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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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居民消费者的关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管理的要点在于把理论和政策的结合作为解决经济管理问题的办法。决策和经济分析有必然联系，预期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障碍。研究合理预期的西方学者，有的关注消费者行为，有的关注投资行为，理性预期学派属于后者，合理预期假设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合理预期有致命弱点。事实上，正是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研究方法失效，才使预期问题的求解难度变大。在研究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并涉及“预期”时，如果还能借助西方经济学理论，或者说我们使用“合理预期”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真正能够用上的，是它“观察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理论难题；合理预期；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
　　中图分类号：FO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6)05—0022—05
　　
　　一、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决策与经济分析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管理”。当然，管理既针对人与人的关系，也针对人与物的关系。经济管理是指借助于管理而对经济领域里各种经济关系所进行的调节。经济关系是经济活动中的必然存在，它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大概主要就是被James Mill“四分法”确定的这4个因子)等这些具体的关系。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经济管理是人类最重要的管理活动，是属于最基本类型的管理活动。经济管理应该表现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组织，至于需要它去调节的经济关系，一般来说，“大”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居民消费者的关系；“中”到企业外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居民消费者的关系，企业内部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的关系，经营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小”到居民消费者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宏观经济管理正是指向“大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阐述问题，我们把宏观经济中比较重要的关系通过图形方式作个提示：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有四项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关键，它们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和产业政策。财政是取之于民，分配是用之于民，产业在于提供用品，货币在于沟通各方。国民经济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全国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管理，对涉外经济的管理等。在这方面，美国学者D贝尔的说法“理论和政策结合以后经济管理问题才找到了比较成功的解决办法”，已经点到宏观经济管理的要害。进一步理解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政策属于指导性的管理办法，该办法来自理论作用的结果，而理论作用的过程又具体表现为“把理论当作工具在使用”前提下的经济分析，实际上也反映出经济分析是经济政策在其出台前的决策过程中必需的一项程序。
　　经济分析与经济学应区分为两个问题。后者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运作重点在搞理论性研究，假说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是为“理论”而付出思维劳动。前者是带有应用性质的研究工作，在考察某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基础上形成分析报告，可以说是为“实践”而付出思维劳动。J．熊彼特把他的《经济分析史》当作“经济分析史”而不是“经济思想史”来写，原因就是他对分析工具的重视。我们已经看到了“理论”在经济分析中发挥的工具作用，当然也知道，“理论”本身始终都存在一些问题。“理论”困惑会导致“为经济管理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工作走人困境。
　　
　　二、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理论上的“障碍”
　　
　　根据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普遍看法，“预期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的主要障碍”，并且“没有人会否定它们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由预期问题还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叫“理性预期学派”。这里我们需要简单概括一下西方经济思想演化轨迹上的两个现象。
　　(1)凯恩斯主义的演变。非主流经济学中与新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流派，以及新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见下图：
　　(2)预期问题的由来。预期带有欲望的因素，也和偏好、功利主义有关；效用是指物品的性质或物品的能力；价值反映了对效用的评价。研究效用和价值总要涉及欲望，而对欲望的探索又引来心理分析。18世纪有人已经提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后来逐渐形成的“心理学主义”强调，“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依据”，但从历来的研究成果也能够看到“经济学命题中的心理因素要比人们最初印象中发现的少得多”。经济学需要发现进化的心理力，找到“人类心灵如何获得每一种‘心力”’的答案，然而“经济学家并未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同经济行为问题，同经济行为在……(某种)组织中所具有的适应性问题有着明显的关系”。行为主义来自比较心理学，“经济学家已经对行为主义者的纲领性见解感到了较之心理学的其他任何发展都要多得多的兴趣”。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曾被认为“实质上是实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奥地利学派自己认为该理论主要与逻辑学有关。对此，J．熊彼特说，“如果我们问的是消费者在较为广泛的人类行为领域内如何行事，而这些人类行为领域又都与特定的心理学命题相关，那我们实际上就必须求助于现代专业心理学所能提供的所有帮助”；“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很难完全不提动机、期望以及对现时满足和未来满足的预期”。可以这样说，讨论预期必须把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的相关问题组合在一起。
　　“约翰·穆勒普遍被认为是合理预期之父”，这里的合理预期又称理性预期，理性也就是合理性。C．斯蒂格勒说，如同“利润是激发企业家行为的理论基础”一样，“效用的最大化提供了激发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础”，“对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深入考察，导致经济学家们除了它的实质要义之外放弃了一切……得以保留下来的只是被我们称之为理性消费者的概念”；“有些经济学家终于从效用理论的主观幻想中清醒过来，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即显示性偏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形式上独立于效用之外，但是很难想象，没有效用理论的指导它能够观察到正确的东西”；“效用理论的基本原理……其作用有两种：在一方面，可能对个人的行为做出预测，就这种作用而言，效用理论提供了一系列假设；在另一方面，效用理论是在可观察的现象和满足的主观陈述之间的一座桥梁，对此，效用理论可以推断出各种政策的福利影响”。按照J．默茨的理解，“预期由于是对未来事件所做的有信息依据的预测，故而它同有关经济理论的预见基本上一样”H．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论，就“管理科学上的有限理性”他谈到：“作为管理科学与运筹学的技术主体，大多数形式化的技术方法，都是以某种准则去寻找一组备选方案中的最佳者的程序……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就是这些技术方法中的最强者。这一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途径，占优势地位的大多数是要简化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使之达到最优化形式模型可用作近似的地步。”
　　以往的学者把合理预期多放在消费者行为上，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L．E．卢卡斯把合理预期首先是用于处理投资行为，合理预期成为新古典宏观模型的重要假设，这就决定了合理预期假设被看作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显著的特征。新凯恩斯主义则在自行设计的模型中排除了合理预期，货币学派的M．弗里德曼并不回避预期问题，不过引入的是适应性预期假设。“主要问题是用合理预期说明一个模型。与适应性预期不同，合理预期需要同一时刻的实际和预期的变量(pf和p)。在适应性预期情况下，预期价格(P．)可先由方程确定，结果再放人实际模型，而实际户是可以计算的，这在合理预期中就行不通了。因为实际和预期变量是相互依存的，只变化，p：亦受影响，反之亦然。因此，它们必须同时确定。这可不是件容易做的事情。”合理预期的目的是“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导出宏观经济关系”，也就是探求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它假定个人都会利用各种机会以改进其决策”，在它的模型里行为者“不仅形成最优预期，而且达到效用最大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合理预期在短期明显是不现实的，它只在长期是合理的。
　　不管怎么说，合理预期已经显露出它的致命弱点。这可以见下表：
　　
　　三、预期问题的求解难度变大与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研究方法失效
　　
　　预期常常和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搅在一起。但机会成本有时又被理解为：让非专业的我去做专业人员做的事，而这时我可以做另一件需要我、并且我也有能力做的事。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机会成本，它是指在“二必选一”情况下，被舍弃的那个所能提供的“机会”会转化为留下的那个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冒险的投资获利与稳当的储蓄生息之间明显有一个机会成本问题，就看你在决策时的预期是什么。这个难度很大。就拿冒险的投资来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市场供求复杂多变，预测市场、捕捉时机是驾驭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这种行为有可能包含“以坚实可靠的经济条件为基础、以为社会提供物质财富为前提”这样的维护社会利益的因素，也有可能包含“在经济活动中捕捉时机以谋取私利”的投机因素。更何况投资预期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主观的东西与客观实际能否相吻合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把吻合看作均衡，吻合的不确定性就相当于均衡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合理预期的致命弱点。
　　“正如理性预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革命一样，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家J．泰勒尔的这句话正好是我们在这里想要进一步说的。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或者说它研究的是在存在相互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个人选择问题山，。博弈论与决策密切相关。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与此有关的不确定性事件(uncertain events)是决策和博弈共有的难题。美国学者丸霍楼威认为，“在包括一个以上的决策者时，选择一个备选方案的问题可能是很困难的，社会的选择理论和博弈论在这些问题上提供了一些帮助”，“在决策问题中，多种的属性是常见的，尤其是在政府中”。“不确定性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风险”这个“和不确定性一起参加决策”的元素的存在，越发让他感到“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值得研究”，于是写出了《在不确定性下决策：模型和选择》。在指出“由不确定性引起的复杂的情况，延伸到决策过程的全部的阶段”后，霍楼威又提供“在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的综合处理的方法”，用图形表示为：
　　虽然霍楼威为“在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的研究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但是正如他不得不承认的，“在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一个主要的困难是‘良好的’决策能有‘不佳的’结果……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的范围，使选择过程复杂化”。我们还可以就分析方法本身来讨论。问题的复杂性导致难于思考，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模糊数学。“最常见而又最不易把握和进行数学处理的是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现象。不确定经济现象实际上又分为模糊性不确定经济现象和随机性不确定经济现象，“它们的数学处理较困难”，这也等于说加大了预期问题的求解难度。已经不需要多说，在分析方法上用数学处理的难度太大，在主观客观上又出现决策“良好”而结果“不佳”，这么一来，预期问题即使求解得到了答案，人们仍然没有消除困惑。如果合理预期也只能在茫然中预期，那么宏观经济学分析的主要障碍终归不能被排除，合理预期以及相关一些理论在决策当中的作用肯定也要大打折扣。
　　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可靠的微观基础”的尝试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几十年来，从个体、部分出发解释整体的思想已经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那些专注于假定的加总行为的理论则被认为是从科学上讲不可靠和不正式的。属于“老一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J．托宾曾提到当时的情况：“没有一篇不采用‘微观基础’方法的论文能够在主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没有一个涉嫌违背了该规则的研究方案能够经得起同行的评议。”然而，正像英国学者C．M．霍奇逊所说的，最近这些年“‘微观基础’的宏大工程却遇到了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其内在的困境而从根本上坍塌。……困境起始于它自身的假定前提，即效用最大化，一个交换经济中的市场可以自动出清。……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果是毁灭性的，它终结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这一工程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结果的可能。……最近对一般均衡的唯一性和稳定性的研究表明，除非有极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如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视作像单个的个人一样行动，否则，一般均衡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这再一次推翻了整个‘微观基础’的研究纲领”。
　　
　　四、研究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在涉及“预期”时还能借助西方经济学理论吗?
　　
　　英国学者E．罗尔在谈论“宏观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时，把凯恩斯提出“一种经济过程的普遍原理”作为例子，指出这是为现实经济问题“寻找种种有效的办法”，不过“这些办法的来源必须在学术理论上讲得通，能为大家接受”。美国学者E．卢卡斯强调“经济学唯一的准则是效益”，他“把焦点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并围绕着经济周期认为只有“加速可达到目的”才能表明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如果它不合乎这种需要就“不可能有效”。卢卡斯说，经济周期可以看成“一种重复出现的事情”，只是“许多的经济周期要靠你的想象”，这样才引来“人们将如何对经济周期做出合理的反响”。合理行为假设的前提是合理反应，但合理反应恰恰无法理解许多不合理(不适宜)行为所处的那个客观境况。
　　投资、消费都涉及个人手头掌握的钱，它属于货币，所以像M．弗里德曼、E．卢卡斯等学者一致认为“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周期的罪魁祸首”，“货币总量的波动”是“引起了商业的不景气的主要因素”，“货币要对这些不景气负责”。这里我们仅仅从经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近年中国消费市场和股市的双低迷现象。居民的富余资金为什么不断流人银行并且长时间储蓄，这些资金大部分既不超前消费也不投放股市。
　　就投资而言，赚钱是个人投资的最基本预期，赚钱表现为财富的净增长，这又叫经济效益，所以说投资能够产生效益。但是，效益的好坏却不与投资额的多少成正比。当认可“非企业因素造成的价格波动是股票收入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这个假设时，“股价＝股息／市场利息率+投资者心理”公式中的投资者心理就主要反映在价格变动引起的收入上。如果说进入股票市场上的理性人，根据偏好、对风险的厌恶程度不同有专门投机型、专门投资型和既投资又投机型三种类型，而大多数人是第三种，那么，在中国这三种类型大多又变为一种类型——专门投机型。短期捞一把也算有理性，问题在于由此造成股市的无理性，毕竟股市的本质是为企业筹资(自有资金)，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充当变相赌场。“股市低迷二经济不景气”这似乎可以成立，但“赌业低迷：经济不景气”这决不可能成立。如果宏观经济管理果真要满足“十人中七输二平一赢”规律里7/1O那部分股民的赚钱预期，就必须有办法使得这个规律失效。有什么办法呢?而且这可能吗?看来，在中国股市生存问题上，宏观经济管理遇到难题。
　　就消费而言，什么是消费的合理决策原本就带有模糊因素，对节俭与消费的判断始终需要设定前提条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时期的消费量已经属于正常，那么消费市场低迷的根源就可能是在生产过剩方面，而过剩也属于浪费，是资源的浪费。假如这种生产过剩包含缓解就业压力的因素，居民群体富余的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起码产销断链的那一部分使供给不可能得到回报。劳动报酬无效益地由供给范畴在支付，最终供给范畴会支撑不住，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目前的中国，缓解劳动就业压力和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交织在一起，老百姓有经济来源和中国式正常消费交织在一起，于是人们认为还是想办法刺激消费，把产销链条断的那部分连接上。微观层面的消费预期是否能够跟从宏观层面的“刺激”措施的导向?由此而转化，中国的生产企业如何继续发展给宏观经济管理出了难题。
　　预期问题越来越让宏观经济管理大伤脑筋。而越是这样，理论研究越发显得重要。用J．萨金特的话说，“合理预期给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我们使用“合理预期”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真正能够用上的大概也就是它“观察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