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国企” 高校贷款数字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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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资深教育专家透露说：“国家教育部一位司长测算公办高校的贷款总额应该接近4000亿元。”而此前《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透露：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的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到2500亿元。

　　这些“卫星”数据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爆炸性轰动。高校贷款的规模到底多大？如何解开这个数字谜局？或许只有汇总各高校财务处长们的数据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数据。

　　捅破公开秘密的薄纸

　　始于1999年扩招引发的高校贷款风潮从2003年陆续亮起了“红灯”，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据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数字：至2003年末，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清华、北大等18所高校负债72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而国家审计署2004年对杭州、南京、珠海、廊坊4城市“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结果表明，银行贷款占建设计划投资的近1╱3，而实际取得银行贷款占已筹集到的建设资金的59．42％。

　　在广东，目前广东省属高校的政府贴息贷款已达180亿元左右；广州大学城目前已投入300多亿，第一批进驻大学城的10所高校平均都有15亿—20亿的贷款，大学城全部建好，还需要200亿元左右；在浙江，杭州市新建了三个大学园区，总投资128亿元，向银行贷款85．3亿元，而宁波市高教园区投资32亿……到2005年末，高校贷款规模已经占到中国中长期贷款余额的2．3％。

　　作为邬大光的博士生，刘铁一直对高校的贷款问题比较关注，也多次参与了邬大光教授领衔的调研。他认为这些支离破碎的“公开”信息只是冰山的一角，即使是他的导师公布的“2500亿”，刘铁也认为是一个“保守”的版本，真实的数据肯定大过这个数字。

　　高校债台高筑虽然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许多地方政府和高校领导对此还是相当敏感的。而邬大光教授和他的学生进行了这项工程浩大的数字“汇总”，捅破了这层讳莫如深的薄纸。据了解，东南沿海的某省教育厅领导甚至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公开指责邬大光，认为他多管闲事，手伸得太长。

　　“邬老师调研之所以能够拿到一些真实的数据，主要依靠的是他的学生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刘铁向记者介绍。邬大光进行完这项工程浩大的汇总后，这些数据又成了“烫手山芋”：这些数据不但政府部门忌讳，而且即使进行学术研究的邬大光也要准备几种数据版本，以免“泄密”。

　　记者曾多次致电邬大光教授，邬大光告诉记者，他不方便向媒体透露具体的数据信息，即便发表调研成果也只能在一些学术类期刊上。不过他已把调研成果上报到国家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4000亿元绝非臆测

　　长期致力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刘铁博士慢慢从政府“贴息贷款”的奥妙中发现了一个量化模型，而用这种量化模型来计算大学贷款的“保底贷款规模”相当精确。显然，大学贷款的规模肯定超过这个“保底规模”。

　　所谓政府贴息贷款是指一些地方政府把部分教育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贴息专项资金，鼓励高校利用银行贷款，加大筹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改善办学条件。

　　浙江省为鼓励和规范高校利用贴息专项资金向银行筹资，专门出台《浙江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浙教计?2000?149号、浙财行?2000?90号），贴息期限为3－5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03年66号）、《关于下达广东省省属高校2003年至2005年政府贴息设备贷款计划的通知》（粤教财?2003?65号）和《进一步明确高校政府贴息贷款管理有关问题》等文件，贴息期限为8年。

　　“从贴息贷款的本意就可以明白，这些资金原来主要是财政划拨的高校建设资金，而现在主要用这些资金付息，撬动更大的银行贷款。所以，只要知道了贴息的规模、年限和贷款利率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高校的‘保底贷款规模’。”刘铁特别强调，“这种贴息贷款主要用于政府重点扶植和关照的高校，而不在这种范围内的院校只有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关系争取商业贷款了。”

　　据记者调查，广东省在“十五”期间的省属高校的政府贴息贷款为180亿元左右，贴息期限为8年。“180亿元的8年贴息，可以得出每年的贴息额为22亿元多，按照6．12％的利率进行计算，广东省属高校目前的‘保底贷款规模’为370多亿元。”刘铁很快算出了结果，“其实财政贴息贷款属于公共财政的预算范畴，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是必须涉及的，数据透明度相当高。”

　　“这370多亿是不包括省直属外的地方高校贷款和其他高校的一些商业贷款。”刘铁特别强调。据记者调查，目前东莞市的高校贷款为11亿左右，佛山市为8亿左右，韶关市为5亿左右……

　　“从这些数据进行汇总估算，目前广东省的高校贷款规模至少在400亿以上。”刘铁分析，“浙江、江苏、山东等省都是高校贷款比较集中的省份，而从其他各省陆续披露的数据估算，全国高校贷款总额近4000亿元的数字规模绝非臆测。”

　　高校成为政府借贷“替身”

　　不但是刘铁博士发现了“贴息”的奥妙，许多原来并不热衷借贷的高校在兄弟院校的“示范”下，也茅塞顿开：不贷白不贷。据了解，广东各省直属高校的“十一五”贴息贷款计划已经上报，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许多高校的“胃口”越来越大，贷款越来越疯狂。

　　“现在的高校比当年的国企还恐怖，当年的国企是吃了财政吃银行，最后再吃股市，而现在是高校与地方政府合谋吃银行，许多高校别说还利息，甚至连本金都不打算还。”中山大学教授肖滨非常忧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行业都引进了竞争机制，而高校的改革却迟迟没进行，变成了最后的‘国企’。”

　　在邬大光看来，高校贷款实际上是在我国高教扩招的总体背景下，面对财政投入不足以及为还历史欠账，高校“代替政府”自行向银行的一种“求助”，高校成了政府借贷的“替身”，高校把融资渠道从政府转向银行，作为高校的一种“融资手段”。

　　肖滨则气愤地说，“表面上是高校欠贷的问题，实质上背后是一个‘政校不分’的高校体制问题，如果对这种体制不改革，‘不贷白不贷’的扭曲心态永远不可能改观。”

　　延读?

　　如何化解高校债局

　　《2006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教育蓝皮书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高校急速扩张所引发的贷款黑洞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邬大光则表示，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然而，摆在眼前的是，如何化解当前的高校债局？

　　“扩招”时代的终结

　　根据国家发布的《全国教育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25％至27％左右，在校生要达到2900万左右，而2006年的毛入学率仅为21％。根据这一发展目标，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该目标尚有700余万的差距，似乎在数量扩张方面尚有很大“潜力”。

　　“按原来的设想，大学贷款的主要依据是扩招和高收费，而现在高校的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承受的极限，不可能再增加；而依靠学生数量扩张的扩招模式也很难持续下去。”刘铁说。

　　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当控制高等教育招生增长幅度，把增幅定为5％。这似乎释放一个信号：高等教育要转向内涵式发展轨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教育教学改革，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加强高水平学科和大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努力造就大批杰出人才。”肖滨据此做出判断：“这已经宣告高校‘扩招’时代的终结。”显然，通过扩招和高收费还贷已经成了一条“死胡同”。

　　“以旧换新”的尝试

　　当扩招和高收费成为“死胡同”，“以旧校区置换新校区”式的卖地、卖房等还贷方式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向高校“推荐”的方式。

　　江苏省早在2005年就出台《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省属高校老校区置换工作的意见》，文件称，高校新校区的建设使学校负债严重，并造成“校区分散不利管理”。因此，“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对省属高校的老校区进行置换”。文件以“必须”的措词向众多高校“推荐”这一还贷方式。

　　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政府要求“已经批准建设新校区而且规划占地面积达到学校事业核定规模需要的高校，或者建设新校区时已经将老校区进行置换的高校，原则上都进行老校区的土地置换。”

　　但这一方式在一些地方还是遭遇了阻力。“广东省教育主管部门对一所欠贷的学校要求拿出旧校区进行置换，教师们强烈反对。”广东教育界一位教育专家透露。

　　“在山东，有的高校新校区建好了，老校区却又卖不出去。”刘铁对这种方式并不看好，“即使置换成功，到底能够抵偿多少债务？”

　　政府埋单的“尴尬”

　　许多高校领导还贷最大的寄望还在政府。在邬大光看来，有高校和政府分摊“埋单”在目前来说似乎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对于政府和高校来说，都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应该付出的代价。政府即使全部“埋单”，政府也没有吃亏，因为这是一项长期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

　　“然而，政府如果‘埋单’也面临一个有关公平的负面效应：那些贷款少的高校和地区，会产生一种‘后悔莫及’的感觉。”刘铁分析，这无疑会助长投机，强化那种“不贷白不贷”的扭曲心理。

　　“别说在中国，即使在财政强大的美国，政府也背不起这个‘包袱’。”肖滨极力反对政府“埋单”的这种做法，“关键的是要改革现行的高校运行体制。”

　　“在政府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BOT方式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刘铁建议。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经营—转让方式，是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政府。

　　改革的契机

　　“从短期来看，在技术层面可以考虑把目前的高校流债（短期贷款）变为长期贷款；而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提高我国高校自身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体制，扩大高校投融资的能力和空间。”邬大光建议。在他看来，国外高校向社会融资的机制和体制主要是靠大学基金会完成；股票市场的投资也是国外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

　　那么，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结合国情来提高中国高校自身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体制，扩大高校投融资的能力和空间，无疑是一个现实而且紧迫的课题。

　　2006年4月17日，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使其成为首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11月15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也获得在中国股市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中国新东方教育集团也于去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开创了我国教育介入资本市场的先河。

　　“为何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基金会要介入我国股票市场？假设我国证监会真的允许我国的大学借用其下属的基金会等组织机构在国内上市或持股，我们的大学拿什么上市和持股？”邬大光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必须借鉴国外院校的经验，改革现行高校运行体制，引进竞争和制衡机制，打破目前公立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肖滨认为当前的高校运行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由高校贷款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而重新思考高校的投融资能力和办学体制，也许并非坏事。”刘铁认为，社会关注高校的贷款黑洞对高校而言或许是改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