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力打造“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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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纵论科学发展新谋略
全心全力打造“好”经济



　　目前，“又好又快”发展正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又好又快”？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又好又快”？目前实施“又好又快”发展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为此，近日记者走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
　　“好”经济的六个层次
　　记者：“又好又快”和此前提的“又快又好”有什么不同？
　　陈东琪：“又快又好”针对“快”，其新内容和新意义在于发展不能只讲“快”，还要讲“好”，还要讲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成效，还要看获取发展成果付出的代价大小。
　　“又好又快”则又进了一步，又有新内容和新意义，不仅强调要“好”，而且强调要处理好“好”和“快”之间的关系。“好”字当头，“快”在“好”后，是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表示我们在谋求发展时，先要讲质量，讲成本，讲效率和效益，讲稳定性和持续性，讲动态和谐，讲公平，讲经济与自然、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内容丰富了，发展的理念也不相同。
　　记者：中央提出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您认为好的标准是哪些？能否概括地加以描述？
　　陈东琪：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好与坏，应该看六个方面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六个“好”：
　　第一个“好”指稳定发展。在经济总量保持平衡的状态下，避免大起大落，保持和增强稳定性。发展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才能够持续发展。
　　第二个“好”指有效发展。生产同样的产品，要以尽量小的能源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产值。
　　第三个“好”指均衡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四个“好”指公平发展。通过制度安排和调整，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保障所有公民和不同的利益主体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这一点与“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第五个“好”指生态发展。经济发展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环境比较协调、比较友好的状况下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点与“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相一致。
　　第六个“好”指人本发展。要让所有参加国民经济活动的人都能够分享到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
　　着力处理好五大关系
　　记者：实现六“好”目标，需要我们处理好一些现实的难点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
　　陈东琪：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确定“好字当头”的观念。在此基础上，要着重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需，出现了一些隐患，如：汇率波动风险；可能出现外部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度比较大的情况；国际上对我国加大反倾销力度；长远看会丧失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需要慎重思考的是：这么大的出口增长速度，还能不能持续？我们为此消耗了多少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劳动资源，这种增长值不值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调整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处理好比重、投入、导向问题。
　　二是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消费来看，近几年实现绝对增长还是乐观的；但是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投资的增长、贸易顺差的增长，就显得慢了一些。再深究的话，就是在分配领域出现失衡，直接表现为城乡居民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增速。
　　三是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主要是说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当然，能耗降低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估计2006年可以下降1％左右。我认为，税收政策手段有很大的运用空间，通过税制安排，鼓励节能降耗、改善环境。
　　下一步，还必须对地方政府和企业保持一种压力：一是要有考核指标，看GDP增长所需的能耗是多少；二是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三是对节能好的地方和部门给予支持性政策。
　　四是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在分配领域、教育领域、医疗领域、房地产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公平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我们要思考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如何增长？为谁增长？“为民”的增长，才是好的增长。要将经济增长更多地用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满足普通人的发展需求。
　　五是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总体说，对外开放使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整体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出口产品的档次总体偏低也是一个事实。如果因出口战略上出现偏差，使我们自己难以拥有自主创新技术，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延缓科技进步的步伐，这是很大的安全问题。
　　调整四个战略导向
　　记者：您认为，处理好五个大的关系，需要做哪些战略上和政策措施上的调整？
　　陈东琪：一是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
　　在出口政策上，已经对煤炭等“两高一低”（即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进行了调节，先是取消出口退税，后来还加征关税，控制其过多的出口。而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给予出口税收优惠。
　　“两税合并”，将结束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承担更大发展成本的历史。
　　调整出口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减小因出口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取向。扩大国内需求是有基础的：2006年，我国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六以下，而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未来国内市场需求将随着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而逐步扩大。
　　城镇化的提速也将有力支撑包括住房、教育等在内的国内需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只有在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0%以后，城镇化才会开始减速。不失时机地提高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牵引力，是必须采取的战略调整。
　　二是将经济增长的投资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总的看，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没有空间。一方面，要实现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另一方面，也应长期保持对消费的鼓励和支持，促进消费的稳定增长。
　　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居民对未来有担心，因此愿意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以便应对失业、患病以及其它大宗开销等，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转为消费的增速。为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逐步拓宽农民的低保制度。
　　从消费者结构来看，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占份额很大。在全社会资产价格总体出现上涨的情况下，对中低收入者影响更大，使其花钱更谨慎。所以，应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三是将经济增长的重工业导向转变为服务推动导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不断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依旧比较严重。为此，要坚持服务业推动导向，大力实施第三产业战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要加快传统工业转型的步伐，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既要强调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也要考虑中国国情，强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四是将GDP分配由资本导向转变为劳动者报酬导向。最近几年，尽管劳动者报酬的绝对值也在增长，但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其占GDP分配的份额，可能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财富，更多地分配到资本上了，分配到资本所有者上去了（包括外资）。税收方面也是如此，政府的税收增加也很快。
　　当务之急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分配结构中的比重，至少要使这一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比如采取一些促进措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农民工按月足额领到薪水。通过粮食价格适度上调，使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的收入也能有稳定甚至稍快的增长。
　　2003年、2004年的粮价是上涨的，但是2005、2006年基本平稳，甚至时有下降。最近粮价开始有所上升，我认为有合理成分。
　　宏观调控有改善余地
　　记者：既要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难点问题，又要保持“又好又快”的状态，宏观调控应当注意些什么？
　　陈东琪：是的，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我以为，要从前瞻性、协调性、有效性、科学性、技巧性等五个层次加以把握。
　　前瞻性就是要未雨绸缪，事先防范。近几年，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但在某些领域还存在前瞻性不足的问题。
　　协调性一是要继续改善城乡关系、协调区域发展、完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继续推进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等等，抓好总量平衡；二是要重视内循环系统中当前快速增长和未来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突出的问题就是节能降耗和生态治理。
　　有效性是指措施的选择性和措施的有机组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该用什么手段就用什么手段。在继续扩大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同时，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但总的趋势是增加经济手段的比重。
　　科学性就是要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使政策措施在出台前更加周到、全面，实施起来更具备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技巧性是指要注重微调，使用“点刹车”，防止因实施调控导致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