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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抗倭名将，大家可能首先会想起戚继光，其次则是俞大猷，或许根本不会想起胡宗宪。其实胡宗宪抗倭的功劳不在戚、俞之下，更准确地说，应该在二者之上，只是人们过于注重道德评价，以至把胡的功劳有意无意地给埋没了。实际上在抗倭斗争最关健的那几年，戚、俞不过是胡宗宪的部将，且胡对戚、俞并不是遥领性质，而是实际负起了调度指挥的责任。另外抗倭的方针大计大多由胡亲手制定，戚、俞往往不能预闻，只是临事但听驱驶而已。胡宗宪对戚继光一直欣赏、重用，后来赫赫有名的“戚家军”与胡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胡的支持，“戚家军”或许根本不会诞生。胡宗宪对俞大猷确实有所压制，以至诬他入狱，主要是由于两者在抗倭政策上有歧见，而且由此引发了两者的误解。
胡宗宪后来名声不显主要与他的党附严嵩有关，他的最后身败名裂也因严嵩倒台。确实，胡宗宪能坐到兵部右侍郎总督东南军事的位置与严党赵文华有关。如他不趋奉赵文华，赵不可能提拔他，不过赵能看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行，及时荐贤自代，也算是这个无耻小人的一个闪光处。平心而论，胡要开展抗倭事业，不与朝内权臣搞好关系是不行的，胡的前任朱纨、张经的屈死都与严嵩有关，胡如搞不好与严的关系，则不用说坐不上军事首长的位置，就算坐上了，很可能就是步前人后尘，身死而事不成。奸臣当道，想干事业的人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不屈已则事不成，屈已则可能身败名裂，胡最后的下场就是如此，长为英雄浩叹。
倭寇的来历
我们一般认为 “倭”就是指日本人，然而这样的认识用在元明时期的倭寇身上是不合适的。据《明史
日本传》记载，真正的日本人最高估计不过是十分之三，一般的估计是十分之二、三。其余十分之七、八都是中国人，特别是闽浙一带通番之徒，打扮成倭的样子来冒充。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扮成日本人的样子呢？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这些中国人多有亲属在中国，怕事情败露后连累他们；二是真倭的武器锋利，作战勇猛，为明军所惮，所以乐得狐假虎威。如果倭寇中只有日本人的话，实际上是不足为患的，因为毕竟日本人到中国人地两生，又不知明军虚实，想要劫掠不是那么容易；但一旦有大批中国人参与期间，为其谋主，甚至为其首领，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倭寇能为患中国上百年，这么难缠，其原因就在此。
为什么会有大批中国参与倭寇队伍呢？这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倭寇其实自元末即有，不过大都是些小股海盗而已，不足为大患。但明太祖朱元璋因噎废食，实行海禁，大批在海岛上的居民被迁回内地，又禁止沿海居民与外人做生意，这样导致了大批沿海居民的生计困难。另外当时的中日贸易产品实际上有互补性质，明政府强行禁止给双方人民都带来不便，也给一些以商为业的人失去了利薮。于是大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做起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工作。由于工作的不合法性，走私份子不得不组成集团，自我武装，以便在必要时以武力抗拒明政府的稽查；同时为了争取在走私集团中的优越地位，不同的武装集团之间也经常有争斗、兼并。由于这些走私武装集团尽知中国虚实，所以当条件便利时，也做一些抢劫财物、掠夺人口行为。随着中国尚海武备的废驰，他们发现抢劫的利益比走私还丰，这类行为就越来越普遍，规模越来越大，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明史
日本传》记载：“（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
所以对倭寇已到了非严厉打击不可的时候了。这时中国沿海已形成几个较大的倭寇集团。第一就是上面说到的汪直集团。汪直，徽州歙县人，与胡宗宪同乡。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汪直年青时，与徐惟学一起做过盐商，大概在经商中触犯明朝的禁令，曾对徐惟学等同伴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后来果然下海为盗。汪直下海初期，因实力不够雄厚，暂时投奔许氏兄弟走私集团，因表现出色，不久就成为该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当该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因汪直素有机略，人多服之，于是重新组成以汪直为首的海商集团，被众商推为舶主。汪直后又击败另一走私集团，将其部众吞并后，就成了走私集团中最大的霸主，有“净海王”之称。其次是徐海走私集团，徐海也是徽州歙县人，原是汪直部下的大头目，后来,他自拉队伍，独树一帜,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与汪直一起，横行于浙江海面。其它较大的走私集团还有陈东、麻叶等。这几股倭寇集团后被胡宗宪一手摧毁。
胡宗宪执掌平倭军事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浙江余姚二县的知县，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在“擢御史，巡按宣、大”期间刚好遇到大同左卫军哗变，胡宗宪单骑前去慰谕，终于将事情平息。从此事可以看出胡的胆略过人。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被提为浙江巡按。当时倭祸方炽，一方面汪直在日本煽动各路倭寇大举入侵，另一方面徐海、陈东、麻叶等贼分别以柘林、乍浦、川沙洼为根据地，经常出来骚扰。嘉靖帝为了解决倭祸，就命张经为总督，李天宠抚浙江，又命侍郎赵文华督察军务。赵文华本一庸才，本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只是觉得倭不难平，所处又是江南财富之地，是个立功兼发财的好机会。于是通过干爹严嵩，谋得了这一“美差”。
文华沿途索贿，恃宠横行，到了江南后，自恃为钦差大臣，态度骄横。而张经与他交谈之后，知他庸劣，且自己为督军元帅，便有看不起赵文华之意，对赵很不恭谨，一些兵事也不与他商量；李天宠态度也与张经相似，独胡宗宪对赵文华很恭敬。当时因倭寇势大，官兵只能守一些州府，乡村只能由倭寇横行。不久，由广西而来的狼兵（壮族部队）数千到了江南，于是赵文华催促张经出兵。而张经对赵的催促不是不予理采，就是借口兵力不足。赵文华大怒，于是上疏弹劾张经，说经才足平寇，但因身为闽人，与海寇多属同乡，所以徇情不发，养寇失机。
此疏到了那里，皇帝老儿自然大怒。嘉靖平生最恨有人通倭，张经敢如此作为，那还了得。于是正要派官逮张经，不料这时捷报频来，首先是张经所发，称他领兵倭寇拓林老巢，毙敌二千；接连赵文华的捷报也到了，内称狼兵初至，张经不许战，是他与胡宗宪督师，出战海上，方有此捷。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张经早有计划捣敌老巢，只是看不起赵文华，又怕赵泄漏军情，故有意对他隐瞒。赵文华上疏之时，张经正命参将卢镗、总兵俞大猷、宣慰使彭冀南、彭荩臣等将四出，恰遇倭寇自柘林犯嘉兴。于是王江泾一役大败倭寇，胜兵趁势捣了柘林贼砦。
看着两份互相矛盾的捷报，嘉靖召严嵩询问，结果可想而知，张经不但通倭，而且冒功，最后张经、李天宠等人被处以死刑，严嵩连带把杨继盛并入此案中，一并处死。张经被逮后，周？就任了他的浙江总督之职，胡宗宪升任浙江巡抚（李天宠遗缺）。没多久，周？被罢，以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为总督。杨宜恐蹈张经的覆辙，凡事必咨商文华。无奈赵文华没什么将才；而自张经去后，几千狼兵又不听指挥，不但不能剿贼，还不断搔扰民间。倭寇探知内情后，又集柘林，然后分众四出，浙东、浙西、安徽、南京、宜兴等地都受蹂躏，转斗数千里，杀伤四千人。这期间只有应天巡抚曹邦辅打个胜仗，赵文华争功不成，脸上无光，于是约曹邦辅会攻，他与胡宗宪一起去进剿柘林老巢。不料他所带的浙兵被倭寇一冲而溃，曹邦辅也中了埋伏，于是此役只能草草收兵。经此小挫，赵文华知平倭不易，心萌去意，正好此时有川兵破贼周浦，总兵俞大猷破贼海洋的好事传来，于是趁势下坡，回京交差。赵文华还朝后，毁总督杨宜无能，惟胡宗宪可当大任。胡宗宪由此得升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为浙江总督。
离间计解桐乡之围
胡宗宪执掌军务以后，深感明军战斗力不行，一意痛剿只会激起倭寇死斗之心，使贼更不易平。而倭寇之所以势大，也与政府的禁海有关，禁海使沿海居民生计困难，大量衣食无着之细民随之从贼。从一些情报得知，汪直也并非要一意为寇，他在并吞陈思盼海寇集团后，曾经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只是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往日本后,才有煽动倭岛诸寇大举入侵之举。
胡于是有招抚汪直之意。这种计策很容易被政敌攻讦为通倭，但由于胡结好赵文华，却使这种风险大为降低。在胡与赵文华商量之后，终于将此计定了下来。胡宗宪与汪直同乡，较易取得对方信任，也使此计成功的可能性大增。
胡宗宪首先将关在金华监狱的汪直母妻释放，并在生活上厚待她们。同时又派门客蒋洲、陈可愿前往日本，表面理由是劝谕日本国王不要再为寇盗之事，实际却是寻机与汪直接近，试探招抚之可能。当时胡宗宪刚招了一些幕宾，山阴徐渭、歙县的余寅、鄞县的沈明臣均在其中。
蒋洲、陈可愿到日本后，刚好遇到汪？。汪？，本名毛海峰，为汪直养子。汪？知汪直原有被招抚之意，所以一见他们，便邀请他们去见汪直。汪直当时在日本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汪直刚煽动日人入寇时，日人得利不少，于是做寇日人越来越多。后来却多有杀伤，这些人的家属因此怨汪直。汪直难以自安，只好与汪？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据五岛自保。岛人呼汪直为老船主。蒋洲等向汪直说明胡宗宪的意思后，汪直有点心动。汪直知道胡宗宪善待他的母妻，也颇为感动。他对蒋洲、陈可愿说：“我本来就不欲为盗，只是俞大猷绝我归路，故不得不如此。如能宽待我的罪行，让我平平稳稳做生意，我宁愿回去。只是日人比较麻烦，现在日本是诸候割据，没人能统摄，要一处一处地工作”。
抗倭名将胡宗宪的确是胡主席的先人，虽然不是直系祖先。胡公宗宪是胡氏家族34世孙，胡主席是48世孙。徽州山灵水秀，胡氏家族人材辈出，不但胡宗宪，还有胡雪岩、胡适都是胡氏家族的子孙。
《江南通志》有“邑小士多，绩溪为最”之述。安徽绩溪是“七山一水”的山区县，境内钟灵毓秀，自然景观颇多，人文景观方面，优越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渊源，形成了绩溪独特的经济形态和地方文化。明代即为江南三大蚕乡之一。中华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源于绩溪，素称“徽厨之乡”。清代我国四大制墨名家，绩溪独占其半，故有“天下墨业在绩溪”之称。绩溪文风兴盛，人才荟萃。胡氏家族名人有明朝户部尚书胡富；清朝有一代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岩；近代有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徽墨鼻祖胡开文。
据《龙川胡氏宗谱》记载：始祖胡炎，原居山东青州濮阳（今属河南），东晋大兴四年（318年），敕封散骑常侍兼中领军随元帝南下，镇守歙州（今歙县）。后于咸康元年（335年）元月，与绩溪华阳女王氏结为连理，并于两年后迁居地势“东耸龙峰，西峙鸡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登源河）蜿蜒而来，羡其山水清丽，便卜龙川之口荆林里聚族而居”。经1600多年，传至当今的“锦”字辈***主席，计历48世。
龙川（今瀛洲乡坑口村）颇具藏龙卧虎之势，整个村落呈船形。胡氏子孙枝繁叶茂，人丁兴旺，胡氏宗族历代以来人才辈出，尤以明代中期为最：明成化戊戌科（1478年）进士胡富，官至户部尚书；其中长房34世孙胡宗宪嘉靖戊戌科（1538年）进士，与其族叔胡富相隔一个甲子年考中进士，为明朝抗倭名将、官至兵部尚书，被称为“奕世尚书”。现存的石雕精品－－奕世尚书坊，即明代书画大家文征明手书镌刻的“奕世尚书”、“奕世宫保”具有极高的艺术阶值。龙川胡氏宗祠，此祠始建于宋代，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宗宪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于嘉靖26年（1547年）建成这座三进七开间、建筑面积达1564平方米的祠堂，这是胡氏先人为求家族昌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修建，而无意中求得却是一种永恒的艺术美，有“江南第一祠”之称。龙川胡氏宗祠除具有徽州古祠的特点外，其内饰雕刻精美，天井、门楼、廊庑、祭堂、寝厅的梁坊、梁脐、斗拱、雀替、柱拱、柱基、隔扇等建筑构件上木雕千姿百态。祠堂前进中间前方大梁雕刻的“九狮滚球遍地锦”，后方大梁雕刻的“九龙戏珠满天星”枝艺高超；正厅三面几十扇落地窗门下截平板花雕的荷池胜景、梅花鹿生态写真栩栩如生；后进两侧窗门雕刻的几十个花瓶插花图案，瓶与花无一雷同，均属全国罕见，被专家们誉为“木雕艺术殿堂”。祠内有一特异现象：500多年来均不见蜘蛛踪迹，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少了蛛丝污染的木雕就更显风采。龙川全村几乎清一色胡姓，唯有一家丁姓，这有一个传说：龙川是条船形，而船在大河大海中航行没有铁锚就无法停船靠港，因此特从外村请来一位丁姓守护祠堂，丁姓犹如铁锚把大船钉住就安宁稳当了。奇怪得是这家丁姓数百年来代代单传，如今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却又是生了男丁。龙川人说坑口是块风水宝地，经常聚百年之地气，采日月之精华，经过若干年便有人物涌现。不知是冥冥之中上苍自有安排，还是龙川人在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熏陶中具备了非凡的能力，斗转星移，龙川仍然人杰地灵，她以丰厚的底蕴和难尽的谜底吸引着世人的关注！
明清两代，绩溪徽商鼎盛。龙川胡氏有大批子弟外出经商，有的告老还乡，有的迁徒定居外地。19世纪初，龙川胡氏中隅44世裔孙胡永源十六七岁离乡，辗转到了江苏泰州黄桥，先在一家杂货铺当伙计，稍有积蓄后与徽州同乡合股开了一爿“裕泰和”茶叶店，自己仍在原店打工。积蓄渐丰后又到季家市独资开了一家“胡永泰”茶叶店，不久“裕泰和”同乡退股，胡永源便开始独资经营。胡永源独生子胡树铭（45世）子承父业，经营黄桥、季家市两店，生意兴隆。胡树铭生有四子。长子、三子夭亡，二子胡炳华继父业从商，“裕泰和”、“胡永泰”日益发达。四子胡炳衡（***祖父，46世）喜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抑郁成疾中年亡故。胡炳华、胡炳衡各有二子：胡增鑫、胡增金，胡增麟、胡增钰，“锦”字辈为48世，共有13人。泰州胡氏家族凝聚力特别强，从胡永源开始直至“锦”字辈幼年，数代不分家，几十口人居住一起，口.绩溪乡音，奉行龙川乡俗，隔堂子孙，视若嫡亲。胡永源祖孙三代均归葬故里龙川，牌位入龙川宗祠受族人祭祀，***祖父胡炳衡筑墓龙川对岸三岱，其父亲、祖父坟莹地点皆清晰可辩。
***父亲胡增钰，生于1917年，在泰县姜堰上完高中后，一直担任小学教师；母亲李文瑞娘家江苏东台，毕业于南通女师。他们1941年在上海结婚后就返回泰州大家庭，与母亲陈氏一起居住生活，1942年12月生下***后还育有二女。胡增鑫（长房）之女胡锦霞大***一岁，1948年随母回绩溪瀛洲坑口老家居住，现为绩溪县政协委员。胡锦霞说锦涛小时很文静，大人看书，他也拿上一本书，坐在小凳上入神地看。***在泰州读完小学、中学，考上清华大学后才离开。胡锦霞讲***曾在履历表籍贯栏中填过“泰州”，受到父亲训导后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填“安徽绩溪”。
***在团中央主持工作期间，在一次全国团代会上对安徽省代表说：“我的老家在徽州地区。我是绩溪人。***在一封信中说：感谢家乡父老的关怀与支持，代向家乡父老转达亲切的问候。
1990年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绩溪籍全国人大代表许家政将胡寿民老先生的信由西藏代表团转交***。第二天（4月2日），***电话约许家政在会议开始前见面，他在听取了胡家政有关绩溪情况汇报后说：“我目前在西藏，既帮不了家乡的忙，也没有机会回老家看看，你回县后找机会代我向绩溪的父老乡亲问好，向故乡的县委、政府致意。”
1992年3月25日，在京参加七届五次会议的许家政，接到胡寿民先生从绩溪寄出的信件，要他再见一见***，并附有转交给***的信。3月27日，***过问了瀛洲大桥（跨登源河，距坑口2公里左右）的建造进度。
绩溪人***从来没有忘记家乡，尽管他还没有到过故乡。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祖国要强大、民族要昌盛，肩负的责任重大，一县一乡的小范围事务应该置于大局之外。绩溪的老百姓理解、支持、拥戴老乡***，当然也希望***稍有空闲时，回老家看看。
胡氏家族34代胡宗宪明嘉靖年间（梅林公）敕封总督江南七省军务，文有徐谓（字文长）、文征明等出谋划策，武用俞大猷、戚继光等冲锋陷阵，采用“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剿抚兼施”的抗倭战略，终于荡平倭寇。显赫战功使胡宗宪的仕途登峰造极：官封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并加太保。不熟悉历史的人一般不知道胡宗宪的大名，但戚继光无人不知，戚继光当时仅为胡宗宪的部将。徐渭（1521―1593）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号天池、青藤，是著名的书画家、戏剧家、诗人。被总
督胡宗宪召入幕府,为胡出奇谋夺取抗倭战争的胜利。
郑板桥对徐渭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刻了一枚“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用来铃于画上。齐白石对徐渭更是倾慕备至。他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１５６２年时任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日本最早“发现”钓鱼岛，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的１８８４年，比中国文献最早记载该岛都迟约５００年。
钓鱼岛主权不容质疑，咱主席的先祖专著中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容争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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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3 19: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