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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今天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节目内容正好是我最感兴趣的敦煌,节目的主题是由最近热播的电视片<大敦煌>而谈起,然后讲到了敦煌的有关问题,讲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尤其是敦煌学的中心说问题,我们知道以前人们常常认为,虽然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的许多珍贵的文献和宝贵的文物都被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等等强国掠夺的差不多了,因此,大家长长说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国外,随着1958年以来我国对敦煌学的重视,我国的一大批专家和学者纷纷扎根敦煌,对敦煌学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而且在这几年的敦煌学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所以现在人们又说敦煌学重新回到了中国,但是究竟是怎么样的哪?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引述一下别人的看法来论证,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指正,哈哈>
引:121世纪：敦煌学涛声依旧
刚刚过去的世纪初叶，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学术论坛的大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由此而诞生的敦煌学。
敦煌学，一个贯穿整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伴随着中国人接触、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中国人民从奴役到奋起，争取独立、自由、富强的历史，走过了100年。它是一次由中外学者利用同一种资料，共同探讨遗失在漫漫黄沙中的文明圣迹，连接起东西方学术桥梁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人类曾通过这儿，架设起了一条思想、文化、科技、人种融合的通道。那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喷薄出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匍伏案头，黄卷青灯，舍身沙海，孜孜以求，在廿世纪的学坛上纵横捭阖，上演了一幕幕壮丽的篇章。
一百年来，经过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在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为基本材料的敦煌学诸多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很少有一门学问如此地吸引人，很少有一门学问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持续青睐。
但也应看到，虽然敦煌学形势大好，但隐忧也不少。主要是随着国外一些敦煌学专家年老或去世，敦煌学后继乏人，有些国家原来的敦煌学研究机构也改换了名称，主要精力转移到与敦煌学并不搭界的领域。一些国家的敦煌学资料藏于深宫而无人整理。因此，不仅普通的关注敦煌学的有心人、就是一些新闻界、学界的人，也产生了敦煌学究竟辉煌到几时？敦煌学还有研究头吗？敦煌壁画和敦煌文献真是个“百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一句话，
敦煌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问得有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有始有终，有生有灭。即使是一门学问，也应随着研究的深入，需不断补充新的材料，引进新的方法，拓展新的领域，增加新的内容，不然，只有僵化、停滞不前，最终消亡。
有如此多的问题，是学界和敦煌学的大幸。它说明敦煌学的发展牵动着许多人的心，敦煌学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的范围，它是一面镜子，又是一种象征，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屈辱到站立起来、富裕强大繁荣的记录。因此，人们关心它、惦记着它，使它始终成为最热门和最受普通大众关心的学问之一。
但毋庸讳言，这也是敦煌学的不幸。说明敦煌文化还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对博大精深的敦煌学有些人只知道皮毛，也说明宣传、普及工作还很不够，对敦煌文化在人类社会文明中所起的作用还知之甚少，许多人对敦煌及敦煌学的了解还停留在爱国热情和旅游观赏上；一些人对敦煌的热情是寄希望于某一天再发现一个藏宝窟或别的什么；更说明敦煌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就研究的内容、性质和特点来说，更不为广大民众所了解。
诞生于一百年前的敦煌学，在研究的广度上，被学者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体系庞杂，结构多样，涉及到了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族、民俗、经济、政治、文化、语言、声韵、中西交通、医学、科技、建筑等诸多领域；在深度上，各国学者皓首穷经，依托存在于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数百个石窟、5万多平方米、横跨十个世纪的壁画以及5万多件遗书，不仅解决了许多过去困扰学术界的难题，而且开辟了一系列新的领域，其彪炳学术界的突出贡献不胜枚举。同石窟壁画、浩如烟海的文献所提供的信息相比，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还有限，敦煌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还有旺盛的生命力，潜力还很大，敦煌学并没有到“穷途末路”，无路可走。
敦煌学：年轻的学问，方兴未艾
之所以说它是一门年轻的学问，是说诞生在二十世纪初的敦煌学，不同于历史、文学、宗教等传统学科，它完全是因为大量崭新材料的突然发现，所产生的一门边缘的新兴学科。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针对敦煌学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正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才诞生了敦煌学。敦煌文献和被称为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敦煌石窟艺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材料。它为其他学科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澄清了一些模糊的问题，如唐史研究，敦煌文献的出现，更正、纠正和清理了许多以前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百年来，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星到系统、全面，从无序、各自凭爱好到有组织、有计划，呈现前所未有的热烈和繁荣，涌现出了许多耀眼的成果。但也应看到，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开掘，已知的领域内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提高，有些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入，有些需要扩张、拓展。随着研究的深入，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还会不断发现未知隐秘和新问题，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敦煌学不同于传统学问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诞生的时代，正是西方新思想、先进文化接踵而入、东方最古老、最顽固的封建帝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敦煌文物的发现，给传统的学问及治学方法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不管承认与否，它第一次凭籍学问的方式，架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桥梁。敦煌学是利用新材料和新方法来全方位研究多个领域的学问。它毫无疑问开拓了中国及世界传统学问的空间，比如东西方交通、民族融合、佛教的东传、数种文明的交流、碰撞等等。
正是因为新方法的引入，学术眼界的开阔，才使以敦煌石窟和敦煌藏经洞文物为两大支柱的敦煌学常用常新，不断开掘出新的领域，使这门学问充满着青春活力。不仅传统的领域内老树开新花，新兴的领域也是不断出现。
如兴起于清初的小学，向以音韵学为其学派的法宝，他们研究中古音韵的基本工具书是《广韵》，据以“上推古音，下求今音”。但由于《广韵》采自全国各地，时间跨度又很长，并非一地一时之音，因此作为一种稽古求今的标准音韵并不可靠。而在敦煌音韵资料发现以前，可以说无望找到更可靠的参照。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归义军时期的音韵资料，时间跨度一百多年，地点仅限于敦煌一地，较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它留下来的音韵资料非常实在可靠。但目前却研究着墨者不多。设若将敦煌音韵资料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将对中古音的研究带来空前的突破。
敦煌文献发现前，书法界尚不知中国有硬笔书法，书法史家也只是上溯到鸦片战争前后。藏经洞文献中硬笔书法的发现，使硬笔书法的存在，提前到汉唐时期，而源头竟是甲骨文、大小篆及古隶、秦隶。从而丰富了书法史研究的内容，改写了中国书法史。
又如在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中，存在着大量唐宋时期的饮食资料，对它的整理研究，不仅可弥补中国饮食史研究中资料相对缺乏的状况，为进一步研究长期困扰着饮食研究学界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佐证，也可填补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许多空白，而且将促进东西方饮食文化相互传播的研究，还可以构建敦煌古代饮食的完整体系。而这些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
再比如，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的星相、占卜、解梦、祈禳资料，对它们的整理研究，可以探索和了解远古传承下来并被不断丰富的人类深层的文化积淀，有些观念和方法可能来自于异域，则在东西文化交流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应当说，经过百年来世界各地几辈人筚路蓝缕、辛勤努力，敦煌学在资料整理刊布、学科构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队伍和机构的建设等方面，都步入佳境，该是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了。
敦煌学：面临突破和发展
拓展领域，找寻突破口，推动向更高、更广、更深发展，是本世纪敦煌学的主要任务。
在方法上，多视角、在更大范围内研究敦煌学，着眼于敦煌学的深度和广度。敦煌文化是多种文化遗存和交流的集合体。近些年，学者们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从人类数种文化交汇点的角度来研究敦煌学，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今后，应该以敦煌资料为基础，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采取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对比的方法，拓宽研究视角，比如根据学科发展的规律，不断拓展敦煌学的范围和内容。敦煌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敦煌学研究的内容只以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为主，而广义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就大得多。因此，拓展的领域从空间上讲，应与东西方交通、丝绸之路学、吐鲁番学、佛教史、北方民族史、经济贸易史等相互交叉和渗透，探索和找寻数种文明在敦煌及其周围留下的痕迹；从时间上讲，则应是敦煌及其相邻地区从上古到清代的整个历史阶段。还应增加对与敦煌学有关联的学科的研究。
继续基础性的工作，仍主要是两大块：
1文献。A文献的整理、缀合、刊布、识读、校注。这方面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首先是还有一部分文献散藏于各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一些文献尚未公布，一些藏品还需经专家鉴定，辨别真伪。截至目前，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此，继续调查藏经洞散失文物，仍是一个时期内的任务之一。这方面，中国学者肩负的责任更重。因为目前国内散藏在私人和一些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物尚未调查清楚。因此，国内应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专家对所藏疑为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进行调查、鉴定、编目，并尽快予以公布，以为研究所用。其次，应由文物部门出面，拨出专门经费，收购散藏在民间的文献，避免敦煌文献的再次流散。B系统总结百年来敦煌文献研究成果，出版系统性专著和系列性丛书，对敦煌社会历史文书继续进行专题整理，在此基础上，出版社会文书大全或汇校本，全面反映多年来的研究和识读、校释、注解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准确、权威的本子。C在如下方面加强研究力度：佛教美术、敦煌经济、敦煌音韵、敦煌神秘文化、少数民族文字、敦煌社会、敦煌民俗等。
2石窟艺术 在加大对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力度的同时，加强石窟考古、壁画艺术等的研究，使敦煌学的两大块齐头并进。
（1）研究方法上，要跳出敦煌石窟的范围，联合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将石窟研究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传播圈的大背景下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发生、发展和传播现象；要联合全国各地的石窟单位和美术史家，从宗教和世俗文化传播的角度，围绕佛教东渐的时代、传播方式、脉络等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解决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以及敦煌艺术史研究薄弱的问题，概括出敦煌艺术的特点和由来；要从思想史的高度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所体现的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灵轨迹；组织国内外的专家，通过对整个佛教东传路线上一切佛教石窟及其美术的比较研究，揭示艺术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惟有如此，才能将石窟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保护好敦煌石窟以及壁画，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利用高科技技术，将壁画存储于计算机当中，不仅使壁画永久保护，避免因褪色和自然损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做到资料共享，使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调用壁画，进一步推动石窟研究。建立各个洞窟的详细档案，如窟型、内容、时代、病害等，将保护、修复、研究等纳入更加科学、手段更加完备、管理更加严密的轨道。
（3）加大石窟考古力度，在现有基础上完成各窟的考古报告，作好基础性工作，为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4） 总结已往的研究成果，组织专家，撰写、出版《敦煌艺术概论》、《敦煌石窟概论》、《敦煌石窟考古概论》、《敦煌石窟全集》等书籍，推动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都是本世纪敦煌学面临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西部大开发：敦煌学新的机遇
一门学问的繁荣发展，说到底，与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和需要密切相关。敦煌学也不例外。一个世纪前敦煌学的发轫和辉煌，成为一门世界显学，虽然新材料的发现是一个契机，但它的诞生与发展，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着极大的关系。西方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是促进东方地理学和人种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促使大规模的中亚、西域探险，其明显的背景也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而我国敦煌学的繁荣，恰与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维护国家的统一、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密切相关。
其他学科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
西部大开发不仅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步骤，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它的伟大意义难以尽言。
令人庆喜的是，西部大开发为敦煌学的更加繁荣和辉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这种机遇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大开发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大开发，大开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方面。离开了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搞不好。这不仅是西部大开发的本义，也是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因此，促进敦煌学的繁荣，不仅是西部大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以敦煌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显赫的地位，它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代表之一。因此，应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理应受到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重视，给予足够的关怀。
其二，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实施，人们对西部的关注会越来越多，西部深厚的文化积淀、神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对外界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诸多西部的热点当中，最能代表西部、研究西部的敦煌学肯定会一如既往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其三，研究古代是为现代服务。西部大开发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参照古代的开发实践，可以直接为当今服务——而这，正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敦煌及河西地理、人口、古代开发、古代水资源变迁、屯垦、东西方贸易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学研究可以古为今用，直接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借鉴西部开发的历史，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西部大开发少走弯路。近几年，学者们已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就。
其四，西部大开发不能走资源掠夺的老路，这已成为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而旅游经济不仅被许多西部的政府部门作为开发的主要着眼点，也是许多地区经济的增长点之一。作为甘肃的旅游龙头，敦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知名度，敦煌学的繁荣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的发展，影响经济战略的实施。旅游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敦煌学的发展。两者互为条件和动力。
其五，敦煌学要自觉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这并不是学术屈从于经济，而是学术与政治、经济天然的关系所决定的。当然，这种服务并不是机械的实用主义，而是建立在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规律上。加大与西部大开发有关的领域的研究，为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是敦煌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西部大开发，为敦煌学的进一步繁荣和辉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敦煌学也会迎来它的又一个春天。
敦煌学的更加辉煌：任重而道远
敦煌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还处在它的青年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走的路还很长。前景光辉，但存在的困难和隐忧也不少。敦煌学的发展，完全可以套用现今流行的一句话：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机遇和挑战并存。
要创造敦煌学新的辉煌，人才是关键。要把人才的培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不断有敦煌学研究的新人充实到研究队伍里，保持和稳定一批既献身敦煌学研究、又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综合人才，作为敦煌学的故乡，还要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向世界各地输送敦煌学研究人才。
这几年，随着敦煌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相继建立，培养人才走向了有计划的专门道路，而教育部所属敦煌学研究基地的建立，为培养人才和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出一批人才和一批成果创造了条件，一些敦煌学研究组织和单位，也投入巨资，千方百计提高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改善人员构成，促进学科分布合理，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是一个可喜势头。但也应看到，由于敦煌地处西部偏僻山沟，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研究人员的工资、住房及其他待遇都不尽如人意，每年有不少人又离开了敦煌学研究队伍，敦煌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多半不得不改行从事其他职业。留住和吸引人才光凭热情和爱国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大投入，增加编制，改善研究人员的住房、工资待遇和学术研究条件，稳定并扩大队伍。
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是促进敦煌学繁荣的重要前提。21世纪的敦煌学研究人员，应是掌握现代科技手段的高素质人才；21世纪的敦煌学，也应建立在现代科技武装的基础上，在建立敦煌学数据库、壁画的存储等方面，争取有突破性的进展，为研究人员创造一个方便、快捷地获取资料的条件。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对现存文献进行缀合，分析时代，也可以利用电脑模拟，做出动感的画面，使成果更加直观和形象，如莫高窟窟前遗址的变迁、莫高窟的建筑，第61窟五台山图的电脑立体图等等。
敦煌文化的普及是敦煌学繁荣的基石。近年来，在敦煌文化的普及上做了不少工作，如敦煌文学、艺术的创作，敦煌医学的临床应用、敦煌系列的艺术品、工艺品等的制作等，但还远远不够。多年来，我们在敦煌文化的宣传上努力不多，存在着片面认识。敦煌学可以是学者们的敦煌学，但敦煌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文明要延续，仅靠学者们的研究是不够的，它需要将根深植在大众当中。只有大众喜欢敦煌文化，对它感兴趣，基础雄厚了，敦煌学发展繁荣的天地才会越宽。今后，应该组织专门的队伍，从事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结合旅游，探索出宣传、普及敦煌文化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使敦煌学的基础更深厚更牢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不仅为敦煌学性质所决定，也应该成为各国学者的宽广襟怀。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只有各国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为此，世界各地学者间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在资料共享、共同承担研究课题、协同攻关、培养人才等方面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和条件，互相促进，共同实现学术繁荣。
引2: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学在日本”，有中国学者说要“夺回敦煌学中心”，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学在世界”。在“百年敦煌”的纪念热潮中，笔者颇感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反思内容。我们确有太多的人和事值得追念，但也有更多的曲折和困惑值得深思。我们不应为“敦煌学在日本”说感到有伤自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我们和日本敦煌学究竟存在什么差距？为何有这种差距？日本一位学者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出，国内一些学者深感有伤我们的自尊。虽然那位日本学者后来否认讲过这个
话，但日本敦煌学长期在国际敦煌学界所处的显赫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与国际敦煌学界的交往几乎断绝、国外学者的论著在国内难于见到等原因，基本上不了解国外敦煌学界的新成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敦煌学的历史著作，也未能对日本学者在敦煌学上的成就给予应有的准确评介。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我们与日本敦煌学究竟存在什么差距？为何有这种差距？日本敦煌学的发展，从其起点来说，大致与我国相同，都是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以后。在30和40年代，两国学者的研究各有所长，在某些方面，我国学者还具有优势。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从经史子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扩大至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方面，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一部部鸿篇巨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魏晋隋唐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敦煌学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与日本的成果相比拟。以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研究为例，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这是“日本东方史学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之一”。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汇聚了从三、四十年代敦煌户籍文书的研究和50年代大谷文书中吐鲁番地区给田、退田等文书的研究，从而将均田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最终阐明均田制的性质和施行奠定了基础。
日本学者能在敦煌学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有三个因素：从研究条件来说，他们能够不断地到英国、法国等地查阅原件，尽可能多地收集、发掘有用资料，编辑出版校勘精细的录文本；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来说，重视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相结合；从治学
态度和学风来说，重视原始资料的整理研究与理论问题研究相结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就，承认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的领先水平，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
我国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艺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整体来说，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诸方面，还非常薄弱。
1987年笔者到巴黎考察敦煌文书时，一位法国学者说：“30多年来，在图书馆中，只看到日本、台湾等地的学者，看不到中国内地敦煌学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敦煌学落后的原因。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由于国内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十年动乱时期学术发展的中断，导致我国敦煌学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况。在此时期，我国没有一个学者能有机会前往英法等国考察研究敦煌文书，全国除有敦煌文物研究所外，各研究机构、大学都没有专门的研究组织。敦煌学在当时是一门冷得不能再冷的冷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国敦煌学的停滞和落后是必然的。所幸的是，我国老一辈的敦煌学者，在不利条件下仍在文学语言研究和敦煌学目录的编汇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尤其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一辈专家和年轻的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艺术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绩。但整体来说，我国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诸方面，都非常薄弱。即使在7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大多还是只能利用前辈学者的旧录文和日本学者的新录文进行研究。50—70年代，英国、法国和北京图书馆虽然都将馆藏敦煌文献制作成缩微胶卷在全世界发售，但国内能购置的单位却屈指可数。同时，胶卷阅读的不便以及许多文书拍摄的不清楚，仍限制了我国学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几位青年学者在向达、王重民等先生指导下编辑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这在国际敦煌学中是具有首创性的工作，在国内国际影响都较大。但是，由于大多没有根据原件校对，也未充分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错误。日本学者池田温曾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这些错误，而他正是在这本书的启迪下，编著了他的成名巨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书广泛收录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大多查对过原件，校录精良，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当时最精善的录校本，国内学者也都竞相引用。由此看出，我国学者不是没有能力，也并非没有学术远见，但因缺少必要条件，即使有了很好的课题，也没有做到日本学者那样的水平。
敦煌文献大部分流失海外，我国仅有部分“劫余”。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唾剩之余”，“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陈寅恪先生却有一个“大愿”，希望国人能充分利用这些藏品，“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学术于将来”。
敦煌文献虽然大部分流失海外，但在我国还有八、九千件（现已有16000件）可供研究的“劫余”。当年有人说：这不过是“唾剩之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陈寅恪先生曾驳斥这种浅薄的识见，他列举若干文书，证明这些“劫余”都是有关唐代史实、佛教教义、小说文学史、诗歌佚文、学术考证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和私家所藏，又何多让焉。”他的“大愿”是：希望国人能充分利用这些藏品，“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敦煌劫余录序》）可惜的是，陈老当年这一殷切的“大愿”，在五十年代以后未能充分实现。我国的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所藏外，各地还有不少散藏。由于缺少资金进行保护处理，收藏单位又多视作文物，首重保存，研究利用列
在其次，国内学者难于借阅。这种状况，自然造成国内藏品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藏品的研究。
英、法两国收藏的敦煌文献在国际上之所以非常著名，其藏品较精固然是重要原因，他们重视文献的保护处理，能供学者方便借阅也是重要因素。尤其是英国国家图书馆，除投入大量经费保护、修复文献外，其对各国学者的开放性和服务性，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他们是第一个将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在世界发售，第一个允许中国学者入馆重拍文书并合作出版著作，近年又是第一个在因特网上发布敦煌文献。学者研究所需的照片，都是低价提供。当我们一再呼吁应将海外的国宝收归故土的时候，是否想过怎样先让现有的国宝充分放
出异彩，“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近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向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著作数百余种。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论著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视。在敦煌学诸多成果中，最受国内和国际敦煌学
界的重视和关注的，是近十来年陆续出版的敦煌文献大型八开图录本，它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献》（60册，已出10册）、《俄藏敦煌文献》（已出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图书
馆藏敦煌遗书》（100册，已出5册）。各地散藏文献，分别由各出版社出版了20余册。这批图录本搜集完备，编辑细致，图版清晰，印制精良，有许多文献是收藏单位首次公布。这是一项空前规模、异常困难的浩大工程，它的完成，不仅为中国的敦煌学，也为世界的敦煌学建立了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近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老高瞻远瞩的见识，博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他的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在敦煌学这
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做老大，做“敦煌学中心”。
敦煌文献所处时代，是我国造纸术普及、纸卷取代简牍的时代，是雕版印刷术开始问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辉煌贡献的时代。敦煌文献的不朽价值和无穷魅力，就在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此时期创造的领先世界的先进文化。它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
界的。百年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它那广博深厚的多学科、多语种的内容，光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全部研究透彻的，何况还有大量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这都需要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予和密切合作。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时代，敦煌学也必将出现更具国际性的发展趋势。英国国家图书馆已在数年前开始实施一项在因特网上发布敦煌文献图片和检索文献的先进工程。目前他们已将6000多张高清晰度的敦煌文献彩色图片送上因特网，供各国学者远程访问，下载使用。台湾所藏敦煌文献，今年底也将在因特网上公布。为迎接新世纪的敦煌学，我们需要把更多的工作投入到深层次的研究和新技术的利用上。目前我们存在大量的重复工作，不少人在作相同的文献编目，相同的文献录校，甚至同期召开相同的学术会议。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日本存有相当于敦煌文献时期的一大批古文书。他们早在1901年，也就是敦煌文献发现的次年，就统一整理，排印成多卷本的《大日本古文书》，世界各国的大图书馆大都收藏。直到三、四十年后，才开始陆续出版竹内理三新编录校的《宁乐遗文》、《平安遗文》等新版本。我们也应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分工协作，在新世纪中作出我国敦煌学应有的新贡献。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敦煌学以丰硕的成果为过去的世纪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国实现现代化、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富强做出应有贡献的同时，敦煌学也必将迎来它更加的繁荣和辉煌。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这些凝聚着人类文明历程的宝藏，必将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根据这些还有我对敦煌的了解我也觉得我同意这些学者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希望大家都加入到敦煌学的队伍中来,希望大家多来敦煌(哈哈，离我最近了,近水楼台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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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5 15:12:40
发表于 2006-12-5 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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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5 22:2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