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

yinming357

　　请先看看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心目中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大学有四项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这四项任务的层次境界是由低到高的。
　　显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所在，也是大学完成四项任务的基础。然而，中国的大学最缺乏的就是独立自由的根基。中国的大学在本质上是教育行政机构的工具性延伸，具有很强的行政化特征。大学校长（副校长）经由组织行政部门任命而非教职员工选举产生，并且有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行为也逐渐浸染上官场意识和规则。大学校园的主宰者不是教授，而是各个层级的行政官员，教授只不过是“一线工作人员”，是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因此，中国的大学实在是一个准教育行政机构，而非“大学”。官场中的丑陋现象在大学里屡屡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行政化的大学自然要按照行政性的规则运行，生活于其中的教授们也不会例外。由是，我们就有了一套在学术职称之外的等级制度——博导。它既不是衡量一名学者或教授学术水平的评价制度，也不是学术成就的荣誉制度，更不是教师从事博士生教育的门槛制度（这三者在国外大学均不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在学术评价之外的等级制度，成为教授们分配教育资源和利益的等级性依据。这套制度的运行也是行政化的。可见，大学教师是一个游走于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的群体。其行为的行政化倾向就不难理解了。
　　行政化的大学实际上只是承担着第一个任务和第二个任务的一部分，除了传授知识，教授技能，进行一些政策性、实用性研究外，它更重要的是进行意识形态的教化。至于后两个高层次的任务，行政化的大学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所以，中国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严重缺乏独立创新精神，也较少有社会人文素养。大师级人才只如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学会了一些知识技能工匠型人才。
　　去行政化应该是中国大学走向世界水平的关键一步。由于固疾已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改变。一个可以选择的捷径是大力鼓励和促进私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只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私立大学会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壮大，成为高等教育和研究的领跑者。也许，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将在私立大学中产生。就如美英等国的私立大学执本国高等教育牛耳一般。　　　　

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

lsxy028

谁叫我们不学好英语
或者，谁叫我们不让他们学汉语

niceview

引用http://news.sina.com.cn/c/pl/2007-04-02/020412670041.shtml
的文章内容，
可以反映出其中的一个原因，从中大家就可以知道了，中国的大学是不仅仅是搞学问的，还要升官发财及其他的，这也就是中国大学的所谓中国特色
具体内容如下：
文馨：北大接待费相当一个省的背后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的资料显示，“北京大学每年的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这成为区政府想要建设一批五星级酒店的主要原因。北大否认此说法，认为要达到中等省份的外事接待费用不大可能，但承认接待费“是以万为单位的”。(《北京青年报》4月1日)

　　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文明与奢侈》的文章，核心是“文明益进，则奢侈益杀。”作为一所大学，理当主动抵御奢侈之风。但今日之北大已不是蔡先生时的北大了。在今天，北大接待费相当于一个省，这实在没啥奇怪的。

　　首先，北大和省平级，接待费相当于一个省，这叫“对等接待”。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时多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然而，放眼中国今日，一所所大学俨然是一个又一个等级森严的“衙门”。论“官”的级别，北大是正部级，和一个省是平级的。按照“中国式接待”最讲究的“级别对等”原则，和省平级的北大，在接待的花销上，当然不应少于一个省了。

　　另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未名湖气质”，让北大必须有花一个省接待费的“胆气”。山西的大学可以报销“洗脚费”(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东福语)，南京的大学可以让漂亮的女大学生停课陪官员跳舞，人民大学可以花百万元为一座仅三层的教工食堂安装豪华观光电梯，聊城大学可以耗资8000万元建大门，作为旗舰的北大，能自甘落后吗？

　　更重要的是，不花掉一个省的接待费，对不起当前的“优惠”政策。相当于一个省的接待费究竟是多少，对公众来说恐怕是达·芬奇密码。在一个权力运行透明度低、缺乏规范和监督管理的社会里，人们当然不知道一个省的接待费是多少，更何谈“相当”？北大这种半官半学的高等院校的接待数额，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们反复强调要建设节约型社会，最近中央再次强调要增强节俭意识，但至今，仿佛没有人因为接待上的奢侈而丢掉一官半职。公款吃喝有理，公款奢侈有道，凭什么让北大除外？

　　当然，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舍得接待费也不行。以上这些，仅仅是我看到“北大接待费相当一个省”新闻后的直感，肯定有很多不全面、不细致之处。但仅凭上面几点，公众就不得不放过“接待费相当一个省”的北大，除非中国的大学不再官本位，除非政府接待纳入法制的轨道。

流云小驻

不是圈里的人，了解不多，不过很关心这个话题，不久前读过朱教授的信札，受益匪浅，贴出来，也许有所启发。有幸曾现场听过朱教授的一次美学讲座，深问佩服朱教授的人品学识及做学问的态度。帖子如有不妥，请告之。规矩方面总是有些迷糊：）

关于专家与学者
王岩：
　　你好。这次你问道去日本学习半年，孤独的日子如何打发，上一次我已经对你说了，带一本中文的川端康成，借助他的描述慢慢进入日本文化。了解了那个文化，也就了解了那一方人，同时，我也希望你努力学好日语。有了这两点，就足以打发半年独处的日子。但是，独处的日子有时也是值得珍惜的，清冷和孤独常常是锤洗良知的寒砧，这次的学习对你来说也许恰恰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临行前，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了四年的广告学，现在还要再读三年研究生去学这个专业，你对自己的学业感到彷徨，不知如何去面对。也许这个困惑比这半年的学习更让你感到难以琢磨。我想，你的问题涉及到现代学术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专家和学者的区别。
　　专家是专业训练的结果，他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非同寻常的专长，从而能够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和专门学科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这是现代生活中的主导趋向。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科学）正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是普通人都推向了专门之路。这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文明分工的趋势。所以，应该说一个人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科学训练，并在研究生阶段巩固和扩展这种训练，正是许多人渴望得到的机会，以获得人生的保障。
　　专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障，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障碍。一方面，它保护了你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今后你的专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它阻碍和障滞了个人作为人来说他的本性和兴趣的全面恢复。比如说，假如这次你没能去日本，以后你又有多少时间和兴致去沿着川端康成描绘过的小路走向伊豆的温泉呢？也就是说，专家的训练已经使每个人失去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生活的机会。所以，我们对这一点总是觉得惶恐，甚至对它有一种由衷的疑虑。这时我们发现，对于一个向学者来说，有一种不同于专家的追求--学者。学者首先是专家，但又不仅仅是专家。这正是我们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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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为，学者只是某种人的职称。这只是一种世俗的用法。事实上，我们用的"学者"相当于西方人用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引入到中文中以后，被许多人执持为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不仅将知识分子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作为人类的良心。他们要求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的精神，对人间的不平作出公正的批评，维护法律、道德之外的社会正义。然而，这种想法在中国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迷惑人的地方在于：（一）来源于中古法语intellectual，本义是古拉丁语的intellectus, inter (间于) +legere（选取。进一步源自希腊语）是具有辨识能力、智慧的意思，intellectuals是被理性告知的人，它在基督教传统中指领受过某种外在真理的人。也就是说，他认知了一个"道"，是闻道者，所以他能以此为标准来评判社会与人生。但是我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做知识分子，而认为自己应该做学者。这秉承于另一种传统，也就是孔子说的："好学而已"。好学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自己学到什么，而是要求自己不断地去研究、去怀疑、去反省。这是一种内在的趋向和精神的本能。即使面对一个流行的道理或者一项通俗的规则，也要不断地发问，探讨它们背后的意蕴。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我们才称之为学者，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二）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反省中，一直存在一种妄自菲薄的现象，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位在"士大夫"或者说"士"这个阶层。"士"是指读了儒家规定经典，通过了国家考试，从而干预政治、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人。这种人在其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之下隐藏着与之俱来的缺陷，即他们必须仰仗社会制度的变迁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来为统治者谋划。他们或者站在"贮才"预备队里，关注着世事变化，等待统治者的召唤；或者置身于朝廷，殚精竭虑，给皇帝提供自己的智慧与忠心。到了今天，有些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西方民主精神和独立思考的鼓励，观察着现行社会制度的弊病，不间断地提出自己尖锐的批评。他们以为自己是闻道者，是知识分子。我们一方面对于他们的义愤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不禁感到遗憾。他们在内心里还是"士"。左右着他们的还是旧传统留下的那一种习性：不在庙堂之上，就在江湖之野，忧国忧民，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在人间设计、调节、操持而奉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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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你心里也许不禁会生出一层悲伤和怀疑：中国历史上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类型，而只有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士"吗？假如不幸而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文人就好象是在狗窝里长大的。他们要不成为好狗，受着主人的豢养去看家护舍；要不成为独立的狗，不仅敢于吠贼，而且敢于吠日。他们始终摆脱不了依赖性和服务型，这已成为他们内心的唯一倾向。这也就难怪许多外国人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也采取了这个偏颇的切入角度。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股潜藏的流一直被人忽视了。他们是求道者。为了探索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他们或进入道山，或隐入寺庙，或结庐于山林，或沉湎于文字训诂（如郑玄），用自己艰苦的思考和深刻的智慧寻找通往真理的道路。他们为了真理，为了克制自己肉身涌动的欲望和人间荣辱的激奋，为了杜绝在向道的途中情（感情、亲情和人情）、义（局部意义、正义和道义）的干扰，不惜出家离群，坐关行乞，竭尽心力，才得以亲近真理。正是由于他们拓开了他们的那个年代通往真理的道路，才使中国文明有了基石，而士大夫们也才有了判断、忧乐的根据。求道者的这种无情无义和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二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中国学者完整的品质。
　　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谈专家与学者的区别。我们所谓的学者是指经过对一种科学执着而深入的研究，获得了理性的充分生长，这种理性保证他能够承担对一个时代的设计和推动。这样的人不是鲁迅式的日常社会批评者。那些批评者们非常自信，以为一个读过书的人就比一般的平民具有更高的道德评判力。然而，在他们作出深刻的科学贡献之前，没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的判断。
　　在大学里，我们为什么可以用科学来培养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科学作为评判是非、优劣的标准，我们一无所有。思想在每个人心里是一种意志，其指归在其信念的目标。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差异。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可以服从法律、公共秩序和纪律，他可以克制或被限制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他绝对不可能不思想。如果他的思想不能在公开的交流中得到砥砺和印证，思想本身和思维能力就会相对萎顿，就会在现实的撞击和个人私欲的纵惑之下随意拾取未经反复检验的信念来代替自己的思想。但是由于思想的自由本质，所以一种思想统治不了另外的思想。"道不同不相与谋"，对于信念不同的人，不能用一种思想的规范去要求、检验和惩罚另一种思想。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媒体（大众传播）系统把各种信息同时传达给各个人，每时每刻都有新鲜和未知呈现在人们面前，凭借哪一种思想可以来作出是非判断呢？我对自己不敢相信。
　　在信仰丧失的年代，有人皈依了宗教。我不信教，是个常人。而宗教徒不是常人，是信人。因为他们不仅可以接受一种未经自我检验而只是体验过的"真义"，而且还可以在其他"真义"和"信?quot;同时呈现或先后出现时有足够的信心破斥和排拒，纵使那些信念也为人类的另一部分所秉持。对于这一切他们不作根本的怀疑。我对宗教历来崇敬，不是因为我服膺其教义，由于没有信仰就不能理解真正的教义，而且不曾皈依也不配与闻这一种宗教的至理，因此，教义的判断同时也就对我不起完全的作用。然而，我尊敬教徒，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是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代人崇仰的，我不由不崇敬。我敬信宗教就是尊敬信教的人。对普通人和我这种常人之不信教，不是宗教不高尚、伟大，而是我们太"愚顽"了。这种愚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它的人性特征。
　　独立的判断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推敲、证明以获得一种印证的，而印证的最可靠的方式是在科学系统中以学识的形式体现出来。学识是指通过与本行业的专家以及其他行业的专家们交流自己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结论，从而不断检验和完善自己的能力。而学识的高低是需要通过学术来证明的。一个人如果只是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而对本行知识的局限性缺乏反省，对人类全部知识的基本状况缺乏感受，那么他只是个专家。一些专家由于他们专业的缘故，受雇从事不正当的活动，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在学习阶段当以什么为本，是一个值得深思和不断提醒自己注意的问题，以防止自己由于情绪和欲望的干扰而偏离了学术的正途，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与其去作一个做得不好的专家，倒不如去当贩夫走卒来得朴实自然。
　　但是，明朱柏庐《家训》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学者是必须的要求，专家也是过渡的必要。因为在专业科学训练中，算计性的原则至少保证了，无论出现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处境的变迁，都不会影响其学业所养成的正误判断。如果"人生的是非判断"也不受政治和经济的干预而随便，不就是"学者"了吗？
　　古语道："莫以善小而不为"。人间的正义永远是我们所关切的，但是，关切并不等于在你学习的阶段介入。固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当舍身取义，死得其所，但是现在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道义的诱惑而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是学习，成为一个学者，具备理性是非判断的基础、能力和习惯。
　　先成为专家，然后努力成为学者，这件事并非是哪个教师或者哪所学校能够替你安排好一切的，关键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断朝着学者的方向努力。我想，目前你已经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到这一点。
　　我把自己读过的一本川端康成送给你，你在回来时请给我带回一本日文版的川端康成，而这本书须是你读完的旧书。
　　祝
行程遂愿
　　　　　　　　　　　　　　　　　　　　　　　　　　　　　　　　　　　　　 朱青生
　　　　　　　　　　　　　　　　　　　　　　　　　　　　　　　　　　　2000年10月3日

newshakes

国家要集中力量力争办好几所高校，最多5个，不要每个省都1-2个。贪大求多，可能吗？
北大、清华、南大、复旦、国防大学（？）
首先声明，本人非上述名校出身的，纯属个人见解。第5位不好排，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推荐国大。浙大、川大合并其它高校太多不列入入。要搞一个一流不也简单———北大与清华合并了，不就得了，甚至前十位的高校合了！或者要不中国就办北大、清华2所高校，其它全部合并其中？？？如何，就一流了？？？此外还应取消给高校排名，有本事比哈佛、牛津、剑桥。有什么意思嘛。归根结底：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教育当培养出更多精英知识分子，守住民族的精神家园，甚至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否则，完矣！！！！！！！！！

niceview

顶楼上

韩国的浦项科技大学是一所只有十几年建校历史的理工类学校。学校不大，只有七八个系，2000多名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占一半。但是师资力量却很雄厚，韩国的浦项钢铁公司出巨资从世界各地聘请一流人才。结果这所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在最近几年《亚洲周刊》评选的亚洲地区理工类高校中，多次名列第一。

这不是很明显的应证了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那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飘然一客

http://www.gsm.uci.edu/~zzhou01/ssea/others/0207-keda01.htm

朱清时校长谈科大如何建设一流大学
2001.04.01



　　各位同学：

　　看到今天这么多同学来听报告，我很感动，这说明大家对科大的发展都很关心。为了今天的报告会，昨天下午我花了两个小时去看BBS。大家在BBS上说，不知道校长看不看BBS。现在告诉大家，我经常看BBS；我都是用USTCguest进去看，所以大家可能很少注意我的名字出现在BBS上。但是我知道现在BBS上有几个热点。首先，对科大是不是甘当第三的争论很多，而且有好多人认为科大在往后退，所以，我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科大如何实事求是地计划自己，以便成为一所一流大学。这个一流大学不只是国内一流，因为目前在国内我们应该说已经是一流。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想这是全国公认的。那么，我想说的一流，是国际上公认的一流。是不是能做到，为什么能做到，怎么去做，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争取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因为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是学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学生，还有老师和学校的干部，这三部分同样重要。但是学生要通过毕业之后在工作上的表现为学校赢得荣誉，学生可以说是学校供给社会的产品。一个学校是不是一流，最重要的标志实际上不是它发表多少篇论文，也不是他得了多少奖，最重要的是他的学生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威望，比如我们大家一提谁是哈佛毕业的，就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大家知道哈佛毕业的学生一定不错。现在在国外，很多学生一说起科大的，也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还比不上哈佛。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学校办得好不好，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其中最重要，最需要关注的方面就是学生。

科大代表团访美情况
　　我们是应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邀请去访问的。我1979年到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了几年，在工作后期，他们就聘我做博士后。所以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把我当作校友，我每次到美国也前去访问。这次他们知道我们准备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首先邀请，所以我们首先访问了麻省理工学院。我们是18号晚上到的，19号下午校长就会见了我们代表团。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斯坦福这三所学校每个月世界各地有一百二三十个大学代表团到他们那儿访问，所以他们的校长不是轻易会见来访的代表团。这次我们在斯坦福时，就有国内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访问，结果一位校长都没有见到。而斯坦福的校长与我们座谈了一个小时。这是因为在这些校长的头脑中，科大是一个很特殊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在跟我们座谈时就表示他们对科大很了解，因为科大有很多学生在他们那里读研究生，还有留校工作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个校友叫文小刚，77年毕业，考CASPEA出去的，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正教授，这是不多见的，很有名气。在那儿，科大的教师、学生都很多，至少我知道，象物理化学专业，他们的化学系在招生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科大的申请人。由于科大的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很愿意跟科大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准备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能够跟科大建立起联系，他们认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光荣。他们校长对我说，你们有12亿人口，科大在各种数据上排名第三，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美国只有2亿人口，麻省理工学院去年排名第三。当然这是不可比的，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收获很大，他们把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材料送给了我们，人事制度方面怎么聘教授、怎么考核教授材料也送给了我们。我们要花时间来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好工作。

　　在美期间，我们访问了哈佛大学，之后就是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值得好好说一下。康乃尔在一个小城市，叫伊萨卡，从波士顿到那儿要开7个小时的车，小城只有4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康乃尔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他们的偏僻程度，比我们科大更甚。我们在合肥已经很偏僻了，但是比起他们来，我们的交通已经很现代化了。在康乃尔我们签了两个协议。我们请教了校长诺林斯博士，问他：科大在合肥，不在北京、上海，不在大城市，很多同学认为科大建设一流大学没有多大希望。我们想了解一下康乃尔大学在一个地理位置比科大更偏僻的地方，怎么坚持办一流大学。校长回答得相当好，他说，地理位置不好，确实给学校带来一些影响，主要影响在于你要想请一个有名的教授来任职的话，他的配偶的工作很难找，因为那里除了学校之外没有其他的公司，没有其他的职业。但是，他说我们并不要求教授终生都呆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把大学办成一种气氛很浓烈的地方，让很多人认为在这个地方最适合中青年人发展，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来，来以后他们会工作一段时间，可能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都走了，但是不断有中青年人补充进来，动态平衡，康乃尔人才就不缺了。他说，关键要把大学办成让年轻人觉得在这儿机会很多，在这儿学术上取得成就很容易，在这儿晋升职称不难，在这儿一个人的发展有很多人关心，就有很多很优秀的中青年人愿意来了。另外，康乃尔建校后有着很好的声誉，凡是在康乃尔工作过的人，他的履历表中记载着他曾在康乃尔当过讲师、副教授、教授，今后无论到哪里都是一个闪光点，这样自然就有许多中青年教师愿意到这儿来成长一段时间。他的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中国习惯于用一个人，就希望这个人一辈子在这里，别走了。这种想法实际上既不必要也不现实，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的时候，校长对我说，美国的大学教师平均一生要换3到4次工作地方，这样便于一个人找准位置，也防止教职工思想死板、沉淀，有利于个人位置的优化和教职工队伍的优化。我想，我们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尤其是大学在创建一流的过程中，应该慢慢树立起这种思想观念。总之，康乃尔大学的访问使我们增强了信心，科大在合肥，地理位置比伊萨卡好多了，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康乃尔之后，我们访问了普渡大学。普渡不仅是一流大学，也是一所政府办的大学。我们不仅考察私立大学，也要考察政府大学是怎么办的。普渡之后是诺特丹大学，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大学，也是美国的一所一流大学。去年公布的美国前50多所大学排名，它排名第19，它的名次总在18、19名上徘徊。这所大学的特点就是它是教会的，经费很多，地理位置也很偏僻，他们是如何办成一流的？在诺特丹之后，我们又访问了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这个大学的学生人数是我们访问的大学中最多的，它有几万名学生。对这个学校，我们最想了解的是这么多学生的大学--它也是政府办的--它怎么保持教学、科研、人才一流的。因为时间关系，这些大学就不一一介绍，下面只着重介绍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南加州大学是一座完全私立的大学，校长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从政府得到一分钱的教育经费，他们的钱都来自学费、捐赠和校产利息。访问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们访问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这所学校20年前在美国可能只排到二流，现在，它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我们去访问伯克利和斯坦福。但是我们从洛杉矶乘飞机到伯克利那天，据说是天气原因，飞机晚点了8个小时，到旧金山时已经错过了与他们校长会面的时间。所以，第二天，我们没有去伯克利访问，而是直接去硅谷访问了斯坦福大学。下面我简略地介绍一下访问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的情况。

　　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学校，这所学校校龄不长，它在1896年建校时只是一所社区学院。这所学校是由一个有钱人捐赠盖起来的，是为当地居民提供素质教育服务和就业训练的。1919年来了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名叫霍尔，霍尔在威尔逊山建立一个天文台，学校聘请他做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其他人都是有钱人，就他是一个科学家，懂教育。霍尔这个人非常有主见，他主张要把学校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学院，他请当时在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物理化学家诺易斯每年到学校访问两三个月，做客座教授。对于在东北地区生活的人，一年能有两三个月到充满阳光的加州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诺易斯很意做客座教授。霍尔还邀请了密西根大学的密立根教授--大家可能知道，他测出了电子质量获得诺贝尔奖--做兼职的客座教授。密立根所住的地方比诺易斯所在的波士顿还冷，他当然也希望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加州温暖的阳光下工作。诺易斯和密立根做了差不多10年的客座教授，两人与霍尔志同道合，最后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最后决定调到那地方去了。大家想一想，他能把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校长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调到那儿，花了10年时间。当然，资料上没能告诉我们他付出了什么代价，比如说提供了多少工资等等，但是总之霍尔把他们吸引去了。霍尔请密立根当校长，自己什么职位都不要，但是密立根坚决不干，就担任了"校务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就他们3人，因此这个主席实质上就是校长。密立根一当就是18年。这期间，他们3人齐心合力，把加州理工学院办成一个规模很小，水平很高的，始终瞄准科学技术前沿的一所学校。我们去访问时，他们的校长是戴维·巴尔的摩，他在38岁时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对加州理工的访问很有意思，是由南加州大学协调的，开始联系时，加州理工说校长不在，由副校长见我们；后来科大的校友找到巴尔的摩，他只同意在实验室见我一人；当我们到达洛杉矶时又得到通知，巴尔的摩愿意会见我们整个代表团。后来我们知道了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他们对科大较高的评价。据校友介绍，在加州理工大学有50多位科大校友，读研、工作的都有，北大在那儿有40多人，清华有70多人，加州理工目前只认中国的这3所学校。不久前加州理工的校方对我们3所学校的学生做了一下评估，结果科大学生质量最好。因为加州理工就性质、课程与科大很相似，加州理工的课程中数理课特别多，数学课特别多，所有的专业都要上相同的数学课，就是因为数理基础打得好，所以能够在其他高科技领域领先，科大学生到加州理工后可以学得很好。由于加州理工对科大的评价较好，巴尔的摩校长觉得花一个小时与我们会谈值得。座谈时，我们的提问很集中，就是加州理工学院怎样在教学、科研、师资和人才方面建成和保持世界一流的。因为去年他们的排名是全美第一，当然也就是世界第一了。巴尔的摩校长的回答很值得我们国内当大学校长的人想想，他说，一个学校要办成一流，最关键的就在于学校的领导人。如果一个学校的领导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一流的话，那么就很难把这个学校办好。他首先举了刚才已讲的霍尔的例子。为什么不愿将加州理工办成一所大型学校呢？巴尔的摩校长解释说，就象生物多样性一样，大学应该有多种多样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学校各有特点，很难说谁好谁不好。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类型之中保持特色，出类拔萃，那么你就不难成为一流。最糟糕的就是几年、十几年换一个方向，或者换一个校长就换一种做法，那么什么特色都形成不了。所以，加州理工学院的每一位校长，都要向董事会保证遵守学校的传统，就是要把加州理工学院办成一个小但是水平非常高的学校。加州理工学院这么小，仅有2000名学生，只有专业不设系，就6个教学部，怎么保证大学生能够跟上学科交叉的潮流，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巴尔的摩的回答与我们恰好相反，他认为小型是保持学科交叉的最好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学校小，教师只有300来人，每个领域真正带头的教授也就几十个，每次宴会或开会大家很容易见面，坐在一起交谈很方便，所以学科就很容易交叉。他的回答确实出乎我们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有些学校很大，大到他们的一个系就比加州理工学院还大，这样的系与系之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你看起来很大以为可以交叉综合，其实不然，不方便反而交叉不起来。加州理工学院虽小，反而很容易学科交叉，更容易注重质量。我想，这是我们访美所听到的最受启发的言论之一。斯坦福大学与加州理工正相反，它很大有几万人，而且他的每一个系都很大，又每一个系都归属每一个学院，学科很综合，那么斯坦福大学就完全用另一种模式来运行了，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多次介绍加州理工，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方面和他类似：第一，加州理工学院首先是一个研究机构，做一流的科研项目。他们的喷气推动实验室，也就是钱学森工作过的实验室，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主要基地，美国导弹、火箭、卫星最初的基础研究都在那里。又用这些科研机构来培养第一流人才，成为很好的教育机构。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创造力都很强，他们都是在研究机构中培养出来的。第二，加州理工学院的规模小。我们学校现在的规模比他大，但大不了多少，我们一直希望保持规模适中，这和加州理工学院是相似的。第三，加州理工学院坚持数学、热力学、牛顿力学、电磁学等最基础的课程。巴尔的摩校长告诉我们，加州理工学院教学不用VCD、电脑多媒体这些东西。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教授写黑板。他们说最传统方式，实际上是效果最好的方式。当然这也不一定。最主要的是加州理工学院把全美最聪明的学生都集中到他那里去了，对于这些学生，无论传统方法还是现代化手段都能教好。

　　总之，对这10所大学的访问给我们增强了信心，明白了我们学校应该怎么样发展。第一点，学校的地理位置对于建成一流大学确实有影响，这个影响就在于人才在这里定居、在这里工作的困难度比上海、北京要大。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在今后的世界中不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工作。康奈尔大学校长的话很值得深思。我们要通过努力，使中青年人才发现科大是他们成长初期或成长中的某一阶段条件最好的地方，最适合他们事业的发展，那么自然就有人到这里来了。当然我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过得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果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太差也不行，但主要是我们科大是不是让这些中青年觉得到这里来工作很有希望。而且，我们科大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使中青年人才觉得到科大来工作一段时间成为一生中的闪光点。第二，基础设施对学校是有影响的，但也不是主要的。我们科大的楼房建设基础设施比起中国的一流大学来讲算差的，但很快就要改变。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理解，就是西南联大。中国的大学办得最成功的就是西南联大。抗战时到昆明去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是那儿学生。那时候华罗庚先生跟另外一家合住一个房间，用一块布做帘子隔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大还办成国内乃至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当然西南联大的情况很特殊，是用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那时正是抗战的时期，大家为了抗战都愿意吃苦，而且凝聚力很强，这种精神力量是无法替代的。我并不是希望科大要象他们那样吃苦，主要是学习西南联大的精神。第三，经费对学校建成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是也不是决定性的。我们没有经费什么事都作不成，但是经费多了你做不好，也成不了一流，经费要适度。例如印度理工学院，现在已办成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他的经费不一定比我们多。我看过美国杂志的介绍，这个学校的学生买不起书，一般进口的教科书二三十个同学传阅，轮到的人晚上不睡觉，边看边把书上的内容都抄下来。这些学生还是读成了世界一流。那么建成世界一流，最重要的在于要有一流的学生。如果学生不是一流的话，你学校再好也不行。要有一流的教师，如果教师糊里糊涂不用心，自己的课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么他的学生也不可能有很好的知识结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学校领导和干部队伍，有了这些人就可以想办法把一流的教授请来，还会想方设法招到一流的学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比前者还重要的。最后，就是一个学校一定要有鲜明的特点，要有优良的校风。加州理工就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范例，因为加州理工不大，只有六个教学部，1100个研究生，900个大学生。现在是公认的毫无疑问的世界一流，他们为自己的规模小而感到自豪。优秀的校风方面，我们这次访问中间，哈佛大学的理学院院长给我们讲的最多。哈佛有个校风，就是他们的校友互相帮助，哈佛的校友会是全世界校友会中组织最严密的。他们的每一位校友无论到哪里，哈佛大学都设法跟踪。那么哈佛的校风是什么呢？靠校友宣传学校，靠校友给学校推荐好学生，靠校友给学校推荐好的教师或者吸引好的教师过来，校友和校友互相帮助，所以哈佛的人在社会上能够身居要职，够找到好的工作，这是哈佛在全世界的传统。

科大的优势
　　那么科大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差距在什么地方呢？科大的优势在于有一流的学生，科大从建校以来就有很好的声誉，我们以在国内外的声誉，把各个省的优秀的学生都吸引过来了。哪怕在科大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迁到安徽初期，我们还是吸引到了全国最好的学生。不知大家知不知道，七八十年代，高考状元很多都考到科大来了。那个时候，通过CUSPEA考试的有一半是科大的学生，现在科大仍然招到了全国的好学生。当然有人会说，全国的高考状元都跑到清华去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在全国录取了这么多的学生，前年是1500，去年是1800。科大每年都要公布高考的平均录取成绩，去年1800人是627.5分，前年是632分。前年的考题比去年难一些。去年的高考平均成绩下降了10多分，但是我们的录取分数线是627，说明我们去年录取的水平比前年还高。尽管我们没有什么冠军或前几名，这个不重要。因为从今后的发展来说，一次多考个5、6分并不重要，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能力好多少，差多少。重要的是他的天赋和他刻苦学习的能力。这说明我们学校能够稳定地招到好的学生，平均分都很高。我每次到教育部开会，开校长会，我都说科技大学的平均录取分，其他一流大学都不说他们学校的平均录取分，但听了我说的都吃惊，你们科大的平均录取分怎么这么高！我想，我们学校招了一批平均来说是全国最好的学生。中国有12亿人口，我国青年只有百分之六至七能够进正规大学，正规大学有千余所，千余所中间也只有前几所能够像科大这样，也就是千分之几能够进科大。这就说明，我们进校学生的素质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都不差。如果有好的校风和好的教学体系，他们就会成才。为什么我们学校过去这二三十年条件这么差，我们学生在国际上还有这么好的声誉，而且还做的这么好呢？主要原因我认为，科大自始至终还保持着刻苦学习的校风。我们的学生晚上开夜车，占教室，拼命占学习条件。这种风气比其他学校都强。不久前，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研究室科教组的组长到我们学校来考察，他没有张扬，只是晚上到各个教学楼和教室去看。看完了他跟我们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像科技大学这种校风很少。学生并没有到处去玩，当然也有人玩电子游戏机的，但是不多，去吃饭馆的也有，但是相比起来还不是风气很盛。总而言之科大校风是在竞争学习好，考试成绩好，哪怕是考G、考托的外语成绩好，这也体现一种竞争的气氛。这种校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毫无疑问每时每刻都在影响每一个学生。所以，校风好是我们学校能够保持这么好的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借口不把我们学校的教学体系改得更好，我们的教学还有很多弊病和缺点，有很多课讲得并不好，教学内容也不是很先进，这些都需要改，而且要改得更好。关于科技大学的校风，去年教育部陈至立部长与路甬祥院长会谈科大建设一流大学时曾说，学生时代就听说“不要命的上科大”这种说法。也就是说科技大学的学生都是刻苦学习的，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些都是科大建设一流大学的有利条件。一个学校的好声誉要建立起来是要靠几代人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好的校风要建立起来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大家不要看表面现象，不要看有些大学现在表面上楼盖得很多，学校变得很大，各种评比的指标都上去了。这个并不意味着就是一流了。最难的是这个学校的校风，这个学校在国内外的声誉。

关于人生价值
　　科大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差距是我们真正一流的教师不多，真正明白什么是一流的干部很少。如果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去做，用十多年时间这两点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能够放开，来去自由，把我们的条件搞得很好，让年轻人都觉得到科大来工作一段时间是事业发展最有希望的，很多人愿意来，那就好了。我们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另外一个差距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还很落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学校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讲课内容，包括有些老师所讲的课实在不尽人意，这些是我们要努力改变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学校过去的教育比较薄、窄、偏，学生的全面、综合的素质培养没有受到重视。这次我到国外跟我们的校友座谈，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科大学生战略头脑的训练比较差，而如果没有战略头脑的话，这样的学生出去只能给人家打工，要成为一个帅才就比较难。什么是战略头脑呢？就是遇到事情时多想几步，不要只想眼前的那一点点利益，斤斤计较；另外，遇到事情要想得宽一些。目前，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训练得也比较弱。当然，这个问题不仅在科大，在国内其他一些高校也存在。我们很多在国外的学生显得比较浮躁、狭隘。先举一个校内的例子，就“老鼠头”的事，请大家原谅，这个例子是从BBS上看来的。BBS有很多同学看，但是我自己数了一下，上面比较活跃的就是三、四十位，所以并不一定就代表广大同学。我想老鼠头这个事我们确实觉得愧对同学，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进行了追究。但是，没有必要把它闹那么大，在BBS上炒了那么长时间。这至少说明在BBS上炒的人啊，还没有学会看几步，没有学会看全面一点。另外，最近我们要实行研究生的助教岗位津贴。昨天我看BBS上又开始热闹起来了。有人又开始斤斤计较，这个博士生、硕士生都一样当助教，为什么待遇不一样啊？我一看到之后就想，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光在想这个，我们如果要请一个一级厨师来做道菜，再请一个二级厨师来做道菜，那这道菜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对不对？这并不是说都做同一样的菜，你就要付完全一样的价钱，这是很自然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我再来举一个国外的科大学生的例子吧，从他们身上，我觉得能看出我们教育上的弊病。学生出国学习本来是件好事，像我们这些人出国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知识眼界宽广多了。但是在出国问题上太盲目了，就不是好事了。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说，我只想说现在留在美国的这些科大学生的现状。我在波士顿见到不下200位科大校友，那天来参加晚会的校友就有300多位。但是因为时间很紧，我接触到的可能也只一半，大家只是围在一起匆匆忙忙地说话。在此前后，有很多学生来找我。我在向他们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科大校友在这儿，看来在美国工作的都不错？一般的回答就这样：你看到的、或者跟你说了话的都是做的不错的。一般的估计现在大约有20%左右在国外做的不错，还有70%至80%已经改行了，在各个地方打工。因为在美国他学的专业找不到职业。美国的市场很大的，劳动力市场也很大，对有很好教育的中国人，找到一般的工作还是容易的。这个数字反映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不久前我在北京开会，遇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大校友，我又向他问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基本上与上面相同。我不是说歧视打工，其实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不正常的是这些同学的心态。在座谈的时候我发现，尽管科大的校友有好多并不象国内认为的那样在国外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们自己都有种优越感，那怕是打工。在一次座谈的时候，有一些校友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大意是美国大学吸引人才都是靠高工资，给很好的工作条件。科大的领导有没有决心象美国这样用高工资、给好的工作条件，把现在这些在美国的科大学生吸引回去？我认为这代表了他们很多人的一种心态，我当时心里就很不高兴。说话的人站在一种很优越的位置，好象我们现在在美国，你们学校的条件不能够把我们给吸引回去。第二，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他们的价值观已经混乱了。我在洛杉矶、硅谷等许多地方对校长说了下面同样的话，就是我们国家包括学校，都需要很多人才回去，但这决不是单方面的需求，回国工作同样也是你们应该好好考虑一种需求。我说，如果你能够好好考虑下面我说的这段话，那么我这次访问就多了一个收获，对你们也会有好处。我在1979年出国是当时国内的第一批，1982年回国的时候，当初跟我同时出国的多数人还留在那儿，其中有一位我的同学，是高考状元，他留在美国重新攻读博士。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很闪光的思想，总觉得要够意思。因为我觉得当初出国时很不容易，当时青海盐湖所首先送的是我，我觉得不管今后还能不能够出国，反正这次我要够意思，要回到青海盐湖所去，所以我就回去了。事实上，我回来以后确实比留在美国的那些同学的机遇多。我回国是80年代初，那时候中国正在科技大发展的时候，然后各种各样的重大基金都得到了，很快又调到大连化物所。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回来后做了很多事情。94年，在美国的华人成立的"海外华人物理学会"，把他们设立的"亚洲成就奖"授给两个人，一个是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科大校友文小刚，国内的授给了我。我去美国领奖后到几所大学去做报告，遇到了那位好朋友。我们两人有一番深谈，说出来对你们会有一些收获。他说，唉！真的，你干得比我们好。我说不敢当啊，看看这栋房子是你的，有两辆汽车（因为他要上班，还有他夫人小孩上学也必需有汽车），我们怎么能跟你比呢？他说那些都是虚的，是泡沫，因为都是银行贷款的，一旦失业全部就给拿走了。所以我现在千万不能失业。那么，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我们以前都学核物理的，他现在是一家医院操作治癌症、肿瘤加速器的工程师，他在那已经干了好多年，他的感觉就象这一辈子都卖给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像他这样有天赋的人，他脑袋里充满了很多创造性的思想，想干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现在在美国他没有这种可能。我说，你到大学去找个位置不是很好吗？唉，他说谈何容易啊！象我们这个专业，你要得到一个大学位置，你必须比跟你一起申请的白种人要好得多才行。我说，如果你现在就回国，到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一定会得到重用的，一定可以实现你想做的事情。他说现在已经不行了，我的儿女在美国这十多年，中文看书都很困难，回去上学更不行。所以现在没办法，他们要在这儿上大学，我只好保住我这个职业挣钱供养他们。那天谈话，第一次使我觉得-我82年回来是走对了路。

　　我说这些只是想证明，一个人一生要看好多步以后，你才能做出正确决策。有好多事情并不是简单的眼前利益能够满足就对。这件事情我在芝加哥、波士顿都讲了，好多同学听了之后默不作声了。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很简单的，你如果光是看眼前的一些小利益，看得很小很近，那么你这一生说不出什么地方走错了，发现时已输了。这就象下棋一样，如果一个人拿了棋就开始吃，开始走，那么走不了几步肯定就会输。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光看眼前在美国工资很高，跟当地白种人、欧洲人相比并不高，但比起国内要高，在美国短期觉得一切都很舒适，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我再给你们举第二个例子，8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剑桥大学工作，剑桥大学有一对老夫妇，男的是曾国藩的曾孙子，女的是他同班同学。他们两个当初在英国的同学是彭桓武、张文裕、程开甲等。他们多数人在英国读完之后都回国了，特别是象彭桓武、张文裕、程开甲这些人回来后成了我国科学界的开山鼻祖。我到剑桥时这对老夫妇早退休了，每个礼拜二晚上邀请中国的访问学者到他们家里聊天，他申明了只招待清茶一杯。因为这两位老人生活其实很困难，退休以后的保险金和工资都很少，物价却上涨很快。我有几次在超市遇到老太太买东西，她是拿个计算器先把价格算好然后出来交款，交款之后她就对着帐单看跟她算的一样不一样，说明她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老太太每次都跟我打听彭桓武、张文裕、程开甲这些人在国内的情况，我说，这几位是国内科学界的太上皇。他很羡慕，又问他们退不退休。我说，他们终生都不退休，只要健在，在我们学术界就一言九鼎。他们确实很羡慕这些回国的人。我想，从这个例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点，就是当初回国的这些人在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上远远超过留在美国、英国的一些人。

　　我在海外的时候，发现有好多科大校友也经常看学校的BBS，他们也看到了BBS上曾经争论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一次会上举的杨振宁和邓稼先例子，BBS上争论朱校长说得对不对。校友就提这个问题问我，我又给他们重述了一遍那次讲话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例子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思考的。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小时候的朋友，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杨振宁也是，他们是北平崇德中学同学，后来又是抗战时候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然后同时到美国留学，两个人住一间屋子亲如兄弟。50年读完博士后，邓稼先就回国了。那时国内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每月只给三百斤稻谷做工资。杨振宁留在芝加哥大学，后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邓稼先回国不久就组织人员研究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后来还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院的院长。因为那时候研究核武器条件很差，也经常出事故，所以邓稼先62岁时就去世了，是因为辐射得了癌症。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生活道路了。我那次在水上报告厅说这件事是因为有同学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崇拜杨振宁，认为他要是像邓稼先那样回国就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希望了。我那时说，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确实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但是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这件事情过去知道的人很少。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我说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他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作了总结。他说：“假说哪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双手 擎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 巍巍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杨振宁说这话的意思是，邓稼先就是这首歌中唱的这样的中国人，这种奇丈夫。然后他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给邓稼先夫人发了电报，其中有下面几句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谊。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会仍然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评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邓稼先庆幸！

　　这就是杨振宁亲自为邓稼先的人生道路所作的总结。当然他们两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杨振宁说得很清楚，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我肯定他在写这句话时心里想到邓稼先的贡献是真正永恒的。

　　我在国外时就跟学生说，其实你们好多人--中国科大在国外已经超过五千校友--应该好好想想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一百年后怀念邓稼先？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中华民族已经维系了几千年了。你看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五千年了，没有分裂，文化没有大的变化。而且五千年中有很多--比如象蒙古人曾经占领过中国，满人曾经占领过中国，但是事实上都是他们被同化了，中国文化把他们征服了。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强的精神凝聚力，有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其实以前我也不懂，现在才渐渐悟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到唐人街去，到唐人街的饭馆商店去看，它们供的像就是关圣帝，他为什么要把关公的像供在店堂里呢？大家都知道关公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将领，他败走麦城，被孙权杀了头，但中华民族就是很崇拜他，把他当作神供着，原因在于他与刘备、张飞三结义振兴汉朝。在他被曹操俘虏之后，曹操用高官厚禄想留住他，他不为所动。一旦知道了刘备的去向，他就把他得到的所有金银财宝都留下，单刀护卫着刘备的夫人，过五关斩六将回去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民族是有责任感的讲义气的民族；对讲民族大义，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人，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当作神来崇拜的，几千年来这种价值观没有消失。再过上千年，中华民族只要存在，这种价值观就不会消失。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在舆论导向上有许多偏差，大家把西方国家的事情说得太好，都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什么都好，很公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次大家看到了科索沃，看到了美国轰炸我们的驻南使馆，到过美国的人看看那里的种族歧视，看看李文和在美国受到的待遇，这些都说明美国或西方国家并不是那样十全十美。我今天之所以花很多时间说这个，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我们过去在教育上比较欠缺的一环，就是学生的素质教育。我是过来人，在国外看到了许多的学生在生活道路上彷徨、徘徊，或者是过得不顺利，而国内又这么需要人才，这两个很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使我感到要多讲、大讲一些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到和感受到的这一切。我相信，当我们多数的海外校友明白了中国的这个价值观，也明白了人的需求分几个层次以后，会有人做出正确选择的。个人的需求分几个层次是一种行为科学的理论。行为科学认为一个人的需求实际上分好多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温饱，如果没有温饱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幸福；有了温饱之后，有些人还可以追求财富多，但是很多人需要第二个层次就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包括友谊、爱情，也包括艺术、音乐等等；有了这些之后，人需要的第三个层次就受到社会的尊重。这一点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人一旦有了足够的物质生活和比较愉快的精神生活之后，他最大的需求就是需要得到社会尊重；在最高的层次是一个人能够做些事情影响社会，使社会变好，使文化更丰富，这就是我们学生经常说“实现自我”。我们每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是有限的。从长远看，精神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实现自我的需求对人生更重要，今后大家一定会体会到。我相信很多人会理解，当你们选择了回国，为民族，为这个国家服务，是最容易满足这些更高层次的需求的。

科大发展工作会议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千方百计地努力使科大在最近几年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那么为了落实这些，特别是落实科学院对科大的资助，我们刚开了一次发展工作会。在这次发展工作会，路甬祥院长作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我把路院长关于科大的讲话给大家念一下，然后把发展工作会主要得到的结果告诉大家。下面是路甬祥院长关于科大的这段讲话：

　　"刚才听了朱校长代表学校党政领导作的发言，我很振奋，觉得这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报告，比较准确刻画了科大的现状和特点，对科大未来的发展也做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展望和定位，我原则上是赞成的，因为科大的确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科学院，也是国家办的一所比较成功的大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现在它形成的特色、校风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誉是国内外有目共睹。三代领导人都对科大有充分的肯定，比如小平同志在对科大的题词中就说过，这是一所办得较好的学校，应予扶持，这样的题词在其它学校是罕见的；江主席对科大建校四十周年的题词你们都引用了，他们希望科大办成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这样明确提出一流，在他对其它学校的题词中也是很少见的。我想这都是科大四十多年来办学成绩的反映，领导同志的题词当然也反映客观事实。所以，科大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地位和位置是客观决定的，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科学院党组以及我自己都充分认识到科大在中国教育、科研以及未来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我们科学院有责任支持科大办得更好，不是说科学院把科大办得更好，办好科大还是要靠科大的党政领导和教职员工，还有科大的全体同学，如果我们忽视了科大的话，我看就是失职，就是对中国教育与科研的发展犯了一个错误，是要负历史责任。所以我们科学院不仅把科大作为知识创新试点当中一个重点，而且也充分地认识到科大是中国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给予支持。科大的发展目标我完成支持赞同，科大党委与行政的意见，所确的目标是十六个字--"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跟加州理工学院是很相似的；这个目标刻画了科大的实际，学校不在于大，当然大有大的用处，但人数不多，规模不大，同样可以办成高质量的学校，加州理工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借鉴的例子，当然不止是它，国际还有一些学校也是很好的，比如比它更小的还有巴黎的物理化学院，它的学院的学科只是一个二级学科物理化学，它是居里夫人的母校，它的规模很小，也办得不错，校风跟传统也很优异，但它的学科比较窄一点，我想还可以找到一些实例，所以科大能够在现在全国普遍追求规模的时候，追求质量、追求结构上的优化，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也说明我们科大领导班子的成熟，说明科大学术带头人对教育和研究规律的客观认识。我们党组，包括我本人都表示完全赞同和全力支持。"

　　这是院长对科大方向、定位和建设的评价，院长也明确地表示如果他们做得不好，对不起科大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所以后面他明确地对科大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科学院承诺的3个亿怎么给表了态。首先，院长也明确说了有很多知识创新工作，科大要去竞争经费才行，不拨款给你们，拨给你们的话就懒了，大家就不去争了，就去坐着分那些经费，这样效果是消极的，所以要去竞争的这些项目，都是知识创新工程已有的，所以都是增量，这是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学校得到不少，比如我们引进一个就可以得二百万，引进十个就是二千万已到了，这些钱是一个很大的量。除了这些，院长又答应再给一个亿给我们，去年给二千万，今年四千万，明年四千万。给我们学校作预算，让我们自己决定怎么花，这些钱用来发岗位津贴，用来支持重点的新兴学科，当然也包括研究生岗位津贴的补贴，因为大家看了研究生岗位津贴计划其中大部分都是学校补贴的，你们的老板、教授拿出的钱是少部分，大部分是学校补贴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博士后的补贴。这些之外，路院长还答应我们从银行贷款八千万，院里贴息，用来做基本建筑。我念一下院长关于基本建筑这三段话："拟定的三个基本建设项目都是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尤其是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东区建一个理化中心大楼，在物理楼的背后建一个有标志性的大楼，实际上作东区物理科学和教学科研的公共中心），它既支持教育，同时也可以缓解科研用房的压力，所以应该首先支持；第二，学生活动中心，对于高水平的学校，没有好的文化活动条件，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是不利的，现在看来中国排在前面的几所学校最近几年都相继建成了学生活动中心，当然有的经费是自筹的，有些是国家投的，我想我们也应该支持；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东区建综合服务楼，事实上是教师和学生都用的一个综合活动中心或服务中心），当然我觉得不为过，也是应该的。总之，他说了这件事情请规划部门来研究安排，特别请马副秘书长来研究，来安排，因为他主管基建，如果实在经费一时有困难，"我支持朱校长提出的建议，就是我们从银行首先贷款先建，有困难--无非是这两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那么我先贷款后还本付息，纳入到科学院后几年的预算中去，我想也是可以的。"这个意思，他是说现在银行很愿意跟大学贷款，李岚清同志也曾经给我们讲过大学和研究机构只要是长远计划合理的建筑，一时经费周转不过来，在宏观总量的控制的前提下先贷款，李岚清是赞同和支持的。这些我想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时间已经超过我原来的计划，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现在得到这些财政的支持，科学院的支持，国内外的支持，都是非常好的条件，我个人觉得，我们学校确实有希望建成世界一流，但是这个一流不是那种浮躁或肤浅的，看这个学校的楼盖得那么漂亮设施有多好，而是让我们的学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变得影响越来越大，让以后全世界的人一说起这个学生是中国科大毕业的--就像我们说解放前的西南联大，说哈佛--就确实是世界一流了。

　　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4月1日朱清时校长报告会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