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人物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

xiangdong

“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是英国专栏作家马丁雅克不久前做出的断言。“那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过去一个半世纪，总体看来，是世界影响中国的时代。如今，打开大门才刚刚20多年，中国的崛起就已经成了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这个转变或许来得太快了，快得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当中国开始影响世界的时候，回顾历史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现在，《环球时报》编辑部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的帮助下，提出一个150人的大名单，而后由组成的专家和资深媒体工作者共同筛选，最终确定了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影响最大的50名外国人。顺着这份依据出生年月排出的名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是如何影响和撞击中国的，中国又是如何在世界的影响和撞击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
　　名单上的一些人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逝去，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直到近代才体现出来，比如卢梭和马尔萨斯；还有一些具体的推动者，他们的作用往往被决策者的光辉所掩盖，但正是他们深远地影响了历史，比如明恩溥；还有一些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初选名单上，比如蒲安臣，但他们的历史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方面，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对较小；在日本侵华战争等某一个历史事件中，一批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我们只从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人。这次评选的意义，并不在于搞清楚究竟是哪50个外国人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最大，而是要在选择和介绍这50人的过程中，同读者一起梳理和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脉络。
　　重温这50人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有时是主动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在梳理这个脉络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那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鞭打中猛然醒悟，在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下，苦苦地寻求着发展的道路，最终成为世界上崛起最快的国家。
　　

　　1 卢梭(1712—1778) 　　
　　瑞士兼法国籍的哲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思想家。代表作有《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
　　描述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其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鼓舞了世界上众多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在对现代中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中，恐怕没有哪一位能比卢梭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了。不仅仅在于他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分析和批判，曾是“五四运动”青年一代反对专制、反叛封建家庭、走向社会的思想旗帜；他在《爱弥尔》中阐述的尊重人性的教育理念，曾启发过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家，至今更具振聋发聩的作用……更在于，他热情拥抱自由，他高喊“回归自然”，他在《忏悔录》中体现出自我解剖的勇气，他的生命总是漫溢着诗意，散发出浪漫气息。这样的人格魅力，一旦与思想和精神的力量相交融，其影响必然是强烈而长久的。甚至可以说，浪漫的、激情的卢梭，一直是中国青年的知音，无论何时，只要阅读他，走近他，人们都会产生共鸣，从中获取面对现实的力量。
　　


　　2 马戛尔尼(1737—1806) 　　
　　英国外交官。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次年9月，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乾隆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被清政府驳回。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列强任意宰割的屈辱历史，就必然会涉及到马戛尔尼这个人物。作为大英帝国的使节，马戛尔尼首次率团来华。马戛尔尼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来到大清国时，正逢盛世，而他离开时，却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个屈辱与灾难的时代。当清政府还在为这些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必须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较劲的时候，马戛尔尼已经洞察到了大清国的不堪一击。时间是18世纪末，离鸦片战争还有40多年，但19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好像已经展现在了马戛尔尼的眼前。马戛尔尼断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这些预言在40多年后得以实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的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   
　　

　　3 马尔萨斯(1766—1834) 　　
　　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理论的创立者，著作有《人口原理》等书。
　　许多中国人听到马尔萨斯的名字，就会想起马寅初先生，想起当年颇为流行的那句话：“错批了一个人，多生了三四亿。”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先生受批判时，就有“二马”之说，有人把中国的马先生说成是英国的马先生的“徒弟”，而中国的马先生提出的计划生育的建议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观点与马尔萨斯并不相同。在历史上，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批判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因为他提出的人口增长是人类一切不幸根源的理论过于悲观，曾被经济学界称为“令人消沉的科学”。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马尔萨斯的大名，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学术理论，而是因为有了对马寅初的平反，有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难题几乎都与人口有关。
　　

　　4 义律(1801—1875)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代表。鸦片战争的直接挑起者和策划者之一，他破坏禁烟，强迫琦善割让香港，并曾率军攻广州。
　　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充满屈辱、苦难和压迫的新阶段。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是和义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每当中国人提及鸦片战争，提及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总会想到英国人，想到鸦片战争，想到义律。尽管人们对义律其人其事并不熟悉，尽管有史料表明，义律本人反对过鸦片贸易，但是在中国人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义律个人的立场或观点，而是义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给中国带来屈辱和苦难的侵略符号。
　　

　　5 安徒生(1805—1875)　
　　丹麦19世纪著名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代表作有《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在中国，人们太熟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了。那位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位凄婉的海的女儿——美人鱼，那个改变命运的丑小鸭……都成了“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的好伙伴，用人性的美丽滋润他们的情感，伴随他们长大。其实，安徒生的意义不限于此。他笔下那位大胆地说出“皇帝的新装”真相的小男孩，则早已超越了童话的文学范畴，成为人们自律、反省、沉思的参照，从而更具历史的深刻。安徒生就是这样带着他的童话走进了中国，跟随他前行的，有翻译家叶君健，有冰心、叶圣陶、陈伯吹、严文井等一个又一个儿童文学家，有阅读着他的童话长大的读者群。对于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他，儿时生活的回忆多了一些温馨与快乐。在网络游戏铺天盖地、低俗的娱乐四处蔓延之时，安徒生还会像以往那样与人同行吗？   
　　

　　6 达尔文(1809—1882)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
　　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被严复翻译为《天演论》，将其核心思想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影响。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中国在外国入侵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同时爆发，《天演论》与中国人的忧患心态产生共鸣，激起“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达尔文的这一学说后来被引申至人类社会，产生了种族竞争学说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生存空间”等说法均与达尔文学说有着某种观念性联系，成为许多当代人类悲剧的意识根源之一。   
　　

　　7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为共产主义者所塑造的共产主义信仰鼓舞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推翻一个旧世界而英勇奋斗。马克思送给这个世界被压迫者的奋斗目标是——寻求科学与真理，不断奋争以解放自己。在21世纪，马克思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得最彻底的、最深刻的思想斗士。他所缔造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使成千上万的苦难中国人获得了精神上的涅槃，坚定地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值得世界关注的是，在科技日新月异、思想百家争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仍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最重要理论支柱之一，而且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让马克思主义明灯闪耀得最亮的国度。
　　

　　8 弗里得里希·恩格斯(1820—1895)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记得这样一个朗朗上口的排行榜：“马恩列斯毛”，毫无疑问，恩格斯是公认的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二号革命思想导师。恩格斯是继马克思之后另一位思想巨擘，如果说马克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思想中充满了战斗的精神，那么恩格斯则更多充满了理性，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在理论思维上极具天才，在哲学、历史学、自然辩证法、语言学、军事学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看法。他与马克思的珠联璧合之作《共产党宣言》既是一部战斗宣言，又是极具逻辑性的理论经典，成为影响无数革命志士的红宝书。无数中国革命者通过阅读恩格斯的作品使他们的革命激情中又调和了冷静的因素，懂得了如何战斗，更懂得了如何在战斗中思考

　　9 嘉约翰(1824—1901) 　　
　　美国长老会教徒，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这所医院一直开办到1949年，是在华教会医院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所。嘉约翰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医学和培养西医人才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挖肝剖腹”，这个血淋淋的词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但在100多年前，刚刚由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西医就被视为这样的“巫术”。19世纪中期嘉约翰在广州行医时，也受到过这样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学者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治疗效果。嘉约翰的功绩还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曾进博济医院学习。西医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生命观人生观，一种哲学或是生活的理念。因此，它才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并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今在中国西医已占主导地位，而能开方子的老中医却越来越少，一些传统的民间治疗方式反倒像当年西医刚传入中国那样，被不少国人视为“巫术”。
　　

　　10 丁韪良(1827—1916) 　　
　　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将近60年，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却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

　　11 易卜生(1828—1906) 　　
　　挪威著名戏剧家。在他78年的生涯中共创作了20多部戏剧和一部诗集，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影响最大，他在写作中创造了设疑性构思、论辩式对白等艺术手法，开风气之先。易卜生的作品1907年起开始翻译到中国，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中国时值封建社会崩溃、封建家庭解体的过程之中，青年一代的个性意识和自由要求开始苏醒，易卜生戏剧适逢其时。例如，《玩偶之家》一剧曾在当时中国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鲁迅曾以“娜拉走后怎么样”为题参加了讨论。有人认为，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易卜生戏剧是其精神先导。在中国近代的革命进程中，妇女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易卜生戏剧的精神启蒙作用功不可没。
　　

　　12 瓦德西(1832—1904) 　　
　　德国职业军人，190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指挥侵略军由津、京出兵侵犯中国，残酷镇压义和团，屠杀中国人民，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扩大列强侵华权益。
　　在中国人心目中，瓦德西的名字是和上个世纪初侵华的八国联军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还流传着关于瓦德西和清末名妓赛金花交往的种种说法，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变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这些说法是牵强无据的。瓦德西的名字毫无疑问要载入帝国主义侵华史，作为侵华的八国联军总司令，他要为镇压义和团的罪行负责，要为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抢掠行为负责。不过，在列强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瓦德西倒是不失清醒。他在写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报告中承认：“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可见此人作为军人在政治上也不失为有识之士。
　　

　　13 赫德(1835—1911)　　
　　英国人，1859年起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他也是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11月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像许多早期来华的洋人一样，赫德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人物。中国的税务、海关和邮政被一个外国人所掌握，这还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仅此一点，赫德就会很自然地被视为西方列强掌控中国的一个象征，更何况那个时期，列强们又从中国掠夺了无数钱财珍宝。但是，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现代海关、税务和邮政制度的建立，都不能不提到赫德的作用。赫德还有一个贡献，他创立了中外合一的文官制度，而他自己就是受益者，曾被授予九品文官中的三品，可戴淡蓝色的珊瑚顶子。1875年时，就有大约408名洋人在清政府中任职。从表面上看，这些人的到来表明清政府想要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但实际上，却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言：“维护传统与国家的大一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办洋务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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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伊藤博文(1841—1909) 　　
　　日本官僚政治家。1894年，在伊藤内阁主持下，日本终于发动了侵略朝鲜、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伊藤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李鸿章，而“政绩”远在李鸿章之上。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伊藤博文正担任日本首相，所有日本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他无一不参与，并且出谋划策，不遗余力。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对中日两国洋务运动实际效果的检验，结果是日本大胜，中国惨败。
　　1895年春天，作为日本谈判代表的伊藤博文在和清朝谈判代表李鸿章见面的时候，曾嘲弄李说：“我曾经告诉过您要进行改革，否则我国会后来者居上，现在看看结果如何？”伊藤博文后因谈判有功晋升侯爵，中国人民却因日本的巨额掠夺而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一等功臣，对中国而言则是一个凶恶的敌人。
　　

　　15 李提摩太(1845—1919) 　　
　　英国威尔士人，传教士。主持了广学会(外国人最早在华创立的出版机构)等20多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筹款建立山西大学，宣传鼓励维新变法。
　　李提摩太对晚清一代开启民智、睁眼看世界有重要影响。李提摩太以中国社会上层为其活动重点，着力影响中国士人和官绅，与当时的中兴名臣张之洞、左宗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等风云人物均有往来。他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影响尤大，是当时变法维新运动的精神导师之一，并成为清光绪帝的外国顾问。李提摩太是西方宗教理想主义者，怀着宗教理想介入中国晚清大变局。他奔走于中国的政治红尘之中，往来于不同的政治势力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洋人”的痕迹。他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业、现代学校、宗教、赈灾、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有些还是开创性的。因此，李提摩太在很大程度上被国人视为是传教士大军在中国的“正面”代表。
　　

  
　　16 明恩溥(1845—1932) 　　
　　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即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愈加令人信服。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明恩溥的建议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如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建立，还落实在与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领域，影响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如今，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仍是公认的佼佼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走进它们的大门时，很多人不会想到，明恩溥——这个多少令中国人有些陌生的名字曾与它们联系在一起。
　　

　　17 哈同(1849—1931) 　　
  靠掠夺中国财富而成为“远东首富”的犹太人、地皮大王。哈同在中国发的最大一笔财是开发经营上海南京路，他曾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
　　哈同一直作为“靠掠夺中国财富而成为‘远东首富’的犹太冒险家”而被中国人所认知。这种评价的背后有两个要素：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二是哈同发财的非道德手段。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哈同的评价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哈同更多的不是依靠掠夺，而是依靠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经商手段而由一介贫民发迹为大亨的。还有一些因素增加了人们对哈同的好感：一是哈同热衷于中国文化，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和广仓学会。二是哈同曾经帮助过孙中山。三是哈同做过公益事业。由哈同形象在中国人眼中的变化，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同时期外国人对中国的不同影响。伴随着当下中国的地产热潮，伴随着中国的高房价与外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质疑声，提起哈同这个陌生的名字，人们心底可能顿时泛起别样的滋味。   
　　

　　18 弗洛伊德(1856—1939) 　
  奥地利人，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
　　弗洛伊德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弗洛伊德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热门人物。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中，很多人都是“弗洛伊德迷”。那时大陆还没有弗洛伊德著作的译本，人们争相传阅的多是台湾版的影印本。
　　当意识流、潜意识、性本能这样一些新鲜的词汇进入青年学子的交谈话题，社会上也正在就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展开热烈的讨论。读弗洛伊德成了一种时髦。真正读完弗氏著作的恐怕没有多少人，而读了弗氏著作的很多人也未必能理解他的理论。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中出现了意识流的手法，心理治疗成为了一门新兴行业，我们开始懂得什么叫人性，懂得“人”字是应当大写的。这对刚刚呼吸到改革开放新鲜空气的一代人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19 泰戈尔(1861—1941) 　　
　　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协调。泰戈尔以诗人著称，创作了《吉檀迦利》等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
　　同在亚洲大地，同属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东方民族，同有着东方文化细腻、静穆的特点，这就使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很容易在现代中国找到知音。他大力渲染和推崇母爱和童心，于微妙处显出人类的博大胸怀，对于“五四”时代急于摆脱专制、封闭、压抑的中国人来说，泰戈尔无疑是一位非常可亲可爱的哲人、诗圣。无论如陈独秀类型的革命家，还是冰心类型的作家，都以各自的理解把泰戈尔及其作品介绍进中国，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精神的鼓励和情感的滋润。泰戈尔又是少有的几位亲自访问过中国的世界文豪之一。他在1924年访问中国引起轰动，这使他不仅仅属于文学，而且成为社会各界纷纷关注的焦点。泰戈尔来到北京时，为他担任翻译和陪同的是诗人徐志摩和美丽的林徽因。80多年后，再欣赏他们三人的那张合影，仍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诗情画意。
　　

　　20 麦克马洪(1862—1949)　　
　　打开我们中国地图，西藏南部有一大块地区只有标志寥寥无几的地名。这就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之下，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是1914年参加分裂中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他背着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以换文的形式划定非法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把原本在我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为后来的中印冲突、摩擦埋下了祸根。
　　每当提起麦克马洪，中国人就会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条所谓的“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英国在西姆拉会议后二十年中也没敢公开宣布这一“条约”，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仍沿用传统划法。麦克马洪本人也承认“麦克马洪线”缺少合法性，条约没有中国政府的正式签字，西姆拉谈判“失败了”。“麦克马洪线”为日后的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埋下了隐患和祸根，也许麦克马洪在英国政府中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刻与曾经同一个阵线的兄弟和近邻交恶，这种冲突的破坏力具有它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东方两个最大民族的团结因为这一不愉快的插曲而掘出了深深的鸿沟，这种心理阴影和实际阵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抚平。
　　

　　21 玛丽·居里(1867—1934) 　　
  波兰人，毕生致力于对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玛丽·居里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女科学家。1911年，由于在分离镭和研究它的性质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她又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
　　科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人？倘若让中国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十有八九你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就是居里夫人那样的人。在中国人眼里，居里夫人既象征着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更是科学家的一个“标准”。一位外国女士对中国人的影响能够持续百年而不断，这的确很少见。在今天许多中小学校的课本中，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提示：让小学生了解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从小养成专心读书,不受干扰的良好习惯；让中学生通过学习居里夫人的事迹而树立自信心。显然，中国人看重的不完全是居里夫人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的成果，或是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并且是在物理学和化学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国人更看重她的人格，看重她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即便是在今天，我们最需要的仍然是这样的品质和精神。        
　　

　　22 高尔基(1868—1936) 　　
　　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母亲》、《在人间》等。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如果不是因为《海燕》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痴迷于《哈利·波特》的一代人恐怕不会记得这个诗句，他们也不会对那个留着小胡子、瘦高瘦高的苏联老头感兴趣。但他们的父亲母亲，或是爷爷奶奶，却会对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或是《我的大学》，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与其说高尔基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观，不如说高尔基影响了中国革命；与其说高尔基影响了中国革命，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不如说是中国革命更需要这样一个红色文豪来做旗帜。看看是什么人把高尔基介绍到了中国：邹韬奋、鲁迅、瞿秋白……高尔基的作品一开始就是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的革命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几乎成了无产阶级艺术的代名词，就像海燕被喻为“勇猛坚强、乐观自信，富于献身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形象”一样。
　　

　　23 列宁(1870—1924)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缔造者。1917年，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如果说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精神导师，那么列宁则是引导一群无产者走向自立自强的旗手和实践者。思想家所付出的是辛苦的考察和研究，而列宁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马克思写在纸面上的一些东西，是20世纪初最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列宁对身处苦难中的中国人给予了巨大的援助。他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宣布废除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给被压迫者所带来的福音。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曾派多人来到中国，形成了历史上颇为壮观的“红色教士”援助中国革命潮。至今我们仍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国际革命精英来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促成了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建设国民革命军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最重大的事件。比之建国后苏联专家大规模援助中国，这种援助更伟大，在他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得以“星火燎原”，尽管在很多时候共产国际也给我们的革命带来损失。
　　


　　24 小洛克菲勒(1874—1960) 　　
  美国石油巨头老洛克菲勒的儿子，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代表，大慈善家。
　　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会像洛克菲勒一样，与中国有着如此长久的联系。上世纪20年代，标准石油就在中国打出了广告语“为中国灯加油”，而协和医科大学的建成，则标志着中国成为洛克菲勒家族慈善捐献的重点。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起步的诸多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也大都可以看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起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是因为在这个基金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发展起来。谈到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的影响，很容易使人想起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1988年对小洛克菲勒的儿子说过的一段话：“没有哪个私人团体会在一天内受到中国3位高级领导人的接见。”那一天，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三位中国副总理分别会见了来访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使节。
　　

　　25 斯大林(1879—1953) 　　
　　苏联领导人。1922年至1952年10月连续当选为苏共党中央总书记。他领导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战胜了法西斯轴心国。
　　他接过一个扶木犁的穷国，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这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功不可没。但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提出的意见也曾导致过右的和左的偏差。无论是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看，还是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来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至今仍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都是中国人的榜样和梦寐以求的“理想国”。但这样的模仿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领袖终身制等。斯大林去世后，其执政时进行政治清洗等做法被公开并受到批评，这是长期以来影响人们对斯大林模式评价的一个重要问题。
　　

　　26 爱因斯坦(1879—1955) 　　
  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提出了量子理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宇宙学等。
　　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看世界的方式。爱因斯坦与中国联系不多，但他对于苦难的中国一直保持着同情并给予支持，他的一些活动也冥冥之中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位长着一个大脑壳、不拘仪表的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最崇拜的科学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起，相对论就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纷纷以读懂相对论作为自己的最大荣耀。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曾对中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即使他“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也在中国引起轰动，一股学习爱因斯坦科学著作的热潮在中国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建议和帮助美国制造核武器，战后又对自己的莽撞举动后悔不迭，但中国仍是他“错误决定”的受益者，美国人把两个核弹头扔到日本，加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崩溃过程，直至最后无条件投降。
　　

　　27 托洛茨基(1879—1940)　　
　　苏俄和苏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列宁逝世后成为党内反对派，宣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十月革命期间的显赫——1927年的被清除——流亡他乡最终被暗杀，托洛茨基命运大起大落的悲凉，使他对中国的影响也涂上了神秘色彩，或者说，曲折复杂处充满难解之谜。1927年中国大革命由盛及衰，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以失败而结束，其背景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冲突、较量与斗争。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留学苏联乃至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因各自拥戴不同对象，信奉不同理论，结果导致中国革命过程中尖锐、复杂的政治派别之争。“托派”——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特殊名称，竟在很长时间里变得极为敏感和棘手。在中国，“托派”人数不多，陈独秀等中共重要人物的加入却使之备受关注。从这一角度来说，当我们扫描二十世纪的中国时，命运多舛的托洛茨基的影响的确不应忽视。   
　　

　　28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 　　
  美国总统，身残志坚，联合苏英法中等大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13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并进行抗战的13年。在战争风云变幻中，罗斯福不断调整着方针和策略。有起伏，有波动，但总体上他的天平是朝着中国倾斜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一敌人、同一命运的现实，把美国与中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中美第一次成了盟友。务实而具有战略眼光的罗斯福，曾一度不顾丘吉尔、斯大林的反对，执意将一直独立抗战的中国纳入“大国”行列，并会同英国一起，宣布正式废除所有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抗战前弱小的中国，在抗战期间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继而，又成为创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发起国，并出任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中国，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这一重大历史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的个人影响力。
　　

　　29 冈村宁次(1884—1966)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指挥进行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冈村宁次介入中国事务较早，曾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侵华战争期间，曾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抗战胜利时，他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战后，冈村宁次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但在中国上海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国民党政府高层出于反共等需要，操纵审判，竟以“停战”、“遣俘有功”之由宣布将其无罪释放。其后的真正原因是冈村宁次积极配合国民党接收，并提供反共的军事咨询，著有《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等文。作为职业军人，冈村宁次据说在军事上谨慎，“谋定后战”，在管理上有“抓大放小”等行事特

xiangdong

　　30 鲍罗廷(1884—1951) 　　
　　苏联人，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等职。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鲍罗廷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是共产国际、苏维埃、中国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大概念。鲍罗廷来华后，极受孙中山看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鲍罗廷却不甚满意，原因是在中共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鲍罗廷没有给中共以有力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鲍罗廷的问题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倾向。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失去了在中国的立足之地，被迫返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记得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协助国民党改组，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为开办黄埔军校和创办国民革命军作出了努力。
　　

　　31 尼赫鲁(1889—1964)　　
　　1929年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随后提出印度完全独立的政治斗争目标。1947年8月15日印度作为自治领独立，尼赫鲁任第一任总理。50年代中期，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口号，欲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外交上尼赫鲁实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各国际军事集团。
　　尼赫鲁最伟大的成就是把印度建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但他的最大失误可能就是那个“大印度联邦”的梦想，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联邦最早竟把中国等许多亚洲国家都包括了进去。尼赫鲁为开创不结盟运动做出了贡献，他还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都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因为尼赫鲁无法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愿意放弃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最终使对不结盟的追求失去了根基，导致了中印边境的那场战争。有一个背景颇能说明问题，冷战时期，能够从美、苏两边都拿到援助的，只有印度一家。直到今天，一些西方人士热衷于拿印度与中国相比，而印度方面对中印边界乃堆拉(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与印度锡金邦的交界处，海拔4500米左右，是世界上最高的公路贸易通道，也是中印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边贸的开放仍有不少疑虑，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中印两国的关系仍将有一个如何处理尼赫鲁时代的遗产的问题。
　　

　　32 白求恩(1890—1939) 　　
　　加拿大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1月，因抢救八路军伤员光荣牺牲。
　　中国人对白求恩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当然是因为毛泽东所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由此白求恩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国际主义英雄。白求恩是20世纪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人物典型。在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之前，他还参加过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富于理想主义，具有强烈的普世正义感，是白求恩的突出特征。在一个变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他所展现的一代革命者的牺牲精神将永为中国和世界怀念。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他们是世上原动力的原动力，是人类的盐中之盐”。而白求恩的无私和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意识形态比较浓烈的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外交战略曾经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也曾经顶住严重困难，用我们的物质和火热的生命去援助过那些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
　　

　　33 哈兰·山德士(1890—1980) 　　
　　美国人，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肯德基位列中国消费者公认的十个国际著名品牌的榜首。
　　肯德基炸鸡在北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肯德基炸鸡吃什么？”如今我们很可能会把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归于垃圾食品，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肯德基炸鸡进入中国时，它带来的几乎是一场饮食文化的革命。宽敞明亮的店堂，干干净净的桌椅，还有色香味统一的炸鸡、面包、土豆泥，以及孩子们喜爱的小玩具，都让我们这个以吃著称的饮食王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快餐食品及其饮料的进入，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品牌，什么叫品牌的价值。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美式快餐首先是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的一代取得突破的，而这代人又被称为“小皇帝”。当伴随着肯德基炸鸡、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成长起来的“小皇帝们”开始成为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力量时，那会意味着怎样一种变化呢？
　　

　　34 赫鲁晓夫(1894—1971) 　　
　　苏联领导人。1953年9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现象。
　　赫鲁晓夫让我们把共产主义与“土豆烧牛肉”联系在了一起。中苏关系的破裂与大论战使赫鲁晓夫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报刊上，“赫鲁晓夫”是出现最多的外国人名之一，但很多时候，这个名字不是指赫鲁晓夫本人，而是指某一类革命对象。比如，“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赫鲁晓夫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的墓碑就是用黑白两色大理石拼成的。他在苏联历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一页是在苏共二十大上，他以秘密报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错误，并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可对于世界来说，这个名字更多的还是会让人们想起他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打桌子的那一幕，还有20世纪60年代他参与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那一次，着实让美国人为核末日的来临而惊心动魄了一回。
　　

　　35 松下幸之助(1894—1989) 　　
　　世界著名电器公司松下集团创始人，日本商业精神的奠基者，闻名世界的“经营之神”。
　　松下幸之助可能是最早在中国社会引起关注的日本企业家。而关注的缘起，就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松下电器——无处不在的“National”和“Panasonic”。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参观了两家日企，一家是日产汽车，另一家就是松下电器。据说，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其后的两年间，老松下先后两次访华，松下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陆续展开。他本人的商业理念、用人之道在80年代的中国成为学习企业经营的范本。总结松下幸之助的一生，可用16个字来概括：脚踏实地，坚韧不拔，锐意改革，积极向上。笔者希望并且坚信，中国也能够诞生松下这样的杰出企业家。      
　　

　　36 哈默(1898—1990) 　　
　　美国人，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会见了哈默，邀请他访华并参与中国的经济开发。
　　这个人身上具有的历史感和传奇色彩，是一般西方企业家所无法比拟的。在其人生的两极——青年和老年，他分别直接参与了苏联、中国这两个“红色国家”的经济建设，遂有“红色资本家”之称。年轻的他，第一个到苏联创办工厂，受到列宁接见，把对苏联的经济封锁撕开了一个缺口；老年的他，应邓小平直接邀请访问中国，随后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他代表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协议与中国联合开发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曾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当他乘专机飞往平朔，与邓小平一起出席煤矿的开工剪彩仪式时，他的创业精神被历史烘托得无比耀眼。在这种场景里，他简直就像一个英雄，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尽管这一壮观的破冰之举因哈默去世而没有延续下去，但对于他，瞬间的灿烂，足矣！
　　

　　37 裕仁天皇(1901—1989) 　
　　日本人，1926年至1989年在位，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日本天皇虽然处在等级社会的顶端，但天皇从一开始就是礼仪性、象征性的职位。但裕仁就位以后，在近臣的帮助下却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导权。近年来，一些新发现的史料表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裕仁部分地参与了决策，对这场战争无疑负有重要责任。裕仁还鼓励军国主义言论，压制民主主义思潮。但从新近披露的原宫内厅长官富田笔记来看，裕仁反对将甲级战犯合祭到靖国神社，并因这一想法未能实现而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这总算是正确的态度。相比之下，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分子，实在连裕仁也不如。无论对裕仁本人如何评价，作为战争时期在位的天皇，他的名字是无法同这场侵略战争割裂开来的。
　　

　　38 李德(1901—1974)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
　　李德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是谁派来的，至今是一笔糊涂账，然而当时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共领导人博古却把军事指挥权稀里糊涂地交给了他。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不珍惜中国工农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而只凭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从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导致红军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红军指战员惨烈牺牲，使中国革命遭遇重大危机，直接令中国革命走向了另一条漫漫长路。李德是少有的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之一。长征中，因毛泽东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发生分歧，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持枪威胁毛泽东，被李德制止。彭德怀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但是，李德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沉痛教训，需要人们牢牢记住。  
　　

  
　　39 阿尔希波夫(1907—1998) 　　
　　苏联人，曾任苏联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1950年至1958年率苏联专家组到中国工作，并任我政务院(后改国务院)经济总顾问。
　　在上世纪50年代生活过的中国人，或许还能记得这样的民谣：“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张火车票，坐到莫斯科。”这里的老大哥就是指苏联专家。当时他们级别最低的，工资也有180多元，比高干的最低一级13级还要多30元。当然，苏联专家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谈到苏联专家，当然要提到阿尔希波夫，他是专家组的“总领队”。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共有156项，全都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援助合同撤走专家时，这些项目差不多已经完成了130多项，这还不算由苏联援助和专家指导的其他一些基本建设的项目。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40 金日成(1912—199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朝鲜人民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
　　金日成一生的经历有两大部分内容可以书写，一部分是他领导朝鲜人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维护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另一部分则是他与中国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是与中共关系最为亲密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这种亲密关系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他领导的朝鲜抗日志士与中国抗日联军一起，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抗战，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互相理解、包容，互相支持和关怀，用鲜血结成了友谊。而金日成更是把自己20多年的青春热血挥洒在中国东北的抗日战场上，支援中国革命，同时肩负着积极参加并促进朝鲜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的重大使命。正因为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为中朝友谊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因为对朝鲜战争的决策使中国进入到漫长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对中国现代史影响甚巨。
　　

　　41 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 　　
　　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1974年8月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尼克松于1972年2月首次访华，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对峙局面，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深远的事件之一。
　　尼克松留给世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打破坚冰，一手促成中美建交——这个足以令东西方震撼的政治举措，也被舆论称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从此以后，中美两大国从互相不闻不问走向了接触，国际政治舞台因两大国面对面的交流而迅速改变了格局。尽管他的作为很难与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位总统相比，但对中国人来说，他就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可以说，仅他一个人就构成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厚重的章节之一。当今中美关系中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台湾等敏感问题出现摩擦和冲突陷入僵局时，两国政治家便不约而同地从尼克松踏上中国那一刻来寻找法理源头，他们都拿出当年的中美建交文件来寻求解决办法。   
　　

　　42 田中角荣(1918—1993) 　　
　　1972年7月任日本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同年9月访问中国，诚心诚意地向中方谢罪，并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田中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那时，从事建筑业的田中被征入伍，派驻我国黑龙江等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田中当机立断于同年9月率团访华。在当时形势下做出访华决定有很大风险。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就是因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被右翼分子刺杀的。田中启程前，也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但他不改初衷，坚定地对女儿说：“万一我被刺杀，你千万不要惊慌。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日本的普通国民能够自由来往。我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去！”
　　

  
　　43 胡安·萨马兰奇(1920—)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西班牙社会活动家。在其任期内，中国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国。
　　2008年，当奥运之火在北京点燃，我们肯定会想起这个西班牙老头。1993年的那一刻，因为他的宣布，多少中国人失声痛哭；2001年，也是因为他的宣布，又有多少中国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近百年来遭受过的屈辱太多了，与世界隔绝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太需要外界的关注，太需要有这样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风采。正因为如此，萨马兰奇才会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1984年，萨马兰奇就提出，北京应当考虑申办奥运会。后来，他还私下对何振梁说：“北京的申办就是我的申办。”萨马兰奇还说过，“我相信北京奥运会对北京的将来，对中国的将来，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们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西班牙老头的支持，中国最终才取得了主办权，但这个老头的名字无疑成了实现中国百年奥运梦的一个象征。  
　　


　　44 亨利·基辛格(1923—)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1971年秘密访问新中国，成为中美破冰会晤的牵线人和实际执行者，协助尼克松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其战略思想在我国政界、军界和学界有广泛影响力。
　　当你走进中国学者的书房或普通学生的宿舍，常会赫然看到一本厚厚的《大外交》立在案头。如果说中国的《孙子兵法》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基辛格的《大外交》在中国的普及率和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孙子兵法》，这是基辛格在中国创造的奇迹。基辛格是学者型的政治家，他不同于美国绝大多数的经验主义政治家，他有着厚重而广博的知识背景，因此他的政策带有很强的战略性和现实性，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基辛格在政治上最为出彩的地方是充当了尼克松打破坚冰、促成中美建交的使者，到现在他仍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座上宾，在中国他可以在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顺便到中南海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喝茶聊天，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将政治和学术结合得完美无瑕的美国人。  
　　

　　45 阿尔温·托夫勒(1928—) 　
　　美国人，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
　　如今，当电子网络以其核裂变一样的威力冲击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改变人们的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时，我们不能不叹服于托夫勒理论的前瞻性。20多年前，他在论著《第三次浪潮》中把人类历史归纳为3次浪潮：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计算机文明。他认为，由于新技术浪潮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曾记否，20年前《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引起的巨大反响？托夫勒的论述多么振奋人心，多么诱人！新技术浪潮为民族的崛起带来了新的契机，更为无数年轻人提供了更有激情、更具想象的空间。“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托夫勒书中的煽情一时间令多少中国学子豪情满怀。事实也如此，正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国网络世界的佼佼者。20年来，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电子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已经印证了托夫勒的预见。有人这么说过：“托夫勒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直接的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方法。”此言甚是。
　　

　　46 高仓健(1931—) 　　
  日本著名电影演员，曾主演过《幸福的黄手帕》、《追捕》、《远山的呼唤》、《夜叉》等知名电影。
　　改革开放之初，日本电影《追捕》和《远山的呼唤》在中国上映，高仓健为片中主角。他向中国观众展现了一个刚毅、沉默、忧郁、身世沧桑的“男子汉”形象，风靡一时，为中国男影迷所推崇，成为中国女影迷心目中的理想男人。高仓健是所谓“性格演员”，以性格表现魅力，以性格展示人生，以性格体现价值。他所饰演的角色，多为下层小人物，或处社会边缘，或不为社会所接受，但却极富性格特点，极有道德感和人文精神。高仓健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或许是因为他展现了东方文化中人际亲情关系里最富有特色的东西。他属于着力表现人文精神的电影演技派。
　　

　　47 戈尔巴乔夫(1931—)　　
　　苏联领导人，1985年至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但也使得苏联解体。另外，戈尔巴乔夫是中苏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推动者，他在任期间促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继承了这一政策。在这一方面，他有历史性的贡献。   
　　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的苏联政治雪崩的大戏对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戈尔巴乔夫在任内试图改革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体制崩溃，因而成为当代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存在的体制性缺陷，但他的改革操作却相当失败：有如一个人看到了旧房子的缺陷，大加抨击，导致匆忙拆房，而新房的设计尚莫衷一是，也没有材料准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中度过了十几年风吹雨打。
　　戈尔巴乔夫或许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因为政治是操作的艺术，他缺少实现政治目标的智慧和力量，缺少对国情的实际把握，对政治行为的可能后果也缺少悟察。近年，他曾有过这方面的自省。
　　

　　48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47—)
　　美国人，好莱坞著名导演，执导的著名作品有《大白鲨》、《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人工智能》等。斯皮尔伯格开创了娱乐片的新风格，成为西方大片的代表。
　　在人们印象中，好莱坞似乎永远是娱乐化的代名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明星身上说不完的花边新闻，这就难怪有人将其归之为浅薄，而对其嗤之以鼻。斯皮尔伯格却如同天马行空一般，潇洒地挥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剑，令中国观众和电影人刮目相看。从《大白鲨》、《外星人》、《侏罗纪公园》，再到《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他不断变化着招式，如一个出色的魔术师，把娱乐性、题材的严肃性、虚幻的美妙诡异、细节的逼真渲染等要素拿捏得恰到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的电影改变了众多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的看法，他的成功也为中国导演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问题随之而来，他的大片吊高了中国观众的胃口，他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国电影寄予厚望，对蹩脚的中国导演评头论足。斯皮尔伯格成了压力，那些导演要想站起来不趴下，也就不得不殚精竭虑，如履薄冰了。   
　　

　　49 比尔·盖茨(1955—)　　
　　美国人，微软的创始人，著名慈善家。
　　盖茨在中国广受推崇，或有如下原因：他创造了一个技术神话，成为软件产业的象征；他创造了一个企业神话，他所创办的微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他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他本人现是世界的第一富豪；他还创造了一个道德神话，他近年捐出的善款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盖茨属于不为社会习俗所束缚的人物，他中途退学创业，白手起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为许多青年所向往和效仿。盖茨本人的经历，成为20世纪后期后工业时代技术文化走向的一种象征。盖茨本人也代表着当代一个重大争议，即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是走“知识霸权”的技术路线还是走“知识社会化”的技术路线，盖茨的微软公司是前者的代表。
　　

　　50 迈克尔·乔丹(1963—) 　　
　　美国人，素有“飞人”、“篮球之神”的称号，曾6次夺得NBA总冠军，2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成为体育界里最受人瞩目的传奇人物。
　　在全美几乎所有的NBA专营店里，都能看见乔丹那个硕大无比的手印。乔丹更像一个“标尺”。除了他那高大威猛的身姿和优美的灌篮动作之外，让我们着迷的还有乔丹的“领袖气质”，它在许多国人心中唤起的是一种有中国传统的人格魅力，难怪不少中国人会从姚明的身上看到乔丹的影子。篮球因为有了乔丹而成为中国人最为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而乔丹又因为篮球而成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偶像。100多年前由一位名叫奈史密斯的长老会牧师发明的篮球运动，如今已成为全美最为流行的三大球之一。篮球文化可以说是包含了美国文化的许多深层次的东西，比如竞争性、商业化、大众化和个性化等等。因此，乔丹的到来也扩展了我们对体育的认识，从追星族的出现到运动服装的走俏，体育已经深深地融入21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yanbinbin

　很是我些感触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