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垄断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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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2006年12月18日

   国企的演变检验着我国改革性质的演变！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破除特权垄断利益集团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清除中国现代化障碍的工作重点，是中国人民在新时期重中之重的艰难使命。

   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不仅国有银行凭借特权垄断，尚且坏账累累，而且国有券商、国有基金、国有股市皆是黑幕重重。据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1）：至2002年5月，中国118家证券公司拥有净资产917亿，但不良资产比例达50%；至2002年11月，各证券公司年度亏损220亿，而按照百富勤的估计，亏损为400亿，至2004年券商坏账已达900亿，中国券商实际上已经破产，只不过，地方政府在为破产的证券公司兜底，万国证券倒闭了，上海市财政兜着。即使现在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券商又可挽回一点败局，但“挣钱了归自己，赔本了归国家”的体制注定了证券公司未来仍然是亏本的命运。

据2005.11.16《今日关注》：2005年上半年中国基金六成亏损，但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收入猛增，具有可比性的31家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同比增长幅度达67.8%，有7家超过100%。中国采用的是有别于发达国家公司型基金的契约型基金，按基金净值1.5%提取固定比例的管理费，不管基金赚钱赔钱，只要钱过手，就留下巨额费用。基金管理者成为不受利益相关者监控的特殊群体，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没有任何措施制约内部人的交易。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上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谁会为被误导、被欺骗、被坐庄操控的中国股民赔偿呢？

中国的特权垄断企业还有中国国电、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航空、中国烟草、中国电信等。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另据《南风窗》2006.11.16：国家电网公司正在以地方“倒逼”中央的方式推行特高压输电网，已经同24个省区直辖市签定了电网发展和农村户户通工程纪要，以发展特高压电网为条件，国家电网公司许以巨额投资建设地方电网。如此，试图从技术上、体制上堵死地方电网发展的可能性，形成牢不可破的垄断局面。但是，全国形成一张百万伏特高压电网隐藏着巨大的国家风险，一旦遇到军事打击或者事故，全国电力将陷入瘫痪，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是风险如此集中的，美国有三大电网、十大安全管理区，发达国家早已中断了特高压电网的研究，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少量特高压电网也在降压运行。但中国发改委却已经批准了特高压试点项目，估计全国推广后动态投资在8000亿元，是三峡工程的3~4倍，却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与批准。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凭借国家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权炼制权的垄断，获得巨大的不公平的利益。国际上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为10%，而中国仅为1.5%，石油公司不仅少交税，而且成品油出口退税，仅此一项，每年就有上百亿元进账。前段时间，中石油倒原油挣了1200亿，接着成品油提价晚了，亏本了，国家就给补贴100亿元，挣钱的时候是企业，陪了钱算国家的。而按照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因此，中石油等企业垄断全国的资源，税后利润却可以留着自己用。

中国国有航空公司机人比为1：300~400，也就是每架飞机养着300到400人，发达国家仅为几十人。尽管国有航空企业长期亏损严重，但仍然高工资高福利，管理人员年薪高达20万~30万元，解决亏损的措施仅仅是发文提高燃油附加费标准。某航空公司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为数万名员工换制了价值达几千元一套的新服装，不知道这笔生意又诞生了多少富翁。

目前，世界上仅有十余个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日本韩国等原来实行专卖制度的国家也早已改变。中国各地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合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烟草公司家底不清，连自己有多少赢利、多少亏损都弄不清。不允许烟农自由交易，以超低价剥夺烟农的利益；一些地方的烟草管理人员以检查、涉嫌销售假烟为名随时查扣香烟，说罚就罚，销售者有口难辩。许多地方烟草管理中层干部的年收入达30万元。

铁路具有运力大、能耗低、污染小、占地少的比较优势，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在中国理应高速发展，但中国目前铁路运营里程仅7.2万公里，尚未达到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憧憬的10万公里，中国目前人均铁路不足一支烟的长度，怪不得老百姓坐火车犹如受难旅程。美国有14家铁路公司，他们按照市场机制合作运营铁路，而中国的铁道部就是全国唯一的垄断性铁路公司，各个铁路局只是官僚体系中的行政下级，都不是独立的法人，全国铁路由铁道部集中调度，统一核算，网运一体，业务混同，交易规则缺失，交易程序不透明，没有明晰的财务清算规则，没有透明的调度指挥系统，成本收益说不清楚，令外资和民资望而生畏，个别胆大的冒险而进，巨亏而出。

中国公路交通也是壁垒森严，企业要想异地开辟新线路，必须到异地审批，而出于保护本地区利益的考虑，各地交通部门总会使得外来企业知难而退。如果本省市客运企业想将线路延伸至外地，政府又担心税收外流，如此不但不能形成大交通的格局，而且老百姓不得不承受高票价、拥挤客运的苦楚。

特权垄断还表现在电信、农用生产资料、殡葬等行业。中国电信曾经被世界组织评为竞争力倒数第一，服务质量倒数第一。中国农用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得农民不堪忍受化肥、农机等的高价格，农业生产成本高昂，农民增收困难。中国农民要购买一台拖拉机，要比日本农民多付出10倍的粮食。据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副局长透露：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60%是由农民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

另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一位副处长对央视表示：垄断的殡葬业利润可达1000%~2000%，骨灰盒利润300%。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初公布：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是其他行业的5~10倍。这些垄断企业经常以亏损为由涨价，以维持垄断收入，而成本由群众买单。现在部分垄断行业面对舆论的压力，搞起了“减薪风暴”，但往往是明减暗增，譬如一些电力系统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数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因为个人缴多少，单位再补贴多少，职工的暗收入反而增加。

特权垄断、官僚主义还造成了国有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浪费。据《南风窗》2004.8下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50%。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从“七五”到“九五”，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

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特权垄断行业不仅包括国有垄断企业，还包括权贵化的房地产企业。一些房地产商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利市，同时大规模地偷逃税收。据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第2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2005年度检查的39户房地产企业少报收入84亿元，少报利润33亿元，会计报表上的平均利润率仅12.22%，而实际达26.79%，平均每户少报利润8500万元，少交税3800万元（《深圳商报》2006.11.8）。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十大暴利行业”，2004年大陆百富榜，房地产老板占45%，2005年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24位涉足房地产。但中国纳税500强中，房地产企业数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国税总局的调查显示，偷漏税中房地产企业占90%，北京欠税企业所欠税金的80%是房地产企业所欠（《法制晚报》2006.9.6）。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税费成本占房价的50%，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

特权集团消耗了中国巨大的国力。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据《新快报》2005.3.29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拥有172辆公车；科技局日常公用支出1.58亿元；交委的行政编制81人，车辆保险费就达113万；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竟达2.5万元一台。郑州市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六幢办公楼，而该区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3/5。

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配备专车，而且公车仅限于公务使用。在韩国首都首尔市，仅有4辆公车。意大利一个市长乘公车到百里之外办私事，被判刑6个月。在北欧国家，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有一位高官仅仅因为公务宴请时多上了一道鹅肝，就被媒体揭发而丢官。3名英国议员到日本出差，为了观光东京，多住了一夜，被报纸揭发，3人不仅全部吐出了住宿费，而且全部辞职。德国央行行长韦尔特克携家人赴柏林出席欧元诞生仪式，住进了豪华酒店，费用由德累斯顿银行埋单，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韦尔特克马上道歉，支付了一半的费用，并且辞职。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因为收受价值5800美元的礼物未向监督部门报告而被起诉，礼物包括两趟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旅行，接受了曲棍球赛的门票和免费的宴会。

而在中国，一方面特权垄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环保等成为无米之炊。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曾经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皆没有实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2005年之前，慈善事业也被特权垄断着，2005年8月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私立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美国现有慈善机构超过120万家，每年慈善公益捐款6700亿美元。而中国过去只有官办慈善机构100余家。中国人均捐款是美国人的万分之二点四，中国的捐款中企业家捐款仅占15%，99%的企业从未捐过款。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在教育方面，根据2004.10《“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研究：国家重点院校党政干部子女与工人子女、农民子女的入学机会差距是31.7：4：1，也就是说，干部子女的实际入学机会是农民子弟的31.7倍，是工人子弟的7.9倍。

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尽管如此，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法制晚报》2006.6.27）。

在中国，不仅教育倍受特权坑害之苦，而且学术也成为特权的奴仆。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了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仅4位。以51届入学的为例，4名院士中3名是部长（范良藻《如何办好大学——致母校清华、北大的公开信》）。

在环境、资源方面，中国同样受到特权的威胁，如果不能改变官本位的制度，建立公民社会、公民文化，那么环境恶化的状况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没有哪一年完成了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2005年瑞士达沃斯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12位。

中国已经清查出3000多座“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的水电站，几十年来水库移民近2000万人。一些特权单位利用农民的不知情和弱势地位强行推进各项工程，工程上马、竣工之时，往往就是当地百姓受苦、上访之日。建一个工程，留一堆社会后遗症。大多数工程没有象样的“可行性报告”，唯有长官意志，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对不同意见的专家也进行排斥打击。而农民在各项工程中失去了土地，得到的补偿仅为卖地款5~10%，村集体得到25~30%，由村干部掌握。农民因失去土地，十多年来损失10~20万亿元。
目前，北京有5000余家各级政府驻京办，如果加上国企等的驻京办超过1万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特权人员服务的，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法制晚报》2006.9.4）。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为万分之三，拥有专利的仅为百分之一。所以，中国一方面是国有垄断，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可能造成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实质是国有垄断，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而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农民工又只能年复一年地回到农村。

特权垄断已经成为中国剧烈的心痛。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目前酝酿中的反垄断法由于权贵们的游说已经删除了反行政垄断的内容，而广大的平民百姓又凭什么去跟权贵们博弈呢？凭什么去阻止立法扩权、立法侵权、立法违宪呢？

破除特权垄断是胡锦涛温家宝政府的第一任务。中国对之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