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演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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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同在一条林荫道上。两殿堂里或者摆放着玻璃罩保护着的展品，或者大门紧缩，古意无存，然而殿堂外面还存矗立着一些参天的古树，映衬着斗拱红墙琉璃瓦，加上旅游团罕至带来的静谧，使得这里仍散发着一种古老沉稳的气质。对于这样的地方，我等小青年，自然有着暗暗的崇敬，外加些好奇。没想到，自己还有幸在这里参演了一部精彩异常的戏剧，留存在记忆里难以磨灭。

那个春天，我21岁，伴随着万物复苏的生机，和几个朋友都按耐不住，想要出去走走。怀着对古都人文景观的敬仰，我们选择了雍和宫、国子监、孔庙这条路线。

雍和宫呛人的香火让我的咽喉鼻腔很不好受，但藏传佛教的异域特色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认识到精神的力量。中途，一个头顶上倾洒着正午和暖的阳光的喇嘛，靠着门框柱，亲切地和我们聊起天来。他说了自己的传奇经历，我们也告之以各自的家乡和共同的来由。喇嘛想买个我手中那样的数码相机，我告诉他在哪买便宜。从雍和宫步行几分钟后到了成贤街，按照“左庙右学”的定制，孔庙和国子监比邻而建。国子监正有科举考试的展览，展品里有几件清代的考试作弊物件如“小抄”，我们几个经历了上百场考试的学生都不禁会心而笑——古来考生是一家!

孔庙里有块进士碑林，刻着近代考上进士的人的姓名、次第和籍贯。我们看到告示牌，说一些近代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也列在其中，于是很仔细地从数千个名字中找到了张骞、翁同龢等人的名字，着实兴奋了一下，特意和这些自中学历史课起就已如雷贯耳的名字合影留念。附带说一句，一年后，我又去了一次孔庙，试图再次找到合过影的“张骞”二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石碑上的文字已经被北京的酸雨和沙尘腐蚀地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惊异于破坏的迅速。常言道“物是人非”，还有一种情况权叫作“人是物非”，消散的纪念物如逝去的光阴，我们只能在记忆中追寻它们。以后的人，看不到石碑上的字迹，而且很有可能将要面对带着防水罩子的石碑，无论如何，都再也体会不到我们当初寻找名字的乐趣了。

一天的出游即将结束，我们沉浸在孔庙的古朴气氛中，歇息疲倦的脚步，坐在枝叶茂密的大树底下，冥想一些无形的东西。很庆幸最后一站能够进到这样一个清净幽雅的环境中来，远离尘嚣，生发一种平时少有的感悟。如果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北京孔庙在我印象中，将永远散发着浑厚亲切的魅力。

在孔庙主殿的前面，有个人坐在栏杆后面，面对古树写生，仿佛画的很精细，又有不少专业作画家什。我不由凑过去观看，那是个年纪在五十上下的一个男人，头发斑驳杂白，身穿摇粒绒质地的蓝色休闲带帽衫，脚旁放着很多美术工具和一些画好的作品。他画的是国画，一棵树的局部。他的专业姿态引来了不少人驻足。两个外国女人走来，他就中断作画，很骄傲地主动给她们出示自己的作品，特别告诉她们说“这是中国的艺术！”，在赢来老外由衷的赞叹后，他满意地笑笑。周围的看客们看到男人精致的画作，也都交头接耳地称赞起来。一个瘦黄脸色的老妇女最显眼，看穿着是个城里人，表露出羡慕到有点谄媚的神情，随声附和着男人。男人心情大好。听那男人的口音，像从海外回来的台港人士。这更增添了他的神秘感，我甚至揣测是否有幸邂逅了一位江湖高人，一个文化“大家”。

老实说，我对美术是个门外汉。曾经自己看过一些介绍性的书，但毕竟没有亲自学习过。当时对写生有个刻板印象，它一定是西方传来的方法，而且不用毛笔写生。那个男人却正在用毛笔描摹着前方一根横向蜿蜒的树干，惟妙惟肖。我便想向他讨教一下国画的基本知识。生活经验也告诉我，和陌生人搭话，最好抱着讨教的态度，可以很快沟通起来。于是我就用尊敬地近乎顿涩的口气，弯腰探身问他，这写生不是西洋画的技法吗？他不耐烦，照旧作画，咕哝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我便把腰再弯一些，仰望着端坐的他，问中国画也讲求写生吗？没想到这句请教让他勃然大怒，开始侧头咒骂我。大意是我不识抬举，愚蠢荒谬。我当时对他的暴怒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还是用平静的语气重复我的疑问“我想问国画不是更注重写意吗？”周围的人开始注目于这场好戏，他终于站起来数落我，没有说明原因，只是明确的表示他对我的厌恶。我完全懵了，单纯的讨教，竟然触犯了他。在远处的同伴见势走来，把我拽走，说不要理会他。可我还是满心的委屈，满脑子的疑问，不知道他骂我的原因。我不甘心这样没头没脑的被人骂，就又在他周围逗留了一阵，试图找机会把事情说明白。

那个作画的男人因为懂得“中国的艺术”，又赢得洋人的夸赞，为国挣了光，成为当下的“明星”。刚才的那个中国妇女，此时已经凑到那男人的脸旁，谄媚的表情无以复加，附和着骂骂咧咧的难惹，对男人说“我就不什么什么，我就喜欢传统的东西，看我的鞋子——”，她穿了一双绣花鞋，绸面的，复古的。男人点头表示赞同。我低头看看自己的鞋，顿时找到一种被骂的可能原因。当时穿了一双软底帆布鞋，鞋面印满了英国和美国的红蓝色国旗。他八成是看到了我的“卖国”鞋，才马上和我划清界限的吧！

那双鞋，是妈妈给买的，看到后，我也不喜欢，嫌它红红蓝蓝的杂色太鲜艳了。我是个内向保守的人，这种夺目风格的衣物从不穿戴，况且把“英美帝国主义”的标志穿在鞋上，心里有种直接的厌恶感，又担心别人认为我是个很崇洋的人。可鞋子已经买回，鞋底又很轻便软和，就常穿在脚了。

那个头号崇拜者，其说鞋子的潜台词就是“我和你是一伙的”，对男人的表情已经谄媚到卖笑的程度了，我感到恶心。她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那男人生气的原因，却启发我让我领会到男人的心态，有一种自己被他利用的感觉，心情从疑惑委屈转变为愤怒，不再想辩解什么，于是扭头走开了。朋友为我不平，愤愤地说“他装什么爱国？！他自己不还是穿着西式的休闲服吗？！不要理会这种无聊的人！”我的心中虽然已经翻江倒海，但一时没有说什么。

这段经历，给了我很深的刺激，现在我把它当作戏来看。主演就是那个貌似华侨的男人、我，配角是那个献媚的妇女，群众演员有外国人、一般看客、我的同伴；编剧是那男人；没有导演，即兴创作。男人想通过这幕戏剧说明什么呢？让我们来分析他的演出步骤。

他的选景很成功。还有什么地方比孔庙更“中国”呢？更能激发我们的民族历史感呢？儒家几乎就是传统中国的头号代言。现在最典型的民族主义者，除了反日的，就是宣称要复古，要挽救传统文化的人，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回复儒家的地位，推行读经，穿汉服，行揖礼，修家谱。我原先很敬佩这些仁人志士，特别是看到时尚青年们忘根追风，嘲笑传统的样子的时候。然而自从参加了那场戏后，不由得要怀疑一些人的立场。爱国者们如果要寻求教堂，孔庙无疑是个理想场所。那个编剧的男人从众多场所中选择了一个典型中的典型，来进行他的实验话剧，来彰显他的复古水准。在孔庙里作国画，多么忠正的场景。（实际上儒家被政治利用，成为专制的外套，现在又被推到潮头，到现在其真精神却从来没有被百姓奉从。）

他的道具也有代表性，国画而不是油画。他用传承千年的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结，突出了中国特色。如此他才能跟外国人夸耀“中国的艺术”，否则用铅笔或者油画笔，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元素。

他的着装可以说是败笔也可以说是写实风格。圆领带帽衫是典型的美式服装，充斥在美国影视剧和中国校园里。他如果想更“中国”，应该穿个对襟马褂。可那样又未免太做作太像演戏。年轻学生穿圆领带帽衫，是时髦，一个老男人穿圆领带帽衫，明显亲身受过欧美风格的影响。在校园里，只有在美国大学进修过的老师才这么穿。他的穿着暴露了他的雅皮身份。话说回来，不雅怎么会有认祖归宗的意识呢。在当下，所谓“传统”意识最浓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在土里长大的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人，另一种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出过国的雅皮。前者是习惯，后者主要是教养基础上生发的一种文化反省意识。有些雅皮，像那个男人，就把这种意识标签化了，把印章龙图都弄到身旁，以彰显他们的超前。

一旦标签化，再好的事情，其性质就变了。爱国的态度，首先不是为了国富民强，而是为了标榜自己。回归传统，不是单纯出于对民族历史的责任感，不是为了大家更好地立足于世界，而是为了凸显自己的理念，进而成就自己的权威，然后可以恣意指责别人。

传统啊传统！你本无言无语，却有多少人在利用你而为自己服务！看到别人高举着自己的自由女神，依靠着石制的城堡，高唱着他们的民谣，载歌载舞，乐在其中，我多么希望能从你那里汲取力量，得以立人得以创造，以求能更好更平等地活在这世上，却有人打了歪主意，希望从你那里获取道义的优越感，以求站在道德的高台上制造新的霸权和不公！

回到那个貌似华侨的男人。听说很多在近几年出过国的中国人，有一种感触就是面对外国人对自己家门文化的好奇，自己却讲不出什么来，因而倍感羞愧。那个男人也许曾经受过类似的伤害，所以当中国人围观他的画作时，他视若不见，只有重要的配角，外国人来了，他才精神倍增，主动推销国粹，以报当年之仇。或者他觉得赢得外国人的夸赞，才是真正的夸赞，真正的成功，被自己人夸赞，则算不上什么。这种想法实际上也是种自卑的心态。这表示，外国人的话更有权威性，能让外国人服气，比让中国人服气更显本事。事实上正好相反，外国人没有见到过这种文化形式，不知底细，所以见到很“中国”的东西就啧啧称奇，而我们则见怪不怪甚至本身就会，所以对自家的东西不以为然。从这个角度说，让外国人服不难，让中国人服才是本事。再做一种假设，他就单纯只是要在外国人耀武扬威一下，以增添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可是，他在得到外国人的称赞之后对自己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一个青年用学生请教老师的口吻，向长者虚心发问，以显示敬重，又能补习国学的知识，长者如果真的是为了本民族好，为什么不能教给晚辈以知识，为国民增强根基呢？为什么要勃然大怒？长者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怒在其问题之可笑，怒在青年之忘本，可为什么没有向青年指明这些，而急于划清自己和无知青年的界限呢？更何况他先前受到众人一致的夸赞，心情大好，如此突然的暴怒很不正常。真正对民族怀有深深责任感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吧。梁启超写过少年中国说，鲁迅喜同青年谈话，如果长者都像那个作画的男人一样，嗷嗷地暴怒，气势汹汹地咒骂，估计原本有意巩固国学的青年也要作逃兵，去投奔提倡友爱的基督教青年会去了吧。

接下来出场的那个妇女，代表了很多附和者的形象。自己没有追求，便去追星。自己不愿出力，便哪棵树大，就去哪借以招摇。自己不了解这事情比如国学，可偏要去附和，满口说好，以显示自己有盟友不怕事。获得道义优越感的人，正是凭借了这些群众演员的帮趁才显得异常强大。主演矛头一指，自然就有邀功请赏的小兵们窜出来对人落井下石，显示自己对首领对集体的忠诚。

她并不重要，不代表特别的立场。因为没有主心骨的人见风就倒，风向一变，他们也跟着变了。根据风向完全可以预测他们的举动，所以可暂时忽略他们的存在。（这也是随大流的人最可悲的一点。）

编剧兼主演，嫌自己还没有潇洒够。这时一个好靶子终于出场了。靶子我怀着对主演技能的仰慕，怀着对自己无能的羞愧，实诚地向主演靠过来……

下面的戏中，主角足足地火了一把。如果换个夸张的表演风格，他会单脚踏在敌人身上，向观众发表一场激情勃发的演说。正义！民族！国家！传统！祖宗！文化！良知！这几个关键词是他最爱用的。

结束了这场以叱责为道白的演出，男主角的光辉形象就更加屹立不倒了。瞧，他的立场多么的坚定，把那些龌龊小人都赶走了！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越发地坚毅伟岸，观众恍然，原来民族的脊梁就是他这样的人啊！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可以凭借它来贬低别人，树立自己的权威，就是可以获取道义的合法性来骂人，就是可以借助于它来标榜自己的突出，那么这种精神还是早些消散地好。我们是应该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但不应该借传统文化来打压别人，树立权威。那样做，不但违背了文化回归的真精神，而且是历史的倒退，是把一个世纪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结果都付给了流水。

民族精神、传统文化，都是一个流体，都是一种本身不会言行的符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应用和强调。但不管在哪个年代，它们的主旨都要是为了大家生活地更好，而不是为了某一群人好，某个人好。

那个作画的男人，在孔庙里做了一次道学表演，施展了一次披着道德正义外衣的暴力。大儒戴震说过，“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种隐形的暴力至今还随处可见，我们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种暴力的消除还有待于现代意识的传播，有待于更多个人的觉醒。最重要的常识也许是，我们的国情并非简单的线性，用“多种形态的错位组合”来表述国情可能更合适。简单地粗鲁地用“后现代”或者“传统”来批判“现代”，会像“五四”运动对传统的灾难性破坏一样，误伤无辜脆弱的现代性，从而让更多的人依旧受奴役受愚弄。

没有作画男人的当头一骂，我也不会对他所代表的人群有深刻的认识。没有他的当头一骂，我也会成为没有主心骨的墙头草。有了他的当头一骂，我才意识到，孔子的“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能”是什么意思——批判者的资格条件是成为批判对象的熟手。我开始重温故书，最终目的不在批判古人，而是批判以传统作为维护等级的道具，批判拿儒家片语来作攻击武器的假儒，打破人们对于单纯复古的幻想。我知道，没有对传统的熟识，我们会漂荡无根，我更知道，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精神的基色，我们会永远裹足不前。

幻想有一天，年老的我也在孔庙这样能够安神静心的地方，做着喜欢的事情，一个年青人前来，他向我讨教既有的经验，我向他打听新鲜的想法。氛围是那么的友好真诚，没有一丝自利或作秀的成分，诚恳地交谈后，我和青年的心窝，温暖的就如同喇嘛头顶上倾洒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