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讲《岳阳楼记》。讲毕，还吟诵一遍，以加深作品印象。我们上一辈学者都会吟诵。现在老先生中，文怀沙先生吟诵古诗词．很有功力。这是中国古代帮助理解、欣赏文学作品的通行办法。记得王守仁的学生向王守仁请教《诗经》的一章，于守仁没讲话，只是吟诵了一道，问学生：“懂了吗?”学生回答：“懂了。”满意而归。 （《初小老师曹景黄》）
夏老师还讲“文如其”，什么人写什么文。他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城外郊游，见人骑马路过，便出一七言对．上句为“风吹马尾千条线”，长孙建文对云“雨打羊毛一片毡”，四子燕王对“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则故事后来在明笔记中也看到了。)夏名师说，从这句对子中也可以看出建文这个人软弱无能。 还有—次，刚讲过《桃花源记》，他就让同学们虚构一个理想乐园，写一篇《重游桃花源记》。 …… 人们心目的“桃花源”离现实太远，实在无法构成—个美好的理想国。我在作文小把桃花源中的“良田美他”，老人儿童的乐园在现实中归于幻灭，我把重游所见写成良田荒芜，美池干涸，鸡犬无声，老少叹息的一片荒凉景象。夏老师看了说：文字写得好，命意也深刻，荒凉结局缺富贵气，可能与你的富（福？）泽有关，深深表示惋惜之意。 （《高小老师夏育轩》）
任幹忱在北大读书，接触到一些当时国内一流名家，他讲课深刻，广征博引，不像一般中学，讲明白字句，串讲一遍就算完成任务。他还讲作者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为人。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把汉武帝对待文人的态度及司马迁冤案的来由讲得很充分，司马迁的愤激不平之气就跃然而出。他讲《芜城赋》，结合南北朝政治形势，把文章风格讲活了。 （《初中时期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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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各年级不同，由授课老师指定。数学、物理、化学。西洋史用的是外文教材。 除了正式课程外，还可选修第二外语德文、法文、日文。俄文四种。第一年有个俄文班，以俄文为第一外语，英文为第二外语。第二年，俄文班取消，俄文改为第二外语。 还有一些选修课，有音乐（钢琴组、提琴组），有美术，有油画组、国画组。 有英文选读课，另外请老师授课。 高中不分文理科，集中在文化基础训练。这是当时唯一一所不提倡死读书的学校。…… 《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皙学。不但细心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还照着去做。那时我只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丰厚，它有生命力，是活着的文化，不同于某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积累看成考古的对象。我们的文化不但活着，还要发展，应对世界有所贡献。但苦于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清理方法。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我觉得都没讲清楚。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我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看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道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下于佛教，今后还要用科学研究的成果向社会和学术界推荐。因为这一门学科的研究比佛教研究迟了数十年，见成效、被承认，还有待将来更多学者的努力。 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 《追求》
青少年时期，只要打好两个基础，一生受用不尽。一是打好知识技能基础，养成运用语文的能力。今天有不少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只知道专业范围内的一点点知识，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文章写不通，标点用不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中学时期没打好基础造成的。这一关没有通过，终生受累。另一个基础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作为世界观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世界观可拔高到高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低到起码的是非善恶的准则。自己明白哪些事应当作，哪些不应当作，哪些绝对不能作，守住这一条底线，就有了主心骨。这也是世界观。有了这个基本认识，遇事不会摇摇摆摆，随风飘荡。这种品格也要从青少年做起。从以上这两点来看，当年的西南联大附中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明朝王阳明讲到人的品格好比衡量黄金价值，主要看它的成分纯度，不在于它的重量。 现在全国上下都关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在这方回有好经验，还在探寻中。作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我想，素质教育就是育人成才，培养全回发展、对社会对群体有用的人。一方面是知识技能，一方面是品格。这两方面分开来，是两个方面，却集中到一个被培养的对象与上。 《知识训练与人格铸造》
北大的“老”表现在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学术上治学严谨的传统。继承了乾嘉学术，又超过了乾嘉诸儒。 在用人方面，还有尊重知识，善于不拘一格，聚积人才。就几十年未，我在北大所见所闻，北大长辈教师中很少出自北大本校的，如汤用彤、朱光潜、贺麟、洪谦、郑昕、张颐几位先生，都不是北大毕业。没有高学历，而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与有高学历的同样受到重视，如梁漱溟、熊十力诸先生。未到外国留学而在外语系当教授，并成为外国语言文字知名专家的，如卞之琳等是国内有数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自学成材，未上过大学的钱学熙成为教授英语的骨干。 《赞百年北大》
汉、唐都是多民族共处的统一大国。各民族在统一大国的组织下，各得其所，人民富足，社会安定。 汉、唐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心理状态，共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文宇（政府统一的官方文书用汉宇），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与世界各国相比，它善于包容，善于吸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变成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服食、器用、建筑艺术、文化生活，以至语言词汇，随处表现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风范。 《中华民族的青年时代》
我们比较熟悉的文化学术界之所以人才辈出，有其共同原因。中国哲学产生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才，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只能产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们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亲与接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其中的大师们不能说人人学贯中西，但都受过近现代文化、科学的影响，有的还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 （1）他们都和全国人民共同遭受列强欺凌，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凭着知识阶层对新事物的敏感，对过去的文化、历史有较多的认识，他们的爱国热忱、忧患意识更甚于一般群众。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他们与上既有旧学传统，又有新学烙印。 （2）他们受过传统旧制度的折磨，有对新思潮的向往。即使他们中间有人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体，他们的精神还是现代型的，如林纾文言文体翻译西方小说，这是新潮下的产物。学衡派坚持用文言写作，他们还是推动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反对回到中世纪。 （3）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构建自己的新体系，他们的体系中各人条件不同，其体系有的朴实，有的善巧，有的中国成分多些，有的外国成分多些。他们共同倾向是以它们的新体系为中国文化建设尽力。 （4）他们有的对中国传统的缺点看得多，有过激的批判。但总的倾向在于除旧布新，清理旧文化，创建新文化。因而，国学大师也接受进化论，自称不好读古书的金岳霖先生以《论道》名其哲学著作。 中国哲学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哺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于。他们的经历与中国近代史同步，他们的生活遭遇与中华民族同命运。他们所从事专业、学科不同，但他们都认同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现实情况。他们观察问题的着眼点，也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 １９４８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讲学，他说：“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外国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当时我想，还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安可以久留？”，他启程回国，上船以前过海关的时候，查护照的人看见上回打的是“永久居留”的签证，就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先生说“不用了”，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巳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外来的新学说，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巳有的学说相结合的过程。按照中国人所理解的模式来理解外来思想。由于语言和民族传统 不同，不可能与发源国家有同样的理解。也就是说，外来外国新学说、新思想，自觉或不兹觉地加工后，才能起作用，发生社会影响。有时中国人理解的外来新思想到中国经过移植，看上去有些走样，却更能化为中国文化的新成分；原封不动地照搬，往往不成功。尽管有人认为失去原味，却正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民族的优势所在。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
哲学是一定时发生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民族的社会群体文化长期积累的精神产品。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哲学带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地区性。哲学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就失去生命力。 也有异时异地异民族的哲学理论被介绍到新的地巳新的环境，那是该学派的理论适应了该地区民族的需要，按照该地区、民族的理解而被接纳的。 中国的国情是“多民族的统一大国”。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几千年来人民默认它，可见这种制度人们是愿意接受的。 “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宗教信仰、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 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三四百年的反对封建思潮，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得到长期的情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同、接受。可是“五四”时期中国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得到批判性的、科学的清算，而是对旧文化一棍于打死，抛弃不顾。“五四”时代有志之土、爱国学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反对替外国侵略势力充当帮凶的卖国军阀，全力用于救亡图存，没有顾得上对封建文化进行剖析，取其可用，弃其糟柏。这一任务，直到今天，还不能认为已经做够了，应当说还远远不够，还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来清理。 我国学术界经过长期观察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重综合，善于从整体观点看问题，西方哲学重分析，这种看法可谓事出有因，事实上确有此种现象。重综合，有整体观念，应当看作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共同的特点。 二十世纪末，出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制造产品的需要，社会要求将极端分散的众多学科集中起未，合成一个产品。由分散到综合，跨学科、多学科协 作将是二十一世纪学科的大趋势。看来中国哲学的喜欢综合从整体考察的思维模式会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好像可以以逸待劳，赶上了好机会。现在还不要过分高兴。因为现代社会要求的综合、整体观，是经过近现代科学几百年精密分析，细致分工的基础上更高一级的综合，不是中世纪原始状态的浑沦、笼统，浑沦是分析以前一种朴素状态。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生命所系。按照交流的通则，总是文化高的一方影响文化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没有文化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发言权。科学文化落后要挨打，受奴役。 我们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利，也要保持住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可忽视文化交流中的势差现象。世界大同之前，自己民族有先被消融的危险。 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 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首先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骗。有的人到外国取经，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流行的未必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中国拿来是否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移植外未学说，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 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曾负担过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困惑，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教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疑难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未对待，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继承古代开创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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