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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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南地缘与岭南文化的概念

“岭南”之称，是以地在五岭（大庚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之南而得名。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东部、海南和港澳地区。因此，岭南文化是指在广阔的岭南地域上岭南人创造的社会意识及其物化的总和。

岭南文化是在先秦土著南越文化的基础上，以中原汉化为主体，博采其他民族和地域文化之精华，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经过长期融会、整合、创新、升华而成的一个区域文化体系。


二、岭南原始文化——土著南越文化


南越文化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隋唐约三四千年时间南越人及其后裔创造的土著文化。南越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经历时间虽然很长，但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它的许多文化特质不但遇异于中原文化，在农业、服饰、民居和习俗等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1.多样的农业文化

岭南地域复杂，东临南海，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较为鲜明的农耕文化和海耕文化。如石峡遗址的人工栽培稻种，说明稻作文化已达到较高水平。除了以稻谷作为主粮以外，临海的人们喜食鱼贝，常结网捕鱼。


2.奇装异服

岭南植物资源很丰富，可供敷身的衣料很多。后世文献记载南越人是以棉、麻、蕉、葛、竹、蚕丝等纤维为衣料的。与中原相比，种类不见得少，唯使用时间落后而已。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日：“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反映了南方少数民族先人的服饰特点。所制衣服简单凉快，流行“贯头式”，适应岭南气候特点。


3.民居建筑

岭南地处热带与亚热带气候区，东蓝临海，气候潮湿，溶洞在石灰岩地区很发育，南越先民初时住在洞穴里，称穴居。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岗出现半地穴式建筑和平地起的茅房，是山区居民早期住宅，而沿海和临河地区，则为 “干栏式”建筑，此外还有红烧土面的“窝棚”式建筑。


4.奇异的习俗

南越人生活在险恶环境，笃信巫鬼。《史记·孝武本纪》有“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等记载。古南越人还有猎头、吃人之风，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移到吃人者身上。《摆子·鲁间》记：“楚国之南有唤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唱道：“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把，以其骨为酿些。”此外，秦文献多处说越人断（短、披）发文身，为多数汉人所不接受。



三、荆楚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期，我国南北之间已经有了频繁的经济往来，尤其是文化交流，不断给南越文化注入新鲜养分，使之得到改造和提高，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夏至春秋时期，荆楚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巨大。


1.荆楚文化及其特质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质：

（1）“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就“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

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2）“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3）“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

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4）“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楚人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立国之初君臣一心、筚路蓝缕的创业时期，在亡国之际，这种精神在楚人身上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后来虽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时，面对已经无望的国家，终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死后无数楚国先民也正因具备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使得“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语）。


2.影响的渠道及表现


楚越地理上相依，夏至战国，楚经济文化发达，是南方民族融合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南越文化一个重要来源。 尧舜时代，越人高固为楚相，传在南海设楚庭，岭南受荆楚文化感召已很明显。春秋为楚历史文化形成发展时期，冶金技术达到一流水平。南音之兴，楚歌之盛，在中国古代文化舞台上蔚为大观。而这时恰是岭南青铜时代，迫切需要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故对荆楚文化也易于接受和吸收。楚也在这时开始向南扩张，《国语·楚语》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又《左传·襄公十三年》也有楚‘浙有蛮夷，奄征南海”等类似记载。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荆楚文化更长驱直入。虽到战国后期，楚国式微，无力顾及岭南，但文化交流和影响也没有中断。归纳起来，荆楚文化主要在以下方面影响岭南文化：



（l）稻作文化传入

虽然曲江“石峡文化”已证明三四千年前岭南已有人工稻栽培，且具有较高的水平，但楚国发达的稻作文化仍然会扩张到岭南。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称，皆来源于周夷王时五仙人骑羊衔谷穗降临楚庭这一传说。按楚半［音米 mi］姓，原为羌夏族一支。《史记·楚世家》日：“半姓，楚其后也。”半即羊的叫声。则五羊传说可能象征楚人五个支系，将稻作文化传入岭南，在没有确切史料可依据的时候，神话多少也带有某种真是的根源。


（2）青铜文化传入

岭南出土春秋青铜器，除了具有中原风格以外，再有则与江淮楚地风格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铜鬓、壶、足、盘，以及春秋战国墓所出土的青铜剑，部分戈、矛、链等兵器来自楚地或受其影响。这类器物大部分发现在西江流域，少数在北江流域，甚至在湛江响洲岛也发现楚式青铜剑、斧和削刀等。它们正是楚越交通方便地区，无论从器物风格还是地缘上看，都显示岭南青铜文化是在荆楚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包含有荆楚文化因素。


（3）城市文化传入

广州古称番禹，而番禹起源于“楚庭（亭）”。先有楚庭，继而才有五羊降于楚庭的神话。“楚庭”有多种释义，嘉靖《广东通志》认为楚庭是城，称“楚亭那在番禹”。万历《广东通志》卷七也说：“开楚庭，日南武。”《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革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还有一些筑城记载，广州筑城，与楚有关，而将楚庭理解为城中官衙，也标志着荆楚文化渗入广州。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禹城市出现，表明岭南城市文化自此开始。番禹很快成为南方多种土特产集散地和全国著名都会之一。

此外，楚人独创的台榭建筑在后来的南方园林也有所继承。


（4）移风易俗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之前，岭南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盛行二次葬，石峡和佛山河宕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葬俗。春秋中晚期，受荆楚文化影响，同时也由于奴隶制出现，岭南有些地区改变了这种葬式，代之以棺停制。当然。次葬仍在许多地区保留，并延续至今，但荆楚文化毕竟起了移风易俗作用。


3.荆楚文化和南越文化的较量与融合


南越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因此它具有地域文化的共性。一是地域范围基本稳定，岭南处于五岭之南，五岭呈一个倒“U”字型排列，形成一种天然的屏障，岭南与岭北交往甚少，因此，南越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二是特征基本稳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这一区域内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是稳定的。

由于南越文化具有地域性和特征的稳定性，所以当另一种文化涌入的时候，地域文化往往会产生条件反射般的抗争。

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战争，战胜国必然会把他们的文化强加在战败国的人民身上；二是大移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文化必然会互相传播；三是商业、文化交往，这种方式和大移民一样，通常是建立在对他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交流的。

荆楚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一、三种方式来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楚国鼎盛的时期，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因此荆楚文化长驱直入。到了战国后期，楚国式微，无力顾及岭南，但文化交流和影响也没有中断。虽然说关于两种文化的较量，相关的记载比较缺乏，但根据地域文化的特性来分析，一定经过一番较量，最后是走向融合。

时至今天，我们很难分清岭南文化中哪一部分是属于荆楚文化，哪一部分属于岭南文化的原生态——南越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互相影响和融合，正因为如此，岭南文化不仅吸收了荆楚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等文化的精髓才发展到今天繁荣的景象。



四、恬静与活力——解读荆州与广州

在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区域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文化竞争力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核心部分。荆州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而广州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岭南文化曾在夏至战国时期深受荆楚文化的影响，那么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两个城市是否还继承了它们优良的文化？文化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们该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答的疑虑。下面我们从文化经济效应的五方面去分析这些问题。

1. 文化生产力

文化也是生产力。当初楚国在其“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的号召下，终“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成泱泱之大国，此为一例。在今天，荆州似乎没有继承先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似乎还沉浸在楚国繁华的旧梦中，今日之荆州，已无昔日的活力。在人们的印象中，它只是一座有着混合历史底蕴的古城。而广州恰恰相反，其岭南文化兼容并蓄，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同时也不断学习西洋先进文化。正是岭南文化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使得岭南文化保持着无限的活力，其经济也可以用“生猛鲜活”来形容。


2.文化消费力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消费对生产的推动作用至为重要，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消费决定生产。文化消费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文化消费力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教育消费、信息消费、娱乐消费、旅游消费。这四个领域的消费，广州都比荆州高，但是发展却与经济的发展不协调。广州的经济发展居我国前列，但是高等教育却与之不相应。广州的娱乐消费占的比重过大，而且存在许多低俗的消费，因此需要引导高雅的娱乐消费。在旅游消费中，荆州有先天的优势。


3.文化传播力

文化起源于交流和传播，其生命力也在于交流和传播，在现代化的今天，传播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谁家文化能够成为价值主导和话语主导。当今文化的力量借助于市场和高科技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形成比物质力量更强大更持久的力量。作为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除新闻媒体之外，其次是贸易传播。任何商品贸易都是一种文化的幅射，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不仅带来美国人的口味，也带来了美国人的时间效率观念。文化产品的贸易更直接地传导着一种文化观念。在文化产品贸易方面，广州比较繁荣，而荆州还停留在自然粗放型阶段。

4.文化创造力

荆楚文化有着“一鸣惊人”的创新传统，在今天的荆州却没有体现出这种传统精神。相反，岭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却继承了这种精神。广东人深信“地低为海，人低为王”，在低姿态中爆发与崛起，成为敢吃螃蟹之第一人，因此，在众多领域中，广州都领跑全国。


5.文化持续力

荆楚文化相对来说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小，因此荆楚文化在荆楚大地上一直呈持续缓慢的发展。而随着我国沿海城市的不断开放，外来文化（包括其他地域文化、国外他民族文化）涌入广州，虽然说岭南文化有着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但是如何在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及持续力的前提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亟待探讨与解决。


从以上五方面来解读荆州与广州，或许有失偏颇，但是比较使我们更能看清楚两个城市存在一些问题。相比而言，荆州是恬静的，而广州是鲜活的。如何继承与发扬荆楚文化，激发荆州的创造力，是荆州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广州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保持岭南文化的个性、形成岭南文化的凝聚力。

yhnet1019  真实姓名：陈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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