，如该成本水平远高于中国同类出口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启动反倾销法程序。

第二，美国法院基于“一罪不能两罚”的原则裁定反补贴法与反倾销法不能同时适用于中国企业，这一惯例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商务部关于反补贴法适用中国企业的决定，有可能是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作出的。中国相关企业完全可以按惯例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向中国企业征收反补贴税为违法。但是，如果这样的诉讼获胜，有可能迫使美国国会修改相关法律，使得美国企业可以合法地同时对中国竞争对手发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

目前，美国政府只决定对中国出口中份额很小的铜版纸行业征收反补贴关税，但这个口子一开，很快就会有其他行业如电影和软件行业提出类似要求。如果这一行动继续扩大到其他行业，中美之间有可能从现在相对自由的贸易发展成为有管理的贸易。特别是，如果欧洲国家效仿美国采取类似的行动，这将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产生很大的压力。

从中美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来看，中美之间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这是用新政策解决中国经济中的老问题，尽管中国还存在着对要素价格的扭曲，但随着要素的市场化，价格扭曲的程度大大下降了；其次，美国很难忽视日益成长中的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第三，美国需要在反恐和朝鲜等问题上与中国密切的政治合作；第四，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加速推动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关于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从而部分化解与美国贸易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一个重要的信号是，美国采取的反补贴行动表明，世界对中国快速经济扩张的接受程度可能将成为中国未来出口增长的天花板。在不远的将来，外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这应该成为中国决策部门决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假设。否则，中国经济发展有可能面临由于外需环境激变而带来的激烈调整。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避免大国崛起风险、掌握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主动权的惟一途径。在未来三至五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国内消费，使内需成长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从而减轻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适度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财富在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再分配，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刺激内需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