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的成因分析

感谢芨芨草

2007-2-27
   企业政治的分析解读除了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入手外，还可以归入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前者立足于对企业行为、产权、企业战略、企业联盟或行会、企业竞争环境、企业营销等角度，带有明显的为企业生产服务的应用性色彩；后者则不同，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入手，研究国家对企业、个人的影响，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如管理模式、工人群体的分化、控制与工人的关系等内容，带有较强的批判色彩，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两个不同的理论路径也预示了不同的理论兴趣，前者关心的是企业政治对于企业生产、企业竞争、企业自身成长以及政企关系的影响和功能，回答的问题更多集中于企业如何选择政治行为的策略（如Getz的企业个体的独立策略；Staber和Aldrich的集体性策略选择）；后者关心的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企业组织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和功能，回答的问题集中于企业政治形成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或重组社会分层的（如Nee的市场转型理论；简·戴慕珍的地方政府社团主义；林南的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等），政治实体与经济实体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不但会在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同样会对工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作为雇佣劳动力——工人的生活基础直接建立在从工厂获得资源之上，因此，企业政治在政治社会学的范畴里，成为社会整合的一种工具和中介，而解读企业政治就在于说明这个中介是什么样的形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以前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出企业政治形成的一些共有原因，虽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或者不同时间它们的成因多种多样。

   对于企业政治的宏观层次而言，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政府和企业组织相互依赖的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前文所言，企业组织和政府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依赖。一方面政府需要依赖企业组织实现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和经济战略，为政府的公共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和资源；另一方面，政府的相关立法、公共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会对企业组织的生长和发展产生影响，企业组织会通过其政治行为影响政府组织的制定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政策；

   2.政府在信息、土地以及审批等方面的权力和优势成为吸引企业组织政治公关的另一动因。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明显，由于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是转型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导者，政府计划权力的调整逐渐转变原有的政企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依然是整个改革的发动者与主导者，处于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宏观调控企业的经济行为，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的机构设置上，发改委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的延伸，同时又整合其他一些政府调控功能，掌握着企业项目的审批权，因此游说政府的权力部门成为中国企业宏观政治的一个主要任务；

   3.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在政经关系上，政府功能定位从“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干预”角色，而且政府行为对企业经济行为作用的现实存在日益被学界认识和关注。随着古典经济学影响的式微，自给的市场“看不见手”的功能逐渐受到质疑，罗斯福“伟大社会”的新政政策成功地将凯恩斯的干预思想吸纳进政府管理理念。目前，新制度主义学派注重企业产权制度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组织的渗透性的研究，认为国家和意识形态对于企业交易行为的影响，组织存在于制度性的环境中是新制度主义的基本信念。这些理论成果都凸现了政府制度对于企业行为影响，为政府干预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企业宏观政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背景。

   企业行为是由企业工人互动完成实现的，互动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工人相互博弈与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为企业成员之间形成亲疏不同、程度各异、等级差序的关系网络结构，引发企业内部微观政治的产生，笔者以为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企业的契约不完备性，这在企业理论中基本上达成了共识。Coase认为，由于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投入到企业契约中的期限很长，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契约双方不可能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将一切突发因素和双方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因此契约的特征为企业权威提供了空间，也需要企业权威作为补充以弥补契约合同执行方式的缺陷（法庭执行、市场执行），从而赋予了企业或者企业领导者对于契约没有完全界定的范围以决策的权利。Brass认为，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层级权威改变企业成员可能的行动选择集合来协调企业各种行为，企业权威的构成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职位，这可以通过企业成员完成行动可供选择的路径来衡量；第二个要素是沟通网络，可以通过与他人接触的次数、上级的关系强度等指标来衡量；第三个要素是朋友关系圈，属于非正式的互动模式。企业权威由于权威要素的弹性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需要而不断重新界定，激励了企业个体为了权威而竞争，“由于企业权威是稀缺的，为了获得权威，企业成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作用下进入企业内部政治的博弈”（郑胜涛，2006）；如Lakshmanan所言，企业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联合体，企业目标的确立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大都缺乏稳定性及可预测性，这样企业中的个人就很难通过明晰的交易规则来进行交易，而只有通过谈判、妥协以及利用个人影响力等政治手段来扩张自身的利益，所以Lakshmanan认为，这是企业政治产生的根源（转引自蔡厚清，2005）。

   2.企业人需求动机的复杂多样性。“经济理性人”假设一味地强调了企业成员的自利性，将企业成员异化为一个纯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失去价值理性的物化人。忽略企业成员作为社会人、组织人具有情感、交往以及安全的需要。企业内部的工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动机会是复杂多样的，会随着时间、空间情景以及自身角色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强的差异，企业工人的行为受到生产习惯、传统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企业需求与工人个体需求不一致或者企业正式组织不能满足工人多样化的需求时，就会导致企业内部非正式关系或非正式组织的产生，引发企业微观政治行为的形成。

   3.企业资源的稀缺性。企业行为是有边界的，受到规范和资源的约束和限制，由于这种边界的存在导致了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由于资源的短缺性，企业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同样要求和每个人的所有要求，使得企业内个体与群体在争取有限资源时很容易发生冲突。同时由于企业科层式的管理模式意味着权力分配的层级，而由此往往会引发差序等级关系结构的产生，企业成员通过与权力持有者培养“庇护——依赖”关系实现自利目的（Andrew Walder 1986）。同时企业的支配权力者也会通过对企业内的积极分子进行“选择性奖励”激发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稀缺资源的争夺，参与进企业微观政治的行为过程之中。

   4.制度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一方面由于契约不完备性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微观政治的必然存在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但是企业在一些管理制度或者评价制度上的主观性或者模糊性往往会进一步助长企业微观政治的产生。比如对员工的职权范围，角色界定不清晰，奖赏体系主观评估标准过多，缺乏制度化而主观性、随意性太强，导致企业员工卷入政治行为，通过政治行为谋求自身利益。

   企业政治的宏观与微观层次，并不是平行无关系，两者都可以统合在企业的整体行为之中，企业最高权力者进行宏观政治行为的策略往往在于从政府等相关部门获得资源，为企业行为争取有利的生态环境。而企业宏观政治的取向往往对企业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性，国家与政府掌握全部的资源和企业行为的评价标准，国有企业高度依赖政府，形成具有强烈制度依赖性（赵定东、王星，2004）的企业宏观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等、靠、要”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是文化模式以及主观性很强的绩效评价体系（如政治表现在评价中的权重很高，“又红又专”等标准，具体的论述可参见华尔德1986）作用体现在企业员工身上会形成“等、靠、要”的工作伦理，进而形成“庇护”型的政治权力关系，这种企业内部的“庇护”政治同样会位移到政府与企业组织的关系之中，政府对于重点企业、积极企业的偏爱形成了政企间宏观政治的类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企业组织面临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双重竞争，但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依赖强度减弱，企业组织的资源获得渠道多元化，企业组织的宏观政治行为具有可替代性，同样企业员工对企业组织的资源依赖性强度也大大减低，这种企业组织的生态环境对于企业内部政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微观政治在整个企业行为中的权重和作用力会减弱。

   结语兼及企业政治的中国叙事

   现代企业都存在着政治，利益是企业政治产生的动因，无论是企业组织的逐利行为，还是企业内部个体的逐利行为可以形成非正式的企业政治行为，而组织文化、制度环境以及产权结构都是企业政治行为产生的条件。企业政治的存在意味着企业组织虽然是一种经济实体，但是却突破了经济实体的行为范围，无论是企业内部政治构成的权力关系结构还是企业外部政治行为引发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都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因此，现代企业组织仿佛是一个行路者，行走于经济实体与政治实体之间，在两者之间找寻最佳的行动路径。企业政治和企业的正常管理、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一定力量的隐形规则，这种力量的存在对企业组织或企业成员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功能。对于企业而言，宏观的政治行为可以帮助企业参政议政，通过政治策略影响政府的决策取向，获得各种资源，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绩效，并取得竞争优势；企业的微观政治有利于消解科层管理模式的僵化性，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活跃企业内部的组织文化。企业政治的存在是企业层级管理模式的必然产物，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变革具有复杂的动力学作用，政治政策的实施可以推动企业转型变革的进程，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如利用表扬、谈判以及合理性的手段等来实施有效的管理。但是，企业政治的消极功能同样不容忽视，企业政治可能会把企业组织变成政治游戏的主体或者政治斗争的舞台，失去经济实体的本性以及组织的总体任务，也会导致企业内部派别林立，分崩离析。如Word所言，“忽视政治，将会导致变革失败，选择政治，仍然会导致失败，如果你变成政治你将丧失职业诚实，当你玩弄政治游戏时你可能沦落为雄辩的政客而遭到抛弃，政治不能给你增加任何价值”（转引自魏崇辉，2006）。企业政治的正反功能是一体两面，虽然是一个两难选择，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建立有效的制度化框架，如明确权责制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权力分散机制等，是我们约束企业政治消极功能，发扬其积极功能的有效途径。

   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企业政治的研究尤为重要，这不仅是由于计划与市场混杂的国家经济管理模式，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依赖强度很大，还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的传统文化作用，但是笔者以为，对于中国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应该避免两种倾向：1.要避免将企业政治污名化的倾向，将企业政治的行为和腐败，不公平竞争、垄断等现象等同起来，将企业的合理化的政治策略等同于“灰色政治”行为，从而将企业政治行为的理解和解释简单化，忽视了企业政治的积极功能；2.将企业政治等同于“关系”，将企业政治化约为关系具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微观政治就是一种关系结构类型。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国构筑关系的形态称之为“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出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1988），人情、面子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由此有学者批评这种建立在关系本位上的熟人社会模式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阻碍。但是企业政治的内涵绝不仅局限于此，它包括合理化的游说、联盟等；另一方面，中国熟人社会的感性关系、人情等现象具有其存在着的合理性，以血缘、地缘和熟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群体，在社会中具有整合社会、维系人际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功能（刘少杰，2006），而韦伯所预言的“铁笼”社会正是消除熟人关系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消极可怕的社会，也是目前许多学者反思现代性，批判社会理性化的重要一点，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熟人社会“关系”是否存在，而在于其专业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界限是否清晰。对于中国企业政治行为，也许在什么意义上和多大范围内承认和限制它的合法性才是我们应该注意和研究的问题。缘、地缘和熟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群体，在社会中具有整合社会、维系人际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功能（刘少杰，2006），而韦伯所预言的“铁笼”社会正是消除熟人关系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消极可怕的社会，也是目前许多学者反思现代性，批判社会理性化的重要一点，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熟人社会“关系”是否存在，而在于其专业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界限是否清晰。对于中国企业政治行为，也许在什么意义上和多大范围内承认和限制它的合法性才是我们应该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作者：杜沛 来源：《现代营销·营销学苑》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