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要以犹太人之名愚弄善民[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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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为以色列愚弄中国人？
--关于《绝大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的内幕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戈培尔博士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近年来，一个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或名《以色列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好？》的谎言帖在网上到处传播。尽管我个人很认同该贴对中国人“重新认识”以色列及从某种效果上起到推进中以关系作用的“贡献”，但谎言就是谎言，现在也该到说明一下真相的时候了。
　　
在正式辟谣之前，且给网友们介绍一下该文的几大特点：
　　
　　　　1、“二合为一”
　　　 此贴一般由两篇文章组成，上篇（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无署名，下篇（名为《为什么我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则署名为“水均益”，为什么这样组合，实际上大有玄机--
　　　 据笔者了解，此帖出现的顺序是先下后上，而下篇也根本不是出自水均益的手笔,水均益明确否认为该文作者，并表示反对该文观点），其基本内容最早出自西祠胡同《迦南论坛》一ID为“小网虫之一”之手，经高人妙笔点缀后冒用水均益之名在网上传播。后又有精通宣传伎俩的高人嫌该文的煽情效果还不够，又以该文为底本编排了一篇《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出来，并与该文合并发帖，以求“有情有理”、互为佐证之效。
　　
　　　　2、“专用ID”
　　　 据笔者观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各大网络论坛传播这个谎言帖的主儿大都为“专用ID”，除了到处贴这个谎言帖之外几乎不发表其他言论，而等到这个帖子被一些知情者揭穿之后，过不多久又会出来新的“专用ID”重新转帖，而揭露者则不可能象他们“CTRL+C”+“CTRL+V”那样容易反驳，也没他们那么多的精力跟着到各个论坛去揭谎，于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不明真相的网民受到愚弄。
　　
　　　 有鉴于此，笔者特宣布放弃对本文的版权，任由各位看见该帖的网友使用我文辟谣，当然也欢迎各位通晓历史的高人斧正。
　　
　　　　一、
　　
　　　 首先就给不熟悉上海犹太人历史的网友介绍一下“内幕”，看看究竟谁才是这些犹太人的“救命恩人”--
　　　
　　　　1、上海=中国？
　　　 但凡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是个很特殊的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在上海相继设立了租界。尽管在名义上中国对上海拥有主权，实际上租界当局并不受上海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管辖，仿佛一个“国中之国”，其状况很有点象回归前的香港。正因此，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才吸引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量外国侨民。
　　
　　　 不言而喻，一个在回归前的香港谋生的英国人也许会爱上香港，但并不等于他就会爱整个中国；他也许会高喊：“我爱中国人”，但这个“中国人”是否就等于整个中国的国民呢？我们还是不要太自做多情的好。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将所有拯救犹太人的国家和人数列出来，只有一处例外——上海，而不是“中国”。
　　
　　　　2、上海为何敞开大门？
　　　 正如该帖所说，在纳粹大举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上海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但该帖刻意回避了上海敞开大门的原因——沦陷。正是因为1937年“8-13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带，使得中国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因此上海才在1937年秋到1939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特别要说明的是，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并没有五万，当时全“中国”的所有犹太人不过才四、五万之多，包括原先居住的侨民和后来的难民，除上海外他们主要居于伪满洲国辖下的哈尔滨和青岛等地。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总数约为3万，扣除经过上海去往第三国的外，真正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为2.5万人左右。他们来上海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33年希特勒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人总数不过1000—1500人。这段时间里德国犹太人虽然遭到迫害，但还没有到被剥夺生存权的地步，特别是由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关系，纳粹当局曾一度放松排犹的力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德国还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慷慨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苏联），抗战前期蒋介石手上能够和日寇对敌的只有那三十个德械师，蒋的两个儿子也被分别送往苏联和德国军校学习，上海又怎么可能会“浑然不知希特勒”~
　　
　　　（2）、从1937年8月日寇侵入上海到1939年8月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难民最为集中，大约为2.1万到2.2万人。特别是在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犹太人被迫大批外逃。此时世界各国纷纷限制犹太难民入境，而上海却由于沦陷后的特殊情况敞开大门，因此才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还要说明的是，后来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也不是日本占领当局的本意，而是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使得上海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不堪重负，并由上海犹太救济组织主动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申请后才做出的决定。
　　
　　　（3）、从1939年8月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约仍有6—7千名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00名波兰犹太人在“日本辛德勒”——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此人曾在伪满洲国外交部任职）的帮助下辗转来到上海，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约400人，他们在避难时期的上海犹太社团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3、日本占领当局为何对上海犹太人手下留情？
　　　 二战期间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一是抗战前期纳粹德国曾慷慨援助中国抗日，只是因为中国实在扶不起才转而和日本结盟；二是日本人对犹太人很有好感，甚至顶住纳粹要求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压力，庇护了这些犹太人。
　　
　　　 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之后，对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不加限制，后来又设了三处难民营，给犹太难民以多方援助。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如继续收留犹太难民则有可能引起德国不满，让日本政府颇感为难。12月5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特别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会上虽有分歧，但最后还是认可继续采取对犹亲善政策。由于不便在日本本土容留犹太难民，因此计划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居留地”，并鼓励犹太资本“开发满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才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所。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仿照纳粹作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而日本当局却拒绝纳粹要求，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虽然难民区的状况十分艰难，但并不可与纳粹当局在欧洲所建的集中营相提并论，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并未施加残害，难民区内宗教、文化活动均可开展，并由于上海犹太社区和海外犹太社团的大力支援等因素，并未出现大的灾难。
　　
　　　 日本人究竟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东亚地区不象欧美长期存在反犹主义，日本人对犹太人素无仇怨可言，且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巨商希甫积极为日本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日本人也由此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其二是上海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俄国犹太人，一旦实施“最后解决”的话，力图保持和苏联不战状态的日本担心会以此触怒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内主张和美英保持媾和后路的部分官员与“犹太问题专家”们对欧美反犹势力宣传的“犹太威胁论”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因此想通过对犹太难民的亲善来讨好美国犹太“力量”，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4、以色列真对中国感恩戴德吗？
　　　 不可否认，应有不少上海犹太人与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毕竟人数有限。战后大部分犹太难民陆续离开了上海，但并不象该帖所说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复国后的第一代开国元勋”，而主要是去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只有约5000名上海犹太人到了新建立的以色列。我们不妨再回头看一下上海犹太人的整个历史——在民国前期，上海犹商通过鸦片贸易、房地产经营及金融业等大发其财，并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势中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在日本占领期间，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所，且财产也很少遭到剥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籍犹商曾被定为“敌侨”，但他们的财产大部转移到俄国犹太人名下而得保全）；而到二战结束后，由于租界被收回和中国内战爆发等各方面原因，许多并非难民的上海犹太人也陆续离开；解放后，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中苏交恶等原因，俄国犹太人也陆续离去；最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包括上海犹太人在内的外侨几乎全部被迫离去。即便以色列真的感恩戴德，我们也未免有点受之有愧罢。
　　
　　　　 1992年中以建交后，来华访问的以色列总统海姆-赫尔佐克曾对杨尚昆主席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此后，先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内塔尼亚胡等在参观上海犹太旧址时也多次表示感谢。不可否认这种感情成为中以友好关系的良好基础，但非要把这种感谢说成是以色列对华“报恩”的源泉的话则未免太过天真了。难道巴勒斯坦领导人来华访问时不更是千恩万谢的吗？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战后以色列议会曾专门立法，规定以色列政府应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家庭，并授予他们“义人”奖。到1990年中，以色列共向世界各国8611人颁授“义人”奖，，但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为当年旅居乌克兰救助犹太儿童的潘均顺；直到2001年，在中国对以友好人士的多方活动下，才又“发掘”出一位给千余名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的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来。这个数字未免有点让中国“恩人”们尴尬罢。
　　
　　
　　
　　　　
　　　　二、
　　
　　　 关于上海犹太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如有不足欢迎补充，下面再简单就该帖中以色列“报恩”的几个例子简单说一下——
　　
　　
　　　　1、唐山大地震
　　　 该帖最让国人感动的一个“内幕”，也是最无耻的一个谎言就是编造出“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在第一时间宣布，向我国捐赠一亿美元”。唐山大地震后，中国出于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先后拒绝了美国、联合国、英国、日本的救灾援助，根本就不关以色列什么事。该文作者居然张口就来了个“一亿美元”，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吹牛不交税”，极尽糊弄读者之能事！首先要清楚1976年的“一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以色列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180亿美元，且正面临经济衰退，而唐山大地震可计算的直接损失约为30亿元人民币，莫非该帖作者竟当犹太人也和彼时的中国一样穷大方？究竟出于何种动机，竟会让该帖作者不惜拿唐山大地震来造谣为以色列摇旗呐喊呢？！
　　
　　　　2、中以技术合作
　　　 关于防弹衣的问题我本不清楚，就不装懂了；关于预警机的问题，由于已经解决的了，我也不想多说，以免引起不愉快的回忆。但关于该帖作者吹的神乎其神的以色列对华提供秘密技术还要说一下背景：以色列本来就不受什么“巴黎统筹”的拘束，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技术出口本来就是以色列的重要出口项目，在其合作对象中也并非最厚待中国。它不仅与中国大陆有着比较亲密的技术交往，同时和台湾、印度等也有着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同印度的关系要比同中国更加紧密。
　　
　　　 要知道，以色列毕竟是犹太人的国家，不比曾经的中国那样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在其对外政策中，商业性的考量远远超过感情因素，国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我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幕”——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有武器交易！在“伊朗门”事件中，美国支付给伊朗的“赎金”——武器零件等就是通过以色列和伊朗的秘密渠道输送的，此外，以色列还曾为伊朗提供美式武器的检修技术。请问该帖作者，这是不是也证明了以色列对伊朗“以德报怨”呢~
　　
　　　　3、中以外交关系
　　　 以色列确实不曾谋求与“中华民国”发展外交关系，其原因有二：一是以色列建国之日正是“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之时，精明的以色列政治家自然不会去给失败者“送温暖”的了；二是虽然民国政府也曾对犹太难民有所声援，但是对二战后的中东问题有所了解之后，在1947年11月联合国讨论关于建议以色列国的“分治决议”之时本打算投反对票，后在美国的强力施压和犹太社团的多方打点之后才投了一张弃权票，并未赞成，因此以色列对其大有不满，而当时的中共当局却对以色列建国大声叫好，以色列自然也就乐意与新政权建交了。在此还要冒昧置疑一下，该帖作者在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到底想说明什么？难道巴勒斯坦曾有过谋求投靠台湾当局吗？
　　
　　　 但是，中以两国的建交历程却是千回百转——
　　
　　　 本来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即正式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开始商谈建交，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停止对华建交行动。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国虽重新开始接触，但以色列却担心影响和美国的关系而表示冷淡。1954年9月21日，以色列在联合国表决支持美国提出的不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的决议案，中国因此决定调整中东政策，转而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终于被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抬进联合国”。
　　　　
　　　　1956年10月，以色列与英、法合伙入侵埃及，中国严厉谴责，双方关系中断。此后以色列转变对华态度，多次示好，中方则囿于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反应冷淡。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以，中国热烈支持，开始改善对以关系，以色列则于1985年重定对华政策，决心打破僵局，争取尽快建交。1992年1月24日中、以终于正式建交。
　　
　　　 由此可见，在中以建交问题上，首先是由于以色列怕得罪美国而摇摆不定，以致错过时机，后来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误再误，这根本不存在什么“忠心”、“负心”的问题。
　　
　　
　　
　　　
　　　　三、
　　
　　　 如果该帖仅仅是鼓吹“以色列为何对中国这么好”也便罢了，即便编造了一些谎话也可算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该帖作者却不满足于此，还要出于“黑白分明”的宣传秘诀来诽谤巴勒斯坦，硬将巴勒斯坦与“东突”挂钩来煽动国人的仇恨，其用心之险恶就让人不得不奋起揭露了。
　　
　　　 首先要知道，伊斯兰教并非一个完全统一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里面也分成许多教派，虽有保守派和激进派，大部分却仍是温和和开明的。包括“东突”在内的以“圣战”为号召的恐怖主义者大多都来自于逊尼派内四个教派中最保守最极端也是最小的一个瓦哈比派，而瓦哈比派的大本营却正是和美国交好的沙特，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什么土壤。
　　
　　　 特别要说明的是，巴解组织内各主流派别虽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都以民族解放为号召，没有一个是宗教派别。至于巴解之外的“哈马斯”和“杰哈德”等恐怖组织，虽以宗教为号召，也只限于解放巴勒斯坦，并未与支持“东突”的瓦哈比主义者同流合污。
　　
　　　 在此要声明的是，笔者并无意反对发展中以关系。只是很不解：中以关系真值得用编排谎言愚弄国人去“促进”吗？
　　
　　　 该帖一分真、三分假，再加上六分煽情和鼓动，宣传手法实在太过巧妙，几乎在“似是而非”的境界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笔者才一口气打了这么多字，以供对“内幕”的“内幕”有兴趣的网友参考，如有不确也欢迎指正。尽管上海犹太人的历史并非什么必修课，但这个横行网络好几年的“内幕”告诉我们：多一分存疑和求证，便能少受一次愚弄。
　　
　　
　　　　主要参考书目：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戴维-克兰兹勒著、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潘光、王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犹太文明》，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彭树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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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接纳了哈尔滨犹太人？
——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研究及对外宣传中应注意的重要问题
目前，对于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以及媒体的炒作中，有一个提法极为不妥：“现代哈尔滨的出现，使深受排犹政策迫害的犹太人获得了新的家园。哈尔滨人热情地接纳了他们，并给予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应有的尊重和关心”;“哈尔滨的宽容为长久以来一直渴望自由的犹太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
这种说法是对真实的历史的回避和歪曲。
一、犹太人两次大批迁来哈尔滨时，哈尔滨的中国人尚无主权
犹太人第一次大批离开哈尔滨恰在中国政府逐项收回主权之时
历史上，由于宗教、政治的原因，犹太人一次次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漂泊在世界各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疯狂大屠杀使将近600万犹太人无辜丧生，而在那时向那些被迫害的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人，的确应该被称为义人。而作为在历史上饱受外来侵略者欺凌、迫害的中国的一个普通百姓，我也同样对那些被迫害的犹太人充满同情。
人们都知道，在二战期间，曾有三万多欧洲犹太难民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上海避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掌控着犹太人的去留、生死大权的是日寇侵略者。
哈尔滨的犹太人主要来自于俄国。沙俄是排犹的，但犹太人来哈尔滨却有诸多原因。他们大批涌入哈尔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沙俄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于1898年开始修筑中东铁路以后，他们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才来到哈尔滨的，事实上许多人也达到了目的，因此他们也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受益者。犹太人大批涌入哈尔滨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最高峰的1920年达2万余人（据1926年1月第75号《露亚时报》刊载的中国警察署的调查）。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富人、高级知识分子、艺术家，正是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对象，我们难道可以从这个角度称其为“受迫害的难民”？也许会有少量受到其他国家排挤迫害的犹太人，但绝不是主流。并且在同一年离开哈尔滨的犹太人就有一万多人（据《黑龙江省志·外事志》），显然这里并非所有犹太人的乐土。而那一年，正是中国政府逐项收回各类主权之始。
众所周知，哈尔滨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城市，是和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有关的。1896年，满清政府被沙俄胁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使沙俄帝国得以在中国修建中东铁路而进一步实施其侵华目的。自那时起至1919年，沙俄殖民者与中国政府及东三省的地方政府签订各类条约47个，从而获得了“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这一等同于租界的经营权，为其在这里毫无顾忌地攫取利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在哈尔滨划定了方圆四十里，在齐齐哈尔、阿什河、双城堡、海林等十六地各划定方圆二十里的减税区，以至中国税源外溢；沙俄还攫取了林木采伐权、矿业开采权、邮政权、内河航运权等等。每一个条约的签订，都意味着中国一项主权的丧失。这种主权沦落、独立地位丧失的状况，使哈尔滨跌入了半殖民地化的深渊①。
“由清末至民初的20多年间，这里被沙俄盘踞，驻防的是俄军，流通的是俄币，官方语言则定为俄语。其行政、司法、税收、教育等一切权益，皆为俄人控制。乃至华人至此谋生，竟被视为侨民，凡此种种实与租界无异②。”
这一切使爱国志士视为民族的巨大耻辱与创痛，从一些满清官员到东北军阀都对此耿耿于怀。1920年，中东铁路局的白俄局长霍尔瓦特被赶下台后，中国北京政府逐步收回一些沙俄时期中东铁路非法侵占的中国主权，并由司法部将中东铁路用地划作“特别”区域。规定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东省特别区”，逐次收回铁路界内的司法权、警察权及被非法占用的地亩等③。
二、如此“开创经济奇迹”的犹太巨商
香港凤凰卫视网站以《哈尔滨牵动犹太人中国情》为题报道，其中说到“大陆认为犹太人定居哈尔滨的数十年期间，贡献很大，开办众多的工商服务企业，为哈尔滨奠定近代工业基础，诸如采矿、冶金、金融、林业、饭店、面粉、制油、酿酒、烟草、建筑、印刷、运输、畜牧等。”事实果真如此吗？
《犹太人在哈尔滨》画册“此心安处是吾乡——犹太人开创哈尔滨经济奇迹”一章中第一幅照片是哈尔滨华俄道胜银行，说明文介绍：“其经理S.B.加勃里耶尔就是犹太金融家。”众所周知，哈尔滨华俄道胜银行是帝俄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的工具。1895年华俄道胜银行总行在俄国开张，1898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在哈尔滨设立分行。沙俄利用华俄道胜银行在以哈尔滨为枢纽的中东铁路沿线发行了大量的俄国纸卢布，中国市民称之为“羌帖”。据《黑龙江志稿》记载，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沙俄数以亿计的“羌帖”，“遂通行于路线所经之地，操纵财政，市间不见官帖”。中东铁路的收支，工资的发放，甚至市民的交易，一律使用“羌帖”，中国的银行官帖反而不能使用。十月革命后，卢布贬值，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我国存有“羌帖”的商民，倾家荡产，饱受其苦。当时，哈尔滨一地的“羌帖”竟达2亿卢布，我国商民所受损失可想而知。商民把这一惨重灾难称作“负羌而死”。1918年，哈尔滨道胜银行又奉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之命，发行霍尔瓦特卢布2千万，想继续残害我国商民。但那时我国商民以洞察其奸，拒绝使用，只在铁路范围内强制流通。1918年设在俄国境内的道胜银行总行逃迁到巴黎，由于投机失败，终在1926年倒闭，哈尔滨的道胜银行也同时宣告停业④。
在该画册同一章提到：“J.K.卡巴尔金是哈尔滨著名犹太企业家，曾任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交易会会长”；“I.H.索斯金，曾任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哈尔滨交易会副会长。”
哈尔滨地方史专家李述笑撰写的《俄国人在哈尔滨实施“自治”始末》一文中，介绍了这个哈尔滨市公议会的真实面目：“自1898中东铁路开工到1926年哈尔滨市政权收回，哈尔滨在俄国人统治下度过了28个春秋；自1908年成立到1926年垮台，哈尔滨俄公议会及董事会在哈实施管理实有八年之久。它以铁路公司为上级机关在哈发号施令，建立起了一个独立于中国行政主权之外的俄国人的‘国中之国’：无视中国主权，随意租卖土地。把持全市财政，华人无权问津。擅订《俄英协约》，列强利益均沾。勒逼苛捐杂税，借端欺辱华人。俄议员把持议会，华议员向隅而坐”。
而在该画册同一章中被提到的犹太巨商斯基德尔斯基就是以前被哈尔滨地方史研究者们提到的“谢结斯”，是这样介绍的：“L.S.斯基德尔斯基（旧译谢结斯）是哈尔滨犹太巨商，曾取得中东铁路沿线五处林场经营权”；“著名的穆棱煤矿公司是L.S.斯基德尔斯基的儿子S.L. 斯基德尔斯基与吉林官股合办的企业”。然而，哈尔滨的史学界却都还记得，当年让中国人关注斯基德尔斯基的是这样一段史实：“1920年5月28日，俄商谢结斯在南岗下坎迤西直达松花江掘河行船，雇佣500余名中国工人挖掘宽25丈、深2丈5尺的河道。道外商民闻讯，‘大有群起反抗之势’。滨江商会呈请督办会所，请与交涉，令其停工”；“6月5日，东省铁路督办鲍贵卿训令吉林铁路交涉局，俄商谢结斯包揽垄断，恃强夺佃。令与交涉”；“6月25日，傅家甸（今道外区）居民代表560人在滨江商会召开会议，抗议俄商谢结斯在粮台（八区）地方开掘河道，放水行船，威胁傅家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2日，东省铁路督办公所训令哈尔滨警察局：勒令谢结斯开掘河道工程即日停工，静候解决” ⑤。
这一史实充分证明了“俄商谢结斯”是怎样不顾中国人民（道外当年是中国人聚居地）的权利和利益，蛮横地“开创经济奇迹”的，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又是怎样尽力维护中国人的主权的。1903年斯基德尔斯基林业公司在哈尔滨成立，经清政府同意获得苇沙河等5个林区森林采伐权⑥（采伐权与前面所说的经营权难道是一个概念？）。而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军侵占了东北，铁路公司滥伐森林现象更为严重，凡沿线就近、运输方便的山林均被砍光。有的地方不准华人采伐，有的地方‘华人入山须向俄人领票，始能伐木’。”至1904年3月，中东铁路方面诱使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周冕未经请示将军，擅自与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签订了《黑龙江省铁路公司伐木合同》，合同使铁路公司获得了在黑龙江地区全境采伐木材的权利⑦。
在同一章中介绍的于1903年开办东方制粉厂（即老哈尔滨人熟知的地烈金火磨，于1915年被张廷阁收购，改为双合盛制粉厂）的犹太人G.B.德里金，在《哈尔滨历史编年》中有这样的记载：“1903年6月，俄人多米兰斯基、德里金强行租占四家子地基，‘开工修造洋房’”。
难道这样的犹太巨商也是受迫害的？是被哈尔滨人民热情、宽容地接纳的？
这是不应该遗忘的史实，绝不应该为了今天的经济需要而忽略不计！
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在犹太人找到“在远东栖息的乐土”、“开创哈尔滨经济奇迹”的同时，1900年被沙俄军队枪杀、驱赶至黑龙江中的7千多个被无辜迫害致死的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的普通中国人！
因此，在今天提出“犹太人在远东栖息的乐土”、“犹太人开创哈尔滨经济奇迹”、“犹太人对哈尔滨文化的贡献”等种种赞美时，是否也该尊重上述史实？
三、在日本侵略者策划吸引犹太人资金、将五万德国犹太人移民到伪满洲国，以打赢侵略战争时，哈尔滨犹太人对其极尽赞美
在二战期间迁移到哈尔滨的欧洲犹太难民并不多，而那时，哈尔滨也早在1932年沦陷。日本侵略者为打赢侵略战争，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即计划吸引犹太人资金、将五万德国犹太人移民到伪满洲国。并因此对哈尔滨的犹太人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当时的哈尔滨犹太人为此对日本侵略者极尽赞美之能事，并在哈尔滨召开的远东犹太社区会议（1937年12月）上公开宣称：“ “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而当时日寇的铁蹄正残暴地践踏着善良宽容的中国人民。
1939年5月，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大佐安江仙泓为哈尔滨犹太人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安排了对东京的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只是由于这一计划未获美国犹太人领袖答复，而1940年日本又与德、意联盟而告吹。
上个世纪 70年代，两个有良知的犹太人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发现了关于“河豚鱼计划”（The Fugu Plan）的秘密文件，并做了大量调查，包括采访日本人和哈尔滨犹太人，写出了《河豚鱼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详见文后所附的《“河豚鱼计划”与哈尔滨犹太人》）。
上海一位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曾对我说：“哈尔滨犹太人对于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在日伪时期与日本人合作那段历史也是感到不光彩的，提起来很尴尬，所以他们比较回避这个问题。”
根据上述史实，可以这样发问：在那些过去的年代，中国人民处在没有主权的屈辱地位中，备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摧残迫害，如何去善良宽容地接纳另一个受迫害的民族？
只可能是当时掌控着哈尔滨各项主权的沙俄殖民者接纳了他们。
这是一个简单明了不应回避的事实！我在《是汉奸还是“辛德勒”》（见《黑龙江日报》2002年12月12日）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并多次向某科研单位领导提及此事，并提供了文字资料，但始终未获重视。
四、新中国成立后，犹太人再次大批离开哈尔滨
还有一个不该回避的史实，据《黑龙江省志·外事志》所载，“新中国成立后，并未统一遣送犹太人。但陆续有一些犹太人自发出境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地。1950年至1952年出境者达两千多人。1953年末，犹太人总数大大减少，只有453人。1954、1955两年大批遣返苏侨时，其中有不少是苏籍犹太人。此外还有些无国籍犹太人去了资本主义国家，所余人数不足100人。犹太宗教公会遂自行关闭。”犹太人为什么恰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离开他们“栖息的乐土”（以色列建国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并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了以色列）？还用回答吗？
此外，尽管犹太人对我们管理的犹太墓地表示感激，有一个事实却仍然是我们不该回避的：犹太墓地原址现为冰上基地，“截至1958年的55年中，据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报告 ，共有坟墓3173个。该墓地于1958年6月5日（根据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开始迁往荒山嘴子（现称皇山）新墓地，至翌年结束，共移走坟墓853个。荒山嘴子新犹太墓地与东正教墓地毗邻，当时建有祈祷所、洗尸房等建筑，并由犹太教公会雇人看管。后曾一度无人管理，墓地受到一定的破坏。70年代后，政府拨款加以维修，又设有专人看管，因此现在状况较东正教墓地为好⑧。”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哈尔滨犹太人，还是哈尔滨俄侨都非常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找不到已故亲属的坟墓，曾气愤地表示以后不想来哈尔滨了。所以，犹太人可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却不可以时时以“远东地区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犹太人墓地”自我赞许。相反，如果适当地表达一种歉疚反而会由于我们尊重历史而得到尊重。
五、犹太小提琴家的客观评价
人民日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采访过曾在二战期间流亡哈尔滨避难的犹太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斯特恩的回答客观而公正：
他之所以忘不了哈尔滨，并不是因为那段生活有什么美好之处。恰恰相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虽然犹太人没有受到像在德国那样的大规模迫害，然而，作为世界的弃儿，也决没有人去关怀和照顾他们。他们只能艰难地自己求生。
他对我说，在哈尔滨时期，他主要生活在流亡在当地的犹太人和其他欧洲人中，跟当地中国人没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同作为被压迫者，他从小目睹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苦难，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我曾经问斯特恩，他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回忆中国流亡岁月？是像很多犹太难民似地怀着感激之情，还是什么别的？斯特恩说，那倒不是一种感激之情，因为当时的上海也好，哈尔滨也好，统治者是日本人，并非中国政府。犹太人能在这里挣扎着活下去，既不是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更不是日本统治者的仁慈，而是钻了当时战争的一个空子。他说，“满洲国”的中国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自己国土上“难民”，跟犹太难民一样，共同的被迫害的命运让他感到，“我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就是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刊登于2003年8月1日《人民日报》第十五版国际副刊）
顺便说一句，《犹太人在哈尔滨》画册中对赫尔穆特·斯特恩是这样介绍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原德意志室内乐创始人”，赫尔穆特·斯特恩是一个优秀的小提琴家，但他的名气和成就没有大师级的美国犹太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被收入我国《音乐欣赏手册》）大， 他辗转来到美国后曾穷困潦倒，是后者介绍他去报考当地一个交响乐团。1979年他来华演出时，最初曾被业内人士误认为后者。他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去创办德意志的室内乐（室内乐是音乐的一种体裁，如文学分为小说、诗歌、散文等，音乐也分为交响乐、室内乐、歌剧等）。
赫尔穆特·斯特恩是1938年10岁时随父母来哈尔滨的，先后生活在哈尔滨和扎兰屯，在哈尔滨从特拉赫滕贝尔格学习小提琴，生活非常艰苦。至1949年赴以色列时也只有21岁。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是他离开哈尔滨多年以后的事。而一些报道竟这样写道：“２０年代，有许多犹太音乐名人在哈尔滨各音乐学校任教，其中有赫赫有名的彼得堡音乐学院金质奖获得者B·N·特拉赫腾伯格和为躲避德国纳粹迫害来哈尔滨避难的柏林交响乐团副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从上世纪２０年代开始，许多犹太音乐名人在哈尔滨各音乐学校任教，其中赫赫有名的彼得堡音乐学院金质奖获得者B·N·特拉赫腾伯格和柏林交响乐团副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也借助学校传播了他们对音乐的理解”。
同样，不能为了现实的需要就任意夸大事实。赫尔穆特·斯特恩本人一定不会对此感到满意。
① 引自石方、刘爽、高凌著《哈尔滨俄侨史》。
② 引自孟烈为李述笑编著《哈尔滨历史编年》作序。
③ 引自张福山著《哈尔滨史话》。
④ 见《哈尔滨文史资料·金融专辑》中的《哈尔滨华俄道胜银行》和《杂话哈尔滨》一书中的《华俄道胜银行》。
⑤ 引自李述笑编著《哈尔滨历史编年》。
⑥ 见李述笑编著《哈尔滨历史编年》。
⑦ 见《黑龙江省志·外事志》第四篇第一章第三节《中东路伐木交涉》。
⑧ 引自《黑龙江省志·外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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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自己加的
文章是转贴的
各取所需吧

看来楼主对这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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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真是学识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