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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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陈子平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学术思潮在西方思潮的催生和本土人心思变的心理驱动下风起云涌，一波紧逼一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李泽厚一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李泽厚：《走自己的路(对谈集)》，第313页，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划了较为清晰的分界线。透过思想和学术的夹缠、淡出与凸现的纠结，在学术思潮中涌动浮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在精彩纷呈的同时，五方杂处，泥沙俱下，其研究模式和方法值得我们反思总结。
　　一
　　80年代的学术思潮似乎是伴随着所谓“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逻辑起步的，但那仅仅是表面的呈现，真正有头脑有远见的学术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这个层次。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初版于1979年)就是“新时期”思想的集中体现和表达。 “回到康德”和“主体性”的倡导，是整个1980年代的学术思潮潜在的逻辑和内在思想的脉搏。因而，启蒙、拯救、改革等成了这个时代学术思潮的出发点和关键词。与此相适应，学术研究者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争做思想启蒙者和学术英雄成了人文学者挥之不去的梦或痛。一时之间，创新、突破成了各个研究领域的焦点，观念的转换和方法的更新成了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
　　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和学术潮流中向前推进的。“旧三论”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成了研究者追捧的新思潮，不管懂与不懂，适用不适用，都想方设法趋新，“咸与维新”。于是，用系统论探讨人物性格，用突变论研究人物塑造，用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透视艺术创新与审美趣味，等等，不一而足。对创新的追求已近狂热，黄子平曾经风趣地形容：创新这条狗到处汪汪乱叫，弄得研究者疲于奔命，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与王晓明的一次对话大意)对方法的热衷也接近迷狂，刘再复当时有一句名言：“对方法论的兴趣，是接近真理的热情的表现。”(转引自《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扉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各种研究模式纷纷亮相，心理学(心理分析、精神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社会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甚至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程度不同地操练了一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时之间确实成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跑马场和试验田。
　　80 年代中国学术思潮和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名词术语轰炸，逻辑杂乱，方法的简单横向移植，等等，这些在当时就被批评者所诟病，现今更是成为研究者极力要摆脱的经验教训。但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在全球化日趋逼近而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审视80年代学术思潮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文化战略和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把握上，那个时代的学人站的高看的远。他们中很多人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始终有大的胸襟和气魄，有把握大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熏染和自我提升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和与西方文化对话不可或缺的前沿学科。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围和创新，80年代的文化发展就要逊色得多也褊狭得多了。
　　无论如今的人们怎样讥讽和贬损80年代，我们都没法否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那个时代呈现出来的是高屋建瓴的视野、磅礴冲天的气势、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和酣畅淋漓的才情。
　　二
　　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思潮是在对“告别革命”和“躲避崇高”的逻辑推衍中展开的。杰姆逊在北大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杰姆逊1985年秋季应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的邀请，给北大学生开设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专题课程。其讲演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唐小兵翻译，1986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台湾当代学丛出版了繁体字版。1997年1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精校本)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之四正式出版，2005年6月出第2版。)虽1986年就翻译出版，但真正对中国学术思潮产生影响应该在1989年之后。杰姆逊在讲演中所涉及的后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研究理论，到了90年代才真正在学术界成为涌动激荡的思潮。90年代学人的出场姿态和学术理论的兴趣点，我们多少都能从杰姆逊的讲演中找到其或浓或淡的影子和根据。杰姆逊在中国的出场脚步虽稍早了些，但他不是一个孤独者遐思的自言自语，而是提前预告一个变异分化时代到来的开场锣鼓。
　　在弥漫着朦胧迷离的后现代薄雾的开锣声中，90年代中国学人们粉墨登场，舞步翩跹。应和着种种“后”的节拍，他们不再像80年代的学人那样关注启蒙拯救，而是倾向于功利实际和技术操作，甘为边缘人角色，纷纷以专家、教授、学者甚或既得利益者自居，关注的焦点是学术规范，学人们要么在哪方面实在太自卑了，抬不起头来，否则肯定是以在“平面几何”(采用李泽厚的说法。李氏在《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一文中，提出“现在应该坐下来分门别类认真地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尽量掌握最丰富的资料”云云。参见李泽厚《走自己的路(杂著集)》第173页,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 年11月第1版。)上下过真功夫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80年代那种追求宏观、体系营构的“黑格尔情结”消解了，那种豪情万丈的气概和才华横溢的激越迷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微观琐碎的精致打造、水波不兴的逻辑推导和情感内敛与抑制的“零度写作”。学术研究成了文化后花园的点缀和小摆设。
　　9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纷纷卸下80年代的启蒙拯救关怀的厚重铠甲，轻装上路，加入了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的众生喧哗的大合唱中。研究者急急于寻找未经发掘的材料和对象，以期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汲汲于学术头衔和职称，以便站住地盘，比别人分得更多的羹；济济于学术规范的大杂院中，亦步亦趋，打躬作揖，你好我好，以免伤了圈内人的和气。学术研究几乎成了小商小贩的买卖，精于利害关系的算计，人际关系是研究者首先拨打的小算盘和衡量学术水准的硬砝码。
　　学术研究的精细，研究者的精明，研究地盘和圈子的分野，这些本身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它以摒弃和排斥异己与异域为代价，工于心计和精于关系成为研究者必备的素质，所谓的规范成为研究者创新创造的紧箍咒，这不能不说是对学术生命力摧残与扼杀。
　　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习惯与模式，这些习惯与模式也许其来有自，但肯定是于今为烈。大致概括起来有这样三种研究类型：
　　第一种，猪打滚式。这种研究方式就像猪一样老是在同一个地方不断打滚，越滚越深，绝不挪窝，另辟新地。研究者死抱住一两个研究对象，不断地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地反复开采挖掘，直至把自己研究成了对象的化身，最终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被研究者或其代言人。这种掘深井式的研究方式当然有其合理性和优势，但过于“猪打滚”的结果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太多这样的化身和代言人，因此动不动就意气用事，吹胡子瞪眼睛，为研究对象争夺地位和权益，抢夺话语权和解释权。
　　第二种，狗撒尿式。这种研究方式用稍雅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地更换研究对象，但换来换去就是那老一套的东西，就像狗也就那么一点点尿，其实一次就可撒完，它非得一路点撒，自我欣赏把玩。这种研究方式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是司空见惯，要么对什么研究对象都蜻蜓点水，一掠而过，说了等于没说，搞了等于没搞；要么用一种固定的研究方法或一套不变的操作程序，把研究对象一路横扫过去，一网打尽，其实解剖了一个麻雀也就够了，大可不必铺张。这种为了研究而研究，堆资料码字数的套板操作方式，阻碍我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创新勇气和热情，让大家只两眼盯着学术产量而忽视学术质量。
　　第三种，跑马圈地式。研究者有一种王霸之气和公猴心理，急吼吼地先在研究领域圈上一大片地，瞪着双眼死守着，在四周插满涂遍自己色彩的花花绿绿的旗子，担心别人抢了自己的地盘，占了自己的家园。这种研究方式往往与僵化的学术体制紧密结合，少数研究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话语优势，抢占学术资源，赢者通吃，包打天下。
　　这三种研究模式，优势俱显，缺失皆明。但共同指向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心中固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和境界，那就是研究者心中隐藏着光明大道：作品 作家 思潮流派文学史。因而，我们现代文研究界充斥了太多的对作家一生概括而无新意的作家评传类专著、中学语文教学式的段落大意写作特色分析鉴赏的各类文体史和面面俱到堆砌作家作品的大同小异的文学史。其实，按照后现代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极力摒弃这种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概括总结的所谓文学研究和学术性，才能与我们向往的所谓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但中国的学术界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我们一面有一路西奔不断嚷着与西学接轨的学界洋弟子，一面更有不管东风西风，不管传统现代，不管世事风云不辨东西安坐在井底永远只盯着头上那盘天的草根学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么在固步自封中沦为一门死学问和一堆死知识，要么在反思警醒中重新焕发青春的激情和朝气，为我们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找到合情合理的突破口和栖息地。
　　

alvinwoolf

一个很宏大的话题，一篇视野广阔的文章     

headmaster

已经看过，再看一次，感慨依旧：21世纪的文学能在什么层面上获得发展？失去人文精神关怀的中国人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