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美战略对话

感谢芨芨草

2007-3-30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12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因规格高，阵容强大而备受关注。有关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出现分类管理的趋势，彰显务实作风。就此，我们约请几位专家继续围绕此话题进行学术讨论，希望能为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提供参考和借鉴。

　　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深化，我国对外沟通的渠道与方式已有较快拓展。在中美之间，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国在官方层次又已建立更多高层对话，其中包括双方外交部门之间开展的中美战略对话(美方称高层对话)，也包括最近启动的双方战略经济对话。所有这些沟通管道，为两国在战略层面经常性交换意见确立了制度性安排，为稳定和推动两国关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美之间业已开展的各种战略对话，呈现了五方面特点：高阶层、战略性、制度化、多方位、专业化。　

　　高阶层：两国战略对话的基本层阶发生在部局级，现更普遍上升至部长级。中美战略对话(高层对话)发生在两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间；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美方出动半个内阁的6位部级阁员，而中方首席代表则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军事磋商，美方在国防部部助至副部之间，而中方也在副总参谋长或国防部外办主任层次，相当于国防部副部级或局级。

　　这种情况，与10-15年前两国主要在行政处局级进行工作对话已大不一样。在工作层面，中美间每天仍然发生大量的工作交涉，并已形成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解决日常问题的制度和能力已呈常态化。然而目前进行的高层对话，并非用来解决一两个案子，而是用于谈论对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些重大结构性因素，并寻求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塑造。

　　战略性：在高层阶上研究的是涉及两国关系的重大核心问题，譬如两国战略意图与走向，中美的国际定位与责任，双方拓宽互惠空间，危机预防、管理与控制，安全观念和国防建设，改革开放和产业调整等。这些议题范围广泛，问题本身对两国发展与未来世界有重大价值。围绕这些问题，中美确立在高层开展的周期性会晤，明显有利于双方增信释疑，增进相互容忍与尊重，规避重大冲撞的风险。　　

　　制度化：中美的各种高层战略对话，逐步走向制度性安排，即不随领导人的更换而变化，不为任何单一事件的突发所“绑架”。比较突出的是中美两军的经常性防务磋商，过去每逢两国间突发性事件，总被首先叫停。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中美两军交流曾一度被压缩到个案审批的地步，其结果必然是双方互信进程受到干扰，尤其是在双边因突发事件而更需沟通的时刻。近两年来，中美在全球事务上取得更多共识，战略协作增强，随之而来的是高层对话渐趋稳定。　

　　多方位：中美两个超大国家的关系谱面广阔，发生接触的领域密布政经商务、文教卫生、科技防务等诸方面，整体关系呈立体交错形态，千丝万缕，环环相扣。这既是两国关系多元复杂的写照，也要求双方就各领域关系进行多方位审议，在两国最高层的直接过问下，确立高层战略磋商。在最近的15年中，中美各自经历了三代领导人的更替，在互动中逐步建立起对整体性战略对话和分题性战略磋商的需求以及对稳定这些对话的高度重视。

　　专业化：中美对话越来越走向务实，回答对方的主要关切，并通过专业性平台对两国共同感兴趣的重大问题分类进行讨论和管理。譬如，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部分正更多地体现在经贸领域，在中美战略对话原则上仍然包含经济合作的同时，中美两国正给予双边经贸以更多关注，有关沟通逐步进入专项化磋商。全局战略对话和专题性高级对话同时推进，反映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打交道的又一新特点。

　　随着中美多项多层战略对话的推进，两国关系已明显稳定。随着两国经贸首长的频繁晤面，两国在考虑对方利益关切的时候，都更多体现出合作共赢的趋势。作为实务部门，美国商务部坚定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操纵汇率，这便是美国行政当局通过中美战略对话后更多了解和理解中国汇率政策的结果。经由双边经常性高层磋商，中美已经具备了通过制度性对话释放双边关系张力的阀门机制。同时，通过双方行政部门的经常性高层沟通，双方又可及时预警未来关系中的消极部分，及时采取措施，以免两国关系被各自的国内政治所复杂化。　

　　中美目前建立起来的战略对话机制，在两国元首峰会对话和处局级功能对话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战略衔接。对上，战略对话是落实两国领导人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共同意志；对下，具有中长期性质的战略对话为低层级的功能磋商提供了战略思考。中美政府间形成全面、立体的沟通机制，是两国关系日趋成熟的反映，保护着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美战略对话的发展，自然产生出这样的问题：下次谈什么？谁制定议程？谁确定话语？怎么务实？如何避免对话的空洞化？这些问题，都涉及为中美战略对话提供实质内容以及怎么把握和驾御战略对话。

　　对于中方，很显然有个引领战略对话，引导战略对话的进程，将其引导到解决中方核心利益和实际关切的方向上来。自然，美方也必然有类似考虑。博弈的结果，既体现两国硬国力的平衡，也反映双方谈判艺术的软国力比较。

　　作为对话的一方，根据两国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设计能体现自己核心关切的议题，是取得对话主动性的关键。对于中方，我们关心自己的未来走向，就有必要对此认真研究，提出理性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同时，我们关心未来世界，关心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就有必要对美国的政策走向在桌面上向对话的伙伴提出。

　　作为务实对话，政府方面所追求的不应仅仅是机制性晤面，而是解决一些双边战略关切，因此通过扎实的研究为对话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譬如认真研究中美经贸中的平衡与失衡，研究两国现有经贸政策事实上如何互惠于对方，研究究竟是谁补贴了谁，研究中美防务力量的发展如何影响彼此的长远关系等等，都十分必要。不然，战略对话没有新理论、新论据的支撑，将难以长期发挥战略功效。

　　作为战略对话，两国对各自当前和未来的战略定位和相容或相斥性应有清晰认识。为此，厘清两国共同能够接受的国际关系框架和战略定位，积极塑造中美战略关系的新构思，主动创造双方战略关系的新话语，推进彼此对全球事务的新思考，便是引领战略对话，就是体现领导而不是被领导两国战略关系的形成。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在先，考虑在前，先发制人，引领对话。　　

　　美方考虑战略对话，无疑会提出这类问题：中国市场的开放，产业的调整，汇率的形成，物价的形成和公平性，进出口平衡，安全认知与国防发展等等。如果只是由美国制定对话议程，那么中方将永远处于被动回答状态。我们欢迎提问，尤其是那些值得深思的疑问，但也必须提出我们的议题，必须通过提出我们的主张从而深化对话。中美战略的一半议题，应该由中方提出。

　　我国可以提出的议题，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那些本身重要、涉及美国战略走向并且涉华的问题。例如，美国能源战略中的中国考量，中美共同发展中的资源竞争与合作，美国军事现代化与世界的稳定性，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的合法性，美国追求外空军事化与中美力量的平衡等等。另一方面，是从美方提出的问题中反设议题，譬如美国经济成长中的中美经贸关系因素，美国经济与他国汇率关联等。但是，对所有这些问题，中方自己必须认真研究，研究做得早，做得细，用事实说话，这是十分必须的。

　　中国发展有个过程，从初等到中等至少需要半个世纪时间，国民对此需有自信并且耐心。中国发展需要国际合作，我们对所有合作伙伴的帮助由衷感谢，尽管它们本身是逐利而来。中国对外合作必然伴随问题，对待困难我们要同朋友沟通。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步，随着我国对外沟通能力的提高，随着我国逐步能够发起对话，塑造话语，引领互动，我国将真正实现大国化。她将不仅能够生产商品，而且能够生产思想，生产技术，生产制度，推动塑造体系与秩序，那中国就将真正进入世界的核心。

　　中美在21世纪的战略对话，是我国大国化成长的重要内容。它锻炼我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能力，锤炼我国与全球超级大国战略过招的能力，保障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繁荣。

　　
作者：沈丁立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