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首发）：《1942走向民间》 李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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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都是手工输入，可能有些错字，请大家包涵。应该在别处比较难找。

《1942走向民间》　李书磊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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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消除王明，洛甫（张闻天）、博占为代表的有苏联背景的领导人的力量与影响；而要达到这—目标必须进行两种斗争：组织斗争和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组织斗争的最后保证，只有在思想上彻底清除其影响才能避免其在组织上死灰复燃的可能。就纵织斗争而言，这确实有针对党内高层的意向，倒是与王实味“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的想法有了某种程度的巧合。
不过，就思想斗争而言，因为王明等领导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他们—贯的理论家形象，为了清除他们所代表的“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自然地要对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番彻底的整顿，整顿的原则就是上一章所谈的实用化和本章所谈的集中化。这样王实味及整个文化界也就同时成了整风对象。而集中化又体现了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即使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高度统一，使以毛泽东为首的新形成的领导层能迅速地实现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有效指挥与组织，以适应革命与战争的环境。所以毛泽东决不会允许王实味的所作所为。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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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越是纯洁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越容易陷入道德偏执，越容易以一种道德优越感审判世俗世界；他们往往对生活复杂的真实内容缺乏多方面的体察与理解，往往将生活现象迅速归类于“正”与“邪”简单的对立模式中，试图以扶正祛邪的单纯口号来解决实际上要深刻得多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由于“正”与“邪”是一种过分主观化、过分不确定的概念，这种区分也只能变成言不及义的空洞语言。而他们这种强烈的思想偏好也往往使他们丧失了对别人思路与立场的理解能力，他们喜欢不假思考地把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人活为自己的同类，而想不到去认真研究其真实面貌。王实味就这样地唐突了毛泽东。（P215）

《延安文事（下）》（P180－185）
   作为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文化目标的实用化必然带来文化管理的集中化。
对文化实用性的认识自然地指向两层觉悟。第一，既然文化是有作用的，它就可能有正作用也可能有反作用，即是说它可能为利也可能为害，因而对这种要紧物事必须严加掌握。第二，既然文化是可用的，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之，使其发挥出最大功效，而只有将其高度地组织化才能做到这一点。严加管理与高度的组织化也就是管理的集中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体地讲到了文艺的规范问题，可以看作是管理集中化的思想步骤。他主要地规定了解放区文学两方面的纪律：一是主题上要以写光明为主。他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这实际上是在谈“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他指出对“人民”、对“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该歌颂也必须歌颂的，而对敌人是应该暴露也只能暴露的，二是文风上不要隐晦曲折，不要采取鲁迅式的冷嘲热讽的杂变化应带来文风之别：“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他同时还把文艺理论中的“人性论”、“人类之爱”判定为“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辖区内文艺与文化事务的管理从来就是比较严格的，中共在白色恐怖下所厉行的铁的纪律不可避免地也同时束缚着文学艺术。不过，真正自觉而全面地实施集中化的文化与文艺管理是从1942年初的整风开始的，原来一些自发的惯例自此变成了一整套明文规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可以说1942年是中共和文化、文艺的关系关键性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延续及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文化管理思想及其体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基本成形并迅速成熟。1942年2 月1 日，毛泽东作整风报告，这是一个动员令。1942年3 月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发中央政治局改造党校的决定，将原有的中央部级机构“党校管理委员会”撤消，确定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亲自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人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之，并创办党校学习报，由彭真负责，陆定一副之。这样就取消了中间环节，将党校升格为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便于指挥和调动，且用中共中央最得力的一批干部来当此方面；而创办学习报乃使校方在行政渠道之外又增加了一种组织手段。党校是延安重要的理论、文艺阵地，是全党的意识形态神经，一大批理论与艺术人才荟集于此；在1 月份对它改组之后这次再度改组，完成了它集中有效的体制建构。1942年3 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要将报纸办成“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党报：“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针对博占领导的《解放日报》，这篇通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这次报纸改造的主题是将社报变成纯粹的党报，其实质是将报纸由大众传播媒介变成党的得心应手、不逾规矩的宣传工具。1942年3 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布党务广播条例，严密了广播的播送、收听与广播文件的使用规范。1942年4 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下发《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延安出版工作，目前缺少一个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的机关，因此在工作上发生许多不合中央宣传政策及偏废、重复、无系统、无效能的现象。兹决定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之责，中央宣传部负统一审查全延安一般出版发行书报之责（中央书记处及西北局常委会直接出版的书报除外）。”出版是思想、文艺工作的瓶颈，抓住了出版发行也就抓住了文化控制的关键环节。延安的出版在此之前虽都属公营，却分散于各个机构，此次统管就杜绝了—切随意出书的可能，1942午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党组织对于新闻机构的指导职责：“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而这里所说的宣传是包含文艺在内的；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理解，“宣传鼓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幄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文化管理思想及其体制就基本完备了。但是这种思想和体制对于文化?来说需要有一个植入的过程，它需要文化界和文艺家的接受、习惯和遵循。怎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完成这种植入呢？毛泽东采用的方法是整风。整风对于文艺界来说已远远超出了当初整顿三风的范围，它实际上成了文艺家同新体制的痛苦的磨合。整风经过思想整顿与组织处理两?阶段，在1943年的组织处理阶段（即“抢救运动”）有大批的人员窕关押。这种磨合是历史性的，之间作家们的心态与行实乃成为文学史的珍贵材料。

   指向管理集中化的整风运动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它直接针对的是延安文人的生活习性和写作状态：1938、1939年间作家、诗人、批评家以及文学青年们开始大量地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迁至延安，至1940、1941年他们已颇成气候。这些人中有些是虽然非党但却左倾的进步作家，也有不少原本就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把来延安当成回家的，他们对延安有一种?出自政治亲近也出自浪漫情怀的认同感。他们都是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国民党的文化复古主义嗤之以鼻；他们都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黑暗、不平和堕落恨之入骨；而且他们也大都正值青年，平凡而孤寂的城市下层的生活无法满足他们丰富复杂、绚丽多彩的青春渴望。在这种心情之下他们开始了延安之徙。他们是把延安当成一个梦想、一个天国来奔赴的，他们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又历经了九九八十—难，而这些困难则更增加了他们对延安的期望。他们都想象延安是一个能让自己摆脱压抑和束缚、充分实现个性的地方，而丝毫没有想到延安也会有它的规定性，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还有一个怎样去适应延安的问题。
所以在1940、1941年，延安这些已为数不少的文人就不加思索地按自己的自然习性组成了自己的社会。虽然文人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山头，例如周扬主持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与一批东北作家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就有些对立和意气，但对立的双方都不脱文人的习性，甚至正是因为文人的习性他们才形成对立的。而且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原来在国统区思想斗争格局的自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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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今天的历史视点来看，比较绝对的文化实用态度在战争的环境中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为己任的政党，在文化上除了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所必需的实用态度之外，还应该如《解放日报》社论所体现的那样有更加辽阔的胸襟和更加长远的眼光，还应该对文化的自足性与专业性本身有更深的同情和更高的尊重。可惜的是，战争时期形成的文化实用倾向及其体制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凋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居然发展到干脆取消大学的程度。这种文化实用倾向至少带来了两个很难挽回的严重后果，一是妨碍了文化的积累与延续，—是疏远了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文化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总汇，是人类人性、美德和创造力的涵养与保护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高度的文化更是它存在、发展、强大与幸福的前提与基础。而爱护文化首先又是爱护非实用的纯文化，这种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源头，毁坏了这种文化，整个文化将走向凋敝当然应该鼓励学以致用的时贤，但同时也应同样鼓励埋头书斋深究学理、不问世事的纯粹的学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决不可以轻视和嘲笑他们，要看到其中的一些人即使变得迂腐也是这一群体在传承文明之火的神圣事业中付出的必要代价：反对教条、八股与僵化是对的，但这种文化偏向与文化疾病必须靠文化尤其是纯文化自身的力量来纠正和疗治，决不能简单地付诸于完全实用化的改造；对于一个执政的政党来说，爱护并培养纯文化不仅是它作为国家与民族代表的法定责任，而且是它维护自身安全与强大的必要手段。在现代的社会里没有纯文化就产生不出长久而巨大的生产能力与经济繁荣，也产生不出稳定而高尚的道德秩序；宋代政治家司马光说“学为化源”，就点明了非实用的文化学术与实用的道德教化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如果不同最深厚、最丰富的文化力量相结合，它也就会丧失其道统，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对纯文化的轻视必然带来对知识分子的压抑并进而导致与知识分子的对立。一个政党如果想启蒙民众，它只能努力将民众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而不是将知识分子降低到民众的水平，它就更应该依靠专门化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压抑和打击他们。（P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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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以及他的文化指导实践确实是新文化传承中颇有成就、颇有创造性的一个支脉。不过，一种比较绝对的文化实用思想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尤其是由于这种产生于革命时期与战争文化环境的思想在1949年建国后成了国家主要的文化指导方针，它的局限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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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8－149）
   　…………这种对文学艺术武器化、工具化的定位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特定的要求。毛泽东首先把文艺的对象确定为工农兵，因为他们是消灭敌人要动员的主要力量：”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就是文艺的品味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提高不是指的文学艺术家自己的提高，而是对于工农兵的提高：“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否定了当时所谓的“关门提高”即文学艺术家的圈子里自我培养的倾向。在这种方针下毛泽东谈到“专门家与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关系问题”，他实际上否认了专门家与普及者的区别，不认可专门家工作的特殊性，而把惯常的原创（专门家的工作）与传播（普及者的工作）两个不同的环节合而为一，统统都变为普及性的宣传：“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鲁迅也用了许多时间与普通学生通讯。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小剧团。”讲到这里毛泽东也感到这肯定会被人指为功利主义：“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呢？”于是他干脆就对功利主义作了正面的肯定：“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他因而宣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沿着这种逻辑他最后点出了文学功利主义的关键的步骤，即“文学服从于政治”，“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是螺丝钉”。为工农兵也好，普及也好，都是政治的一种手段。
   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关于文化的所有论著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它标志着整风运动已从对党的知识分子领袖的斗争扩大到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造，标志着实用化的精神已从理沦、学术领域扩大到了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的文学艺术领域，标志着文化实用化的程度已从重视实际知识逐渐增强到了文化的完全工具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在《讲话》中已变成了感情和审美上的距离：“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上有很多不于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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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64－168)
   从性质上来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坚定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对于任何—个革命党来说，它的文化立场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当然就是革命性或称进步性，所以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捍卫了“五四”新文化；第二就是实用性。因为革命政党较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它面临的常常是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它会本能地把自己所能掌握的一切资源化为生存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对于文化也不例外，从这种规律性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力倡的文化实用态度肯定是有其必然性的，不过，尽管如此，由于革命党的成分及革命党领袖的经历、性格的不同，由于革命党所处的具体境遇的改善或者恶化，其文化实用性的程度会有较大的差别。如果说一个革命党的文化实用性倾向是必然的，那么它的文化实用性的程度则是偶然的。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它在40年代就其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定性来说并不一定非要对自己的文化作那样彻底的实用性改造，我们看1941年罗迈的讲话、《解放日报》社论及鲁(164)艺的正规化方针就会分明地发现，虽然党高度肯定了文化的应用，但党内确实还存在着不小的力量在同时追求着纯文化的积累与自我建设。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特定的意念、坚强的意志以及高超的政治动员能力，党的文化政策才变得完全地实用化。
   这中间毛泽东的文化意念、文化性格以及他个人的遭际起了关键的作用。要分析毛泽东文化实用思想的来源，我们恐怕难以提出确凿的定说；不过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可以作为概说。—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尤其是长沙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一是毛泽东对1918于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学风的心理反弹。关于岳麓书院的传统毋需多言，历史上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精神曾在中国文化中蔚为大观，以至于使湖南人觉得其故乡是中同除曲阜之外的又一个文化圣地，至今岳麓书院仍保留着古时候“潇湘洙泗”的匾额；有时候湖南学子的自信甚于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故乡压倒了曲阜和全中国，这就使岳麓书院有了另一块匾额：“惟楚有材”。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因之产生的神圣感和优越感使湖南人有了高度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精神。毛泽东青少年时候是在故乡湖南受的教育，他的好几位老师都是湖南学界的精英，因而他必然地要受到致用学风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内化成了他的基本文化态度。1918、1919年他与北京大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曾在北大图书馆任馆员，其时正值蔡元培长校，而蔡元培在北大全力提倡和推行的则是与湖湘学风完全相反的纯文化精神。蔡元培坚定地认(165)为，大学必须排除一切实用的目的，应该为文化而文化；他反复强调在大学读商科不是为了赚钱、读法科不是为了做官，读大学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理、增进文化。
为了达到文化学术的纯粹性，蔡元培甚至把北大本有的工科砍去，将其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学而不使其在北大乱人耳目。这种倡导是对京师大学堂时期读书做官、读书讨出身的固习的直接反拨，是近代学院精神在中国的第一次发扬；这种倡导也的确对北大的学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大文科研究所成立时由青年教师执笔的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宣称学术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学术本身，如果有人以学术的成果为用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学术本来的动机无关。可以想见北京大学的这种氛围与毛泽东的学风格格不入，这或许就造成了毛泽东在北大的矛盾心理。—方面北大是“五四”新文化的中心，毛泽东出于—个青年学子的觉悟与激情是热烈拥护新文化因而也是倾向于北大的；另—方面，北大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北大这种纯学术之风又与毛泽尔的秉性相敌对，使他与北大离心：而这时毛泽东在北大又只是职位低微的图书馆员，是—个有浓重乡音的外省青年，在学术体制中不仅与教授名家相距甚远，而且也常常受到自命不凡的北大学生的歧视，—个国民党特务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打过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个耳光。＊在这所贵族化学府的无形压迫下，毛泽东对抗那种贵族化的纯文化学风的重要凭藉就是他那充满自信的湖湘学派精神，可以想见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思想会(166)在与贵族化的北大学风的对峙中得到极大的强化。
   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在毛泽东党内斗争的经历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激发。王明所代表的一群洋知识分子确实对马列主义理论比较精通，但确实也对中国的现术比较隔膜，同时他们也十分地专横跋扈。直到30年代末王明依然如此，连张国焘也对他很反感：“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王明在长江局任书记时还擅自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电；鉴于王明的这种状态，毛泽东要击退他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扬理论的应用性，只有在这一点上才能击中王明的弱点而发挥自己的优势。由于王明影响力的巨大。毛泽东要战胜他就必须把理论的应用性提到极高的高度，以至于他按照这种逻辑将应用性的原则由党的理论思想界推广到了包括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并将这一原则变成唯—的准则。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这种推广和绝对化的强调也是自然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的；大概只有将这—原则绝对化才能铲除王明主义的—切土壤和避难所，使其绝无死灰复燃的可能。

   对于毛泽东推行的文化实用化的功效与功绩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价。从政治和革命的角度看，它一方(167)面确实可以使党的政策与方针建立在比较现实可行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还确实可以在短时期内动员起极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巨大的宣传效能。即使对于文化及至文艺本身的发展，它亦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