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看完12级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可能是我反映迟钝，片子采用了大跨度大纵深大跳跃大回放的表现手法，虽美轮美奂，我却不得要领。如系列片盛赞了斯大林极权时代的计划经济取得的所谓成就，也对英美两国的市场经济及宪政制度表示了欣赏，这两种相反的东西难道能共存吗？不可思议。我想起了大导演张艺谋、冯小刚导演的《十面埋伏》、《夜宴》等剧，虽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剧情离奇，让人有不知所云之感。但《大国崛起》对于我们每一个希望中国崛起的中国人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根本因素是什么？这或许比系列片本身更有意义。
大国崛起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这种结论等于是正确的废话。我相信越是真理的东西越简单，所谓大道至简。那么大国崛起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军事？科技？文化？制度？本文愿抛砖引玉，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 军事
我赞同《大国崛起》系列片中的一个说法 ： 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历史的教训还在于：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西班牙试过，但是失败了；法国试过，拿破仑试图创立世界帝国，也失败了。德国试过，日本也试过，特别是希特勒试过了，却输给了美国。 现代萨达姆试图建立地方霸权也失败了。无数事实证明：现代社会依靠军事强权征服其他民族反而使自身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前苏联一度凭武力使许多民族加入其联邦，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前苏联土崩瓦解，原先被征服的民族纷纷独立，正所谓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
凭军事力量成为现代意义的大国无异于饮鸩止渴。我想起起了金二世的核讹诈，想凭几件武器就想达到其自身邪恶的目的，无疑是21世纪最大的笑话。
21世纪的一国崛起，应该是和平崛起，应该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
二、 科技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已被近、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并且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理论上的共识。科技在一个国家兴起中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说科技在一国的兴起中，起着决定作用，那就有点言过其实。无论是在曲折蜿蜒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悖论”现象。
一种情况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未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并未引起生产力的任何革命：发明火药，曾只是用来做花炮，放焰火，供消遣之用。而别的国家却学了去开矿山、修隧道、造枪炮，发展经济与国力，最后使中国饱受人家炮火的“洗礼”。发明指南针，曾主要用来看风水，光宗耀祖；而人家却学了去开辟新航道，发现新大陆，发展世界贸易，最后用廉价商品这门重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在十四世纪已发明了焦炭炼铁术，据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证，这在科技上已具备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无疾而终” 。清代经鸦片战争后，统治者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利害，发起了洋务运动，建立起现代工业，但清政府并没有改变坍塌的命运，中华民族也没有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前苏联在科技方面的成就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苏联的经济不应该出现问题。但实际上，即便没有里根的星球大战阴谋，苏联经济的崩溃也是迟早的事。可见，并不是有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必然地、自发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种情况是，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广大的农村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仅仅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改革前30年长期使党和政府焦虑的人民吃饭问题，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日本是从“明治维新”逐步走上强国之路的，而“明治维新”并不是科技维新，而是制度维新。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繁荣，首先不是来自科技的繁荣，用西德经济起飞之父艾哈德的话说，是“来自竞争的繁荣”，而竞争问题，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制度问题。
这两个例证表明，科学技术固然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却不能自发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我们不能说科技对一国的崛起起着决定作用。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首先是以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生产实践中的大规模应用为前提的。科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得到进展并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三、 文化
《 大国崛起》也提到文化因素，但并没有阐述文化在一国崛起中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 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否一种文化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或者说对一国的崛起起着根本作用，恐怕还不能这么说。
我国和日本、韩国其实有着共同的文化：儒家文化。但日本和韩国发展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国家，我国却没有，是什么原因呢？韩国和朝鲜同根同源，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但韩国发展为现代化国家，北朝鲜却积弱难返。埃及受伊斯兰文化影响颇深，已步入准发达国家行列，但同种文化影响下的伊朗等国却受着种族冲突的困惑，在现代化征途中依旧徘徊不前，我们不能不加以思考。
世界有三大文化，基督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凭我直觉：基督文化最容易促使一个国家现代化。但并不能说基督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儒家文化也诞生出现代化经济强国日本。所以从文化上找大国崛起的原因，恐怕结果不令人满意。
四、制度
我们过去长期学习和接受的基本理论常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按照这个基本常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是不直接发生关系的。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过分强调制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似乎与经典不符。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伟人说过就把之奉为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看法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的发展，当然由于我才疏学浅，不可能建立一套体系把经典推翻，那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只能谈点感性认识。
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在80年代初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但其实就技术层面而言，联产承包是倒退。在生产队时期，集体可以有力量购买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农机，但回到以家庭为单位，这些技术上设备全成了奢侈品，单个的农民家庭根本无力购买。实际上，在农村改革初期，由于农机使用的倒退，土地深翻，包括化肥使用量等技术指标都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农业的科技含量是降低了的。但为什么在同一个时期，科技含量的下降伴随的却是产量的飞速提高？答案就是制度的变迁，新的制度，保护了农民的剩余索取权，唤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国的早期农村改革可以说是“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极好证据。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其发展初期，就技术资金能力而言，与国营企业有巨大差距，很多企业根本就是从小作坊发展而来，但就是这些技术上毫无起步优势的民营企业，却在与国营企业的竞争中快速强大起来，为什么？是制度安排的差异。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重视制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一批“制度经济学”著作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决定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的关键在“效率”，而在影响“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的效率”则处于核心的地位。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制度的变迁是根本的变迁。
历史的、现实的大量事实证明，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潜在的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是最基本层次的、最核心的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总“阀门”。科学技术，只有在相应的高效率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以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存在为基础的；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以中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个制度基础与前提，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无从谈起。
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生产力发展最密切、最直接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及宪政民主制度，正因为有了市场经济制度，才使竞争的强制力加压于整个社会，使全社会的各种要素都竭力活跃起来，使整个社会都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科技发明才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而出现科技革命并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过程。民主宪政制度是一切社会制度的根源，民主政治的作用，保障社会公平，减少腐败，维持社会稳定。没有民主政治为市场经济护航,无法保护公民的产权和人权,权力随便在市场中寻租,专制者肆意侵吞国家财富,导致两极分化悬殊,最终人民起义社会动荡!
对于市场经济制度，恐怕没有争议，我国十六大已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民主宪政制度，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我更有必要在此阐述民主的重大意义。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议会中心主义”宪政制度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先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制度较为有效的防范了君主独裁，以议会的力量形成了对君主力量的制衡，并逐渐过渡为以“民主”为主要理论基础的“议会至上”的国家制度体系。17、18世纪几乎被这个“日不落”帝国所独霸，传统的封建王朝如法国、西班牙等国都很难与之抗衡。在美洲、亚洲、非洲大陆上的英法战争正是两个制度的战争，结果是议会至上的宪政制度取得了胜利。随着各国纷纷采用并改进议会中心主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所设计的防范任何一个权力具有至上地位的三权分立制度，标志着人类宪政制度又一新篇章的建立。这一制度更为有效的防范了包括议会可能滥用的权力，因为从英国制度的发展看来，议会至上的体制更易使议会与行政结合，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三权分立制度有效的防范了这种状况，也在制度上注定了美国在短短的二百余年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二战后，各国纷纷主动或被动的反思自己的社会制度，在制度上结合本国传统来设计社会制度，更多的国家兼容了这两种模式。现实表明，这些越接近三权分立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这几个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在制度上较法国更接近三权分立，也更发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欧国家经过90年代初从议会中心向三权分立转型的阵痛之后，在过去10年间纷纷走出低谷，成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其中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预备梯队。
英、法、美都是在实行了宪政后在崛起的，而德日也是在实行宪政民主后才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前苏联没有实行民主宪政，谋求世界霸主地位，最后失败了，国家还是解体了。如果把苏联的解体看作西方等国的颠覆与演变那简直是盲人摸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
有人认为民主是西式制度，具有人种或人群的适应性，不适应某些国家、某些种族。我觉得民主如同科学应该是没有国界的。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也几乎百分之百产生于西方，并不是存在西式科学不适应东方国情的问题。如万有引力定律，所有地区、所有国家、所有存在的物质都遵循这个质量与引力的规律，不可能某一国家物质例外，如果真存在例外的现象，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都必须修改甚至推翻。民主是人的生理本性决定的最优社会制度形式，如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那也是整个具有基本相同生理属性的人类社会适不适应的问题，不可能存在某一区域居民不适应。从实践来看，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文化背景相同，1949年以前经济实力也大同小异，如果说民主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那么民主为何在海峡对岸的同胞就适应了呢？
有人还说，我国人口多素质低，现阶段不适合民主。人民的素质也是决定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民主的因素。首先一切非民主的专制国家，被统治阶层控制并为其统治服务的宣传机构必然排斥民主制度，人们没有系统、全面的认知民主思想的正常途径，相反通过片面的宣传还会使人民对民主制度产生恐惧。其次，民主的制度环境是人们认知民主和接受民主思想最有效的环境。人的生理自利本性决定了人们总是接受事物最真实的信息和最科学的理论，因为这样的信息是其准确判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在民主的环境下，人们能够速迅摆脱各类愚昧思想，并不断修正自已的抉择，不会因为集体认知的落后，形成大的社会灾难。全社会疯狂比一个人疯狂的概率要小得多，因此，既便是国民极端愚昧的初始民主国家，也优于具有最明智统治者的专制国家。
从二战之后，世界民主大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没有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现代宣传技术条件下，5—10年人们就可以基本树立民主思想，10—20年就可以形成相对成熟的民主意识。既便是全民具有极端宗教思想的国家，如果宗教能够退出政权，全社会拥有完全的思想和舆论自由，可以自由对宗教思想进行质疑，通过一代人的努力也会在全体民众中基本树立民主宽容的思想。在东亚地区由于人们头脑中没有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又由于人民普遍比较勤劳，经济在实现民主后能够迅速发展。这是日、韩、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能够迅速吸收民主制度，走向民主富强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同处一地、历史渊源相同的我国，不是不适应民主制度，而是相对于其它国家更适应、更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和制度。
在我国的制度建设上，不能因为是“传统”的而成为必需遵守的，更不能因领导人的一句话就成为亘古不变的真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痛苦地意识到中国已不再是天朝大国，中国人甚至一度沦落到被奴役的地步。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但由于民族危机，民主的启蒙被搁置，救亡压倒了启蒙，加上其他因素，至今民主启蒙仍没有完成。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离那个真正的大国仍遥遥无期。而同时曾经是我们民族学生的韩国、日本都迈入了现代化行列。教训是深刻的。我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其实我国迈向现代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仅有30多年历史，而确立市场经济制度也是近几年的事，民主制度的建立仍遥遥无期，缺乏民主制度的市场经济就如同单腿走路，最终市场经济制度将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其实社会差距加大、官商结合、腐败加剧已显示出苗头。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不应该再局限于摸着石头过河，正如同经验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之分，我们不能只相信直接经验，其实人类社会的实践已留下丰富的间接经验供我们参考。
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宪政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具有普世价值，我们看到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不具有这两种制度，相反，不具有这两种制度的国家至今无一例外还在现代化征途中苦苦徘徊。 |
|
发表于 2006-12-18 19:02:23
发表于 2006-12-18 19: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