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医”为何难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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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医”为何难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日期：2007年02月28日 　　　  



文章内容：
　　■张东臣
　　生在中医世家，又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过年自然会听到不少有关看病的故事。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才知道“看病”何以会成为百姓的“心病”。
　　医德不再？
　　去年１０月份，岳母因平时经常头晕、头疼，去当地人民医院检查发现颅内有一个良性肿瘤，大概有两分钱硬币那么大。医生建议开刀取出即可。
　　由于从未上过手术台，岳母不由得有些担心。最终选择了当地一家规模最大、实力更强的医院。然而，这家医院肿瘤科的医生却建议岳母一边吃药打针，一边采取激光放疗，并声称：“这样不用开刀，肿瘤也能很快完全消除。”岳父当即表态，医生说怎么治好就怎么治。住进病房才发现这里住的全都是些癌症病人，而且激光放疗费用不菲，照一下就是一千多元。岳母连续激光放疗了半个多月，加上其他费用，共花了好几万，医保报销７５％，个人还支付了一万多元。
　　然而，病情并没有好转。一天，岳母回家时突然晕倒在楼下，口吐白沫。岳父急忙拨打１２０，就近送往人民医院抢救。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全家人顿时陷入无限恐慌。经过再次检查后才发现，肿瘤经激光放疗后不仅没有消，反而变成鹅蛋那么大了，压迫了神经，医生再次建议开刀摘除。岳母还是相信大医院，又回到前述那家医院。这回她又被安排到了神经内科，医生说：“你这没啥大问题，开刀拿掉就没事儿了。”
　　开刀又花了好几万，扣除医保报销的７５％，个人又支付了一万多元。好在手术进行得很成功，岳母身体日渐康复。几番折腾下来，一家人总算有了心得：“要是不认识医生，病人就可能会被从这个科室治到那个科室。不管病人花多少钱，承受多大压力，医院、科室怎么能多挣钱怎么治。”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旧社会的药铺都还挂这样的对联以标榜医德、医风，现在的医院都怎么了呢？
　　中医该废？
　　从小就亲眼目睹了爷爷和父辈太多治病救人的故事，所以我深知中医之神奇，可是就连我岳母也不怎么信。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父亲那里看病、抓药，医保不给报销。
　　平日来找父亲看病的多半是疑难杂症、慢性病，其中很多是熟人和亲友，有中风瘫痪的，有精神分裂的，有慢性乙肝，也有外科骨伤，甚至还有癌症患者……
　　有位我从小就熟悉的叔叔不幸患了甲状腺癌，在当地大医院住院开刀两次，又在肿瘤科化疗，不但反复发作，而且越肿越大，硬得像块石头。后来服用中药两个月就有好转，坚持服用了一段时期，患者自动停了药，至今已有五六年没有异常，还做起出租车生意。一位退休干部浑身长满银屑病（牛皮癣），西医多次治疗仍复发，服三个月中药即告痊愈。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医生断言要终生服用镇定药，中药治疗大半年后不仅痊愈，而且娶妻生子。一位结肠癌患者，不堪忍受医院化疗，改为服中药治疗，四年过去了，至今状态仍很好。
　　这样的例子在别处或许更多。据《十堰晚报》载，家住湖北十堰文汇小区的何文林２００６年６月底被诊断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浙大附属医院的血液学博士黄连生，是治疗白血病的权威，而且是何文林的亲戚。经他再次检查确认何患有严重的白血病，必须做化疗。截至８月中旬，何为治病花费了２４余万元之多，几次化疗之后，头发掉了，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医生说，下一步要进行骨髓移植，即使医院减免一些费用，也还要花二三十万元，如果８月底不继续治疗，会有生命危险。８月２１日，何家听说十堰本市的民间医生有一种祖传秘方，对治疗血液病有很好的疗效，就前来诊疗。服用中药仅一两个月，何文林头昏乏力地症状完全没有了，感觉有劲、有精神了。头发也长起来了，手、脸、全身都红润了。９月３０日，何文林在医院检查，白细胞数、血小板等各项指标恢复了正常值，红细胞在一个月内翻了两番，已接近正常值。医院的专家说：“从前后两份病检报告比较可以看出，你的病情正在快速地好转。”何文林的主治医生黄连生看了病检报告，也惊喜地说：“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对于前段时间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废除中医论”，父亲援引卫生部的解释说：“这是一些人无知的表现。”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毛泽东生前曾经问他的保健医生：“西医传到中国多少年了？”答曰：“１００多年了”。毛泽东说：“那没有西医之前的几千年，中国人口繁衍了好几亿，是怎么活过来的？”由此，毛泽东得出应发展中医的结论。
　　父亲说，毛泽东虽然不懂医，但善于思考，用哲学思想来指导实践，从这一点上看，不愧是伟人。中医疗法注重宏观，具有整体化、人性化、个体化的特点，“治头还要问脚”，讲究与周围环境协调。西医尽管对很多疾病认识非常清楚，检查非常明确，可就是没办法治疗，而中医却有绝招。比如，过敏性疾病（如荨麻疹）、哮喘、癫痫、银屑病、精神分裂症、慢性乙肝、慢性结肠炎、痛风、痛经、风湿，等等。
　　至于毒性方面，有人说“中医完全是拿人当小白鼠”，这也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被误导了。目前，单味中药一般能分析出其成分，但一个处方多味药的组合成分却非常复杂，现代科学技术无法证明其药性。比如导赤散，有“木通、竹叶、甘草、生地”四味药。研究表明，单用一样木通，毒性很大，但和竹叶一起用就基本没有毒性了，其他每加一味药，毒性也会减少一分。中医很多处方经过前人几千年的实践，不能说是拿现代人当小白鼠做试验。用传统中医疗法，病人必须严格按照医生的处方吃药，比如龙胆泻肝丸能清火，有人吃了感觉很好，就自己去批发了一箱，没有那个症状也长期服用。这怎么行？
　　西药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比如美国进口的贺普汀，曾被世界公认为惟一能杀灭乙肝病毒且疗效可靠的药。但临床应用后，不仅复发率高，副作用大，而且病毒变异，更成了不治之症。
　　“当然，中医也有落后的一面。”父亲说。比如，中医讲究一人一病一方，不易推广。中医是实践医学，理论要靠临床经验、案例来心领神会、口传心授。过去（民国以前）没有医学院，很多名家却著书立说，使中医成为领先的科学。近代以来，中医一方面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受西医冲击，逐渐被淡化、退化。现在的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学西医，又学中医，结果却是“中不中、西不西”，想看好病也不容易，但这并不是中医本身的问题。现有的教育体制是惟分数论，医疗体制是唯资格、学历、职称论，偏偏不是惟实力论。这种体制更适合西医，却扼杀了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中医。
　　学医为啥？
　　爷爷只练过几年私塾，却终身勤奋不倦，１７岁开始行医至８９岁，是有处方权的民间医生，为地方卫生事业作出过贡献，年轻时本来有机会进入体制内，但一方面自己不看重，另一方面受到迫害，没有进入医疗机构。文革期间更因成分不好，被勒令“再看病就剁手”。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他成为一位名医。
　　爷爷一生看病基本免费，报酬是逢年过节或患者病愈后的主动答谢，最多的时候按政府规定收５分钱的处方费。爷爷只开处方不卖药，且深知山区农民生活困苦，尽量用最便宜的草药，几分钱、几毛钱就解决大问题。
　　爷爷看病不论高低贵贱，下至乞丐，上至县长，一视同仁。在缺医少药的山区，爷爷是块“宝”，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爷爷去世后家人虽封闭消息，一切从简，但百姓闻讯纷纷担柴送肉，前来悼念者络绎不绝。爷爷作为民间良医为地方县志所载。
　　父亲和大伯受爷爷点拨，并通过选拔考试进入体制内，在县、市中医院任职，在业务方面均各有成就。爷爷生前总是嘱咐他们，药方要开的便宜些。爷爷一生清贫、节俭，留下存款９０００元，他享受到的更多是乡亲们的盛情。
　　大伯对自己的独子说：“以后学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学医。”整个家族，只有弟弟阴差阳错学了医，目前在国内最好的医学院念研究生，下一步他打算攻读博士，还想出国深造，做专家、教授。可是父亲却显得非常失望，认为弟弟一门心思想拿名校高学历，迟迟不临床、不实践，是虚荣的表现，浪费了太多精力、财力。
　　我知道，父亲一直尊重子女的人生选择，不会强求弟弟一定要继承祖辈的衣钵。但在他的心目中，“人生不是独木桥”，学医的根本目的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我也知道，弟弟走到今天也不容易，除了专业课，这些年耗费他更多精力的是政治和英语。为了拿到学历，弟弟把专业都改了，还要和导师搞好关系。“只有博士学历，才能到高校任教，才能留在大医院，你才能进入那个圈子。”他私下对我说：“看看学院里的那些人个个保养得白白胖胖，手伸出来比大姑娘还嫩。有钱又有地位，比孔雀还傲慢。我觉得做个专家、教授、权威，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