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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我们都知道，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强调的自由放任的竞争最终会带来经济危机。所谓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废除垄断，鼓励人民和职工持有股份，划定最低工资线，藏富于民，鼓励创业。
一、滥用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
凯恩斯的经济学为“萧条经济学”或“衰落经济学”，凯恩斯在政策上主张提高消费，扩大投资，减少失业，增加收入。比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桥修路，甚至是建了又拆，拆了再建，修了又挖，挖了再修，用这种办法来扩大就业。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政府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特别是发行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借用的这种办法。
二、人民币对外是在缓慢升值，但是对内是在快速贬值。
人民币对外缓慢升值是因为大陆政府赖掉了社会保障的责任，这笔钱被高干子弟转移到北美地区购买豪宅名车了，另外，政府通过教育产业化、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垄断行业以及高税收，大规模与民争利。结果国内百姓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而不敢消费，导致国内消费低迷，政府只好大力加强出口，把危机转移到国外，引发了欧美国家的普遍不满。政府只好让人民币缓慢升值来平息欧美国家的不满。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刺激了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企图借人民币的升值大捞一笔。热钱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前段时间，当人民币汇率预期改善，利率高于外币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热钱千方百计地流入中国套利。摩根大通、瑞银华宝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预测，当时进入中国的热钱高达数千亿美元，而一些投资机构更是倾巢出动，把差不多全部的资本都投放到中国市场，“赌徒”本色可谓一览无余。
再向前回顾，泰国在1997年前奉行高利率政策，但在外汇管理体制上出现了一些监管漏洞，于是热钱乘虚而入，在泰铢贬值后，又迅速撤出，使泰国的经济大厦轰然倒塌，继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掀起了一场波及到几乎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热钱撤离后，亚洲各国哀鸿遍野，但投机者却赚个盆满钵盈，热钱确实多少有些血腥的味道。热钱还具有很大的“狡诈性”，即为进入某个市场，可“用尽人间一切阴谋诡计”。以热钱进入中国市场为例，投机者或通过境内企业虚报贸易出口的方式，或采取假造贸易合同的办法，以及在中国开办企业、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等方式，以貌似合法的手段，使大把的热钱进入中国。
人民币对内快速贬值是因为国有银行的大量坏账，解决不好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只好横下心启动印钞机大印钞票来填补窟窿，从而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最终还是大陆百姓为银行坏账买单。
人民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我国的内需不振，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保障，废除垄断，藏富于民，鼓励创业。但是我国政府却还在走粗犷型发展道路，以为通过国有企业大规模投资，建大楼、卖土地，修马路能扩大内需。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扩大内需，固然能提高GDP，但是对于人民的生活是毫无用处的，就像苏联的军工产业，GDP再高有啥用？ 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还会引发腐败和决策失误，导致银行坏账，启动印钞机，最后还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福利，钱都被政府和垄断企业刮走了，谁还敢消费？
西班牙烧了中国鞋子，欧洲普遍抵制中国货，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连印度、巴西也要制裁中国出口。关键还是中国人的血汗工厂压榨民工，导致工人没有钱消费，内需不振，只好拼命出口。经济危机就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废除垄断，鼓励人民和职工持有股份。中国政府把这个危机转嫁到人家头上，人家当然不满。与民争利、压榨民工、高税收、低福利，呵呵，看你能转移危机到何时？欧美国家可不是好惹的主。
美国的经济学家再三警告我国政府，三年内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将出现经济危机。我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此警告不闻不问。闭上眼睛，捂上耳朵就以为没有事情？加强社会保障才能够促进消费，老百姓才无后顾之忧，这么简单的道理谁都懂，但是利益集团不愿意自己大出血。想方设法拖延，最后无非是大家一起死。
我国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其实有很强的利益动机，虽然这种政府主导型投资无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却为某些集团的腐败创造了机会，更为升官发财，提高GDP数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政府主导型投资的内在驱动力。
政府主导型投资无法扩大就业，无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留下的仅仅是巨额银行坏账。而政府主导型投资的主体就是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盛行，擅长与民争利，最终结果就是大量的民间资金被它们吸干。导致国内消费低迷，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前兆。
三、政府主导型投资带来的失业问题
热衷于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我国政府压制民营企业，压制民间创业的活力，导致的后果就是失业问题严重。中国社会燃眉的问题是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失业是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安稳和发展。失业率增加，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形式爆炸似发展的。当一个群体的失业率超过一个阀值时，社会的失稳将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中国发表的官方数据，中国的失业率在4-5％，但是研究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外国学者都认为这个数据被大大压低了。但是具体是多少，他们也不知道。待业算不算失业？下岗的算不算失业？买断工龄的算不算失业？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调查组对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的政绩报告进行覆核后所公布的资料来看，北京、上海市的失业、待业率实际高达11.5％和18.5％。从2003年以来，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2003年212万，2004年260万，2005年320万。2006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为四百二十九万名。据估计，今年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为150万。另外，中央政府鼓励大学毕业生参与西部开发，到农村去任职，担任农村教师，到社区去任职，还有动员大学毕业生当警察、当武警、出任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参军，一共提供这样的工作位置有75万个。如此算来，今年还有 200多万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失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有谋士向中央决策层献策曰，扩大大学招生，解决当时的失业率高问题，为决策层所采纳。正好赶上所谓的\"教育改革（教育产业化）\"，大学生也要收费，所以各个高校（包括新建和新提升的）扩大招生的积极性很高，大学入校人数在短短的四年当中翻了一番。扩大招生，只能将失业率高的问题在时间轴上作个推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2003年开始，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浮现出来，失业人数从每年一百多万上升到2006年的二百多万。
2006年7月17日，浙江电视台报导，湖州市招收浙北高速公路收费员，名额一百四十七名，报名的有一千六百人，其中七百二十人是大学毕业生。高速公路收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只要高中水平就可以胜任，加上工资不高，每个月不到一千元，加上各种补贴、奖金，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二万元，此外高速公路收费站都在城区之外，工作又是三班倒。五个大学毕业生抢一个高中生的饭碗。从这条消息中可以看出，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严峻程度。
四、垄断挤压公平创富 770万家个体户是怎么消失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去年全国倒闭了30万家企业，1994-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近年来公众对垄断部门的关注，往往还停留在“福利腐败”等分配制度层面上，而对他们在源头层面上挤占公平创富途径，导致“起跑线”不平衡的现象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占据行政垄断有利地位的大型国企相比，让我们来看看更多普通中小企业遭受的“礼遇”吧。
1、“泼冷水”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最少，只需两天，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需111天。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注册审批费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兴冲冲的投资热情，却分明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制度性冷漠”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2、“浇热水”
资料显示，国内中小企业创业准入门槛都比较高，甚至像擦皮鞋这样的劳动型创业在国外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必须注册，否则就是非法经营。在缴纳了税费之后，中小企业不但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往往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每年北京有大量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中小企业因资金紧缺“卡脖子”的同时，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放了不到10笔。有多少中小企业，要么被刚进门槛时的“热水烫死”，要么是在嗷嗷待哺中“无水渴死”呢？
3、“榨油水”
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不胜枚举，诚如周天勇所强调的好几个“特别多”，什么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等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导致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堪重负。
一边是大量小企业和个体户倒闭、挣扎，一边是垄断企业利润、福利蒸蒸日上。“垄断猛于虎”，它不仅仅让曾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更富，而且他们排斥竞争，通过无情挤占原本就不宽裕的市场资源，享受着更多的政策、资金、资源优势，在“畅快地喝水”的同时，却使原本就势单力孤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四面楚歌”的悲剧境地，要么黯然离去，要么只有“乌江自刎”。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权力垄断更进一步导致了就业市场的雪上加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这种无就业增长的内在根由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倡导的是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既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增长模式，又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极端低下的模式（它的需求仅仅定位在为数极少的“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层面上）。这是一种带有明显权力干预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为了短期经济效益，维持甚至强化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另一方面，那些所谓不能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普通服务业，就受到有意无意的抑制。1999年~2004年，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国有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及重化工业领域，这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却是非常低下。其结果就是，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部门投资远远低于那些排斥劳动力的部门。尽管近年来，投资屡屡过热，但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多少增长。
垄断破坏公平环境 中小企业状况不佳举步维艰。这一不完全的数据部分反映了我国个体户与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要全面反映中小企业困境，还应包括以下数据:第一，中小企业生存周期缩短，平均生存周期从前几年的3.8年下降到2年左右。第二，在上游资源性垄断与通胀日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某些行业的准入权、议价权与利润分享的权利。
五、个体户减少的另外三个重大原因
最近这几年，让创业失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倒闲，或者让更多中、小企业活得异常艰难的原因，除去周主任谈到的政府方面的因素，还有另外三个主要原因：
1、潜规则负担
在中国办企业，除了一些纯零售类的行业，必须懂得一种称为“潜规则”的东西。这是一种必备的生存技能，谙熟此道的人可以大获成功，不了解、不学习、不认可这一套东西的人都会“死得很难看”。 “潜规则”是什么，恐怕根本不需要作注解，自从吴思先生提出来后，已经成了全国人民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吴思先生让人们突然找到了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最准确、最贴切的表达。
市场经济领域的潜规则应该是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软到硬的过程。在最早一批投机取巧者尝到甜头后，他们的方法就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从一些个别事件变成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行事规则。
我们不能简单把潜规则现象解释成为行贿受贿、权力寻租，因为狭义的行贿受贿是双方自愿的、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而潜规则是已经规则化了的、对全部参与者具有刚性约束能力的一套行事准则；很大一部分受害者遵守潜规则也不是为了取得非法利益，而只是为了保证合法利益；并且潜规则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行贿受贿，对象也更多元化。
从整体上来看，在早期，潜规则对个体户们更多地表现出两面性。既是创业的一种障碍，也能促进创业。最先掌握潜规则的一批人，后来多数都成了所谓的企业家。这时对创业的障碍还是主要体现在不懂或不愿屈从的人身上，只要脑筋转过了弯，马上就可以变坏事为好事。
当然在今天，潜规则用得好也有好处。不用举其它的例证，就用周主任的话来说吧：“负担如此沉重，如果这些小老板们不偷逃税费，几乎99%都得关门倒闭。”实际上，?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减少810万户，减少率为25.6%。这中间有多少新增个体户，实际倒闭率是多少，由于数据不充分，我不能妄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倒闭的并不是99%，而且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假设是99%的话，那么可以推算出这六年间，全国有20至30亿个体户进入又退出了这个队伍，这显然有悖常理。那么剩下的都是偷逃税费才坚持到今天的吗？个体户们都是不怕法律制裁的胆大妄为之徒吗？执法人员眼睁睁看着他们偷逃税费而不闻不问吗？这同样有悖常理。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繁重的税费通过法律法规之外的渠道得到了减免。实际上，税费虽然繁多，但在执行上有很大的伸缩性。并且为了避免把大量精力陷入调查偷逃税费的泥潭，各地税费征收部门对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普遍实行包税等的形式征收。包税事实上弱化了经营规模与应交纳税费之间的关系，引起名义税费和实际税费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当然，这种制度弹性并不是每个个体户、中小企业都能充分享受，只有接受潜规则、遵守潜规则的人才有如此便利。这就造成了个体户在税费负担上的不均等，照章缴纳税费的人首当其冲，成为了周主任所说的政策问题的牺牲品。形成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如果认为潜规则只与政府部门有关，在政策逐步改进、制度进一步完善之后会失去存在空间，个体户、小企业就可以不再为潜规则买单，那就错了。凡是与个体户、中小企业的经营、生存相关的领域，现在恐怕很难没有它的身影。比如说，某两个民营企业之间做生意，同样需要打通关系才能成功。所以四川的生意人的经常爱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勾兑”。这个词颇耐人寻味，简直把潜规则的操作过程神形兼备地描述了出来。它也说明，潜规则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根深蒂固，已经成了在很大一部分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必须履行的手续、必须付出的成本。
遵守潜规则的成本高昂，并且呈水涨船高的趋势，因此它才由改革开放初期把创业者送上财富快车道的助推剂，转变为中、小型企业的越来越沉重的包袱。长年在生意场中摸爬打滚的人无不对这一套东西恨之入骨，而同时又熟练运用，争相抬高价码。据坊间传说，医药代表向部分医生支付的回扣已经由几年前的10%提高到近来的30%，这还不包括理应打点的其它环节的部分，例如部分医院的领导、库房、采购之类。并且在药品招标制度实行后，以前的环节一个没少，部分招标办还成了新增的一个公关对象。所以一方面药价高昂，人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药品生产企业的赢利水平却普遍非常低下。
在潜规则成本这本账中，粗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与部分政府官员之间为规避高额税费、罚款，为行政审批，为绕开机关拖沓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所付出的；二是正常的经营活动，如市场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公关竞争）、款项回收等方面所付出的。第一类与一定时期的制度、政策有关，第二类有时与政府完全不相干。在政府大力整顿吏制之下，第一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得到了控制，但第二类反而不断发展。在某些行业，潜规则引发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税费的程度。遵守潜规则的人也不可能像当初那样迅速取得成功，不遵守的人则会很快被淘汰出局。对周主任这样的研究者来说，可能很难想象潜规则对中小企业、个体户，特别创业型的小企业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们应该看到，潜规则作为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糟粕文化，如今已经泛滥成灾。当初先知先觉把潜规则视为发财秘技的人，现在也在深受其害，不但潜规则成本吞蚀了大量的合法利润空间，造成经营上的风险；同时还要面临法律上的风险。那么，潜规则为什么会愈演愈烈呢？事实上是三个因素结合的结果：第一、改革开放后，政策短时期内不能完善是非常正常的，但被一些人利用后，成为潜规则生根发芽的土壤；第二、随着多年经验总结，掌握特定权力的人（不只包括政府内的部分害群之马）运用潜规则谋私利的技巧日渐成熟；第三、恶性的市场竞争促使潜规则的受害者纷纷抬高价码以求暂时的生存。由于潜规则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中、小企业、个体户想要避开这个雷区生存是非常困难的。有没有不讲这一套的就能做成的生意？有。但只做这些生意，无异于主动放弃了一大片市场，经营风险更为巨大。这就是目前的现实。
面对潜规则，我们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于，虽然绝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大众）对它深恶痛绝，但同时又对它深度认同。只要有机会，绝大多数人都会自觉地去实践。很多事情本来可以抵制的，也没有人去抵制，往往是少数人开了个头，然后大家都自觉跟着来当受害者。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把本来个别存在的不良风气推波助澜，演化为刚性的潜规则，把自己的合法权益拱手相送。这样的例子无处不在，比如现在的孩子上个小学，家长们都争先恐后向老师送礼。足见这种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力。
潜规则教育都已经从娃娃抓起了，我们的社会今后又会向何处发展呢？
2、社会信用体系恶化
如果说潜规则是慢性毒药的话，社会信用体系恶化的杀伤力还要强得多。并且，它和潜规则一样，是你躲不掉的东西。
在中国经营企业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怕签不回来合同，而是怕到最后收不到款！一个底层的老百姓，如果抓住了机遇，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辛苦努力，从一个个体户，做到一个小型民营企业，可能积累了百来万的家业。可是，如果他运气不好，只要有一笔大业务收不到款，他就立即被打回原形，破产了。为什么把原因归结为运气呢？因为经过长年的打拼，相信他防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但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防不胜防，并不是因为他不小心。因此，很多老板的策略是：稍微不放心的客户不做，越大的单子越不敢接，这等于是放弃了很多发展的机会。更有甚者，嫌了点钱就收手。象牙塔里的人经常发出“中国人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论调，这纯粹是不调查不研究得出的结果。有谁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继续进取了吗？他们真的不想过更好的生活吗？
社会信用体系的恶化是全方位的，从假冒伪劣到缺斤少两，从拖欠工程款到豆腐渣工程，不胜枚举。对中、小企业和个户体来说，款项的恶意拖欠是最直接，最可怕的。从很多年前开始，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就成了困扰企业的大问题，政府曾出面主持过清欠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时至今日，随着市场主体身份的多元化，再由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明显不太现实了。而且以前国有企业间的三角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金融、体制造成的，今天的欠帐的原因相比之下要复杂得多。
恶意拖欠者可分为三类：一种纯粹就是骗子；另一种是无资本但要干大事，和你达成交易之前就没想过要付钱给你，这种事主往往自己没有实力，但很善于拉虎皮做大旗吸引你上当，其中很多还有黑社会背景；再一种是把欠帐作为一种财务手段，把你的应收帐款先当作他的无息贷款，等拖欠足够长的时间后，他还是会一点一点偿付的，这种多是一些先期发展起来的较大型的民营企业，又以房地产业居多。
恶意拖欠者中，骗子毕竟是少数，整体上影响还是小的，关键是另两类还不好直接称为骗子的。
你要是遇上了根本没想过付钱的主，恐怕多半是血本无归了。你找他论理吗？你知道他是干什么吃的？去起诉吧，如果你卖给他的是抬得出来的东西可能还有点希望，如果是消耗品，你能指望吃了霸王餐的人能吐出原样的东西来吗？法院拿他也没办法，一点固定资产，早有人申请查封保全了，估计清算完了你也分不了多少。更为奇特的是，居然有很多这样的人长期屹立不倒，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遇上了这种人你就认栽吧。
把恶意拖欠作为一种财务手段，近年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流行，这也是拖欠数量最大的一类。我们以部分房地产公司中存在的现象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房地产业是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公司除了利用土地、在建项目在资产评估上钻空子向银行获取超额抵押贷款外，还利用其它一切可能，进行变相融资，提高财务杠杆比。比如，一方面通过期房销售，提前回笼资金；一方面通过找建筑单位垫资进行工程建设、设备材料延期付款、销售外包，达到减少前期投入的目的。这样运作得好的话，房地产公司只要能解决最初买地的钱，以后的资金就不会出现困难。可以实现在一个项目还在施工阶段，又有了开发下一个更大项目的启动资金。同时，足够高的财务杠杆比，不光有资金调度的便利性，也提高了利润率，如果以房地产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作基数计算，房地产的利润率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了，这就能解释房地产老板难以置信的暴富速度。因此，材料供应商和工程公司与其的合作方式就对房地产公司太重要了。只要心黑一点，脸厚一点，就可以把别人的资金长期无息占用，并且还是抢着闹着自己送上门的，而方法如此简单，只要长时间延期支付应付款就行了。
房地产公司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延期支付是没有风险的。他又没有说过不给你，“欠帐不赖帐”，他能够说得振振有词。他的态度多数还非常好，总有苦衷要请你理解，你还好意思咬住不放吗？你要的次数多了，他总会挤牙膏一样付一点，让你不好说什么？要是你忍不住走上了法庭，最后的结果多半是接受调解，他给你写个还款计划书，除了第一次能按计划还给你以外，以后就开始背离当庭作出的承诺，还是以挤牙膏的方式向你付款。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往往是得不到主张的，并且把他逼急了，他会用各种方法让你付出更大的损失，比如过份的售后服务要求。
欠帐成瘾后，可能就会做出更恶劣的事来。对比较软弱的供货商、工程队，能不付，就永远不付了；利用对方落袋为安的心理，大幅度压缩债务。比方对你说：“我们也想早日把货款付给你们，但目前我们资金困难。要全额付清恐怕只有两年之后，只要你们愿意等，我们资金到位了一定全部付清；如果你们愿意把剩余的债权打个七折，我们现在就能全部付给你。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协议办支票。”遇到这种情况的小企业多数是无法接招的，马上就缴械投降了。这时你心中想的根本没有这笔生意的利润，只想尽量减少损失罢了。经过讨价还价，双方以七五折成交，这个折扣正好是这家小企业的成本！为什么？这个价位是债务人精心测算过的，这是债权人接受妥协的最低价位。结果，倒贴了一大堆费用，耗费了长时间的精力，最后白忙一场。当然，这一招是不会对大、中型企业用的，大、中型企业完善的财务制度必然宁可诉诸法律也不会选择妥协的。
所以，企业小了，你玩得起吗？
全社会的信用危机，尽管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但司法部门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确实应该是背后最大的原因。
3、尔虞我诈的劳资关系
政策因素与潜规则、信用的问题，对中、小企业和个体业户的老板来说，是非常清楚的，而另一个影响这些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老板们大多数都不知道、或只知道一半。这个问题就是不太和谐，甚至可以称得上尔虞我诈的劳资关系。
在私营企业里，员工缺乏责任感、缺乏自觉性、缺乏活力是一个通病。它降低了企业对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降低了企业利润水平，也降低了对环境中不利因素的抵抗能力。事实上，这只是现象，还不是根本原因。说老板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并未意识到这些现象是由企业不正常的劳资关系造成的的；有些知道一半的人，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员工身上。他们不会在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所做所为上去找原因。大部分私营企业留不住能力稍强的人，很多人愿意进国有企业也不愿进私营企业。说明从企业内部环境上比较，大部分私营企业是次于国有企业的。
好多老板最爱说的一个词——忠诚。对这个词，他们在员工中反复强调，甚至嵌在墙上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注意到，老板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不少人还在电视上大谈特谈。忠诚本来是封建社会的陈腐观念，是让臣民无条件效忠所作的愚民教育。如果要求员工的责任心，完全可以用现代的职业道德规范来教育员工。用忠诚要求员工，其实暴露出了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暴露出了妄图把员工变成听话的牛马的剥削思想。用忠诚要求、评价员式，让老板和员工之间有了巨大的分歧。能忍受低水平工资、高强度工作、不交纳社保、加班无条件无怨言、能够逆来顺受仍长期跟在老板身后的员工就是忠诚的员工。无奈这样的忠诚员工越来越少，要树个典型也不容易。老板们只好感叹现在忠诚的员工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私营企业的员工文化程度都比老板高，老板一句话，自己都意识不到暴露出了什么思想深处的秘密，员工一瞬间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以宣传的效果可想而知。员工如果不是迫于就业压力，谁会呆在这样的公司里？一旦有了更好的机会，他们往往片刻不停地逃离。即使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也是对老板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地混工资而已。
当然还是有聪明的老板，他们口中永远不会出现忠诚这样的词汇，他们可以和员工们称兄道弟，可以为员工们画饼充饥。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员工的智商和社会阅历，员工们同样回报以称兄道弟、信誓旦旦，到具体的工作付出谁也不会傻到去卖命的地步，谁也不会相信企业好了之后，自己除了拿现在的工资还能另外分到一杯羹。
现在还有一些冒充励志类的书籍也充当了老板的代言人的角色，这些书籍以荒谬的逻辑把无条件为老板卖命，描写成通向成功发达的必由之路，而且还是康庄大道。如《没有任何借口》这本央视曝光过的伪书。不过据说这类书老板爱不释手，经常要在大会小会上向员工宣传，但员工们普遍很反感。
其实，问题的实质还是利益问题，老板们总想用最小的经济代价，调动员工最大的潜能，然后老板就可以实现花最少的人力成本赚最多的钱。但是，这合理吗？它能够被员工接受吗？事实证明是不能的。它引起了员工多种多样的反应。有的选择跳槽，如果总是遇到同样类型的老板，可能就会频繁地跳槽；有的一旦时机成熟就选择自己创业；大部分还是选择消极面对工作，这就是老板总看到员工工作不努力、没有自觉性和责任心的原因；还有极少一部分，专门在背地里给老板搞破坏。
在企业搞不好的责任问题上，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看法完全无法取得一致。老板认为是员工不忠诚、不敬业造成的，特别是有点业务专长的员工；员工认为是老板的自私刻薄造成的。我可以提供一个方法让大家感受一下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种分歧。用搜索引擎分别搜索“管理故事”和“职场故事”，你看过很多个网站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面向老板的管理故事中除了少数文章有规劝老板要人性化管理外，大部分是以寓言的形式传授如何不用多付工钱，就能让员工增加劳动强度的技巧；而面向员工的职场故事中，除了少部分的勉励人们积极进取的内容，大多数是以真实故事形式控诉老板的压迫、剥削，其中就包括老板如何用管理故事里教的那些方法来控制员工。你会发现管理故事和职场故事是以完全不同的逻辑主导的，两种逻辑根本没有交集。奇怪吗？不奇怪。这就是老板和员工在思想深处的分歧。
私营企业内部管理上的问题，老板当然要负主要责任。而一小部分人在逐渐体会到做好员工不会有好处之后，职业道德变得非常卑劣。他们当着老板的面是业务骨干，背后专挖企业的墙脚；做销售的吃里爬外，把公司的业务拉到外面去做，自己趁机中饱私囊；做采购的收受回扣不比贪官的胆子小；分管中层干部上下勾结虚增费用，侵吞公司财产……
不能做到“上下同欲者胜”良性发展的态势，反而处于“上下交征利”的最劣等的状态。陷入这样状态的企业注定不会成功，而且很可能失败。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小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中间都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近两年沿海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例证。仅有少数私营企业主有适应时代的管理意识，他们一般都把企业带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权钱勾结的除外）。
“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不是一句口号，只有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才能解决企业发展动力的问题。
综上所述，个体户（也包括中、小企业、创业者）的减少，事实上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政策制度因素和上面所述的三种主要因素，也还有其它很多不利和条件和环境，会使他们生存艰难，乃至倒闭。比如大型商场通过对供货商收取的上柜费、节日促销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利用行业垄断地位进行变相压榨。这些因素实在难以一一例举。这样的不利因素是极多的，只是对不同行业，遭遇的有所不同。但是，潜规则问题、信用问题和劳资问题依然是最主要的，这三种因素存在的广泛性、作用的持久性、在国民思想中的潜移默化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力，完全可以和周主任所说的政策制度因素不相上下，这不能不引起相关部门和广大市场经济参与者的重视。
六、榨干民间财富，不利于中华民族复兴
最近， 看了童大焕先生的几篇文章，我心里很沉重。我国的内需不振、经济活力丧失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可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却始终拿不出办法。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藏富于民。
政府把大量的金钱收上去，目的是集中资源办大事。但是，古往今来的众多事例反复提醒我们，政府拥有大量的资金，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钱不是他自己的，他就不会珍惜。这就是公地悲剧。政府想尽办法从民间榨取财富只是为官员提供了贪污和挥霍的机会。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应该说，陈志武点到了问题的要害。目前中国在金融、股市、国企改制、投资失误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车上的各种无效损耗，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大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
日前，央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近10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记者在采访央行及业内多位权威人士后，计算所得表明，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经济观察报》11月13日）
请注意，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
3．24万亿元的金融稳定成本只是中国众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项。10年股市，7000万股民投资损失超过1．5万亿元。这是直接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种支付还在继续。以股改为例，业内人士计算，在已经实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资者损失已超过50亿元。（《中国经营报》11月13日）若沪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说投资者也要损失500多亿元。难怪作家周梅森近来连续发布两封公开信，呼吁全国股民起来对不利于自己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
至于国企改制成本，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透露，仅职工身份置换，至少还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由此推算可知，已经改制的国企，国家为其埋单也绝非小数额。
还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此外，每年公款吃喝要花去2000亿元，公车支出3000亿元。
种种损耗加起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13亿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被各种损耗浪费所抵消，中国人焉能富有？
在这些巨额损耗中，有些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国企改制对职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则是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其高达上万亿元的呆坏账，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的“高管”腐败导致。近年来，银行屡发大案要案，每次损失往往超过上亿元。
巨额损耗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没有过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们福利的公共项目，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这些年来，尽管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国家财政总是挤牙膏似地给一点点，不是不想给，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钱用在哪儿去了？给银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业改制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车开支消耗了。
问题在于，如果这笔昂贵的损耗，能换来企业和银行的机制改善，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也还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现状并没得到改善———从一些已经改制的企业、银行和行政部门来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我们依然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企业制度、银行治理以及行政体制，依然沿袭旧路不能脱胎换骨，那么，中国人还将继续要为无效的损耗埋单，勤劳而不富有。
若政府减税，也许一时收的少了，但是把钱留给民间，反而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最终也会让政府的税收扩大。经济发展就是这样，只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就可以，让人民自己去创造，政府不要插手搞计划经济或国有企业。政府主要是搞个好制度，为百姓服务，宏观调控，做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教育、治安方面的事情。民间能做的事情尽量让民间去做。苏南模式比不过浙江模式就是这个道理。
浙江模式现在风靡全国，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理论，浙江官员信奉的就是四个字，藏富于民。江苏人现在提倡“新苏南模式”，核心也是藏富于民。藏富于民就要求政府把钱留给民间，减少行政机构，减少行政指导，放弃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民间能做的事情尽量让民间去做。
经济发展最终还是靠百姓的创造。我们要坚决抛弃政府主导型经济，那是一种粗犷的增长模式，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污染、血汗工厂。只有让民间的智慧和一切资源尽情迸发，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才能上去。而前提就是民间要有足够的启动资金，这就需要我们藏富于民。
道家的无为而治决不是消极无为无所作为，更不是无政府主义。它的主旨是通过政府的无为而治来给万民创造一个最宽松最自由的环境，以便借助万民的自为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借助万民的自治来实现无治而无不治。这就是老子一再强调的“天道无为，万物化育”。关于自化的动力，马斯洛将其归结为五个层次的需要，亚当斯密将其其归结为“看不见的手”。我国古代书籍《管子》更是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我国政府一定要明白，给国民宽松的自由的创业致富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减税、减少行政机构，最终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那么国家的综合国力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一味杀鸡取卵，则民间财富被榨干，经济活力丧失，内需不振，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国家崩溃。那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就变成泡影了。
注:1、《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该部分文章引用了国内网络上的文章。
2、童大焕先生的两篇文章是：《中国不能掉进高税负低福利陷阱》和《 国民工资仅占政府收入一半不到 高税负太残酷 》
3、引用其他文章分别是：《大学生失业问题是燃眉之急》、《垄断挤压公平创富 770万家个体户是怎么消失的 》、《个体户减少的另外三个重大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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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17 00:14:11
发表于 2006-12-17 02:05:11
发表于 2006-12-17 07:3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